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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導致社交恐懼症？
社交恐懼症似乎有家族遺傳性，基因被認為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遺傳率估計大約在百分之四十左右。然而，遺傳的可能是普遍的焦慮，而不是特定的社交恐懼症。
對於社交恐懼症影響較大的，是科學家所說的非共享環境因素(non-shared environmental factors)，也就是只對我們個人有意義的經驗。這些環境因素可能是什麼，大半都還不淸楚。不過有一些證據指出，過度保護子女或拒絕子女的父母，可能會影響子女發展出社交恐懼症。確實，這似乎是很合理的假定：拒絕可能傷害一個孩子的自信心，並且讓他們對自己與他人產生一些沒幫助的假設。在過度保護型父母的例子裡，有人認為他們可能會限制子女發展社交技巧的機會。
對某些理論家來說，社交恐懼症是人類史前時期的遺跡。我們的祖先在面對社會群體內部的威脅時，有兩種選擇：起而捍衛自己，或者屈服。對抗並落敗可能導致自己被邊緣化——甚或是被趕出群體之外這類更糟的狀況。既然風險這麼大，攻擊性或支配性較低的人，可能會覺得乾脆接受較低的社會地位比較明智。
根據這個理論，今日我們在社交恐懼症裡看到的，是這種一度有效的策略以有害的方式被內化了。這些人對於社會階級極端敏感，認為自己低人一等。他們確信自身的不足之處對所有人來說都顯而易見，所以他們畏懼社交情境。如果不能完全迴避這樣的情境，有社交恐懼症的人就會嘗試盡可能表現柔順而低調自謙。
這個理論禁得起仔細檢視嗎？雖然對於某些害羞之人、還有較輕微的社交焦慮病例來說很可能為眞，但在患有社交恐懼症的人身上，這個理論尙未經過適當檢驗。所以，至少就現在來說，這仍屬於推測。
社交恐懼症的心理學
然而，在談到要理解產生並維持這種疾患的心理歷程時，整體圖像就淸楚多了。
對於這些心理歷程，最有影響力的模型是一九九○年代由英國臨床心理學家克拉克與威爾斯所發展出來的。我們將透過一個虛構案例來說明這個模型。愛麗絲今年三十歲，是個廣告公司文案。她需要定期向同事與客戶簡報她的作品。愛麗絲從來不喜歡她的工作的這個部分，但在過去幾年裡，她的焦慮程度增強到讓她懷疑自己是否該轉換跑道。她很確定自己會出醜，所以在簡報前一天晚上都睡不著覺。愛麗絲很想靠打電話請病假來徹底迴避這種情境。在簡報過程中，她能想到的就只有她感覺有多糟，還有在她在觀眾們眼中肯定很荒謬。如果有任何人對她的簡報表示恭維，她會覺得對方的稱讚是出於嘲諷，或者更糟糕的，是出於憐憫。
讓我們用克拉克與威爾斯的模型來探究愛麗絲的社交恐懼症。雖然愛麗絲自己沒察覺到，但她從靑少年時期就對自己還有他人帶著一些毫無幫助的假設。這些假設是在愛麗絲換到新的學校，而且發現自己很難交到朋友之後發展出來的。她急著想要留給別人好印象，但內心深處—儘管所有證據都顯示事實相反——她相信她沒有吸引力又口舌笨拙。
愛麗絲不但低估自己的特質，她還誇大了她遇到的人身上的特質，預設他們都有她自覺缺乏的信心與能力。而她預期其他人會注意到——並且記得——她的表現中哪怕是最微小的問題。只有完美才能過關。
幾乎每個人在做簡報的時候都經歷過某種程度的緊張，不過愛麗絲無意識的假設，意味著這個情境在她眼中的威脅性，似乎比實際上大得多。她一連好幾日都在擔心簡報的事。現在該上場了，她覺得讓自己出洋相的危險似乎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大。自行啟動的負面思維（negative automatic thoughts）充斥了她的腦海：「我做不到這件事。我必須離開這裡。我想吐。每個人都知道我是冒牌貨。」可以預料的是，她的焦慮程度急劇上升。
