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西弗斯的神話：卡繆的荒謬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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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盡的黑暗與絕望中，或許，希望就隱藏在其中 / 作家暨節目主持人謝哲青

面對荒誕謬誤的世界，庸碌、無意義的生活日常，我們是不是能夠誠實地面對自我，勇敢地迎向命運。還是只能隨波逐流，做一個單向度的人？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一九一三年出生於北非法屬阿爾及利亞的貧農家庭，出生不久，父親就被徵召入伍，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身亡。這位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成長過程相當艱辛，做過許多雜役苦工，之後卡繆又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與殖民地暴動，面對二十世紀兩次毁滅性的兵燹巨禍，對他的思想有深刻轉化及影響。

卡繆的創作大多以三段的奏鳴曲形式發表：小說、哲學隨筆與劇本。卡繆的核心思想，在於從精神上反抗無可避免的荒繆，這個觀點在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文集《反抗者》中表露無遺，卡繆從來不從「偉大」與「崇高」中探討生命，而是從「人」的生存情境去觀看，從歷史殘酷的循環中揭露，所謂的「反抗」，並非形而下、物理性的對抗，而是採取非暴力的精神能量去深化「反抗」及「存在」的意義。同時代另一位傑出的思想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強調個人的自由意志與抉擇，是面對荒繆可採取的手段之一，而卡繆反而強調苦難中的幸福。

不過要理解卡繆的思想價值，就必須了解他眼中的「荒謬」是什麼。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以後，歐陸流行黑格爾及馬克思式目的論的歷史主義，這種哲學思潮相信歷史有一種看不見的理性規律，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都朝著某種有意義的目的前進，即使在歷史行進的過程中充滿不公、殘酷與苦難，就終極神聖目的而言，所有的不幸都微不足道。歷史主義目的論者深信歷史本身就是啟示，一切的意義於抵達終點時皆會顯露。卡繆通過作品，揭露掩蓋在歷史合理性下的虛假，歷史主義所預設的虛幻目的，在他的眼中，除了荒謬，還是荒謬。

於是，所有的一切……世界、歷史、國家、政府、社會與其所創造，終將歸於荒謬，對於汲汲營營追求意義的人來說，面對荒誕無常的生活，「存在」這件事勢必充滿屈辱、停滯、猶豫與衝突，最終，人對於「存在」無感，或是絕望，只能選擇麻木不仁、行屍走肉的苟且，或是走上反抗，在反抗的否定中肯定自我與存在。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小說《無謂的盛宴》（La fête de l'insignifianc, 2014），正呼應了卡繆的哲學觀點：所有形式的反抗都有價值。人從生活日常中，清醒地覺察生命的荒謬，拒絕消極地逃避背離，進而接受荒謬，起身反抗。從人的角度理解，我們要勇敢面對生命的不合理；以群體的角度切入，正視無理及不公，堅定地拒絕獨裁、貪腐、瀆職，甚至是目前社會普遍歡迎的「小確幸」，都是卡繆哲學著眼所在。

完成於一九四二年《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正是我們理解卡繆思想從認識荒謬到接受無意義、反抗荒謬的重要著作。當被眾神之王宙斯永罰制約的薛西弗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執行苦役――將巨石推至山頂，然後連人帶石的滾回山腳；卡繆卻要我們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卡繆通過的哲學設計，用快樂來諷刺無止境的磨難，没有成果的徒勞，嘗試合理化不合理的荒謬，因而在書中，荒謬被提昇到至高點。不過也在這不合理中，薛西弗斯勇敢而堅定地保持信念，以行動抗爭，寧可奮力向上，努力迎向青天與陽光，而非瑟縮地躲在黑暗的谷底自怨自艾。薛西弗斯角色的隱喻，正是有深度、有自覺的反抗者。

通過《薛西弗斯的神話》，讓我們學會在拒絕荒謬後，仍在行動中堅定信念，唯有熱情地反抗，在無盡的黑暗與絕望中，或許，希望就隱藏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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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荒謬，才有反叛！ / 南方朔

