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一百三十六卷妥拉卷，一百三十六個還沒回來的人質
昨天早上，耶路撒冷發生恐怖攻擊。有兩個曾經坐過牢，如今稱自己是哈瑪斯恐怖份子的阿拉伯人，在琴橋隨機向路邊站的猶太人開槍，有四個人喪命，好幾個人受傷。更悲劇的事情是其中一個喪命的猶太人，其實是最早去追恐怖份子的英雄，但卻被後來的士兵當作恐怖份子誤殺了。
雖然有恐攻，我們今天還是按照計劃，特別跑了一趟特拉維夫。
耶路撒冷的火車站，其實離琴橋不是很遠，耶路撒冷並不是很大的城市。在路上，我們碰到了一個菲律賓人，她看到我們要去特拉維夫，問說：「你們帶寶寶不危險嗎？」
「但是我們要去聲援人質釋放的活動，這很重要。」我回答。
哈瑪斯用幾個火箭砲和攻擊軍隊的行動，自行結束了一週的停火，但是還有一百三十六個人質還沒被釋放，包含一百一十四個男人、二十個女人、二個孩子。這些人當中，一百二十五個人是以色列人，其他十一個是外國人，包含八個泰國人。
哈瑪斯在十月七日殺害一千兩百多個平民時，不管對方是什麼國籍、種族、信仰，照殺不誤。被綁架的人質中，包含猶太人、阿拉伯人、外國人，也包含年長者、婦女、孩童。很難想像如果是我自己的外公、外婆，或是寶寶被抓走快要兩個月，卻無聲無息，那種心情有多難受。
我們的目的地是特拉維夫的人質廣場。在路上，我們先是經過了一個帳篷，裡面貼著中以混血女孩Noa Argamani的綁架海報，她在十月七日早上，參加Nova音樂季時被哈瑪斯綁架到加薩。看守帳篷的是一個中年大叔，他是Argamani家庭的朋友，他每天就守在這裡，要經過的路人記得，這個家庭還在等他們的女兒回來。尤其是她的母親得了腦癌，最希望的就是能再見到女兒一面。
人質廣場上，有藝術展示，包含空著的安息日晚餐桌，黃色的衣服、小孩的衣服、還有一些攤位。這裡也是主要聲援活動的場地，人質的家屬，包含那些家人已經被釋放回來的家屬，也繼續聲援要政府和國際去釋放所有的人質，直到最後一個人回來！這裡貼了所有被綁架人質的海報，有些海報放了鏡子，意思就是在提醒民眾，發生在這些人身上的事情，也可能會發生在我們自己的身上。
「失蹤與人質家庭論壇」所組織的活動，是民間的草根活動，靠人民自己組織起來的活動， 目的就是幫助以色列國內以及外國媒體知道，人質還沒有回來。這一切的經費都是靠人民的捐贈，或是靠販售黃色的花或衣服、吊牌等產品，而人力都是志工。Kadar基金會捐贈了美麗的黃花，所有的收入都捐給「失蹤人質家庭論壇」，讓他們能繼續這些活動。
我發現，這似乎跟以色列在建國之前，在不存在實體政府的情況之下，猶太社群就非常會組織自己。為了呼應錫安主義的號召，有錢的就捐錢到猶太國家基金會（JNF）的小藍盒，讓他們可以去買地、建立奇布茲。有力就移民當時的巴勒斯坦，去耕耘猶太國家基金會買下的地。這真的是一個社會資本非常高的國家，這個國家，仍然是一個大家庭。
在舞台旁邊，放了一共一百三十六卷妥拉卷，也就是神的話語，充滿神的應許與保護，這些都是由以色列各地的猶太會堂捐出來的。民眾就挨著這些平常只會在會堂出現的珍貴捲軸為人質的釋放來禱告。
這真的是禱告的時候。我在火車上、在路上，即便是在印象中很世俗的特拉維夫，在戰爭期間也是看到宗教猶太人很積極的提供禱告護經匣、禱告詞和蠟燭要民眾禱告 （宗教猶太人不用服兵役，但這場戰爭後，有更多宗教猶太人自願去當兵） 。
在台上，有人吹號角、有人分享自己心愛的家人的故事、也有以色列的藝人來表演。今天是Ishay Ribo來表演，他是我很喜歡的歌手，他的歌詞中《回家》（lashuv habaita） 唱著：「 一切都有可能，但要願意，尋找者都會尋見，即使在遙遠的盡頭。天堂的門永不上鎖，當兒子呼喚，就會得救，天父會出現。」
