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意料之外的起義
敘利亞起義進入第七個月時，我在經過安排後與大馬士革的反對派活動份子會晤。這並不是件容易事，我們在一個大圓環會合，車輛川流不息，在狹小的街道上與與摩托車爭道。那邊總是有幾十個人，有些看起來像是秘密情報官員，穿戴著皮夾克和太陽眼鏡——即使是夜裡也照戴不誤。
終於，我遇到我的聯繫人，然後一道去了大馬士革老城，我們沿著鋪著鵝卵石的狹窄街道走著，這樣的道路不適合車輛行駛，如果有人尾隨我們的話，我們一定能發現。
我要會晤的是地方協調委員會（註：Loc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s，2011年的反政府示威中誕生的網絡活動報導組織，由地方組織和個人所組成。）的領導人物，這個結構鬆散的組織當時正作為起義的先鋒，帶頭反抗巴沙爾・阿塞德總統的政府。
示威者希望能夠建立一個真正的議會制度並進行自由選舉，名為艾哈麥德・巴杜奈斯的活動領導者這樣說，2011年3月，他們走上街頭，起初示威者呼籲要求政府改革。他們要求自由選舉、議會制政府、釋放政治犯，及發起和平抗議的權利。政府拒絕了這些要求，並以暴力襲擊事件作為回應，幾週後，抗議者的訴求轉為推翻政府。「當他們（政府）開始殺人，」巴杜奈斯說：「人們的訴求升級了，沒有人能接受他們無緣無故的殺戮與逮捕我們。」
在阿拉伯之春的初始，阿塞德吹噓著說他的民族主義資歷使他的國家永遠不會出現人民起義，而歷史給出了驚人而直接的反證，從起義開始，已經有超過十五萬名敘利亞人死於內戰，而每個月都會產生數千名死者，數千名軍隊及警察也喪失性命，超過九百萬名敘利亞人逃到國外，或在境內流離失所。
另一位使用「利恩」為名的活動份子說，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立場，她說她的國家已經變得比革命最激烈時的突尼西亞或埃及更加危險。「在埃及和突尼西亞，示威者可以露出他們的臉孔、拍攝照片然後把照片發表在Facebook上。」她說：「而我們不能這麼做。」利恩說，示威者在每一次的衝突中都面臨死亡的威脅。「當我們請求別人上街頭時，他們告訴我：『你這是要我們去自殺。』」
漸漸的，解放運動逐漸從示威活動轉變為武裝襲擊，但與幾十年前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情況不同，敘利亞的起義缺乏政治上的凝聚力或軍事領導，來自同一個城鎮或村莊的敘利亞年輕人聚集在一起，成為臨時民兵，他們的武裝包含自製的來福槍或是由敘利亞政府軍處俘獲的軍用品。
到了2012年年初，外國勢力開始武裝這些反叛軍，他們尋找在阿塞德垮台後能在敘利亞履行政治目標的團體並給予協助，僱傭兵、記者和間諜橫行敘利亞和土耳其的邊界試圖接觸這些民兵，我參觀了其中一個孕育國際陰謀的溫床——土耳其的安塔基亞，這個城市鄰近敘利亞的西北邊陲。
在伊斯蘭神聖的齋戒月（八月）期間，安塔基亞的敘利亞武裝份子不應在白天進食甚是喝水，而他們會在晚上熬通霄，才進食甚至——喝酒。這幾乎足以說明宗教在一些參加敘利亞起義的武裝團體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些叛亂份子是極度保守的伊斯蘭主義者，而許多敘利亞自由軍（FSA, Free Syrian Army）的游擊隊員蓄著鬍鬚（註：部分教派認為蓄鬚是追隨先知的聖行。）、每天祈禱五次並且按規矩過齋戒月——並非出於宗教上的信念，而是為了展現他們的虔誠，為了由阿拉伯和其他波斯灣國家獲得資助，這些武裝團體必須訴諸宗教感情。
虔誠能為他們帶來槍枝。