如果要論近代思潮，很多人都會承認，發軔於兩次大戰之間、在第二次大戰後壯大的存在主義可能影響最大。以前的思想家，不論國家或派別，主要都是在探尋一個普遍性的真理，那是「理性主義的大時代」，但兩次大戰的經驗卻顯示了這種普遍理性反而走到了不理性的方向，於是人們的思想遂開始轉向，開始關切人的實存狀態、生命的主觀感受、理性的弔詭、人類的悲劇宿命、人類的終極主體性等問題。存在主義替哲學打開了一條新的出路，哲學不再是專業哲學的禁臠，而是一種對生命的態度。哲學開始進入文學藝術和影劇，也開始進入了咖啡館，它造成了整個時代精神的改觀。

在存在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卡繆所著的這本《薛西弗斯的神話》，無疑具有一種定音的帶頭作用。卡繆並不是專業的哲學家，他是北非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人，在阿爾及利亞的經驗使他很早就洞澈了理性主義的荒誕虛假，於是他對生命的熱情使他走向了反叛的道路。但卡繆所說的反叛，並不只是政治社會的反叛，而是更加本質性的反叛。他把反叛的概念拉高到了生命哲學的層次。理性是欠缺的，世界是荒誕的，生命是荒謬的，而人類已無處可去、無路可逃，只有義無反顧走向世界，去和命運碰撞。人只是在悲劇性的實踐過程中，才可以從碰撞的火花中照亮自己。存在主義的思想就是在卡繆和沙特的帶領下，使它走向現代實踐哲學的新方向。可惜的是，卡繆和沙特這對夥伴後來因為意見不合而鬧翻，成了近代人文思想界最大的公案之一。但無論如何，卡繆和沙特都屬二十世紀新人文主義的代表。

如果我們反省人類思想的演化，從神權到理性主義時代，人們都認定了有一種全稱式涵蓋了一切的範疇，可以形成一種定義的秩序，但真實存在的世界顯然不是這樣的。於是到了二十世紀，思想家們遂開始逐漸轉向，不再把理性視為顛簸不破的範疇，且開始懷疑「凡存在即是合理」的假設，而往人的意識、心理、主觀的生命情境及感受、非理性現象，以及生命的動能等方向轉移。二十世紀的哲學現象學、尼采哲學等都已透露出這種轉向的痕跡。而到了存在主義興起，這種轉向才開始表面化並通俗化，形成了新的時代氣氛。而存在主義之所以發展快速，則和它的主要領航人並不是學院哲學家，而是文學家、散文家，甚至表演藝術家有著密切的關係。正因他們不是專業的哲學家，才可能用直觀的方式，以優雅的散文掌握到生命哲學的本質，提綱挈領、動人肺腑。卡繆的《薛西弗斯的神話》之所以對存在主義有一種定音的作用，並廣泛的被視為形同存在主義的一則宣言，道理在此。

人們都知道希臘神話裡薛西弗斯的故事，他因為忤逆了天神而受到懲罰。它必須永遠推著巨石上山，但到了山頂，當大功告成之際，巨石就立刻滾落山下。他必須周而復始做著這樣的動作。薛西弗斯的神話究竟有什麼喻意？它是忤逆和懲罰的原型？是人生徒勞的悲劇寓意？或者就是一則壯烈的史詩？但卡繆卻不然，它在這篇文章的最後一段說：「但薛西弗斯展現一種更高的忠誠之心：否定諸神，扛起巨石。他也認定一切都很好。這個此後再沒有主宰的宇宙，對他來說既不荒瘠，亦不徒勞。組成那顆石頭的每個微粒，幕色籠罩的山陵的每片礦岩，它們本身便是一個世界。朝向山頂的戰鬥本身，就足以充實人心。我們應當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因此在這本《薛西弗斯的神話》中，薛西弗斯的故事只是最後的結論和注腳，它真正在談的，其實是卡繆的荒謬哲學和反抗哲學。世界是荒謬的，生命也有太多矛盾，那就是人的實存狀態。卡繆不像齊克果和雅斯培等有神論存在主義者，他不想透過信仰的跳躍，跳回到上帝的懷抱，用上帝的力量來化解人生的荒謬壓力。在這個上帝已不存在的時刻，人們只有踽踽獨行，去蔑視人生的荒謬。卡繆在這本書裡是藉著討論荒謬、克服荒謬，在催生一種新的英雄主義，那就是人被荒謬所照亮！這也是他的反叛哲學之奧義。

