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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節錄）
《史記》對後世的影響是巨大的。在歷史方面，它直接影響了歷朝「正史」體制的確立，從班固的《漢書》，到最後的《清史稿》，所有「正史」的格局都與《史記》基本相似。恰如宋代鄭樵所說的「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和清代趙翼所說的「自此例一定，歷代作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了」。自司馬遷死後，僅在西漢末期的幾十年間，續補《史記》的就有幾十家；殆至東漢三國，仿效《史記》而作的各種野史雜傳更是蜂擁而起，足見它的影響之大。《史記》影響後代歷史家們的主要是它那種勇敢無畏的批判精神和「不虛美、不隱惡」的求實態度。儘管後代人消極地接受了前代血的教訓，再也沒人敢給現時的王朝寫史了，但毫無疑問，司馬遷的勇敢精神和正義感作為一種美德，已深深地融入我們民族的傳統中了。
《史記》對後世文學的影響，最直接的是散文。司馬遷的散文在我國文學史上被視為巨擘，被後人當作一種典範。唐宋八大家反對駢文，提倡古文，就是把《左傳》、《史記》的文章風格當成旗幟的。韓愈說：「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韓愈的〈張中丞傳後敘〉最具有《史記》的風韻，〈毛穎傳〉更是與《史記》形神畢肖。歐陽脩的散文如同行雲流水，比《史記》又發展了一步，但是他的《新五代史》，人們仍然認為是得力於《史記》，而且認為它在後代諸史中是學《史記》學得最好的。歸有光是明代文章的宗匠，一生服膺司馬遷。他撰有《評點史記》一書，開品評分析《史記》文章的先河。歸有光又深受清代方苞、姚鼐的推崇，因而成為清代最大、最有影響的散文派別──桐城派的祖師。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明白《史記》在歷代散文家們心目中的地位了。完全可以說，它的影響、它的精神幾乎是無往而不在的。
《史記》是小說的始祖，而且也有力地促進了戲劇文學的產生。有人說，中國唐宋以後的小說是來自魏晉南北朝的「小說」；我認為，魏晉南北朝的「小說」只是東漢以來在《史記》影響下蜂擁而起的各種野史雜傳的一部分，它是流，而不是源。至於唐代傳奇這一批中國最早成熟的小說，諸如〈南柯太守傳〉、〈李娃傳〉、〈霍小玉傳〉，它們的面目，它們的骨架，它們的精神氣質，以及它們的口吻語氣，與其說是像南北朝「小說」，毋寧說更像《史記》。而後世的小說戲曲從《史記》中選擇題材進行再創作，《史記》中的人物性格、故事情節被後世的戲曲小說所模仿，所推衍，則更是最多、最平常，也最容易看到的了。當代一位名叫浦安迪（Andrew H. Plakes）的美國人認為《史記》是我國古代的一部偉大史詩，說「中國後代長篇小說諸如《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等裡面典型人物的內心世界處處與《史記》中表現的荊軻精神、伍子胥精神、孟嘗君精神相暗合」，說「明清小說的主要境界是從《史記》中吸取來的」。妙哉斯言！
《史記》作為第一部傳記文學的確立，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過去歐洲人以歐洲為中心，他們稱古希臘的普魯塔克為「世界傳記之王」。普魯塔克大約生於西元四六年，死於西元一二○年，著有《列傳》（今本譯作《希臘羅馬名人傳》）五十篇，是歐洲傳記文學的開端。如果比較一下，可以發現，普魯塔克比班固（西元三二─九二年）還要晚生十四年，若和司馬遷相比，則要晚生一百九十一年了。司馬遷的《史記》要比普魯塔克的《列傳》早產生幾乎兩個世紀。司馬遷才真正是中國與世界的傳記文學之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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