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治療的起源 單元1
我們是藉由人際關係來定義自己、維持個人的生存，單是從個別治療裡，無從了解人在人際網絡中的運作與受到影響的情況，而家庭治療是從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去了解人類行為，因此受到矚目。
家族治療可以追溯到佛洛依德（S. Freud），只是他所注重的是「記憶中的家庭」（family-as-remembered）（Nichols, 2010, p.5），而非實際運作與進行的家庭。家族治療最先是受到團體動力的影響，然而家庭成員的關係與複雜度較之團體更深，而且有共同的歷史與未來，因此其持續性（continuity）、承諾度（commitment）、以及彼此分享或共有的扭曲思考（shared distortions），也都有別於一般的團體（Nichols, 2010, pp.13-14）。
家庭成員不像團體成員那樣享有平等的權利，況且光是對話仍不足以造成改變，而治療師也不能仰賴家庭成員挑戰家庭規則（Nichols, 2010, p.52），畢竟每個家庭都處理過類似的議題（也就是需要做改變或維持原狀），然而決定進入治療的家庭，可能發生處理上的問題、或是處理不當反而讓問題更嚴重，因此治療師的介入是必要的。阿德勒（Alfred Adler）是最早將現象學觀點介紹進來（家庭星座的觀點），讓我們了解家庭系統（Corey, 2017, p.406），也就是需要從個體主觀對於家庭環境與氛圍、以及彼此對待的脈絡中來看。
精神分析治療師將團體視為「家庭」之「再造」（re-creation）（Nichols, 2010, pp.13-14），可以提供矯正原生家庭經驗的機會（Yalom, 1995），而團體的過程、內容以及使用的技術，的確影響了後來的家族治療。此外，「角色理論」也提供了一些想法，包括家庭成員的角色基本上是互惠、互補的，家庭之所以很難改變，主要就是彼此角色的互相「增強」使然—彼此都在等待對方的改變（Nichols, 2010, pp.12-13）。家族治療也受到社會工作的影響，因為社會工作就是將人視為在環境中的個體（person-in-the-environment），較之系統觀更早將「生態」的觀念帶進來（Nichols, 2010）。
家庭治療理論是從1940 到1960年代開始，而真正的成長、成為正式的治療是在1970至90年代。Becvar與Becvar（2009, pp. 16-52）則將家庭治療歷史分為：種子期（1940年代—控制理論、跨領域取向的發展）、植根期（1950年代，特別著重Bateson等人的貢獻）、萌芽期（1960年代，家庭治療漸漸受到重視、研究持續，新的研究與出版）、開花期（1970年代，不同取向及理論的加入）、連結與統整期（1980年代，將舊有理論如Freud、Adler的觀點融入現有的理論中）、矛盾衝突期（1990年代，女性主義的批判、家庭醫學的分支、管理照護的改變）及持續關注與浮現的趨勢（21世紀，911恐攻及全球事件、校園槍擊等，持續需要關注與有效處理）。家庭治療聚焦在整個生活系統的改變，家人是彼此有聯繫的系統，因為這層關係所以「牽一髮而動全身」。
影響家族治療起源的重要人物：Gregory Bateson的貢獻（一） 單元2
家族治療起源於1940到1950年代臨床治療師對於精神分裂症者（思覺失調）的治療。Gregory Bateson從「神經機械／控制學」（cybernetics）（研究系統內回饋控制的方法，以維持與調節系統內平衡的機制）那裡借用了「回饋」（feedback）觀念，來說明家庭用來規範或調節家庭成員的行為、以維持其平衡（Nichols, 2010, p.88）。「回饋圈」（feedback loops）是一種循環的機制，其主要目的是將系統輸出的資訊重新輸入，以改變、修正或是管理系統的功能，維持家庭之「平衡」／「恆定」（homeostasis）（Goldenberg & Goldenberg, 1998, p.23; Nichols, 2010, p.88 ）。若將這些觀念運用在家族治療上，「回饋」是指家庭成員與外界接觸所帶回到家庭裡的、或是成員本身的成長或變遷（如青春期、上學、離家或離婚等）新訊息。「正向回饋」（positive feedback）是新訊息對家庭目前發展方向的確認與增強，而家庭對於新訊息的接收與重新調適，是主要的改變動力（並不一定是不好的）；「負向回饋（negative feedback）則是發現訊息讓家庭系統走偏了、需要做適當修正，家庭系統會拒絕或是壓抑新訊息、不讓它影響家庭原本的平衡。
