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七月
千年來，現代土耳其立國的這塊土地，由於是貿易路線與文明的交點，而不斷遭到覬覦爭搶。若要親眼見證，只消在伊斯坦堡新機場的高聳天花板下，花一個小時看看過往旅客。這座機場是艾爾多安愈發浮誇奢華的公共建設中最大型的計畫。二○一九年四月啟用，土耳其政府宣稱到了二○二二年將有超過兩億人經過這座機場，讓它成為世界上最大最繁忙的交通熱點，旅客人數將是亞特蘭大機場的兩倍，倫敦希斯洛機場的二點五倍。走過免稅購物區，你會看到全身裹在黑布裡只露出眼睛的海灣國家阿拉伯婦女，旁邊則是不顧建議穿著無袖上衣短褲、曬傷到發亮的英國人。你會看到綁著雷鬼辮子的背包客，打扮時髦的俄羅斯公主；時機若對時，還會看到裹著白布的伊斯蘭朝聖者前往麥加（Mecca）。你會看到寬扁的亞洲臉孔，以及裹上亮麗印花布、像雕像一般的非洲女士。土耳其就位在這一切的中心。
然而它也位於全球化錯誤那一側的旅程中心─從中東及非洲出發的非法偷渡路線，穿越土耳其及愛琴海前往歐洲。伊斯坦堡後巷茶店裡，另一種旅遊市場蓬勃發展，不比伊斯坦堡新機場的售票大廳遜色。此地，穿著皮夾克的猥瑣男人對絕望的人開出致命價格。偷渡者通往歐洲的門票不保證存活，卻比閃亮新機場的廉價航空貴上許多。
因此試想，若艾爾多安讓土耳其完全背離西方，或這個國家陷入全面混亂，將會發生什麼情況。例如二○一五年從土耳其海岸湧向希臘，希望到歐洲尋求新生活的大批人潮？那只能算小巫見大巫。發展中世界裡還有千百萬人仍舊熱切想要走上這趟旅程，崩潰的土耳其將是他們的後門。倘若更糟的，土耳其內部發生重大衝突或經濟崩潰？不只是數十萬或數百萬土耳其人會加入湧向歐洲的行列，精明領袖如俄羅斯的普丁，將會很快利用混亂，擴張自己的領土與影響力，一如他在敘利亞所為。
艾爾多安不是笨蛋。他很清楚自己的重要性，也玩弄這一點，經常試探西方盟友的底線。有時看似脫離常軌，實際上卻是個精明的政治操弄者，早在唐諾．川普（Donald Trump）上台的十五年前，就開始雕琢自己的民粹主義品牌。倘若西方國家想要圍堵控制艾爾多安─倘若他們想維持土耳其穩定並與世界接軌，就得這麼做─首先得先了解這個人。此外，還得了解他憑什麼能獲得許多土耳其人的愛戴。
他有什麼好愛戴的？表面上來看，並不多。艾爾多安住在擁有上千房間的宮殿群─阿克薩瑞宮（Aksaray，又稱白宮）中；他就任總統後就開始興建這處宮殿。他與追隨者都喜歡浮誇的歷史裝扮。跟巴勒斯坦總統馬赫穆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的新聞合照裡，他站在阿克薩瑞宮的大階梯上，士兵穿著不同時期的鄂圖曼帝國服飾列隊夾道。雖然經常宣揚自己的工人階級出身，並自詡為對抗菁英的社會低階代表，他的妻女卻穿著歐洲名牌的高級訂製服飾。
艾爾多安領導的政黨，正義與發展黨是土耳其民主史上最成功的政黨，雖然該黨從未贏得超過百分之五十的選票。艾爾多安本人站在土耳其政壇頂峰的時間，超過這個國家歷史上的任何其他領袖。二○○三年成為總理後，他就開始壓制軍隊權力，改寫國家憲法，重塑外交關係，並比任何當代世界領袖更擅長玩弄分而治之的政治。
艾爾多安的權力掌控經常看起來搖搖欲墜，然而每次將國家送進票匭時，他都能贏得勝利。正是這種持續的威脅感─害怕他可能會被驅逐，導致一切回到他上台之前的情況─不斷鼓舞著他的支持者。他並非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或普丁，運用造假或壓倒性選舉勝利來緊握權位。艾爾多安之所以能持續主導土耳其，大幅度地同時仰賴著厭恨他與崇拜他的人。為了讓自己贏得更多熱情，他必須向基層支持者展現出有人想隨時推翻他，而且很可能成功。他們也必須感受到持續性威脅，如此一來，當他在新一輪危機中勝出時，才能讓粉絲感受到強大的狂喜浪潮。這類危機確實不少。
