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歷史與真實：為何要研究歷史（部分）
歷史的價值
歷史的目標是什麼？我將非常簡單的回答——「真實」。這是一個不時髦的名詞和觀念。但忽視達到真實可能性的結果，要比珍惜它的結果還要壞。
這個目標也許可以更慎重的表達如下：發現所曾經發生的事實，並同時嘗試解答此種事實為什麼發生的原因。換言之，即尋找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
不過，作為一個「指標」，歷史的用途是有其限制的，因為它雖然能指示我們以正確的方向，但卻不能對前方道路情況提供明細的資料。但作為一個「警告牌」的消極價值卻是可以確定的。歷史可以指示我們應該「避免」什麼，即令它並不能教導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它的方法是指出人類很容易造成和重犯的某些最普通的錯誤。
第二個目標是歷史的實用價值。德意志帝國宰相俾斯麥曾經說過：「愚人說他們從經驗中學習。我則寧願利用他人的經驗。」就這一點而言，研究歷史能夠提供最大可能的機會。它是一種普世的經驗——比任何個人的經驗都是無限的較長、較廣、和較複雜而多變。
人們通常喜歡根據他們的年齡和經驗來表示自己智慧超群。中國人尤其敬老，並認為一位年齡超過八十歲的人應該比其他的人都還要聰明。但八十歲對於史學家而言並不算什麼。只要不是文盲，在他的腦海裡都可以累積三千年以上的經驗。
彼里比亞斯對於這一點曾有如下的高論：「對於人類而言，有兩條改革的途徑——一是透過他們自己不幸的遭遇，二是透過旁人不幸的遭遇；前者是比較確實無誤，而後者則痛苦較少……我們應經常尋求第二種的途徑；因為這樣，我們可以使自己不受傷害，而又能對所應追求的最佳途徑獲得一種較明確的認識……從真實歷史的研究中所獲得的知識，對實際生活而言，是所有一切教育中的最佳者。」
在我本人的特殊研究領域內，他的這種忠告所具有的實際價值，曾對我產生深刻的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使各國參謀本部受到奇襲的主要發展，從前半個世紀連續各次戰爭的研究中即可演繹得出來。為什麼它們不曾被演繹出來呢？一部份是因為參謀本部的研究範圍太狹窄，另一部份是他們受到自己職業利益和感情的蒙蔽。但是某些非官方的戰爭研究者，由於能夠有超然的思想，所以也就能夠從對過去戰爭的研究中，正確的演繹出那些「奇襲」的發展——例如波蘭的銀行家布羅赫，和法國的軍事作家，梅葉上尉。
所以，當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十年間研究軍事問題時，我經常嘗試採取一種透射的方法，從過去透過現在而進入未來。在預測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決定性發展時，我認為主要應歸功於此種歷史方法的實際應用，那是比我自己的任何腦波都有更大功勞。
歷史是人類的「踱步」和「失足」的記錄。它告訴我們踱步是緩慢而細小，但失足則快速而繁多。它也向我們提供利用前人顛簸跌倒的機會。
如果我們能認清自己的弱點，則對於過去那些曾犯錯的人是不應隨便加以譴責，但如果我們自己不能認識錯誤，那就應該自我譴責了。
有一種較為普遍的趨勢，即認為歷史是專屬於專家的課題——那是大錯特錯的。怡好相反，歷史對所有一切的專精化都是根本的補救（嬌正）。從正確的觀點上來看，它是最廣泛的研究，包括著人生的所有面向。它指出人類如何重覆犯下它的錯誤，以及那些錯誤是什麼，並以此來奠定教育的基礎。
軍事史的重要
一八八○年有一本歷史暢銷書，那就是格林所著的《英國人的歷史》。格林在他的這本書中曾經說過下述一段話：「在歐洲國家（民族）的真實故事中，戰爭只是扮演一個渺小的角色，而在英格蘭的故事中，戰爭所扮演的角色比起任何其他國家尤其渺小。」這是一項令人感到驚奇的非歷史性言論。自今日視之，更是一種極大的諷刺。
造成我們此後所遭遇到的某些困難，這種觀念可能「居功厥偉」。因為在最近這幾代人的時間裡，儘管在所有各種其他知識方面的研究都已有巨大的進步，但是戰爭的科學化研究在大學中所受到的注意、和從大學或政府方面所獲得的援助也不多。