我之前在火車上有碰到兩個要去聽他演唱會的猶太人，之前有考慮去他的演唱會，但最遠的票也要至少台幣兩千元，而在戰爭期間，我想他和很多藝人或音樂團體一樣，都是免費的當義工，在以色列百分之四十八˙六的人口都在戰爭期間做過義工。
以色列人為了國家，為了人質，為了和平，他們選擇放下自己原來正常的生活，來當志工，或是在能力範圍內盡一份心力和支持。在路上很多戴著「帶他們回家」項鍊，拿著黃色的花，綁著黃緞帶的人，黃色象徵等著士兵和人質平安的回來。
我們買了黃色的鬱金香，一份50NIS，很合理的價格。幫忙賣花的志工女孩Noa。戰爭一爆發，她就從美國趕回來當兵，以色列平常號召預備兵的出現率是百分之八十，這次以色列做了史上最大規模的號召，國家號召了三十萬的預備兵，但竟然出現了三十六萬人，出現率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以色列人的團結心，真的很感人。
Noa來自加薩邊緣帶（Kfar Aza），也是被哈馬斯襲擊的定居點之一，我沒有意料到她會是受害者之一，更沒想到的是她最好的朋友，齊夫•伯曼（Ziv Berman）現在都還在加薩當人質，同時被綁架的還有他的雙胞胎兄弟。
十月七日的早上，齊夫躲在防空洞的房間裡，他說他聽到外面有人在講阿拉伯語，他非常害怕，然後在早上十點半左右，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了。
他的父母住在奇布茲的另一棟房子，奇蹟似的獲救，但是這對兄弟還繼續被哈瑪斯綁架在加薩，他們在家，在應該是最安全的地方被綁架。
這場戰爭，使得以色列人的生活都陷入了停滯，但沒有以色列人抱怨，他們同面對生活中的現實和威脅。
以色列大學延期到十二月三十一日開學。她是一名大學生，但即便她知道她朋友會希望她可以繼續生活、繼續開心，但她感情上做不到。她寧願停下自己所有的生活，直到好朋友回來。而且在這極端的情況下，她也沒有心思或能力坐在教室裡學習這些跟她現實生活差這麼多的事。
「妳做的事情很重要，這是對的決定。」
「你們做的也是。」這是她的回覆和肯定。我告訴她，國家基金會（keren hayesod）的台灣分會選了Kfar Aza，台灣民眾所有投入國家基金會的捐款，每一美元都會拿去重建她的村鎮。她很驚訝、很感動，但也感嘆的說：「但那也會是之後的事。」
我們都好希望戰爭趕快結束，願以色列平安。
20.大屠殺的鬼魂回來了
十月七日，是猶太人在經歷大屠殺之後，在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不只是上千人被殺，上百人被綁架，同樣糟糕的是，這場血腥的屠殺，喚醒了以色列人對大屠殺的回憶。
大屠殺的鬼魂又回來了。
我的研究所教授Gad Yair提過，以色列這個國家，是以兩個特性建立起來的──存亡的焦慮（Existintial Anxiety）以及永遠不會讓猶太人被再度謀殺（Never Again）。他說，在許多以色列人的心裡，猶太人是很少人的族群，以色列是一個很小的國家，他們很容易就滅族了。
以色列有多小？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巴勒斯坦，只有三十萬猶太人，建國前多了大屠殺倖存者，一共只有六十至七十萬人，建國後三年有阿拉伯國家來的猶太難民，變成一百四十萬人，一直到一九七○年代，全部人口也只有三百萬。五十年過後的今天，以色列人口只快要破一千萬，而且有百分之二十六的人也不是猶太人。
