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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一、賽伯：殺害母親的妄想症患者（節錄）
賽伯是獄警所謂的「三警開鎖」（three-officer unlock）犯人。在整個隔離牢房，一次只能有一個犯人出房門，但像賽伯這樣被認定為特別不可預測的犯人，至少必須有三名獄警在場戒備，才能讓他走出牢房。賽伯試圖挾持人質一事，證明此一預防措施的必要性，我不懂的是過了這麼久，這個措施仍未解除，所以詢問獄警原因。較資深的獄警跟我解釋，他們曾放寬讓賽伯出牢房的規定，但不到二十四小時，儘管賽伯並沒有實際的攻擊行為，也沒有做出威脅，他們卻又有理由恢復原本的嚴格規定。當時，一名獄警打開牢房門，讓賽伯去淋浴間，就在賽伯穿越牢房和淋浴間中間的寬敞大廳時，他停下腳步瞪了獄警半晌。獄警厲聲命令賽伯繼續前進，他也照做了，但考量到醫院廂房發生的事件，那一瞬間賽伯怪異、無從解釋的行徑，讓獄警決定小心為上，恢復原本的「三警開鎖」制度。賽伯到了隔離牢房後，護理師和醫師持續與他會面，卻無法說服他開口談論醫院廂房發生的事件，這讓風險評估變得更為困難。
我經常把判決室當作評估犯人的場所。判決室的主要功能是針對犯人最近的逾矩行為進行正式審查，只要沒有其他人使用，判決室也可作為一個相對安全的場所，讓我評估隔離牢房的犯人。犯人會坐在一張單人座椅上，這張座椅的金屬扶手與一張堅固的桌子相連，而桌子也牢牢地固定在地板上。這足以防止憤怒的犯人突然攻擊坐在另一端未固定座椅上的獄警或我，或是坐在主位的典獄長。判決室同一面牆的兩端都有出入口，讓犯人和典獄長能在不接近彼此的情況下進出房間。我告訴獄警，我想先讓賽伯留在牢房內跟他談話，如果他有辦法冷靜專注的話，再讓他到判決室，這樣我比較有可能成功獲得臨床評估。獄警同意我的計畫，前提是判決室大窗的百葉窗必須開著，讓他們能從外面淸楚看到裡面的狀況。
結果這個計畫根本沒機會實行。獄警從牢房艙口檢查賽伯的狀況時，我從他的身後看到床上有個人的形狀。獄警要賽伯坐起來，他毫無反應，用棉被把自己包起來，一動也不動。獄警打開牢門，說明我們的目的，賽伯依然毫無反應。我和獄警們看看彼此、點點頭，確認接下來要嘗試我們事先討論好的下一個方法。前面的兩名獄警往旁邊站開，讓我站在牢房的門檻上，帶頭的獄警站在我前方一點點而已。如有需要，他可以隨時把我和同事拉出牢房，然後把門關上。雖然覺得在三名獄警和受訓醫師面前，跟一團棉被說話有點不自在，我還是向賽伯自我介紹，說明我來這裡是想知道有沒有辦法幫助到他。在等待回應的靜默中，我掃視他的牢房，尋找任何重要線索。我評估隔離牢房的犯人時，常常發現他們的牢房裡一團混亂。犯人經常刻意阻塞馬桶，在地上便溺以示抗議；他們也常在紙屑和其他平面上寫滿訊息；甚至有些人會在牆上塗抹排泄物，也就是所謂的「穢物抗議」。但賽伯的牢房沒有上述任何跡象。他僅有的幾樣財產靠著最遠的牆壁，整齊地放在地上。
作為引起賽伯注意的最後手段，帶頭的獄警告訴他，不久後就沒機會跟醫師對話了，仍舊沒有效果。我的眼神依然注視著賽伯的方向，然後小心翼翼地退出牢房。三名獄警再次試圖引起賽伯的回應，問他有沒有需要什麼東西，賽伯依然一動也不動。
……
賽伯並非完全聽不見，但我們有十足的理由質疑，面對殺人罪的指控，他是否有能力為自己做出適當的辯護。我認為他應該不是刻意找麻煩。雖然現代的測驗依舊是以英王對普里察案的判決作為依據，但是流程已經跟一八三○年代有所不同。法院必須有兩名醫師的證詞，而且最終決定將交由法官，而非陪審團。我將報告交給律師，表示在我看來，賽伯沒有能力進行抗辯。抗辯能力聽證會排定在六週後，以便律師尋求第二份醫療意見。在那之前，我還有其他事情要處理。
