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一 組織現場
那些我從組織裡學到的事
出報的每一個流程，我都記得。一般人想到報業媒體，大概不外乎就是漂亮光鮮的記者群、精明俐落的編採人員、標榜公正客觀的報社大招牌……但在報紙生產的過程中，還有打字、校對、打樣、組版、印刷、運送、發行等的連串勞動，才能夠將各式資訊及時送到讀者眼前。受雇者接力賽般一棒接著一棒，環環相扣完成了現場採訪攝影、寫稿校訂、下標編排、照相製版、印刷派報的忙碌生產流程，同時間還有廣告、發行、副刊及專題製作等。
當時，我是自立晚報產業工會的年輕秘書，長頭髮，標準捲舌音，看藝術電影，一身文藝腔。完全的格格不入。但我熱情洋溢，對人對事都充滿好奇心，什麼都想知道，張大了初啟蒙的左眼，全身都是雷達，什麼都入境隨俗，只盼能平起平坐。工會位於報社後門的巷弄之間，平日裡工會幹部與會員鮮少露面，於是工會秘書必須主動往報社跑，發傳單，做問卷，拉會員，約勞教時間，討論勞資爭議案，還有每月一次手寫的工會通訊，一張張發到小組長手中。小組錯落在早晚報不同的勞動時刻，為了和早報印刷廠的會員碰面，若非晚上七八點下班前繞到廠裡和剛打卡還在清洗油墨、暖機的工人打招呼，就是等待他們下班的半夜三時和大家聊聊。清晨返回工會，晚報人員來上班了。
生產新聞紙媒的勞動一環扣一環，截止作業的時間各不相同，勞動熱點也間隔錯落，故而除了直接上下游工序的接口之外，不同部門的從業人員之間並無太多聯繫，私交更是有限，對彼此的工作實況也不熟悉。工會成立之初，曾有印務工人反應印刷廠位居地下室，往來迴盪的機械聲形成的巨大噪音，指數早已超標。經工會幹部在非正式場合反應，社長火速下令，印刷工人每週可以申請兩副免費耳塞。
耳塞政策數個月後，我聽見部分工會幹部不以為然地說：「報社在問，印刷廠工人都沒去領耳塞，到底還要不要繼續發放？」
「嫌麻煩？出事了只能怪自己。」
「工人如果不懂得保護自己，工會做再多也沒有用。」有記者語重心長下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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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環境出問題，最徹底的解決方案是去除汙染源，若非減少機械容量，加裝消音設備，便是印刷廠移至別處。但彼時正值報禁、黨禁解除，媒體景氣大好，廣告頁無上限，印量只增不減，減機勢不可行，更不必說寸土寸金的台北市，遷廠如何可能。安全衛生的次要手段，加強對勞動者的保護措施，雖說是治標不治本，狹小地下室的兩線印刷機互相較勁，吵還是吵的，但賜予免費耳塞，將危機阻隔於個人耳蝸之外。處理安衛危機的最下策，什麼也不做，繼續勞動至身體無以負荷，重聽失能或耳膜破裂，再動用標準嚴格的勞保工傷殘廢給付，謂之為最後的補償手段，代價是破損後無以修補的血肉之軀。
《自立晚報》是戒嚴時期就敢於發聲的報紙，因而匯集了敢言、具正義感的編採人員，這裡的勞動條件遠不如《中時》、《聯合》兩大報（當時的《自由時報》尚未開啟黃金別墅大抽獎、校園贈送免費報等行銷手段，尚屬邊緣小報），但白領記者們說起社會正義與言論自由總是特別大聲，頗有尊嚴。我們的工會幹部橫跨藍白領，報社的紅牌記者在理事會中聽聞印刷廠噪音問題，忿忿不平，次日與社長會面時便直接抱怨此事虧待工人，有損社譽。基層議題意外搭上了直達車，社長快速安排了噪音檢測，果真超標，於是速審速決，下令撥款購買耳塞以保護印務工人。
彼時工會初成立，確實也需要戰果以激勵人心，耳塞案就這麼快速定案了，不知為何卻推不動基層配合。夜裡我趁著暖機時分到地下室，撲面而來的油墨異常刺鼻，長久以來的通風不足，印刷機還未全速啟動呢，已然傳出彼此碰撞的嘈雜回音，震得我隱隱耳鳴。
「耳塞不好用嗎？」我弓起手背擴音，在熟識的會員耳邊大聲問。
「還好。」他不動聲色地操作儀表，額頭已然滲汗。
「那為什麼不戴？」
「戴了就聽不清楚機器是不是故障，同事叫你也聽不見，更危險。」