儘管美國聲稱他們會支持溫和而世俗的反叛軍，但事實上強大的武裝團體秉持著右派的伊斯蘭觀點。部分原因在於，不論是敘利亞自由軍和其他反叛組織，只要他們遵循極右的伊斯蘭意識形態，沙烏地阿拉伯都會因此而提供軍火給他們。武裝團體諸如努斯拉陣線（al-Nusra Front，又稱為敘利亞人民勝利陣線。）或伊斯蘭國（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前稱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縮寫為ISIS。）希望宗教能在政府發揮主導作用，他們要求法律制度應該奠基於他們的聖書之上，他們蔑視其他宗教、反對婦女權利，簡而言之，他們的意識形態和美國及歐洲的極右團體類似，差別在於驅動他們的力量是伊斯蘭教，而非基督教。
與此同時，美國中情局（CIA）沿著土耳其和敘利亞的邊境配置了探員，以確認哪些民兵自沙烏地阿拉伯及卡達獲得武器，而後中情局傾注了更多資源，在約旦培訓被選中的游擊隊。敘利亞自由軍得向沙烏地阿拉伯展示他們虔誠的一面，而面對中情局的時候又像個溫和派的伊斯蘭主義者，這年頭要當個敘利亞武裝份子還真不是件容易的差事。
我會見了其中一個這類型的變色龍組織。這支由一百五十人組成的敘利亞自由軍隊伍被稱為敘利亞自由人（Ahrar Syria ），敘利亞自由軍是個鬆散的組織，由幾十個這類的武裝團體組成。我在凌晨兩點採訪他們，八個人擠在一個簡陋的起居室操作筆記型電腦，並在智慧型手機上回覆電子郵件，敘利亞自由人甚至擁有自己的Facebook專頁。這支隊伍的隊長阿布杜勒・薩勒曼緊張的拉著新蓄起的臉部毛髮，他告訴我他們留著大鬍子以讓自己看起來更虔誠，敘利亞自由人和其他武裝反叛團體對於美國給予的援助不足而感到憤怒。「我們沒能從美國那邊拿到任何武器，」薩勒曼抱怨：「如果我們有武器，阿塞德現在早就垮臺了。」他也贊成敘利亞部份地區設立禁飛區，就如同美國和北約組織在利比亞進行的那樣。
而與此同時，敘利亞自由人和其他反叛團體強烈反對美國在當地的政策，他們希望以色列能夠歸還在1967年的戰爭中佔領的戈蘭高地；他們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
敘利亞的起義將會影響整個中東，但是美國面臨一個大矛盾，許多敘利亞反對派希望華盛頓方面為他們的事業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但反對派對於敘利亞未來的願景卻與美國的戰略目標有著明顯的分歧。
而華盛頓對敘利亞事務的辯論出奇的脫離現實。鴿派偏向嚴峻的經濟制裁並武裝那些「溫和派」叛亂分子，而鷹派主張提供游擊隊更多武器並用美軍的空中轟炸作為輔助，和我見面的敘利亞反對派領導人說，這些僅是戰術層次的差異，就戰略來說，鷹派和鴿派都想用親美的強人來取代巴沙爾•阿塞德。「美國人之所以不強烈支持革命，是因為他們還在尋找能確保他們未來利益的那個人。」伊斯坦堡的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領導人，奧馬爾・穆沙威這樣告訴我。
雖然美國官員協助反對派陣營建立聯盟，但老百姓對美國的企圖並不買單，穆沙威援引美國軍事干預伊拉克和和阿富汗而帶來政治災難為例，他不希望敘利亞也走上這條路。這可能是美國冷處理穆斯林兄弟會並在試圖支援在約旦接受培訓的其他武裝團體的原因之一。
歐巴馬政府和美國各大媒體把敘利亞戰爭描述為數百年歷史的宗教團體爭端，但他們描繪出的泥淖和現實情況截然不同，多年來，敘利亞人一直和其他宗教信仰者和平共處，敘利亞是個世俗的專制國家，異議人士會因為批評阿塞德而遭受酷刑與牢獄之災，但人民基本上忽視了宗教方面的分歧。然而，當戰爭拉開序幕，雙方的領導人都利用宗教號召他們的部隊，叛軍仰賴佔多數的遜尼派穆斯林，阿塞德召集少數派，如阿拉維派、基督徒及什葉派穆斯林。