這種焦慮以三種方式表現出來。
首先是生理症狀：冒汗、臉紅、顫抖、難以專注。愛麗絲很快就注意到這些身體變化。她沒有接受這些變化是壓力情境下的正常現象，反而擔心自己的焦慮情緒正在逐漸失去控制，而且對她的觀眾來說很明顯——這只會增加她的焦慮。
愛麗絲對於焦慮的身體跡象的擔憂，還有她對這些跡象的極度敏感，是社交恐懼症的典型特徵。事實上，研究人員已經發現，光是告訴某人他們正在經歷一種強烈的生理反應——即使這不是眞的——都能夠對一個人的思維產生深刻的影響。在一個研究中，學生被要求跟陌生人交談。有些人被刻意引導，相信有個感應器偵測到他們臉紅、顫抖、流汗、心跳加快，這些人表示他們自覺更加焦慮，聲稱體驗到更多這種焦慮的身體跡象，而且他們相信，比起沒得到這些資訊的人，他們在別人面前留下了更糟的印象。換句話說，他們的表現就像患有社交恐懼症的人。接下來，很關鍵的是，愛麗絲發現自己在想像，她在她的觀眾面前看起來肯定是什麼樣子。她看到一個蠢話連篇、全身顫抖又語無倫次的可憐蟲。這種心像不只是跟現實毫無關係，而且還太過鮮明，以至於她根本沒有去檢視她的觀眾實際上有什麼反應。她反而往內心深處去找現況進展的跡象。
比起其他人，有社交恐懼症的人更可能會在社交情境裡體驗到種種心像，而那些心像既是更負面的，也更有可能是從觀察者的角度來看。研究顯示，光是叫人想一個負面而非正面的自我意象，就會帶來更大的焦慮——當事人感覺到了，對旁觀者來說也很明顯。這也導致人相信自己在社交情境表現得很差。
最後，愛麗絲採取了一些安全行為——她相信這會幫助她熬過痛苦的折磨（請看本書第五十一頁）。她過度記誦講稿、加快簡報速度、避免看她的觀眾，而且設法想起快樂的時光，像是她最近的假期。但事實上，這些策略幫不了愛麗絲。就像所有的安全行為一樣，這些做法阻止她發現自己其實焦慮過頭了：在她成功地捱到簡報結束的時候，愛麗絲把功勞歸諸於她的安全行為，而不是她自己處理高壓任務的能力。此外，這些行為——就像焦慮的自我意象與身體症狀——把她的注意力往內拉，遠離手邊的任務，潛在來說阻礙了她的表現。而她的觀眾可能會注意到這些行為。儘管愛麗絲做了這一切讓自己分心的舉動，她瞥見困惑表情或注意力飄移的能力還是相當敏銳。而在她這麼做的時候，她的焦慮又往上衝高了一個層級。
（有意思的是，有社交恐懼症的人對批評高度敏感的想法，已經得到神經學研究的證實。在研究人員要求個別受試者閱讀關於自己的負面評語時，有社交恐懼症的人會顯示出杏仁核——大腦的「情緒電腦」（請看本書第五十六頁）——還有內側前額葉皮質（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在思考自我方面扮演關鍵角色）的活動明顯增加，沒有社交恐懼症的人卻不會。
簡報結束後，愛麗絲的焦慮並沒有減輕多少。因為就像許多有社交恐懼症的人一樣，她沒完沒了地琢磨思考自己的表現（克拉克與威爾斯稱之為「事後檢討」）。而她越是糾結這次的簡報，就越覺得自己做得很糟——然後她又會更加恐懼下一次簡報。
克拉克與威爾斯模型常常在教科書裡被做成流程圖。事實上，它同樣可以被視為一連串的惡性循環，其中每個環節都同時觸發並增加一個人的焦慮。治療可以打破社交恐懼症的循環。放著不予理會，患者可能會覺得自己像是被困在一台無休無止、殘酷無情的機器齒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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