這場戰爭證實了以色列人對於存亡的焦慮是合理的。當納粹德國殺害猶太人時，他們很無助，但他們的恐懼的事情再度發生了。以色列應該要是猶太人的避風港和家園，當哈瑪斯屠殺以色列人時，他們再度無助的，只能接受被屠殺的命運。
發生這樣的事情，以色列人震驚、悲傷、難過、挫折、無助。
教授以前就在課堂上分享過「大屠殺鬼魂」（holocaust ghost），時不時攪擾著以色列人，就算是再正常的人，也會在淺意識中受到影響，猶太民族因為被迫害、被滅族，有很強的防衛心。
十惡不赦的大屠殺，並不是過去的歷史，因為過去就是現在。
二十世紀初期，全世界只有約一千一百萬猶太人，其中七百萬住在東歐（包含俄羅斯、白俄羅斯、摩爾多瓦、羅馬尼亞和波蘭等），兩百萬住在西歐跟中歐，一百五十萬住在北美，剩下不到一百萬猶太人在中東、亞洲和非洲。一九三九年，整個歐洲還有九百五十萬猶太人，但一九四六年之後只剩三百萬人，這絕對不是因為希特勒一個人的關係，也不是因為德國剛好有一群精神病，都成了殺人魔。
一九一七年發生飢荒，德意志帝國有六十萬人餓死。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意志帝國戰死了兩百萬個軍人，還輸掉了戰爭。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條約給戰敗國苛刻的條件1，整個日耳曼民族除了羞辱之外，社會上還有很高的債務壓力，但將軍們沒有怪自己，而是覺得列國不公，以及有謠言是國內的內鬼──猶太人和共產黨員，才害他們打敗仗。
一九二九年華爾街崩盤，威瑪共和國（當時的德國）卻有更嚴重的經濟重創，在混亂又經濟蕭條的社會中，國內的物價飛漲，人民對民主制度已經喪失信心。所以一九三二年納粹黨興起，徵招年輕人加入黨衛隊（SchutzStaffel，簡稱SS）。在當時，加入黨衛隊是很有吸引力的，因為這份工作能給他們收入、權力、地位、Hugo Boss做的制服等等各種好處。黨衛隊軍人平均年齡是二十歲，也就是說很多人是低於二十歲的青少年。他們不是瘋子，而是從金字塔底層的人士，迅速翻轉成有權力的軍官。而且當黨衛隊員的條件，父母必須都是亞利安人，這樣更證明自己的優良血統。納粹德國頒布《優良血統說法》，認為北歐人和日耳曼民族一樣是高貴民族，但是猶太人、波蘭人、殘疾人士都不是，這些人都阻擋了文明進步的障礙。當時的德國人口有七千五百萬人，雖然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之間有六千名政治人物和社會運動者質疑納粹德國，但可能還是太少人了吧。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當選成為德國總理。在希特勒在變成總理前，先加入了德國工人黨， 一九二三年因為慕尼黑啤酒館政變，他被抓入監牢。在入獄期間，他寫下了回憶錄《我的奮鬥》（Mein Kampf），書裡充滿他的德奧合併主義、納粹思想、種族優越理論和反猶主義思想。希特勒帶德國進入了十二年的納粹德國時期，四月一日開始抵制猶太商家，四月七日非亞利安人不能擔任公職，五月十日，納粹燒毀了二˙三萬本非亞利安人寫的書。這是一個警訊，因為焚書坑儒都是配套措施，曾經批評過納粹的政治人物和知識份子，就被送去集中營 。