因此對於這本卷帙不大，但有劃時代意義的散文體哲學著作，我們實在需要再三精讀反芻，然後我們才可能進到那顆偉大的心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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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 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博士，輔仁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沈清楷

薛西弗斯被諸神處罰，將石頭推到山頂，然後石頭又自動滾下，日復一日。有什麼懲罰比毫無意義的重複、徒勞無功，更能帶來痛苦？這種注定無法逃脫、毫無意義的生命，是否值得活？如果這樣地活著是沒有意義的，為何不去死？薛西弗斯遭受到的懲罰，是讓他活在無意義的荒謬當中，除了重複勞動，還有經年累月不斷擴大的無聊，反觀人類自身朝九晚五、日復一日的勞動，這難道不是人類生命的寫照？如果薛西弗斯代表著人，而卡繆建議我們：「必須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這豈不是更荒謬？還是這是一種荒謬手法的操作，諷刺他所遭受到的痛苦，用快樂詮釋痛苦，讓荒謬更加荒謬？

論文集《薛西弗斯的神話》（1942）在小說《異鄉人》（1942）之後同年出版，剛好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之後的劇作《卡里古拉》（1944）、《誤會》（1944），共同構成「荒謬循環」。《薛西弗斯的神話》是卡繆的對薛西弗斯著名的詮釋，但實際上卡繆對這個故事的闡述只占這個文集的很小篇幅。它的重要在於，一方面，卡繆在二十九歲首度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也預示了他作品中「荒謬循環」到「反抗循環」的轉折。另一方面，它呼應著西方對「現代性」的反省，和尼采、海德格、沙特一樣，質疑著西方「理性」，當現代政治、歷史以「理性」之名，散播著許多虛假的意義，而不得不讓人懷疑、直到令人作噁，才發覺人被無意義的瑣碎勉強地拼湊著幻想的自我與自由，而虛無正滲入日常生活的每一處。

卡繆借助「荒謬」去連結存在哲學、文學的作家，如齊克果、卡夫卡、杜斯妥以夫斯基等，藉由他們去探觸、挖掘人的存在處境：虛無、焦慮、絕望、痛苦等。對卡繆而言，荒謬隨處可見，從道德的虛假、政治的謊言、生命的無常、對永恆的失望、還有在自己身上莫名而來的惡意……荒謬感看似是不合理、難以忍受的，卻是生命的真實。它不是無意義本身、也不是非理性，荒謬感是意義與非意義之間的衝突，是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立，用卡繆的話來說，荒謬感來自於一旦人追求意義、召喚著幸福與理性，而世界對他的回應卻是「無理的沉默」。荒謬感生於這種衝突與無解的矛盾對立，並在人內心充滿期待與希望與令人失望的世界中的反差而被撕裂著。

荒謬感的出現，就是發現了「應該要有意義的生命中的無意義」，但是，荒謬感並不屬於那些活在無意義中毫無感覺的人，因為他們早已將無意義當作意義，無視於荒謬而變得無所謂；荒謬感亦不屬於對意義毫無興趣的人，對他們而言，荒謬感則是多餘的，甚至可能用自身的荒謬指責他人的荒謬。

荒謬感是「屬於那些追求意義的人」，當他發現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自身的處境並不自由，荒謬感反而帶有一種意識上的清醒，讓人脫離一種蒙昧的快樂，睜大眼睛面對生命荒謬的痛苦。荒謬的出現在於它意識到：「怎麼會這樣？」因為無能為力解決巨大的疑惑，人被存在的衝突感所撕裂，當想要清醒地面對荒謬的存在，企圖在無意義中尋找意義，想掙脫宿命的無意義時，卻一再陷入更深沉的絕望中；既然絕望是必然的、希望是不可能的，追求希望不正是荒謬的表現？難道，絕望就因此是有意義的？絕望面對無意義的無能為力，我們卻又賦予其意義，這又是多麼自相矛盾，思索絕望的意義，可能只是陷入更深的絕望中，而一旦人試圖賦予絕望意義，便再度證成了荒謬，終究只能在無意義中荒謬地永恆輪迴著。