除非賽伯同意談話，否則我無法了解他在想什麼。同樣地，我也不想讓他就這樣待在監獄裡，我認為當時的證據足以讓我們爭取在醫院內進行評估和治療。我聯絡了戒護程度適當的司法醫院，並獲得司法部的書面建議書，於是拿到犯人移交許可。
我們六週後再見面時，賽伯已經被轉到醫院。賽伯跟艾絲特．戴森不同，不會無限期地待在醫院，而且我認為──根據我在他過去紀錄中所看到的──他的症狀可能會因為治療而有所改善。
在司法醫院，護送賽伯到面談室的病房護理師再一次向他介紹我的身分。我還沒機會檢查他的溝通狀態是否有改善，就已經看出他的外觀與上次不一樣。我有很多受精神疾病所苦的病患（並非全部），似乎都在服用抗精神病藥物後獲得大幅改善。但不幸的是，大部分的人也都受到藥物各種副作用的困擾。將近三十年前，我剛成為精神科醫師，當時廣泛使用的抗精神病藥物常會使病患產生不自主的動作，吸引他人不必要且帶有偏見的眼光。幸好，現代抗精神病藥物引發神經系統副作用的機率降低許多，雖然新的藥物有時會導致病患新陳代謝的變化──外顯的徵兆就是體重增加。我從賽伯發福的樣子推測，他應該開始服用抗精神病藥物了。
賽伯告訴我，他確實有在吃抗精神病藥，雖然他覺得怎麼吃都吃不飽，但他的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即使仍稱不上多話，至少現在的賽伯願意參與我們的對話。他告訴我，在被逮捕的幾個月前，他開始覺得被一波波的不安淹沒，這種不安後來演變成持續的不祥預感和恐懼。他感覺身邊一切都不對勁。人們身上籠罩著一股朦朧不明的氣息，他懷疑他們是不是自己原先認識的人。然後賽伯想通了，他發現自己被一群冒牌貨圍繞著。那個偽裝成他母親的女人，她的長相、各方面的行為都和他母親一樣，但賽伯深信她只是個騙徒，而且綁架了眞正的母親。這個篡位者模仿得維妙維肖，還激烈地駁斥他的指控。後來他跟我解釋，他覺得她是被逼到沒有退路了，才會那樣大力反駁，絕望地試圖維持騙局。說到自己的犯行時，他的語氣變得更為熱切，從外表上卻看不出情緒（感覺像是他的記憶尙未與情緒整合—雖然他以言語承認了犯罪的事實，語氣卻好像自己只是客觀的旁觀者）。賽伯的選擇愈來愈少，他沒辦法不戳破這個騙局，若向冒牌貨透露自己知道眞相，可能會讓眞正的母親受到傷害。他躊躇不前，直到最後那個夜晚，他趁著他以為不是母親的這名女人睡覺時，用刀刺殺了她。
眞正的母親沒有重新出現，賽伯認為這表示該起陰謀比他原本想的更為複雜。於是他決定，最好的作法是不向任何人透露自己所知的一切。一般來說，他有辦法克制自己，不顯露出挫折的情緒，但有時候情緒會強烈到承受不了，例如在醫院廂房待了幾天後，挾持護理師那次。賽伯跟我的對話，顯示他有能力脫離原先對陰謀的執念，去質疑自身想法的眞實性。我問他，他的觀點是什麼時候開始改變的，他說是在入院幾週後，大概就是開始服藥的時候。
我們對賽伯的診斷結果有了共識。除了妄想以外，賽伯沒有出現幻聽或幻覺等其他精神病症狀，讓我們判斷他罹患的是妄想症（delusional disorder），一種和思覺失調症類型相同的疾患。這種妄想症類型還有一個特定的名稱：卡普格拉症候群（Capgras syndrome），名稱的來源是約瑟夫．卡普格拉（Joseph Capgras）描述過的一個案例：一九一八年六月，巴黎有名中年婦女與當地的警察局長會面，要求他派兩名員警陪同她見證一起大規模犯罪的證據。她向警方表示，巴黎各地有許多兒童遭到非法監禁，她家的地下室也不例外。警方將她送到一家醫院，後來進入聖安妮精神病院（Sainte-Anne Mental Asylum）。過了一年左右，她又被轉到另一家精神病院：白色之家（Maison Blanche），她在那裡時，引起了卡普格拉的注意。卡普格拉是精神科醫師，對她妄想中「頂替」和「失蹤」的主題很感興趣。她相信自己曾遭到綁架，而且她和其他人都有長得一模一樣的分身。她覺得「這些分身模仿得維妙維肖，令人不可置信」。卡普格拉和同事針對這個案例發表了一篇報告，將此現象稱為「分身錯覺」（illusion des sosies）。