土耳其正式上仍舊是歐盟成員候選國，然而身為派駐這個國家的報紙特派員，我仍被警察拘留過兩次，吸過的催淚瓦斯已不復記憶，當我試著跟敘利亞難民交談時，也遭到土耳其坦克以砲塔相對。當時，這些難民正要逃離關閉邊界之後肆虐的暴力。從我家前門，我看著這個稱之為家的國家，在民主、新聞自由與人權的排名上直線下降。就像土耳其其他記者，我也經常重新調整說話的界線。我能笑嗎？我能批評嗎？質疑呢？土耳其的外國媒體圈中總是瀰漫著入監或遣返的威脅，但對土耳其記者來說，這些都是現實。目前有六十八名左右的土耳其記者關在牢裡，是世界上關押記者數目最高的國家。此外還有數萬名學者、反對運動者、在任政治人物、以及所謂的政變謀劃者，都關在監獄中等待審判，很可能要花上數年才會進入法院審理程序。你開始理解到土耳其已經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雖然尋求便宜度假的觀光客，可能還是會被疲軟里拉（lira）與湛藍大海所吸引，開心地攜家帶眷在此過上兩週。當旅行團湧入全包式度假村，喜愛冒險的週末遊客探索伊斯坦堡頗具氣氛的後巷時，土耳其人正看著自己的存款銳減、食物價格陡升，孩子們瘋狂尋求離開土耳其的機會。
在艾爾多安緊縮的獨裁政權下寫作與生活，得跟腦中的聲音共存。每次你送出一篇文章，或跟陌生人談笑時，那聲音會問：你確定要這樣說？你看著自己的抽菸社交活動，快速變成深夜在窗前獨享的隱蔽日常習慣；早晨會看著鏡子，發現眉間的憂慮細線已經畫下一道深溝。獨裁也攪亂了你的性生活；讓你碰到每個人時，心裡會先刷過一串疑問：他們穿的是什麼？他們從哪來？他們為誰工作，我能相信他們到什麼地步？這些日子以來我聽到鄰居經常爭吵，也在伊斯坦堡街頭看見更多鬥毆。熱愛現狀的土耳其人，喜歡挑釁其他人。憎恨現狀的土耳其人，則喜歡跟他們碰到的西方人吐苦水─這是他們僅存少數安全的共鳴板。從﹁你在土耳其住多久了？﹂開展的對話，通常會繞到﹁你到底為什麼還在這裡？﹂擔憂電話是否遭到監聽、公寓是否遭到監視的壓力，讓腦袋的運作慢了下來，變成令人疲累的分心焦慮，直到某個時間點，你會發現所有跟朋友的對話都回到政治。雖然有許多憤世嫉俗的諷刺幽默材料，卻沒有一件在你笑完之後，還能讓你覺得開心。住在這個體系裡，就是看著你認識的人遭到權力與金錢誘引，開心追求的過程中拋棄了自己的道德指針─換句話說巴結奉承你討厭的人─為了生存你不得不如此，然後你也開始厭惡自己。
這一切都會纏到你身上，等你發現自己在注視什麼的時候，已經太遲了。直到政變企圖之後，我才清楚看見一直以來發生的事─土耳其搖搖欲墜的民主墮落成一人統治，艾爾多安國度的黎明升起。當我專注在日常新聞的細節、敘利亞戰爭及歐洲難民危機時，他的掌控已經無所不入，導致他跟國家已經不可分離，國家也跟民族不可分離。此刻，面對每位待在土耳其的記者都會問的永恆問題，我會說答案是只要不涉及艾爾多安，談笑、質疑與批評都可以。然而在如此單一壟斷的國家中，其實也沒有留下太多討論空間。
我看著艾爾多安與土耳其經歷七場選舉、幾十次恐怖攻擊、一場政變企圖、一場內戰、外交失利、跟歐洲相互謾罵、大規模街頭抗議、難民潮湧入與大規模公部門人員清算。每一次我都認為「就是這一次了，這次他一定會完蛋」，他總是以更強壯的姿態勝出。
我必須承認，土耳其總統給了我某些絕佳的寫作材料。雖然我經常希望自己可以還給他。
艾爾多安是最早的後現代民粹主義者。他掌權十七年，最近一次選舉在二○一八年六月，這表示他至少將持續掌權到二○二三年。已經有一整代土耳其人不太記得或完全不清楚艾爾多安之前的時代，產生了許多值得對手擔憂之處。他們憂慮他悄悄在土耳其推動伊斯蘭化，這個國家曾經是最鐵桿的世俗主義國家。他們指出他在東部強烈鎮壓庫德族反抗者，數萬人遭到殺害或流離失所；還有他跟敘利亞某些意識形態可疑的武裝反抗團體之間的親密關係。曾視艾爾多安為「寶貝」的歐洲人，現在也開始將他當作討人厭的青少年。每次他威脅開放邊界，允許數萬移民搭著便宜塑膠船穿過愛琴海時，距離土耳其海岸一步之遙的希臘小島居民，只能摒住呼吸集體焦慮。
