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普遍性的宦遊
自隋代廢除九品官人法，實行科舉取士，鄉里不再是士人累積入仕聲譽、取得任官資格的場域。唐代延續隋朝選制，士人入仕的途徑以蔭任與科舉為主。不論是藉由門蔭或科舉入仕，士人為追求仕途，往往必須離家宦遊。
唐代的蔭任與魏晉南北朝有著重要差異。蔭任資格以官品為準，且限定於五品以上官員；受蔭子孫不一定皆可授官，必須先進入京師學館求學，或於京師擔任千牛、齋郎等見習性質的職務，經考課或考試合格者，才能授官。故以蔭任入仕者，在成為官員以前就必須長期留住京師。
唐代的科舉主要以詩賦、策論、經義取人，雖然具備考試形式，其實具有濃厚的自薦成分。士人不論為了取得州縣的取解名額，或是為了增加科考錄取的可能，皆必須與官員文士互動往來，進獻文章，以博取名聲。故大量有志於仕的士人離開鄉里，前往帝國首都長安、洛陽或區域性的大城市活動，培養有助於入仕的名聲與人際關係。
中晚唐由於方鎮大開使府，節帥擁有辟署僚佐的權力，士人亦可由辟召入仕。不過朝廷規定只許奏請已取得出身、或是六品以下正員官為僚佐，雖然實例中曾見未取得出身的平民得到辟署，但仍為少數。此外，府主遴選僚佐多考量行政才幹、文學才能、名聲等條件，不一定選取地方人士。因此欲得辟召的士人也是四處宦遊，尋找入幕應辟的機會，宦遊之風並未稍歇。
任官須迴避本籍
隋唐官制另一重要變革是，取消州縣長官自辟屬官，地方人事權統歸中央；而中央授官以本籍迴避為原則，故唐代士人多不能在家鄉擔任基層地方官。
任官迴避本籍的限制，雖然自漢代已經形成，但影響範圍只及於少數由中央任命之上層地方官，人數更多的郡縣掾屬，基本上由地方長官辟召當地大族子弟任之，故多數士人可留在家鄉任官。東漢名將馬援的從弟馬少游曾謂：「士生一世，……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這樣的人生藍圖或許可為漢代士人所想望，而在唐代仕宦體制下，士人已不可能勾勒如此前途。
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豪族於朝廷及鄉里社會皆擁有強大影響力，任官迴避本籍的要求幾乎廢棄不行，不但掾屬多辟召本地人，即使是地方長官，出身本籍的例子也很多。而唐代政治體制加強中央集權，且帝國疆域廣大，本籍迴避制的實施，不論執行之
嚴格，或是涵蓋官員之眾、所涉地域之廣，皆非唐以前可比。
唐代有部分地域不必適用本籍迴避，如兩京一帶，以及舉行「南選」之黔中、嶺南、閩中地區，但影響不大。因為唐代設籍於兩京的仕宦家族多如牛毛，且京畿地方官的地位高於一般州縣官，官職競爭向來激烈，能夠留京任職的本地人，終究極少。而「南選」是唐代一種特殊的任官方式，只實施於少數地域；乃因應部分地區文教落後，且族群混雜不利治理，故優待當地豪族在地為官，以為籠絡。其實部分實施「南選」的地域隨著當地文教發展，後來也廢除了「南選」。例如唐代中葉以後，福建沿海地區幾個地方大族的文化水準，已足以培養子弟與全國士人共同競爭科舉，故德宗貞元十二年（796）廢除了福州、泉州的「南選」。
受到仕宦體制變革的影響，唐代士人從追求任官資格起就普遍必須離家宦遊；從開始擔任品官便必須迴避本貫。士人宦遊並非新的時代現象，但大量士人普遍而持續地宦遊遷轉，確實前所未有。韓愈〈送楊少尹序〉曰：「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因宦而遊，以官為家，不是少數士人的經歷，而是唐代士人普遍的生命經驗。經常性的宦遊，對於士人家庭的維持與運作，家庭成員間的互動，以及士人的倫理實踐，都可能帶來深刻的影響。
仕宦與事親
中唐士人歐陽詹官任國子監四門助教，才高位蹇、盛年早逝。好友韓愈哀其生前未致顯榮，又懼其名聲泯滅於後，而作〈歐陽生哀辭〉。文中反覆提到歐陽詹「事父母盡孝道」、「其於慈孝最隆」，但敘述中呈現的行孝重點不在於溫清朝夕，而是「以志養志」：
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
在韓愈的描述中，歐陽詹的父母盼望其子入京取得名位，歐陽詹也期許自己仕宦有成，「歸為父母榮也」。故父母雖年事已高，卻不樂意歐陽詹留鄉侍奉；相對地，遠赴京城求宦才是順從親意、能讓父母得遂心願的方式。所以歐陽詹的孝道實踐乃在於能體察父母心意、入仕顯榮父母。
