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世紀傳承
大學之所以為大學，不正是為了文化上的生生相繼與薪火相傳嗎？不正是要讓年輕的學生站上老師的肩膀，可以瞻望得更遠更廣嗎？
我在民國五十七年九月，進輔仁大學哲學系念書。當時的大學生愛讀翻譯作品，像新潮文庫有關心理學與存在主義的系列，幾乎每個人的書架上都會有個一兩本。後來得一機緣，我仔細以原文對照一本卡繆的哲理散文，才赫然發現：原來翻譯果然是欺騙。無怪乎在拉丁文中，「翻譯」與「欺騙」出於同一字源。
只要愛讀書，不求甚解又何傷大雅？但是，讀書的結果淪為誤解，甚至生吞活剝許多錯誤不通的觀念，則不如束書不觀了。這顯示當時我們對西方思潮的傾慕，而最後並未開出好花及結出善果。直到三十多年後的今日，大學生依然渴望介入世界思潮，許多翻譯的書籍也早已提升了水平，但是若要讀懂思想性的文章，非要自己本身具備思考能力不可，尤其是以中文來思考的能力。
我們所念的中文書是什麼呢？以「四書五經」來說，即使把歷代注疏都瀏覽一遍，也不保證你能理解這些文字中的道理。念書的三步驟是「聞思修」。如果看也看不清楚，聽也聽不明白，就是「聞」這一關沒有通過。「思」是指自己省思，懂了之後可以說個道理出來；「修」則是付諸實踐，以行動來證明自己念書之後，果真變化了氣質，也塑造了風格。讀書之有益於人生，必待三關皆過才見良效。
當時有些用功的學生，大概覺得西方思潮不得其門而入，不如轉向傳統的經典，但是對於龐雜的注疏又望而生畏，那麼選擇什麼呢？答案是熊十力的《讀經示要》。經由此書的接引，一批青年學生對於熊氏所代表的「新儒家」思想，乃至當時在香港教書的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著作，產生崇拜的心理。唐、牟二氏先後來台任教，皆再三表示：香港沒有人文學風，只有台灣是中國哲學的重振之地，因為青年們極為推崇他們的作品。
我在民國六十一年九月，考進台大哲研所念書，開始親炙方東美先生。方先生比我年長半個世紀，是屬於胡適之、熊十力、馮友蘭、朱光潛、羅家倫那一輩的學者。他上課時，習慣帶著幾部厚重的古書，往講桌上一放，但是很少用得到。他很少引經據典，但是發揮起來不分古今中外，可用八個字形容，就是「天馬行空」加上「畫龍點睛」。他談佛學，總是兼顧道家與儒家，還能旁及柏拉圖與尼采，然後隨時又扣緊了當前的文化現象加以評騭。
聽課的學生可以領悟多少呢？我在課堂內外聽人談到方先生，沒有不稱揚他的學問的；但是，若要稍加介紹先生的思想，則是「難言也！」我獲知最妙的答案是：不妨將先生大名「倒過來念」，亦即「美東方」是也。先生的論述是「顯揚東方思想之美妙」。這樣做，不僅可以平衡西化的偏頗，也有助於恢復我們對傳統文化的信心。說得較實在些，先生的思想是「廣大和諧」四字。宇宙萬物是如此，人類生命的每一方面亦是如此。
大的架構確立了，講課的內容依然細緻精巧。他談到許多人名、書名，又從不寫在黑板上。學生下課時，鼓起勇氣向他請教，他在多次回答之後，忍不住批評了，就是：這些是做學問的基本工夫。如果連人名、書名都沒有聽過，還上什麼課呢？意思是：學生應該「早就」知道這些基本資料，並且已經閱讀過了；然後，老師上課所談的是他綜合數十年功力的心得與見解，是為啟發優秀學生的法門，使他們可以更上一層樓。 隔了半個世紀，怎能沒有代溝？但是，大學之所以為大學，不正是為了文化上的生生相繼與薪火相傳嗎？不正是要讓年輕的學生站上老師的肩膀，可以瞻望得更遠更廣嗎？在方先生看來，我們這些學生的水平有待提升。現在，學生變成老師了，我們眼中的學生如何呢？我教書將近三十年，最怕聽到「一代不如一代」一語，這或許與我受業於方先生的經驗有關。
遇見大師