我花了六年時間觀察艾爾多安，跟他的追隨者談話，感覺風向。我每天都想著他，多數日子裡會寫到他，即便我們從未見過面。但我並不是一開始就想做個艾爾多安的觀察者，甚至也沒想過當土耳其特派員。
二○一三年初，我從倫敦搬到土耳其南方與敘利亞交界的安塔基亞（Antakya）小城，開展自由戰地記者的生涯。鄰國的戰火讓安塔基亞變成瘋子、武器販子、難民與記者的繁忙巢穴。敘利亞反抗軍從阿薩德總統軍手上奪得附近兩處邊界通道，我花了一年時間，來回穿越邊界，進入敘利亞，報導日益嚴重的大屠殺。然而隨著敘利亞陷入黑暗，同事們開始在黑幫與伊斯蘭民兵手中失蹤，記者們開始從安塔基亞撤離。跟著多數敘利亞記者群，我也北遷到伊斯坦堡；這裡沒什麼大事。
二○一三年春天，從一小群環保示威演變成艾爾多安職涯所面對最嚴重的街頭抗爭─曾經大規模的蓋齊公園抗爭─現在已經流於伊斯坦堡上流街區四散的左派論壇。他們是一群開心的抗爭者，任何人都可以站上肥皂箱，群眾則舉手搖晃以示讚賞，而非鼓掌（後者下流且過火）。我懷疑他們能給艾爾多安帶來多少不快？蓋齊公園抗爭一年後，小規模街頭抗議成為伊斯坦堡首要的運動形式，主角僅剩一小群似乎享受著催淚彈伺候的死忠者。我訪問過一名學生領袖，談到即將發生的抗議是﹁跟警察發生衝突﹂，彷彿這是整件事情的重點。示威抗議如此常見且可預料，因而變成了某種累贅，而非新聞。那一年有好幾次在我睡覺時，催淚瓦斯滲進了臥室。
我感到無趣而悲傷。我離開了敘利亞，那是我跨越國土、投入許多精力的故事。我渴望有一天能回去，再度在敘利亞報導。當時我在安塔基亞有個交往對象是敘利亞人，一半的時間都跟他一起。現在回想起來雖然奇怪，但伊斯坦堡實在沒什麼可寫的。
然而有一天我突然陷入愛河。搭乘深夜廉價航空從安塔基亞返回伊斯坦堡途中，當飛機大幅橫跨都市下降時，我望向窗外。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側的黑色疤痕上，數百萬星星點點的燈火，勾勒出海岸形狀、交通壅塞的道路、大橋與宮殿。從上方俯視，這座邋遢城市閃耀著光芒，我突然很慶幸回到這裡；每次在伊斯坦堡上空﹁請繫安全帶﹂燈亮時，我仍有這股感覺。我花了六個月時間、從敘利亞的放逐中發現，我來到了這個全世界最美、最憂鬱且迷人的城市。我漸漸不再南下安塔基亞，跟敘利亞人的關係也慢慢淡掉。
因此，是機緣而非出自個人判斷，當新聞開始紅起來的時候（那些爆炸案、跟歐洲的外交謾罵以及對艾爾多安的高度興趣），我成了少數以土耳其為根據地的全職記者。幾個月過去，我發現即便是最老套且不重要的土耳其消息，只要多少牽涉到艾爾多安，都能成為頭條。我特別有印象的一條是關於他的妻子埃米內（Emine），在演講中認為鄂圖曼蘇丹的後宮─容納大群潛在性對象之處─可視為女性主義的堡壘。西方媒體全都瘋了，即便有一派嚴肅的學術討論可能同意埃米內的意見。對艾爾多安的興趣，及土耳其逐漸上升的動亂，很快讓我獲得《泰晤士報》的常態報導工作。
我發現自己也受他吸引。我第一次看見艾爾多安本人，並不是為了報導，只是人剛好在附近，也對他有興趣。二○一三年五月，當時我仍住在安塔基亞，兩顆汽車炸彈襲擊了另一個住有數千名敘利亞難民的土耳其邊境小城雷汗勒（Reyhanlı）。這是敘利亞衝突的首度外溢攻擊事件，死亡慘重：五十二人死亡，小城中心整個炸開。燒焦的肉體殘塊後來在排水溝中被發現，可見爆炸威力之嚴重。部分敘利亞人跨過邊境返回戰區，害怕他們若留下來，將很快面對當地人的憤怒。一週後，艾爾多安前往雷汗勒對人民發表演說。因為雷汗勒距離安塔基亞只有半小時路程，我也決定前往。
跟後來幾年的景象相比，眼前的群眾規模小且冷靜，艾爾多安的演講也頗節制。但那一天我注意到一些未來會一再看見的事：明顯由國內各地巴士運送來的數百人；黨內志工發送旗幟與棒球帽，在電視螢幕上呈現一片紅海景象；出現的人似乎更想靠近艾爾多安，勝過關心雷汗勒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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