「養志」之說出於《孟子．離婁上》，其對比者乃「養口體」，以為奉養父母不只應做到供給飲食，還要體察父母的心思，不違親意。只是孟子的論述脈絡，強調「養口體」與「養志」須結合並重，而非二者若有衝突應如何抉擇。先秦以來從各種層面解釋孝道的論說極多，已然匯聚成十分豐富的文化資源，後人論孝往往未脫前賢議論，然而擇取的內涵與論述輕重，卻多隨目的與情境而變，凸顯重要的文化價值經常化身為輔助人們處理現實問題的「工具」，也映射出不同時代的歷史情境與價值取向。
韓愈描述故友平生刻意強調其人孝德，反映「孝」乃評價個人品行與生命價值的關鍵指標。然而韓愈刻意淡化人子違離親側或有子道未足之嫌，而強調「入仕榮親」與「順從親志」更足稱孝，卻是欲掩彌彰，令人好奇入仕與侍親有何衝突？歐陽詹及其雙親究竟如何看待仕宦與孝道的關聯？唐代的仕宦體制可能如何影響士人的倫理實踐？
歐陽詹家在閩地，他的父祖都藉由「南選」在本州擔任州佐、縣令。然而當時入仕管道以科舉出身最優、仕途發展更具前景，令士人趨之若鶩。歐陽詹因文才出眾，士友與州府長官皆鼓勵他前往中央參加科舉，追求更上一層樓的仕途發展，故原受「南選」保護的士人，也步上唐代多數士人的後塵，踏上宦遊征程。
歐陽詹為了「呈功取爵，建德揚名，獲甘旨以報勤」，遠赴京城參加科舉。然而科考競爭激烈，離家逾六年、四度落第，挫折極深。在寫給友人王式的書信中，歐陽詹提到：「近夢慈親，以亂絲繞予之身萬重，大人囓予臂見血，蓋神祗以大人誠切，遠警於予焉。絲繞者，豈非思念纏綿之象也？囓臂者，豈非囓指令歸之義也？萬重、見〔血〕者，豈非示其甚也？」歐陽詹自述從前在莆陽（今福建莆田）讀書，離家約四百里，「晨昏之思忽至，珍異之味忽得，亦不以始昨違離，便奔馳而去」，只要想念父母便急忙回家探望，「性自天至，實非勉為」。然而自應科舉以來，離鄉一別六年，人子思慕父母、馳戀不已，乃至魂夢感發；他認為這個夢是神明示警，提醒他，父母於家鄉思念殷殷，渴盼他早日榮歸。不論是夢見父母，或是主觀的將夢境解釋為父母盼歸，皆反映長年離開父母的情境下，歐陽詹內心壓力重重、惶然不安。
歐陽詹參加了五次禮部考試，在貞元八年（792）終於考取進士，然而這並不意味甘旨祿養可立即實現。官職候選人多於缺額，自唐代前期已然，取得任官資格者多須等待數年方得授官。士人為了縮短待選時間，往往又參加制舉或吏部科目選等考試，歐陽詹也不例外。他於進士登第後又「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助教」。在京城努力了十餘年，歐陽詹終於取得官職，但是任官地點在京師，父母遠在閩地，故依然違離親側，難以侍奉於父母左右。
歐陽詹〈將歸賦〉云：「憶求名於薄藝，曾十稔以別離；纔還鄉以半齡，又三年於路歧」。雖然不確定此賦的寫作時間，但顯然自求仕以來，侍親機會極為有限，十多年來客居異鄉，歸覲父母僅只半載停留。觀其宦遊以來所寫書信、詩賦，或感傷「身違日日之晨昏，戀悽悽而莫遣；親益年年之羸老，思搖搖而若何」；或值除夕家家團聚之時、客居長安，詩云「望家思獻壽，算甲恨長年」，不時流露思念父母、掛念父母年事已高的心情。
韓愈將歐陽詹離親宦遊歸為父母所願，未必全屬虛構，稱讚歐陽詹「慈孝最隆」，似乎也有事實基礎；但是「以志養志」的說法，是否足以消解人子未能侍親的焦慮，是否足以滿足社會對於人子孝德的評價，仍然十分可疑。歐陽詹曾謂：「親有父母，情有閨闈。居惟苦饑，行加相思。加相思兮寧苦饑。辭家千里，心與偕歸」，其文章多處反映人子內心承載著父母思子心切、盼歸甚急的壓力，在宦遊歲月中充滿對父母的憶念與愧疚。自問「南省之蘭，東山之薇，一芳一菲，何是何非？」究竟應該宦遊求仕，還是留家侍親？這樣的矛盾與疑問似乎一直困擾著歐陽詹；長期違離親側，不論成就是否合於父母所願，人子內心並不自安。
歐陽詹依違於仕宦與侍親之間焦慮不已，似乎沒有找到能令自己心安的答案。如何調和仕宦與事親的需求，並非歐陽詹一人的特殊問題，而是隋唐選制變動下，士人可能普遍面對的情境。本書由唐代士人如何依違於家國之間這個問題出發，探詢仕宦的生涯選擇與士人的孝道實踐如何互涉。進入官場的士人，於家國之間出處不得自由，其行孝可能遭遇哪些問題？唐代國家如何引導或限制士人的孝道實踐？政治體制、社會習俗、宗教文化等多重面向如何交織互動加重或化解士人的孝道困境？唐代士人行孝的重心與評價方式有何特質？這些問題將在本書展開全面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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