試閱二、娜琳：殺害女兒的人格疾患患者（節錄）
第一次見到娜琳時，我忍不住確認她的出生日期。她走近面談間時，我瞥了一眼筆記，確認她是二十五歲上下。她整個人看起來比二十五歲還小：她尷尬、不自在的模樣，把頭髮紮成緊緊的馬尾，就連膚況也跟十幾歲的小女生沒什麼兩樣。我先自我介紹並說明這次拜訪的目的，她緊張地傻笑，這是她在會面中常有的習慣。
她急著想把自己的故事告訴我，但我有點跟不上。她的敍述方式並不難懂，只是我來不及吸收她釋出的所有資訊。我喜歡病患用實際的例子來說明自己的困擾，但娜琳舉的例子太多了。她的故事不斷出現新的人物，但她不會解釋這些人是誰、跟她有什麼關係。她似乎不明白聽眾很難跟上她說故事的節奏，我發覺自己忍不住扶額嘆氣。有趣的是，這並沒有打斷她，於是我測試其他表達困惑的細微手勢和表情，依然沒有效果。知道細微的訊號沒用之後，我開始打斷她，詢問她故事中的人物是誰、跟她要說的事有什麼關係。對此，她似乎不以為意，而且樂意提供更多細節。我們就這樣一來一往地對話，直到我發現再這樣下去會嚴重超時。我這麼告訴她，她向我道歉，但還是自顧自地說下去。我發現自己多次在她說到一半時插嘴，試圖讓討論繼續進行。
從她漫無邊際、包含過多細節的回答中，我得知娜琳從小就負擔起照顧母親的任務，她母親因為肥胖和健康不佳而無法獨自行動。評估中，我對病患兒時疾病的討論通常很短暫。如果他們曾罹患重大疾病，我會進一步探究，否則就繼續詢問有關其他發展里程碑（例如走路和說話）的問題。一週前聽過娜琳病史的簡報後，我提醒自己，要在她兒童時期的健康問題上多花一點時間。娜琳告訴我，她一直有肚子痛和頭痛的問題，常常不舒服到沒辦法上學的程度。她不曾被診斷出任何病症，她也向我坦承，有時會誇大自己的疼痛，偶爾還會裝病。我很好奇，她小時候健康狀況不佳，與成年後透過加工的方式讓女兒患病的行為之間，是否存在關聯性？
比起大多數物種的幼體，人類嬰兒更仰賴父母的照顧。馬出生幾個小時後便有辦法靠自己的力量行走，相較之下，人類嬰兒平均十一個月大時，才有辦法搖搖晃晃地走個幾步，要再過半年以後，才有辦法走動自如。人類嬰兒的脆弱顯而易見，但長期來看，兒童對父母的依賴或許能帶來極大的好處。每個人出生時都具備發育出成年心靈的潛力，但成年的心靈並非大腦發育必然能帶來的結果。用心的父母不只會照顧孩子的生理需求，也會試圖緩解孩子的不舒服。相反地，孩子開心的時候，父母會透過表情和聲音放大他們的快樂，然後像鏡子一樣反映給孩子看。在漫長的依賴階段中，幼兒反覆接觸這種互動，因而發展出體驗各式各樣情緒的能力。
我想知道，娜琳在發展體驗情緒的能力時，是否遭遇到任何阻礙。她小時候和母親的互動，經常圍繞著健康方面的問題。她扮演照顧母親的角色，也就是說，她必須提前長大，在有辦法好好了解自己的情緒前，就必須先壓抑情緒。她對生理健康的關注與對情緒體驗的忽視，是否影響她感受情緒的方式呢？除了心理，身體也是感受情緒的管道。焦慮常常使我們產生胃部翻攪的感受，而強烈的悲傷情緒可能會讓我們對食物反感，因此，娜琳有沒有可能受到成長過程的影響，導致她偏向以生理而非心理的方式體驗情緒呢？如果是這樣，她的情緒出現變化時，身體也會出現強烈的變化。生理上的感受會是她向他人傳達情緒的重要工具。
接著，我們討論到她在學校的經歷。「你的交友狀況怎麼樣？」我問道。
她說，小學時一切正常，但後來遭到霸凌。
「可以說得詳細一點嗎？」
「那段日子很難熬。」
「一定很難熬……究竟發生什麼事？」我想知道她會從何說起，所以沒有引導她。