長久的重聽不好，當下的事故更不好，兩害取其輕。總是在兩害間作選擇，沒有更好，只有看哪個損失更及時、更無退路，撿剩下的那個選項，以及附帶而來的累積性職業病，在不知何時的未來，延遲給付但註定要來的傷害。但還能怎麼樣？就像是多數藍領工人總沒法子預作生涯規劃一樣，贏不在起跑點，也無暇儲備第二技能以待來日，眼前的危機都只有近與遠之分，挖東牆補西牆，暴雨一沖就垮。那些不必顧此失彼的人，才有條件往前看，籌備現在，規劃未來，風險控管得宜。
那也許是我對勞安議題的啟蒙，關於勞動環境的複雜多元，也關於現場實作的不可替代。權益若非集體力量掙來的，而僅只依賴掌權者之間一時仗義的交換，戰果終究不是戰果，不合用，也難以下嚥。工會給出罕有的機會，讓工人們藉由集體的力量，共同規劃未來，互相保護。而民主，終究是需要花時間練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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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工會建立了與資方定期協商的勞資會議，勞方代表來自不同部門。我們勤跑不同廠區的生產現場，蒐集各式各樣的問題與解方。那些年，勞資會議是兩造較勁的重要場合，工會藉著蒐集意見、解決問題，建立與會員的信任關係，並鍛練幹部們掌握相關法令與協商能力。
不同於台灣其他報業工會以藍領工人為主，自立報社工會的主要發起人是記者，編輯室除了一級正主管依法不得加入工會，其餘人都加入了，會員遍及各部門，且有很高的入會率。但這樣一個政治正確的工會，卻面臨藍領工人不來開會的窘境。
阿德是檢排部門推出來擔任勞方代表的工人，高大健壯，豪爽明朗。他一開始也曾經很熱心地蒐集意見，並取得同部門同仁的連署提案，他主捉的議題在會議中也獲得明確改善。但後來，阿德開始找各式理由不來開會了，印刷廠工人更是缺席已久。
白領記者很賭爛，私下抱怨：「自己的權益自己不爭取，我又何必幫他們說話？」
線上記者一直很忙，他們的工作不只是薪水來源，也是成就感及業界名聲的基礎。工會幹部可以請會務假來開會，但記者很少請假，新聞有連續性，既不能獨漏也難以代跑，所以他們多半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來開會，熱心幫藍領工人發聲，但也疲於當事人的怯懦退縮，耗費心力填補漏洞，恨鐵不成鋼。
「台灣人戒嚴太久了，有了自由也不敢用。」有人這樣說。
檢排廠下班時都凌晨了。當地下室的印刷機轟隆隆傳出震響，我與阿德在報社後門的麵攤喝酒，問他為什麼可以請公假來開會也不來，他說工作很忙，我說你胡說八道。我們互乾了一杯酒，好澀。
「我是覺得，我去不去都一樣啊。」阿德為難地說：「反正，工會一定會幫我們爭取的對不對。」
「不對不對。工會是誰？工會就是你啊我啊大家啊。」我為了表示生氣，又在麵湯裡多加了一匙辣油，整碗紅通通，火辣辣，「你不來誰來？」
「不是啦，啊我就憨慢講話，那些記者都好厲害，又會寫又會說，老闆也比較聽他們的，我去不去好像都沒差。」
「明明有差。」
「就是沒差。」
繞口令說不清。我停下來，把辣到近乎苦的熱湯全灌下肚，全身都燒起來，再慢慢問：「那，開會不說話的時候，你都在想什麼？」
「也沒有想什麼，就是覺得，自己很沒用。」
那是我參與工會頭一年，夜以繼日，馬不停蹄，每天都覺得自己在實踐階級民主。當時自主性工會如春雨後的筍頭一一冒生，工會間的串連磨刀霍霍，挑戰既有的經濟及勞動政策，人們開始相信，政治民主是可能的，生產民主是有希望的。但總是在那些並非浪尖的陷落時刻，我才真正意識到組織工作何其漫長、艱難，要分析外部的結構性壓迫，更要看懂內部的權力與條件落差。
團結不見得力量大，貪快就不免仰賴既有的權力，不靠組織爭取而靠權力交換。一廂情願的善行可能抑制他人的成長，而一個讓人自覺無用的組織，早晚會因內部耗損而無以為繼。集體的養成從來就不容易。性別、年資、藍白領、本外勞、專兼任……等，都是工人們彼此相認的鴻溝，而如何組織大家一起做事，各自長出力量，可能遠比一時給出什麼成果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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