碼頭上的陌生人

　　馬來西亞被林木密生的山脈一分為二，我祖父和外公被山脈隔開，都住偏鄉，都住在黃濁濁的大河畔，一個開店，另一個在村子裡當老師。一個住霹靂州小鎮巴利（Parit），離華都牙也（Batu Gajah）不遠，州府怡保（Ipoh）就在華都牙也附近。另一個的行腳比較飄忽，輾轉住過幾座偏遠的叢林小鎮，例如屯帕（Tumpat）和特滿甘（Temangan），後來搬到馬來西亞偏遠的東北岸，來到信奉伊斯蘭教的吉蘭丹州（Kelantan）核心，在瓜拉吉賴（Kuala Krai）立足。一個是福建人，講閩南話，另一個是海南島人。海南島位於中國最南方，緯度幾乎低到越南中海岸，搭船幾天就能橫渡南海到馬來西亞。
　　（插播一下：不只福建人、海南人，還有廣東人、客家人、潮州人，各有不同，全看得出東南亞華僑的祖籍。這些籍貫對瞭解全文很重要，務必記住。）
　　在一九二零年代，我外公和祖父先後冒著生命危險，乘船從中國南方來到馬來半島。當年，中國鬧饑荒，軍閥割據，內戰一觸即發，十幾歲的兩人不惜離鄉背井。我猜，他們的家人恐怕不太懂軍閥時期的政治亂局。他們倒可能明白滿清剛被推翻，中國不再由皇帝統治。然而，千年帝制霎然崩塌，殘垣中的人民何去何從，他們一定無從理解，一定也不明白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和日益壯大的共產黨之間有什麼糾葛，為何愈吵愈火爆。他們置身於大時代卻渾然不知，不曉得自己生活在終結所有年代的年代，是一部長篇小說裡轉折的開端，而故事如今才剛接近轉捩點。他們那年代是起跑點，中國即將奔向未來，百年後將引發世人無限遐想。但是，他們無緣目睹祖國成為全球商品的廠房，成為愛用奢侈品的最大國，蔚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只看得起美國。在我祖父和外公即將轉大人的那些年，他們只想逃離赤貧。
　　而在那段時期，康莊大道幾乎全指向中國以南那座浩瀚半島上的溫煦沃土。數世紀以來，中國皇朝構築了一套貿易網，與附庸國、屬地建立恆久交情，以新加坡和麻六甲的海港為樞紐。南洋是新希望之邦。
　　有時候，我抵達紐約或上海這類歷代移民紛至沓來的港市，我不禁遙想外公和祖父步上新加坡碼頭的那一刻，他們雖踏進未知，所見所聞卻有一股莫名的溫馨感吧？當時空氣濕熱，完全吻合家鄉的漫漫溽暑。新家缺乏冬季，沒有涼爽幾天的機會，但他們暫時還不知道。環境充滿闊葉常綠樹和水道，鄰近大海，這特點也近似故土。氣息：潤土、腐菜，更有糧食和契機的氣息。但最重要的是當地人，當地人讓他們覺得自己能在此地定居。這裡是英國殖民地，卻也是自由貿易城，舊時如此，當前亦然。外籍人士入境容易，找工作也輕鬆，於是落地生根。在英國殖民政府統治下，八十年間廣納炎黃子孫移民，開發自然資源，如今新加坡到處是華籍客工、碼頭苦力、馬來錫礦工和農場傭工後裔，也不乏批發商和小生意人，藝文人士和文字工作者。新加坡有華人報紙，有掛著繁體字優美招牌的華人店家，有華人中小學，甚至有一家銀行就取名華僑銀行（Overseas Chinese Bank）。我祖父和外公並不孤單。其實再過幾代，他們會受推崇為先驅志士。