當美國政府及媒體開始為歷經數世紀糾葛的泥淖而哀嘆時，這也意味著美國並不理解如何贏得戰爭，同時發現他們的計劃已走入岔道。事實上，敘利亞也是如此。
說也奇怪，我們可以透過政府的汽車安全帶執法來了解美國及敘利亞的政治學。在敘利亞，繫上安全帶是個強制規定，可是當計程車司機駛近交通警察時，司機僅只是把安全帶繞過自己的胸前但卻未扣上，雖然看起來繫上安全帶了，但司機卻無法從中獲得皮帶實際上帶來的安全效益。這種做法現在依然普遍發生在大馬士革的軍事檢查哨。
很少有人真的繫上安全帶，當你確實繫好皮帶時，人們認為你是個怪人。某天我終於發現原因何在，當時一位非常高階的政府官員用他的私人汽車送我回到我住的旅館，這傢伙隨時都有一輛車及司機任他使用，我坐到副駕駛座上並反射性地繫上皮帶，司機雖然什麼都沒說，卻用奇怪的眼神看著我，即使他真說了什麼，那也是用阿拉伯語，而我理解他的樣子看起來就是「什麼？你不信任我的駕駛技術嗎？」
我們返回旅館的路程一路平安無事，然後我去了我位於八樓的房間並經過一面鏡子，骯髒的安全帶已經在我的胸前及肩膀印上一個完美的黑色飾帶，在過去的四年當中，那條安全帶從未被使用過，上頭已經累積了灰塵和污垢。
敘利亞內戰的膠著狀態非常類似我的安全帶經驗，敘利亞政府假裝他們保護人民安全，但是安全帶非常骯髒、積滿灰塵，而且根本很少使用；極端主義叛亂份子透過對伊斯蘭教的虔誠來提供擔保，但實際上他們追求的是獨裁的權力；與此同時，美國假裝自己要主持公道，但卻搞不清楚安全帶為什麼起不了作用。
我在大馬士革時有另一個安全帶體驗，當時一輛公務車及駕駛來接我，這一次的安全帶一塵不染，我正要去見總統巴沙爾・阿塞德。
聽起來可能有些奇怪，我在2006年第一次見到阿塞德總統，當時我是來自美國南達科他州的美國代表參訪團的一員。美國前參議員詹姆・阿伯萊斯在家鄉組織了參訪團前往敘利亞，他的妻子是敘利亞人，而他們夫妻倆定期拜訪住在敘利亞西部地區的親戚，長久以來阿伯萊斯是一位先進的政治家及阿拉伯裔美國人運動的領袖人物，因此他贏得了阿塞德的尊重。事實上每一次阿伯萊斯前往敘利亞看望他的姻親時，阿塞德總統都會邀請他前去聊聊天。
我們魚貫進入一個巨大的會議廳，坐在普遍受到中東世界所喜愛的軟墊椅子上。阿塞德的身材高瘦，有著稜角分明的臉孔，遵循穆斯林傳統蓄著鬍子，留著典型的阿拉伯領導人式的短髮，他非常迷人、風度翩翩，說著一口流利的英語，阿塞德說服了團隊中的許多人，他是個想跟美國建立正常關係、通情達理的領導者。
會議結束後，我走進阿塞德並詢問能否為公共廣播電臺得到一對一採訪的機會，他立個就答應了，並說布賽納・沙班（總統的顧問及發言人）會著手安排。
沙班是少數位於政府高階職位的女性之一，她一直反對敘利亞猖獗的腐敗現象，在當時，她看來是敘利亞統治階層的溫和派菁英，然而當起義開始時，她作為一個公眾發言人仍恪盡職守，堅定捍衛著阿塞德的鎮壓行動。
巴沙爾的父親，哈菲茲・阿塞德在1970年的軍事政變中奪得政權並以鐵腕統治，巴沙爾原本不會接任父親的政權，繼任的角色原該落在哈菲茲的長子巴塞勒・阿塞德身上，當他的兄長在一場車禍中喪生時，巴沙爾已經成為一名眼科醫生，正在倫敦進修深造。巴沙爾在1994年被召回家鄉並扶植為下任總統。
巴沙爾對西方世界的親炙、高水準的教育程度及天生的魅力，說服許多人相信他是一位改革者，西方領導人還盛讚阿塞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他賣掉國營企業並鼓勵私營企業及資本主義的發展，但這些改變並未產生顯著的改革效果，更遑論終止敘利亞的高度極權專制制度。