「大家都不想被看到跟我在一起。我想他們覺得我是怪人。」
「你覺得自己奇怪嗎？」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要說什麼話……我講的笑話沒人會笑，但我沒在說笑時，他們又會笑我。」
「他們會罵你嗎？」
「我當時也很大隻。」意思是她體重過重。「他們常叫我肥鼻子。」她的鼻子並沒有特別大。正當我思考該怎麼問下去，她解釋了起來：「我的小學同學會這樣。」她不自覺地用手比劃自己的鼻子伸長的樣子，同時發出音調向上揚的音效。「後來長鼻子就變成肥鼻子。」
我懂了她的意思，但還想確認：「你常編故事嗎？」
「對，我會編故事。」
「哪一種故事呢？」
「各種故事都有。我有一學期假裝自己得了白血病。那是高中的事。」
「你記得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編故事的嗎？」
「從我有記憶就會了，老師說我的想像力生動，我會想像自己過著不一樣的人生。」
「跟什麼不一樣？」
「任何事情。」
後來我有時間仔細思考這次評估的發現時，我認為她說「任何事情」，而非「一切」有其意義。這或許表示她並不想逃避，只是寧願以另一種狀態活著。
娜琳已提過她的家庭生活。她沒有受到家暴，以我經常聽聞的家暴事件標準來看當然沒有。她的父母還在一起，她不記得看過他們吵架，他們也不曾虐待她或妹妹。她不覺得父母特別偏好哪一個孩子，她父親比較用心照顧她們。印象中，她覺得母親有一點冷漠，對自己不是很在意。話雖如此，家對她而言並不是不快樂的地方。
其他孩子因為她編造故事而開始取笑她，但她沒有因此停止。她的故事變得愈來愈誇張，而疾病是她故事中常見的主題。
「你會覺得交朋友很難嗎？」
「很難……曾經有人說我……我不太懂她的意思。有個女生說我『自以為是』，到現在我還是不太懂她是什麼意思。」
娜琳不知道怎麼跟高中同儕相處。儘管她採用的方法產生反效果，還是不斷嘗試引起同儕的注目。在我跟她相處的時間裡，她完全不遵守常見的人際互動規則，當我用細微的肢體語言，以及更明顯的插嘴和解釋提醒後，她依然故我，沒有修正自己包含過多細節的回答方式，這肯定不是巧合。
按照她的說法，她的人際關係問題是在小學升中學時出現的。上中學後，社交群體突然擴大、課業要求大增，這對她來說已經很難應付，除此之外，我們也會在中學的年紀經歷心理的重大改變。剛脫離兒童時期的靑少年會面臨新的挑戰。我們在兒童時期是透過共同興趣和活動結交朋友，成為靑少年後，結交朋友並維持友誼需要更精練的社交技巧。除了體驗自身愈來愈豐富多樣的情緒，並學習如何掌握它們，也必須調和對他人感受的回應。受邀加入一個社交群體或受到接納時，我們會有正面的感受。遭到拒絕很痛苦，伴隨孤寂而來的負面感受會驅使我們持續嘗試與他人產生連結。一個人能否有成功的社交生活，與名聲有很大的關係。在靑春期，我們最大的渴望就是在同儕間享有好的名聲。娜琳努力不懈，但她笨拙的互動技巧讓她挫折不已。她的行為破壞自己的名聲，但一種現代產物的出現拯救了她。
社群媒體在某種程度上滿足我們與他人連結、維護自己名聲的核心驅動力。在數位世界中，娜琳比較能掌握表達自我的方式，這對她來說是一項優勢。此外，她不必處理面對面互動，這種對她而言過於複雜的即時性。可想而知，她在社群媒體上的貼文常常跟健康有關，像是她又生了什麼病、去哪裡看醫生。與學校經驗比起來，只有少數網友會在她的貼文留下傷人的評論，多數網友都是同情她的遭遇。她覺得自己找到歸屬，但網路上的關係是虛擬的，並不能完全反映現實，於是她更加迴避面對面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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