　　上船前，有人給他們一張紙，上面寫著鄉親的姓名地址。他們視這張紙為至寶。船上其他人也帶著親戚或早先移民南洋的同村某人姓名地址。踏上新加坡碼頭後，他們開始打聽紙上的老鄉。只不過，人海茫茫，從何找起？這地方既陌生又熟悉，剛下船的人尚未確定地理方位，沒人曉得哥打峇鲁（Kota Bharu）離新加坡多遠，也不清楚雅加達是否比檳城更接近麻六甲。曼谷在北邊沒錯，但究竟多遠也沒人知道。他們佇立碼頭邊，思索著下一步該怎麼走。
　　陌生人，在碼頭上徬徨。
　　我常想起這一幕。例如幾年前，我去摩洛哥，在馬拉喀什（Marrakech）遇到一位求職無望的年輕人，他說他想去紐澤西投靠一位伯伯。他的計畫是想法子先前進倫敦，然後「就……嗯……跳向」美國。上次我去雅加達，遇見一位計程車司機，他竟以為只要五六小時就能從印尼到英國和荷蘭，以為到了那裡，工作可能一找就有。我告訴他，那一趟要飛十四小時之久，他不信。他吹一聲口哨說，幹，飛那麼久，都能飛到格陵蘭島了。
　　我的祖父和外公。在碼頭上徬徨的陌生人。
　　福建人也好，廣東人也好，潮州人也好，海南人也好，對於一個來自中國的新移民而言，籍貫至為關鍵。籍貫無關認同──還沒到那階段──而是生死存亡的關鍵。講得出家鄉在哪，也會講方言，就能確保移民不會餓死在新國家。日後，籍貫能左右移民新生活的方向，也極可能影響子女將來，甚至可能影響到下下一代。他們照地址尋覓的老鄉是福建或廣東人，能先讓他們有地方睡，有飯菜可吃，隨後憑這位老鄉的人際關係物色到工作。老鄉若非血親，仍能像遠親般照顧剛下船的移民，讓移民終生難忘入境之初蒙受的恩情。華人常以叔伯姨嬸稱呼老鄉，移民依習慣也如此稱呼較年長的在地人，在南洋喊得更殷勤，結果過了兩代之後，孫兒女不太清楚某伯伯或某阿姨究竟是親戚，或只是曾關照過爺爺的陌生人。
　　再過幾代，這些烏合大家族會像他們住的茅舍，逐漸出現裂痕，住民開始出走，原因不外乎家族恩怨紛爭，有人會開始唸，其實啊，她跟我們沒什麼親戚關係。就這樣，家族緩緩分崩離析，後代結婚移民到加拿大、澳洲、美國，不再知道如何稱呼長者，不清楚該如何尊稱上一輩或下一輩，講不出這群世家專屬的方言，甚至連潮州菜也一問三不知，看地圖絕對指不出廈門的位置，最慘的是連自己的中文姓名都不認識。離鄉讀大學的兒女回來，見家裡多了一個小叔，不是真的叔父，只是輩分稱呼而已，也許爸媽忙著上班，請這年輕人照顧小小孩，從大學回家的兒女會隨口喊他「嘿，老兄」。上過大學的他們或許會改信基督教。甚至可能和穆斯林通婚。如果提醒他們是福建人或客家人，他們聽不進去，反而會回嘴說祖籍不太重要，反正都已經搬去沙加緬度、溫哥華、墨爾本了。話雖這麼說，有天他們遇到一個剛取得亞洲研究學位的白人青年，而這小子大三那年待過北京。白人小子問他們說，欸，你們在家講什麼方言？這白人普通話流利，夾雜很多俏皮的四字文，他們約略聽得出這叫成語，卻摸不著邊，一臉迷茫。剎那間，他們的腦筋活起來，啟動自動翻譯模式，進粵語詞庫搜尋同樣的成語，可惜詞意遲遲無法破霧而出，思緒變得亂糟糟，在腦海反覆兜圈子，宛如蘋果電腦卡頓時的七彩旋轉輪，硬是兜不出一個滿意的解答。他們會考慮打Skype問父母，卻又覺得彆扭，因為老實說，他們從小懶得講方言，這下可沒輒了，因為Google不翻潮州語。於是最後，他們還是打給爸媽，可惜老人家對科技一竅不通，捧著新iPad也不會用，隨即，電視開始演《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疑問遂不了了之。
　　儘管如此，腦海裡的迷霧依舊不散，時時刻刻醞釀中。