我和阿塞德初次會面的幾天後，有著乾淨安全帶的政府專車出現在我的旅館，我沿著漫長而曲折的道路抵達了總統府，阿塞德平常都在他的市中心辦公室工作，只有正式活動中才會用上他的宮殿。我的採訪顯然被視為正式活動，我走過鋪著紅色地毯的巨大房間，走到一道八英尺高的雙開門前，門打開了，總統就站在那兒。
我打開我的無線錄音機及一把短小的槍型麥克風，它的形狀類似一個非常短的單管獵槍槍筒，上頭罩著泡棉套子，這是一個用於廣播和電視的標準麥克風。出於某種原因，阿塞德好像被這個裝置嚇到，他顯得侷促而坐立難安，緊張地看著麥克風，也許這個麥克風看起來太像一把真正的獵槍了。
我已經請教過遍佈大馬士革的反對派，當我見到他們的總統我該問他什麼問題，因此我不僅是著墨於敘利亞/美國關係列表上的那些常見問題，也詢問了許多關於敘利亞的國內議題。敘利亞何時能夠舉辦自由選舉來組成議會？什麼時候才能准許組成反對黨？為何三十萬名庫德族人未能取得公民身份？敘利亞何時才能終止自1963年開始生效的緊急狀態？
阿塞德對這些問題及其他問題左閃右躲，他聲稱美國躲在那些民主改革的呼籲背後私下運作，目的是削弱他的政府，他聲稱要和敘利亞知識份子開啟對話，以討論國內的改革議題。
他告訴我：「大約需要一年的時間來進行對話以決定方向與架構。」這是2006年的事了，五年後，雙方並未展開有意義的對話，更別說是改革了。
2011年3月，阿拉伯之春來到了敘利亞，人們提出許多我曾經在採訪中提到的議題，這不是因為我是能看穿未來的先知，而是因為幾十年來許多敘利亞人們總是在討論這些議題，阿塞德在危疑中實行了一些改革，他解除了緊急狀態，給予多數被剝奪權利的庫德族人公民權，並開始與溫和派的反對領袖進行對話。如果他在2006年就進行這些改革，那麼阿塞德應該會被譽為一位有遠見的領導人。
到了2011年，這一切都太遲了，反對阿塞德及其政權的起義已燃起烽火，沒有回頭路可走了，無論是國際上或國內，敘利亞統治階級的精英日漸被孤立，阿拉伯國家聯盟——由來自中東及北非的二十二個國家組成——針對敘利亞投票決定了前所未有的制裁措施，並在之後表決承認敘利亞的反對派並排除阿塞德政府，聯合國派出多個觀察員代表團並試圖促成和平協議，阿塞德一切的努力都付諸流水。
阿塞德政府的高層人士陣前倒戈，包括敘利亞駐伊拉克大使、共和衛隊的准將及總理，軍方基層部隊每週都有逃兵，而敘利亞同樣面臨了嚴重的經濟問題；而隨著極右翼武裝叛軍在反對派中脫穎而出，阿塞德也凝聚了一些敘利亞人，這些人支持阿塞德的理由是世俗的強人還是比伊斯蘭教統要好一些。
問題重點是：敘利亞人民把內戰歸咎於阿塞德政權還是反叛軍？
我在一個非同尋常的旅途中得到了部分答案。敘利亞當局在南部城市德拉（Daraa）邀請媒體參觀一所小學，當時已爆發反政府起義，政府官員想要向世人展示當地生活已經回歸常軌，當孩子們在早上的休息時間出現時，一切看來都還照計畫進行著。
然後，當電視攝影機開始拍攝時，有些孩子們突然開始高喊「自由！自由！」這是其中一個反政府的主要口號；然後其他孩子則高呼「敘利亞！」等類似的親政府口號。負責率團的政府官員臉色大變，分裂的敘利亞就這樣展示在全世界面前。
「政治上的鴻溝已經延伸到了學校，」在這次訪問中，政府分配給我的翻譯員這麼告訴我：「連小學一年級的學生也受到政治的影響。」
學生敢在進行正式訪問期間高呼反政府口號的事實，對阿塞德及未來的敘利亞政府而言並不是個好兆頭。
然而在敘利亞，起義並非什麼新鮮事，如果要充分認識始於2011年的起義，我們就得去看看這個國家動盪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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