大學對於此種研究的忽視，又與進化論史觀和經濟決定主義的潮流有密切的關係。此種潮流的趨勢是認為世局的發展是不受個人和意外事件的影響；「將軍和國王」沒有太多的重要性；歷史的潮流將不斷前進，而不會受到他們爭吵的擾亂。
這種想法至為荒謬。假使波斯人征服了希臘；漢尼拔攻佔了羅馬，凱撒不敢渡過盧比孔河；拿破崙在土倫陣亡，是否還有任何人相信世界史仍將維持現狀不變呢？如果諾曼第公爵「征服者威廉」在哈斯丁會戰中被擊敗，是否還有任何人相信英國歷史仍不受影響呢？又或是——再說到較近的時代——假使希特勒不在法國的敦克爾克受阻而到達了對岸英國的多佛，是否還有人相信英國歷史仍將不受影響呢？
這種重大事件，也就是改變歷史的「意外」，真是不勝枚舉。但是在歷史過程中造成突變的所有一切因素中，戰爭的結果又是偶然性最少的一個。
實際上，在那些對歷史最具影響作用的戰爭中，理智對於其結果所產生的影響是比幸運所產生者遠較巨大。創造性的思想時常重於勇氣，甚至也重於天才的領導。那是一種浪漫性的習慣，把功過歸之於在會戰中像閃電一樣的靈感，實際上卻應歸之於很久以前所灑播的種子——即戰前勝方所曾採取的某種新軍事措施，又或者是敗方在軍事措施中本來可以避免的衰頹。
與其他的行業不同，「正規」軍人並不能正常地執行他的業務。的確如此，甚至於可以說照字義來解釋，軍事這一行根本上就不能算是一種「專業」，而只是一種「偶然的僱用」——而很矛盾的，過去傭兵是為了要打仗才會被僱用和付給薪餉，以後的常備軍則雖然不打仗也照樣發餉，而當前者被後者取而代之的時候，軍事也就反而不再是一種專業了。
此種認為在嚴格上來說沒有「軍事專業」存在的理論，如果就工作的範圍來說，則對於今天大多數的武裝部隊而言，是講不通的；但實際上比起過去較早的時代，戰爭規模雖然已經變得更大，但次數卻也已經變得更少。所以，對於此種理論又毫無疑問的是產生增強的作用。因為即使是最好的平時訓練，也只是一種「理論」經驗，而不是「實際」經驗。
但常被人引述的俾斯麥格言，卻又對於這個問題投下一種不同且較具有鼓勵作用的見解。它幫助我們認清有兩種形式的實際經驗存在——即直接和間接兩種——而在二者之間，間接的實際經驗也許還更有價值，因為它的範圍遠較廣泛。即令在最活躍的經歷中，尤其是軍人的經歷，直接經驗的範圍和可能性總還是非常有限。與軍事成對比，醫藥這一行是要有不間斷的實習機會。但是對醫學方面的偉大進步，科學思想家和研究工作者的貢獻也還是多於實際開業的醫師。
直接經驗有其固有的限制，無論對於理論或應用都不足以構成一種適當的基礎。在最佳的情況中，它也只能產生一種對思想結構的枯燥和僵化具有價值的空氣。間接經驗之所以更有價值，在於它變化更大、範圍更廣。「歷史為普世的經驗」——不僅只是另外一個人，而是許多其他的人在各種不同條件之下的經驗。
為什麼把軍事史當作軍事教育的基礎，這也就是其合理的解釋—其在軍人訓練和心靈發展中的重大實際價值。但也和所有一切經驗一樣，其利益是依賴在下述三點上：一、它的廣度，二、它與上述定義的接近程度，三、研究它的方法。
拿破崙有一句常被引述的格言，那就是說在戰爭中「精神與物質的比例是三比一。」軍人大致都承認這是普遍的真理，此種實際的算術比例可能毫無價值，因為如果兵器不適當，則士氣（精神）也就會隨之而低落，就好比在一具屍體之內，則最堅強的意志也還是毫無用處。雖然精神和物質因素是不可分，但拿破崙的格言還是有其永恆的價值，因為它表示出在所有一切的軍事決定中，精神因素都佔優勢的觀念。
戰爭和會戰的結果，經常是在精神因素上的迴轉。在戰史中它們構成比較不變的因素，其改變也只是在程度上的，而物質因素則幾乎在每一個戰事、和每一個軍事情況中都有所不同。
歷史的探索
不過，歷史的優勢是有賴於一種「遠大的眼光」，而且又有賴於對其作「廣泛的研究」。對於某一部份作深入的發掘，是一種有價值而又必要的訓練；只有用這種方式才能學會歷史的研究方法。但當進行深入發掘時，同樣重要的是要用一種廣泛的觀測來確定自己的方位。對於某人研究成果之重要性的研判也是必要的，否則將會有「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見輿薪」的毛病。
歷史的日益專精化，已使歷史能為人們所領會的程度有日益降低的趨勢，於是就剝奪了歷史對於社會的貢獻——甚至對由專業史學家所構成為小社群而言也都已如此。
對於任何史學家而言，生活在世界事務中並親眼看到歷史片斷的製造，那都是一種有價值的經驗。而許多有價值的部份又來自對偶然因素之重要性的認識——諸如某次的悸動、某次頭腦欠靈活、一次突然的爭吵、某一次的內心困惑、或是午餐時的斡旋等等。
