1.預警
公元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大帝在與大學士們論及東南沿海外洋事務時說了一句話：
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這句話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多少重視，在其後的一百餘年裡也沒有人注意，今天恐怕已經很少有人知道這段警告了。
這也難怪，畢竟預言的是「千百年後」的事，當時以及其後的朝廷都有一大堆急迫的事等候處理，有誰去為千百年之後的事操心？
康熙的警告並非信口而發，他從欽天監內的爭論以及西洋教士為他測繪地圖的工作裡，看出西洋等國在天文、數學、航海、測量、機械等方面已經遠遠超過了中國。
他還知道俄羅斯的炮術也遠遠超過了中國，而俄羅斯與西洋各國相比還是個落後國家。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72-1725）正在力圖改變這個狀況。
不過西洋各國畢竟還是極其遙遠的國度，他們遠涉重洋來到中國的目的不外是為了通商和傳教，這些都是可以恩准的，因為通商就是進貢，這就是揚天朝威名於海外，而外國傳教士們除了傳教之外，還帶給他許多新知識，他在與俄羅斯使臣的交往中就利用了這些知識，傳教士們還在中俄談判中擔任中方譯員。
康熙知道這一切，他還知道中國的土地、人口以及財富都遠遠超過那些西洋國家，所以在「千百年之內」，那些遙遠的國家還不至於危害中國，這是他的預言；也是他的判斷。如果不是因為歐洲後來發生了工業革命這個意外情況，康熙的這個判斷也許還算不錯。
清初來華的西洋教士與明末來華的西洋教士有很大區別，儘管他們都是飽學之士，但明末來華的耶穌會士，如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鄧玉函（Johann Schreck, 1576-1630）等人特別注意結交中國的士大夫，這些士大夫就是當時的高級知識分子，如徐光啟（上海徐家匯就是他的家族居地）、李之藻等人，於是中國就出現了一批掌握歐洲知識的士人，而當時的皇帝並不重視這些傳教士，所以也極少接觸他們。到了清初，皇帝開始重視這些傳教士，聘請他們為私人數學教師和顧問。於是他們就把全副精力放在皇帝身上，不再注意士大夫們了。而士大夫們也非常敵視傳教士，沒有人願意結交外國人，更不願學習他們的知識，這些知識對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毫無用處。對做官更無用處。中國的學者們沒有一個比康熙皇帝更知道或者願意知道西洋的事情。
利瑪竇等人苦心開創的中西交流終止於一七○五年，這是因為教會的內爭而造成的。方濟各等教團攻擊耶穌會不講原則，聽任中國教徒敬天祭祖，耶穌會士們則辯解說：「敬天就是敬上帝，祭祖就是對祖先的尊敬，並非偶像崇拜」。這個爭論在宗教史上被稱為「禮儀之爭」。羅馬教廷派人來華聽取雙方答辯之後裁定耶穌會敗訴，然後將他們撤回歐洲。康熙大怒，立即禁止其他教團在華活動，自此之後，只有極少的幾名教士能夠留下來繼續為中國皇帝效力。這些人的學識遠不如他們的先驅們，對中國朝廷的影響更是微乎其微了。中西之間的唯一小窗口差不多被完全封閉。康熙就是在這個小窗口被封閉前獲得了不少歐洲的知識，並且根據這些知識做出了上述判斷。
教廷的裁決並沒有終止「禮儀之爭」的爭論，反而把爭論從中國引到了歐洲，從教會內部引向了社會。此時正值歐洲啟蒙運動方興未艾，社會推崇理性，反對宗教權威，歐洲各國的君王和學者都對這個爭論頗感興趣。一部分學者以伏爾泰（Voltaire，原名：Francois-Marie Arouet, 1694-1778）為代表，備加稱讚中國的思想和文化，認為孔夫子的教導只談道德問題，不涉及宗教神話，卻能在民眾中有如此深遠影響，足見中國民眾最講理性；足見中國政治崇尚開明。歐洲的君主們應該效法中國的「開明專制」。儘管他的這些說法並沒有得到普遍認可，但在歐洲宮廷中確實興起了一股「中國熱」。君王們以留髮辮為文雅時尚。英王喬治五世（George V, 1865-1936）和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都留有髮辮，直到一百多年之後，歐洲開始輕視中國，中國男人的髮辮才成為野蠻落後的標誌並且受到嘲笑。
