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導師作為學術大師，自有昭垂千古的遺則在焉。所謂治學，不是浮游無根的高談闊論（所謂“六經注我”），不是脫離現實人文關懷的格義實證，更不是單純地搬弄材料，徵引文獻，考索章句，所謂訓詁而後方明義理（“我注六經”），而是先明義理而後藉學術之手段以貫通其說；說到底，也是基於“識”——正因心中有“識”，方能達致王國維先生所謂“不懸目的而目的白生”的境界。進一步說，在學術研究中，重要的不是“術”，而是萬卷蟠胸、透骨入髓的“通識”：緣此，故能在各種材料的錯綜紛紜中，尋眾說之竅要，察諸家之異同，然後奏刀析理，浸成通識定論。又，四大導師皆為才華騫舉的大詩人，但他們一入森森黌宇，盡棄昔日風華，硜硜自守其青燈黃卷的枯淡生涯。對此，不少學者頗感困惑。其實，就四大導師而論，皆為“靈、智、慧”兼具的尤物。為學固當用智；但對大學者來說，這種“智”往往轉化為銳利的思想穿透力：與此同時，若輔以詩家之靈悟，則萬物於學人之眼中無不著詩之色彩：此即王荊公所謂“蓋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苟能如此，徑湊單微，則必能體道于玄眇幽邃之域，恍兮惚兮，遂與道合；更能融通綜賅，萬取一收， “獨標勝義於眾家之表”。四大導師之所以能精進不已，日新其業，其竅要大抵在此。倘無靈智的燭照，詩性的妙悟，所謂學術研究，便只能是一種拾遺補闕的“末技”；末世窮年，不過一鋀飣陋儒而已。
以上所言，皆為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的一些感悟（事實上遠不止此）。當然，感悟最多的，還是大學的教育改革問題，這大概與筆者多年來“身臨其境”有關。依我看，四大導師的授學方式、辦學宗旨、教育理念、人文追尋，在今日仍有著足資借鑒的當代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四大導師既屬於“舊”式人物，卻又那樣地“新”；他們廁身在那樣一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身上卻有著那樣多“不變”的、挹之無窮的東西，其歷久彌新的恒久魅力即在於此。緣此，我總覺得“四大導師”並不像人們想像得那樣遙遠，他們以其至大至剛的天地正氣，至善至純的文化良知，仍在警示著這個物欲洶洶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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