對於如何決定有關事件的當前經驗，足以幫助了解過去的事件。這可說是我的一種好運氣，既能在近距離觀察某些歷史片斷的創造過程，而又能處於旁觀者所享有的超然地位——依照諺語來說，就是所謂「旁觀者清」。這種經驗已經告訴我們，那時常是一種博弈的機會——假使也許由於個人的好惡，內心的困惑，或大動肝火的衝動等，都可以視為偶然因素的話。也許在這些對歷史的偶然影響中，最強有力者還是「午餐時的斡旋」。
在觀察各種不同種類的工作委員會時，我在很久以前即已認清「午餐時間」的極端重要性。對某一問題的詳細討論和慎重考慮，也許要花費兩個多小時，但最後的十五分鐘卻往往要比所有一切剩餘的時間都更為重要。在下午十二點四十五分時，似乎還無獲得一致結論的希望，但到了快一點鐘時，重要的決定就可能不必經過辯論而迅速達成——因為出席人員的注意力都已經轉而集中在他們手錶的指針上，那些正在走動的指針對於心靈的運動，具有一種顯著的加速效力——近乎達到閃電決定的程度。任何工作委員會中比較具有影響力的成員，其有重要午餐約會的機會也就比較多，而委員會的性質愈重要，則情形更是如此。
一個頭腦敏銳的「會議專家」，通常也就能夠根據此種時間的計算發展出運用的技巧。他會等到午餐時間特近時才開始介入討論，到那個時候任何建議只要聽得還順耳的話，則多數與會者也就會有願意接受的傾向，因為他們都希望會議趕緊結束，以便還能趕上他們的午餐約會。有時他會儘量等待，以便在其最可怕的對手先行離席之後再來進行表決。拿破崙曾經說過軍隊是用它的肚子來行軍的。基於我的觀察，我很想就此修改這個格言——即「歷史是用政治家的肚子來推動的」。
這種觀察的應用範圍又不僅只限於時間意識而已。日本人認為勇氣是位於肚子（胃部）裡面；軍事史對於此種觀念可以提供充份的證據，因為部隊的戰鬥精神的確是依賴他們胃部的狀況，而且也會隨之改變。怒火的來源也是位於那一部份。凡此所表示者，即在人類正常的生活上，心靈與精神都是依賴在物質上。所以這也就使歷史學家必須認清那些影響國家命運的大事，其決定的基礎往往不是平衡的判斷，而是衝動的情感，以及層次並不高的個人因素。
對於「隱士」型史學家而言，另一種危險是他們往往過份重視文件的價值。身居高位的人，早已知道該如何維護他們在歷史中的名聲。許多文件都是為欺騙和掩飾的目的而寫的。此外，幕後的鬥爭很少能有文字的記錄，但它們卻往往能對問題產生決定性作用。
經驗也使我對偽造歷史的過程得知一二。其過程比絲襪都還不透明。再沒有什麼比文件更能矇騙人們的東西了。作為一個對歷史學家的訓練場所，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價值亦在於此。政府已經開放了他們的檔案，政治家和將軍也已經開放了他們的嘴吧，所以他們的記錄已經可以和其他證人的親身經歷做互相的核對。對於此種工作已經有了二十年經驗之後，純文件性的歷史照我看來簡直是近似神話的事情。
對於那些仍然迷信文件的學術界史學家們，我經常告訴他們一個具有教育意義的小故事。一九一八年三月，當英軍防線被突破而法國援軍趕來協助阻止突破口時，有一位法國名將來到某軍的司令部中，威風凜凜地就在那裡口授命令，其內容是指部隊在那天夜間應固守某線，並在次日上午發動逆襲。那位軍長把命令全文讀過一遍之後，不禁大感困惑，遂大聲驚叫著說：「可是那條戰線的位置早已在德軍戰線的後方。你昨天就已把它丟失掉了。」這位偉大的指揮官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然後才說：「這都是為了在歷史留痕」。也許我還要補充說明一點，在這場戰爭的大部份時間裡，他都是充任高級幕僚的職務，換句話說，以後官方戰史所必須依據的檔案也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下。
在官方檔案中可以發現許多的漏洞，顯示出有許多文件都是事後被銷毀，以掩飾某些足以令某一指揮官名譽受到損失的事實；而更難發現的是一些用來調包的偽造文件。一般說來，英國指揮官們似乎還比較老實些，其行為還僅只是銷毀或回溯填寫命令的日期時間。而法國人則比較滑頭，他們會依據根本上不存在的情況，寫出一套無中生有的攻擊命令，結果是他自己的名譽和他部下的生命都同樣的安然無恙——而且任何人都不得不相信這就是事情的經過，因為記錄早已歸入檔案。