此時歐洲商人也在澳門和廣州接觸了中國，他們的報告與傳教士所說大不相同，另一派學者如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 1712-1778）和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據此反駁伏爾泰，他們認為中國的政治談不上完美，那裡的社會停滯、思想保守、國家封閉、官吏貪婪、民眾貧困，還多次被落後的游牧民族征服，如果實行開明的政治就不應該有這樣的結果。
這些爭論必定使歐洲學者萌發了親赴中國考察的念頭，但是中國閉關鎖國，歐洲學者也就不打算去嘗試辦不到的事情。
如果說歐洲的學者們正在熱烈辯論中國問題，中國的學者們卻對此毫不知情，當然中國學者們也並非無所用心，也並不是全都在功名利祿中兜圈子，此時正值乾嘉學派興起，戴震，惠棟等學者以懷疑精神來研究古籍，他們在辨偽、音韻的研究和校勘古代文獻上大大超越了古人。蕭一山認為這一時期的中國思想界已達到了相當於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水平。
可惜中國的學術界和思想界未能和歐洲接觸，拓寬自己的視野，結果就一步又一步的落後於西方，學界的思想封閉落後，就注定了社會的落伍。
而一七一六年的歐洲正處在空前的大變革中，思想上的大變革勃興於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那時人們開始突破中世紀的精神、觀念和信仰上的限制，創造了全新的文化。這場變革經歷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階段，到了清初已經進入啟蒙運動的時代，人們探尋以理性為指導的全新政治體制。幾十年之後終於觸發美國獨立和法蘭西大革命。
由思想大變革產生的探索精神，使歐洲發現了通往亞洲的新航線和美洲大陸。地理大發現更加拓展了人們的視野和胸懷，全球性的市場，全球性的政治和軍事爭鬥出現。
另一項重大進展是商業和金融的大變革，銀行、股份公司和保險公司的出現，使得富有冒險精神的商人可以很快的從社會籌集資金去開拓市場，去改進生產技術。複式記賬法等會計手段的發明，使人們得以及時了解和控制公司的經營狀況。
全球性市場使得美洲的貴金屬先流入歐洲再轉而流向亞洲，這就使得全世界的貴金屬貨幣充足起來，交易量空前增長。中國在此時才普遍使用銀兩貨幣。
蓬勃的探索精神促使學者去仔細觀察物質世界，他們開始建立精確的概念，為物質運動建立精確數學模型。古老的代數幾何已經不敷應用了，牛頓（Isaac Newton, 1643-1727）和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在十七世紀創立了微積分，首先為力學建立了嚴密的體系，不久之後，化學和電學也要相繼問世。
所有這些變革終於促成了工業革命，這本來是一項長期漸進的變革，一般認為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在一七六四年對紐考門（Newcomen）式蒸氣機的改進是一項重大發明，這可以視作工業革命的正式開端。自此之後，大工業突起，輪船火車相繼問世。這一切都是康熙大帝所沒有預見到的。
康熙只是看到了西洋的一些優勢，他還無法了解這一場偉大的變革正在加速進行。就連他的西洋教師們也不了解這場變革。甚至當時歐洲的學界和思想界也都不是很清楚這場變革的意義及走向。
而中國的知識界對這些變革還一無所知，他們對那些「奇技淫巧」不屑一顧，對那些與古聖先賢教導不一致的異說更是毫無興趣。他們還遠遠比不上日本的學界，日本的學界中有一批「蘭學家」，也就是通過荷蘭去了解歐洲的學者，他們在注視著歐洲的進展，也許這就是在亞洲各國中，只有日本將在不久之後脫穎而出，跟上了變革潮流的一個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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