一九三五年，納粹德國頒布《紐倫堡法案》（Nuremberg Laws），猶太人不再是德國公民，也不能跟亞利安人結婚，或是雇用四十五歲以下的德國血統女傭 （原本一八七一年開始，德國的猶太人就已經享有一樣的公民權利、可以擔任公職和上大學等等，能想像在五十年後，原本經濟穩定、宗教自由的德國會快速走下坡嗎？）這一系列的限制，包含猶太人不能使用醫院、學校、擁有店舖和使用大眾交通工具。在《帝國公民權法》中，只要祖父母和外公外婆有三個猶太人的，就會被算為猶太人。然而對大部分的德國人來說，納粹統治的德國讓他們對未來充滿希望，每天都有新的房屋和道路建設，人民又有工作了，而且一九三六年柏林還迎來了第十一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納粹靠著宣傳天才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成功的政治宣傳，在電影院、電台和報紙，強化了納粹以血緣團結德國的正面形象，在宣傳上經常使用廚房、孩童和教會等元素，加強民眾對納粹的好感。同時開始灌輸銀行家以及猶太人為卑鄙齷齪的，他們控制了一切，以及用蟑螂等詞彙貶低猶太人，稱他們為「次人類」，意思是長得像人類，卻不是真正的人類。納粹警告民眾若不採取行動，猶太人就要除掉我們了。但猶太人只佔德國百分之○˙八人口，而且百分之七十五的猶太人只是平凡的中產階級，這種恐怖的刻板印象，只能說個人感受比事實還重要。德國人為什麼要相信納粹的謊言？第一遍，可能只是意見，但納粹控制了所有媒體，要是每天都從所有的媒體管道聽到，不久之後謊言就會是真理了。
其實這種宣傳手法到了七十年後的現在也不陌生。例如我們網路查資料只會看搜尋結果的第一頁，或網路評價大家都說某間店是黑店，那這些資訊就會自動成為我們的結論了。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德國奧地利合併（Anschluss），這其實是一個警訊，但是奧地利人心甘情願歡迎納粹德國的到來 。這時奧地利的猶太人 不再有在圖書館、劇院、政府機關的工作，他們也不能去劇院享受娛樂，也不再有法院願意為猶太人伸張正義，猶太教師和商人也失去了工作。在《真善美》（Sound of Music）的劇情中，奧地利崔普上校和瑪莉亞逃過了納粹，但現實沒有那麼輕鬆。
短短的時間裡，猶太人所擁有的一切都沒了。
現已九十歲的維也納猶太人Kurt Rosenkranz仍記得納粹羞辱和懲罰猶太人，讓他們跪著或站著拿牙刷和硫酸之類的液體來清理海報，Kurt Rosenkranz朋友的媽媽在清理時，屁股被黨衛隊的一個毛頭小子踢了一腳，臉摔進硫酸液體中，臉燒掉一半。進行幾次手術都沒有辦法醫療她，這張臉一直跟著她到奧斯維辛的焚燒爐。
猶太人的銀行帳號被凍結，所有的財產都要登記，包含現金、珠寶、黃金、藝術品等等，有不動產的則被蓋世太保恐嚇放棄。這一切的目的就是讓猶太人一無所有且無處可逃。九月的某一天，他媽媽宣布他們要逃去里加，但離開歐洲不是拎個皮箱、說走就走的事，除了被要求付高額的離境稅 、把有價值的東西留在奧地利，最重要的是必須要有簽證。對於當時的猶太人來說，只要是張簽證，就是能給他們希望的救生圈 。Kurt Rosenkranz記得離開海港前，黨衛隊軍人還跟他們說：「污穢的猶太人，你們膽敢再回來！你們知道回來會有什麼下場嗎！」在里加那幾年，他們在蘇聯的勞動營度過，回來以後所有的朋友和親戚都不在了，才回想起當年黨衛隊軍人說這些話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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