當我發現某些指揮官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去替歷史學家準備資料，所以有時真的會很懷疑這場戰爭怎樣還能夠進行得下去。如果過去的偉人（那更是死無對證）也和近代的偉人一樣重視歷史，那麼只要比現代史略為古老一點的東西，也就很難令人感到有值得信任的價值了。
歷史的探索是一種冷靜的經驗。所以著名的美國歷史學家亨利亞當斯在回答一封來信中所提出的問題時，曾經表現出下述的犬儒主義態度：「我因為對歷史實在寫得太多了，以至於真正的相信它。所以如果有任何人要向我表示不同的意見，我也就準備向他表示同意。」
對戰史的研究尤其足以闢除任何錯覺——即使不是故意捏造事實以來適應宣傳目的，人們所作證詞的可靠性，以及其一般的精確性也都是大有問題。儘管史學家要想發現事實的真實性非常困難，但他對於並非真實的故事則可能養成非常高明的觀察技巧——相較之下，那是一種較為容易的任務。對於歷史證據的處理有一條合理的定律：凡是自我表揚的言論、應對其採取挑剔懷疑的態度，凡是自我認罪的言論，則大致應可以信賴。如果說有一句話是可以代表一種普遍的真理，那就是：「除非親口供認不諱，否則任何人都不應視之為有罪。」採取這種衡量的標準，我們對於歷史、和正在製造中的歷史，也就大致可以作成明確的判斷。
勞合．喬治在談話中，時常向我強調說明有一件事，可以作為第一流政治領袖與第二流政客之間的區分標準，那就是前者經常非常小心避免任何確定的言論，以防事後受到駁斥，因為從長期的觀點來看，他總是有被人抓著弱點的可能性。我發現勞合．喬治本人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即已從國會的經驗中學到了這種教訓。
歷史的論述
已有日益增多的近代史學家，例如韋奇伍德，曾證明好的歷史和好的讀物是可以合而為一的—如此也就能排除了那些神話式的作者，而把歷史又帶回到對人類服務的境界。儘管如此，學者對於文體卻仍然保有懷疑的態度。那些老學究們也許應該記著這樣的格言，「高深的寫作是為了能成就出可輕鬆閱讀的讀物」。但這種高深的寫作也要求有高深的思維。要想對於事實作澄清扼要的說明，遠比模糊的敘述更吃力。如果文章一清如水，則其中記述錯誤也就很容易被人發覺。作者如果不想被人抓到錯處，則他也就必須加倍小心。這種在寫作方面的慎重，又進一步要求在處理史料方面的謹慎——即必須對其作正確的研判。
致力於較深入的心理分析是很好的——不過必須能同時保持高瞻遠矚的眼光。如果能夠顯示出人物性格的真實性，則把油漆刮去也是好的。但如果用適合低俗口味的廉價色彩，來代替維多利亞時代的油漆，則除了誇張宣傳以外，也就沒有其他的好處了。
更進一步說，如果對於人物性格的研究太過頭，則又有把行為表現推入幕後的毛病。這樣的確可以簡化傳記作者的任務，他對於其主題人物終身工作的領域甚至可以一無所知。我們能否幻想到一位無治術的偉大政治家，一位無戰爭經驗的偉大將軍，一位毫無建樹的偉大科學家，一位無文學素養的偉大作家，如此這般他們看起來就很沒有內涵——雖然這已經是司空見慣。
有一個時常成為爭論的問題，即歷史究竟是科學還是藝術。真正的答案似乎是歷史、是科學、也是藝術。
研究歷史應該有一種科學化的研究精神。一切事實的處理應採取一種力求精確、科學化的慎重態度。但對於事實的解釋卻不可能沒有想像力和直覺的幫助。單就證據的數量就是如此的浩大，所以要做出選擇是必不可少。只要其中存有選擇，則也就有藝術的存在。
探索則應該力求客觀，但選擇卻是主觀的。不過其主觀性是可以、而且也應該用科學的方法和客觀性來加以控制。有太多人只想從歷史中去尋求資料，以供其說教之用，而並非尋求事實以供分析之用。但在分析之後人們又必須繼之以藝術，始能提出事實的意義——並保證讓它能為人們所共知。
德國以蘭克為首的史學家，在十九世紀中期開始創造力求純粹科學化的學風。此種風氣也傳入英國的史學界。他們認為，任何的結論或歸納的結果在治學時都應該避免做為參考，而任何書寫完整的書籍都有讓人質疑的空間。結果又如何呢？歷史變得太沉悶枯燥，不僅不堪卒讀，而且也缺乏意義。它變成一種只供專家研究的對象。
於是所留下來的真空遂由新的神話來填補——此種神話非常具有刺激力，但也造成可怕的後果。整個世界都因而受害，尤以德國最為慘重，因為歷史的蓬勃生氣絕滅就是發源於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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