方東美先生對人性始終抱著肯定的態度。他相信人有豐富的潛能，應該循序上升，不斷實踐以追求完美。
拜師的因緣
第一次聽到方東美先生的名號，是在輔大哲學系錢志純教授的課上，課名是「理性主義」，內容以介紹西方近代哲學的笛卡兒、史賓諾莎、萊布尼茲三人的思想為主。錢教授建議我們這班大二的同學，應該閱讀方先生的《科學哲學與人生》。他還提及方先生與大陸上著名的哲學教授馮友蘭先生是同輩學者。
我們早就聽說馮友蘭的大名，他的《中國哲學史》在當時列為禁書，但是同學們可以在總務處買到「姑隱其名」的盜印本。我利用周末到重慶南路（當時稱為「書街」，現在早已寥落），毫不猶豫就買了方先生的這本書。方先生系出桐城方氏之後，文筆典雅有古風，即使論述西洋哲學亦不例外。我們的國文程度太差，即使勉強尋章摘句，看懂了中文，卻又搞不清楚希臘人與歐洲人的思想為什麼需要以如此高妙的中文來表達。
我在大學時代並不用功，大部分心力放在辦合唱團上，所以過得還算熱鬧有趣。這大概是我往後生活的預告，就是「自得其樂」。如果工作無趣，就要設法使它變得有趣；如果實在無趣，就要另外找到樂趣的來源。大學畢業時，我考取了輔大哲研所，還是榜首；隔了一星期，台大哲研所公布榜單，我也考上了，好像是十五人中的第五名。據說我是輔大畢業考取台大哲研所的第一人。我選擇換個環境，去念台大。其實我早在考大學時，就可以念台大，當時是為了選系不選校，想不到繞了一圈還是回到了台大。除了換個環境之外，我心裡想的是要去聽方東美先生的課。方先生當時已經七十三歲，快要「被迫」退休了。
我正式選修方先生的課只有一門，就是「中國大乘佛學」。一到開學的星期五早上九點，台大文學院第十七教室根本擠不進去，連整排走廊都站了不少人。方先生一進門，就有學生請示要不要換教室；他說不必，然後隨口說了一段齊克果的軼事及名言。大意是：在探討宗教及哲學的講堂上，往往是一開始擠滿了人，後來逐次減少，最後變成主講者一人在獨白。果然，方先生說對了；一個月之後，教室剩下不到五十人。我是正式選課的學生，不能不上課；但是憑良心說，佛學的術語太多了，很不容易抓住重點，而方先生的思想早就形成完整的系統，亦即他所謂的「縱之而通，橫之而通」，是一個「廣大和諧的體系」。
他談佛學，經常以儒家與道家來對照，又以柏拉圖、尼采等西方哲學來比較。如果你不知道課程名稱，會以為他在談論比較哲學或文化哲學，隨時展示「天馬行空」的意境，讓人感覺學海無涯而不免望洋興嘆。
過了一個學期，一位學長主動告訴我，說他們（代表方先生一群比較親近的學生）觀察我的表現，認為可以帶我去先生家拜訪了（代表拜師之意）。我不懂這些規矩，也沒有人提供指示，就兩手空空跟著學長前去方先生府上。進了客廳，坐在先生對面；先生一語不發約二十分鐘，學長緊張得不敢說話，我更是不知道該說什麼。後來連怎麼告辭都忘記了。後來較熟悉了我才發現，原來方先生是不太會寒暄的，是相當標準的「剛毅木訥」。
第二年，方先生退休了。輔大哲學系在錢志純教授的努力之下，禮聘方先生為講座教授，每周上課三小時。從方老師的住處牯嶺街到輔大，要搭計程車，需要有人「護駕」。學長們一致希望由我擔任此一工作，好使老師安心。大概這就是緣分吧。從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到六十五年六月，我在每周四都會陪著老師去輔大上課，並且負責錄音。方老師全集中有四本是由這些錄音帶整理成文字的。這些文字原先是上課的內容，所以可讀性較高，因而也使更多讀者可以由書本接近方先生的思想。受益最大的，或許還是我吧！我由此建立了對中國哲學的深刻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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