每個家庭對於回饋的反應與處理（決定哪些訊息可以納入調適或拒絕受到影響），也顯現出此家庭的開放程度如何？開放系統（open system）是持續與外在環境互動的，會因刺激而反應、也會主動創造改變，說明家庭系統是持續不斷變化與調整的；健康的家庭系統不僅維持平衡、也尋求改變的必要性（Nichols, 2010, p.93）。倘若家庭是一個閉鎖系統（closed system），拒絕任何新資訊的流入或做適當改變，最後淪為滅絕（entropy）的命運，但若全然開放也會陷入一團混亂，然而基本上家庭系統不會走到這兩個極端；適度開放的家庭同時利用「負向回饋」（稀釋或減少）與「正向回饋」（增強或加大）來調整其功能與運作（Goldenberg & Goldenberg, 1998, pp.25-33; Nichols, 2010, p.93）。
一個健康的家庭必須對改變的可能性（家庭外環境的壓力、或是家庭成員成長發展的自然過程）做適度的開放，才可以維持其長期的穩定性，拒絕改變則會造成停滯與衰退（Goldenberg & Goldenberg, 1998, pp.25-33; Nichols, 2010, p.93），因為一般活的生物有機體是需要依賴兩個重要過程，其一是在面對外來環境的騷擾時，可以維持完整性（需要經由「負向回饋」的作用，藉以減少改變），其二是要改變系統本身去遷就新的資訊（這就是「正向回饋」的功能）。有彈性、功能良好的家庭會適度調整、是否將新資訊納入系統內，並做適當的改變，像是當孩子進入不同發展階段，家庭系統也會適時做調適或改弦更張（Nichols, 2010, p.46）。
影響家族治療起源的重要人物：Gregory Bateson的貢獻（二） 單元2
家庭若無適當的正向回饋機制（或是溝通模式），就不能去做調適、改變，而家庭要維持其平衡也需要負向回饋的機制，缺一不可。後來的學者注意到「正向回饋」未必是不好的，可惜早期的家庭治療師常常過分強調家庭「負向回饋」與拒絕改變的部分（Nichols, 2010, p.90），沒有更仔細去探討家庭正向回饋與改變的可能性，這也容易將家庭預設在某些偏頗立場、少了激勵與發展正向動力的機會；但過度重視「平衡」的功能，也誇大了家庭的傳統特質、而忽略其可能有的資源。此外，將家庭視為一系統，卻可能忽略家庭外更大的系統（如社區、文化與政治）網絡之影響力（Nichols, 2010, p.92 ）。
Bateson發現系統理論最適合用來描述家庭為一個「單元」（unit）的功能（Nichols, 2010, p.91），他注意到家庭角色間的功能可以是互補（comple-mentray）或對等的（symmetrical），也就是彼此的關係是互動，而非固定的；他也將一般人把問題歸因於過去事件的線性思考，轉變為目前仍在持續進行「某件事」之「循環回饋圈」（cicular feedback loops）的觀念（也就是問題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目前仍在進行的一連串行動與反應所造成）（Nichols, 2010, p.100）。
另外，Bateson也發現所有的溝通都有兩種功能或層次，其一是「報告」（report，是指訊息所傳達的「內容」），另一種是「命令」（demand，指報告是如何被接收解讀的、對話者的彼此關係是如何），第二種訊息也可以稱之為「後設溝通」（metacommunication），是隱而不顯、常被忽略的（Nichols, 1992, p.39; Nichols, 2010, p.18），像是妻子抱怨丈夫：「你都不幫忙做家事。」字面上意義似乎是抱怨，但是隱藏的意義可能是一個「委屈」、想要丈夫疼惜的女人。Bateson的「雙綁理論」（double-bind theory）在IP（Identified Patient，「被認定病人」）的家庭溝通中是有其意義的，家長將心理疾病的孩子「神祕化」，同時傳遞兩種互相衝突的訊息（例如母親對兒子說：「你都沒有自己的主見，如果要像個男人，就趕快去找工作！」如果兒子按照母親的訊息出去找工作了，是不是「證明」了他沒有自己的「主見」？如果不去找，是不是就「不像」個男人？）讓病人更困惑，也以為每個陳述背後都隱藏著特殊意義。Bateson與其團隊相信：溝通有多層次，不良關係模式是由家庭自我調節的互動所維持的（Minuchin & Nichols, 1993; Nichols, 2010, pp.19-20）！
若從我國的傳統倫理與文化觀點來看，也因為要維持表面上的關係（虛性）和諧，隱藏了真實的感受或表達的完整性，溝通需要顧及社會（和諧）層面、卻犧牲了心理（真實感受與想法）的需求，導致愈在乎的關係、愈無法真實表達自我，不良溝通造成的關係緊張與問題，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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