　　馬來西亞被林木密生的山脈一分為二，我祖父和外公被山脈隔開，都住偏鄉，都住在黃濁濁的大河畔，一個開店，另一個在村子裡當老師。一個住霹靂州小鎮巴利（Parit），離華都牙也（Batu Gajah）不遠，州府怡保（Ipoh）就在華都牙也附近。另一個的行腳比較飄忽，輾轉住過幾座偏遠的叢林小鎮，例如屯帕（Tumpat）和特滿甘（Temangan），後來搬到馬來西亞偏遠的東北岸，來到信奉伊斯蘭教的吉蘭丹州（Kelantan）核心，在瓜拉吉賴（Kuala Krai）立足。一個是福建人，講閩南話，另一個是海南島人。海南島位於中國最南方，緯度幾乎低到越南中海岸...

自序

　　美國文豪兼民權鬥士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曾自述童年觀看西部牛仔片的經驗，這段感想為人津津樂道。他表示，兒時見演員蓋瑞•庫柏（Gary Cooper）對美洲原住民趕盡殺絕，自己是邊看邊叫好。他也自述，後來赫然發現，印第安人其實代表自己這種人。鮑德溫寫道：「我至為震驚，發現自己的祖國竟有一套現實體系……長年累月並未演化出容得下自己的一塊餘地。」
　　身為華裔馬來西亞人的我，在族裔歧視的主題下引述鮑德溫，等於是自惹排山倒海的議論，更引人咒罵：你不知好歹，生長在馬來西亞也受公家教育，而你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能移民來這裡求職成家，另創一片天，你竟敢自稱這國家容不下你。你竟敢不知感恩──因為，搞清楚啊，這不是你的國家。
　　而我無從否認的事實是，我父母與祖父母的確能在馬國生根茁壯，我本身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也多少享有公家福利（但我也不禁苦笑，結婚、生子、求學、就業是最基本的人生歷程，居然在二十一世紀、在自稱已開發國家的馬來西亞被視為一種特權。）若說我在馬來西亞的日子是一本記錄簿，無論是以兒時的我或中年的我而言，我都無法斷言憤怒的日子多於歡樂的日子。
　　然而，當我讀到鮑德溫自述牛仔追殺印第安人的感想時，讀到他提及身分歸屬錯置時，我倏然明瞭他的指涉。在我五、六歲那年，我頭一次聽見馬來文Cina Babi──中國豬，懵懂不知自己也屬於這一類，挨罵了還不自知。不久後，我首次聽見「回中國去」，竟以為這話的對象是錯過班機滯留馬來西亞的北京人。稚嫩的心智為保護幼小的身軀，總有辦法編織一套錯綜複雜的說詞。當時的我毫無概念，不知自己跟鄰居或同學有何差異。當時我知道我們在家講中文，也知道很多人在家不講中文，但我並不認為這能證明我們是異類或受排斥，因為在校或在其他場合，我跟大家一樣，都講馬來文混雜英文口語。我童年所住的吉隆坡是廣東人砌築而成的，北部的檳城造鎮元老則是福建人，甚至直到今天，粵語和福建語仍蔚為這兩市的主流語言。我怎知自己所屬的族群是全國其他地區心懷疑慮甚至痛恨的族群？
　　到了我十歲、十一歲仍就讀小學的時候，我逐漸意識到身為大馬華人的意義，只是仍無法以言語適切表達而已。識趣的我不在非華人面前講中文，漸漸在公眾場合避說中文，然後甚至也不和父母講中文。遠赴英國大學深造，我才開始從遠方遙望童年，在全無羅盤或地圖的情況下，迷航在自我認同的汪洋中。我從何得知該怎麼認同？
　　導航工具和知識應由父母傳承給下一代，可惜被我父母扣住了。他們從不向我解釋我們的定位，從不回溯移民到馬來西亞的歷程，從不說明他們從小如何面對我如今聽見的辱華言語。他們不發一語，因為他們不希望我產生異類感，因為他們要我歸屬，至於他們自己有無歸屬感並不重要。然而，緘默的先決條件是抹淨過往，他們一方面要我歸屬，另一方面卻剝奪了我的歷史觀。歸屬和歷史是一體的兩面，缺一不可。針對被欺壓的族群，鮑德溫寫道：「他的父親無法告訴他任何事，因為他的過去已然消失殆盡。體系……摧毀他的現實感。」
　　這本書的初始靈感從何而來，我不太能確定。或許是在新加坡的那場書友會，有民眾問到，為何我書寫大馬華人時，老是聚焦在苦難，對愛的著墨很少。那天我父親首度出席文學年會，聽見了民眾如此問，有感而發：「那是因為我們沒空愛來愛去的。」我聽了很生氣，因為我知道沒那回事，我明明親睹他多麼愛我母親、愛他的兒女，差別只在於他表達的愛不像文學或電影裡的那種愛。他表達的親情疏遠而不夠溫柔──卻是不折不扣的愛。
　　靈感也可能來自另一場書友會。會中，我和馬來西亞知名作家李永平（Li Yong Ping）同台，他見我描述個人經驗時詞窮，一手落在我肩膀上，對觀眾說：「身為華人既是一份福氣也是一種詛咒。」
　　靈感也可能滋生在一次訪問之後。我接受過無數訪問，那次的記者來自西方國家，訪問了很久，不斷問我中國這中國那的，我疲於解釋Chinese未必全來自北京，再三說明世上有形形色色的Chinese。
　　我想寫一本重建家族史的書，並非因為我念舊心重，也不是戀棧往事，而是因為我想讓現實感在我的世界裡復甦，亦即鮑德溫筆下那一個被體系欺壓消音而傾頹的現實。我們的緘默源於恥辱與恐懼，緘默進而迫使我們退縮到無限小，細微到隱形，以順應國族與社會論述，乃至於如今我們也從文學消聲匿跡，從歷史拭淨。我們的故事怎麼寫，全由外人取決，由此我們成為外人心中有鬼的寫照：華人全是貪贓枉法的富商、不忠不義的異族、狡猾的入侵者。我想為兒時親友寫一本重拾文學定位的書，因為我讀過的文學裡找不到他們的現實，因為我們曾同謀毀滅那段淒美歷史。我想把我們的緘默轉化成較強勢、較充滿希望的東西，以便把緘默趕進往昔，另創一個大異其趣、聒噪鼎沸的未來。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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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華裔馬來西亞人的我，在族裔歧視的主題下引述鮑德溫，等於是自惹排山倒海的議論，更引人咒罵：你不知好歹，生長在馬來西亞也受公家教育，而你的父母...

自序
第一篇　臉
第二篇　瑞意（Swee Ee）／萬古千秋
評析　那張臉、陌生人與倖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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