看來毫無出路。我們是否用了更巧妙的蒼白論證，塗抹在荒繆之上，而非面對它？如果荒繆是帶有苦楚的清醒，荒謬感所喚醒不會只是自戀地滿足對無意義的挖掘，或是荒謬地構作一個無意義的世界，好讓自己可以安穩並痛苦地活在自憐當中。荒謬感拒絕悲觀地被自己否定的東西所否定，拒絕簡單推論迴避自己：「因為」荒繆，「所以」人生不值得活；「因為」荒繆，「所以」要死……荒謬無法藉由「因為──所以」進行思想的跳躍。

荒繆作為存在的事實，對卡繆而言，荒謬感是意識到荒繆的真實性，是自身存在感的起點，而並非終點，如何面對生命的荒謬才是重點。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必須跟隨著卡繆，一起「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如果生命注定是無意義的，沒有出路的，薛西弗斯不願意預知了可能的懲罰或不幸，就任由生命索然無味。悲劇英雄展現一種生的意志，從而展現快樂的反抗、自由的追求。是否可以想像薛西弗斯將死神綁在的冥府，有多麼快樂？薛西弗斯深知要付出代價，或許可能的懲罰在行動的一開始就注定了，但這無法阻擋他體驗生命的甜美、活出生命的可能、展現生命的熱情。只有自由的追求，才是對抗宿命的荒謬唯一的方式。因為，預知宿命的不幸，無法否定它生的快樂。

如果那塊被推上山的巨石，象徵著薛西弗斯的痛苦和重複的無聊，他所背負的痛苦，並不是他自己的，這是他人加諸於他身上的痛苦。它正一點一滴的侵蝕他的意志。諸神希望薛西弗斯在荒繆中痛苦著，並企圖讓薛西弗斯認為這就是自己的痛苦。不過，他是清醒的，因為他深知他既是痛苦，卻不能把痛苦視為是他生命的一部分。那只是肉體的痛苦，卻非意識上的痛苦。痛苦的真實來自於他人在自己身上具體的壓迫；痛苦的虛假在於把這種他人加諸的痛苦當作源生於自身的、本質的痛苦。

我們試圖去「想像」他的快樂。他不會將諸神對自己的剝削視為正當；他也沒有被虐人格，從而服從壓迫者的意志，同情、讚美懲罰他的人，並向他悔悟，然後將他人加諸自己身上的痛苦當作快樂；他的快樂不是被迫後的、不得不轉化的快樂，而「樂在工作」；他的快樂也不是奴隸意志的快樂：屈服後，自我合理化的快樂。諸神的惡意就是要他痛苦，甚至要薛西弗斯快樂地肯定加諸在他身上痛苦。而重頭到尾，薛西弗斯就帶著反抗的快樂，在意識上展現自由意志，以及對生命的肯定。

從薛西弗斯的結局來看，他的自由是否只是幻想？意識上的清醒是否足夠擺脫宿命？還是另一種自欺？悲劇英雄不是結果論者，也拒絕生命無意義的投機，而投入安穩而沒有過程的生命。就卡繆的作品來看，透過荒謬感而產生意識覺醒，還只是「個人」的，而透過「反抗」背後的共同價值，才將自我與他人連結起來，這是《反抗者》（1951）所思索的事情。但是，如果反抗是可能的，個人的意識覺醒必須是前提。意識清醒是對無奈現狀最基本的反抗，拒絕在荒繆的創造性模糊中渾渾噩噩。

薛西弗斯看著石頭滾下山，他彷彿變成了那顆石頭，而我們變成了薛西弗斯，我們朝向石頭走去之際，陰暗濕冷冥府中重複、無聊勞動的痛苦折磨，無礙於意識的清醒、心中的自由：大地的芬芳、天空的浩瀚、海洋令人目眩的變化，以及陽光在皮膚上的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