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布盧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風格。他在談論美國的高等教育時，並不考察所謂學術共同體（這通常是它的自稱）的形態、傳統和儀式。但他的資格是無可挑剔的。他寫過一本論述莎士比亞政治觀的大作，翻譯過柏拉圖的《理想國》和盧梭的《愛彌爾》。那些惱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當回事都難，雖然很多人都想這樣做，因為他目光犀利，勇氣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門肯刻薄時所說的“高級學問”的大觀察家。　　但是，布盧姆教授既不是專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諷刺作家，他思想的嚴肅性使他超然於學界的立場。他主要不是對教授們說話。他當然歡迎他們聽聽——他們肯定會聽的，因為他們正處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於一個更大的共同體之中，更多地援引蘇格拉底、柏拉圖、馬基雅維利、盧梭和康德，而不是我們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體幻影中，真正的人類共同體是那些尋求真理者、那些潛在的智者的共同體，……全體渴望求知者的共同體。事實上，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們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對善的本質有分歧時柏拉圖是亞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樣。……他們在探討這個問題時絕對心心相印。按柏拉圖的觀點，這是唯一真正的友誼，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們不顧一切尋找的密切聯繫正是這裡建立起來的。……這便是那個不可能的哲學王之謎的意義所在。哲學王們擁有真正的共同體，它是其他所有共同體的楷模。” 　　對現代讀者來說，這種語氣也許會因為那些古板的老詞——“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們不能否認，在我們反對這種語言的背後，有著對我們現代人關於“價值觀”的淺薄、常常是瑣屑無聊的言論的負疚感。　　上面那段話引自布盧姆這本書的結語。他不顧自己讀者的好惡，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討論專業經濟學家的勢力、現代科學同先於它出現的“自然哲學”的分離、人稱“文化相對主義”的現像或MBA（工商管理碩士）真實的基本含義時，他下筆別具一格。他時常一臉慍怒，咄咄逼人，不懷好意。談到人文學科在大學中的地位，他稱其為“久已沉沒的大西島”，我們重新回到那兒，力求“找回別人都已放棄的自我”。“人文學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場，眼力好的人方可從一堆堆破爛中找出被人丟棄的寶貝……”還有，“人文科學就像難民營，被不友善的當局剝奪了工作趕出家園的天才們，在那兒閒蕩。……大學的另外兩個部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對歷史毫無用處……”當他不忙於研究善的本質時，他能夠運用人文學科的精華（或許我應該說，用其糟粕）發起猛攻。身為學者，他想給我們啟蒙；身為作家，他從阿里斯托芬等人那裡了解到，啟蒙也應該是快樂的。在我看來，這不是一本教授寫的書，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願意承擔作家才經常承擔的風險。在一本討論觀念的書中，用自己的聲音說話是很冒險的，但它也提醒我們，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個人的內心深處。布盧姆告訴我們：“貫穿全書，我始終在參照柏拉圖的《理想國》。對我來說，它是獨一無二的教育之書，因為它確實解釋了我作為一個人和作為教師所體驗到的一切。”學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稱為存在主義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為個體、作為個人公開坦誠地呈現出來。可見，布盧姆教授是我們這個時代精神之戰的前線戰士，所以他特別投我的脾氣。（既然他能個性十足，我認為自己也沒有理由繼續充當無名氏一般的評論者了。）　　布盧姆在最後幾頁談到了一名學生；這名學生讀過柏拉圖《會飲篇》以後說，如今很難想像那種神奇的雅典氣氛了，“那時人們友善和睦，富有教養，生氣勃勃，彼此平等，既開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暢談自己的渴望的意義。但是（布盧姆補充說），這樣的體驗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實，這些令人心曠神怡的討論，是發生在一場雅典注定要失敗的可怕戰爭期間，阿里斯托芬和蘇格拉底至少能預見，這意味著希臘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險惡的政治環境中，他們並沒有陷於文化的絕望，他們忘我地沉浸於自然的愉悅之中，證明著人類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從於命運和環境的擺佈。我們感覺自己太依賴於歷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圖式對話的本質就在於，它幾乎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重現。……這或許就是這種思考的全部意義所在。這正是我們逐漸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們鼻子底下，幾乎不可能發生，卻一直存在著。” 　　我非常嚴肅地看待布盧姆這一番話，被它深深打動，並且從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賴以成長的種子。我出生在美國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認識到，我的猶太血統，我的環境（恰巧以芝加哥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會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歷程，取決於我本人的決定。我不想完全依賴歷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賴，肯定意味著我不過是個玩偶。在我們這個時代，文明世界最常見的說教可以簡單地表述為：“告訴我你的來歷，我就能告訴你你是怎樣一個人。”雖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國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還是沒有機會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夠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對它的物質影響採取了頑強抵制。我說不清楚我為何不想讓自己成為環境的產物，但我從未被利益、功利、審慎和生意所俘獲。我母親曾想讓我當個小提琴手，不行的話就做個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選是在帕爾瑪飯店的晚宴上拉琴，還是在猶太人集會上佈道。有正統信仰的傳統家庭都會教小男孩翻譯《創世記》和《出埃及記》。所以，如果這個大千世界，這個花花世界，不是那樣誘人的話，我也許很容易繼續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誠恭敬的人生不適合於我。畢竟我在早年就開始了廣泛的閱讀，這使我很快脫離了古老的信仰。十七歲那年父親勉強允許我進了大學，我是個熱情（狂放）、乖戾、不願隨俗的學生。如果我報名選修本科二年級的經濟學課程，我肯定會把時間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蕭伯納上。如果我註冊了詩學課程，我很快就會對韻律和詩節生厭，轉而去看克魯泡特金的《一個革命者的回憶錄》和列寧的《怎麼辦？》。我的趣味和習慣是一個作家的趣味和習慣。我寧願自己去讀詩，也不想從講授韻律停頓法的課堂上獲益。為了放鬆因閱讀而疲乏的雙眼，我就到男人俱樂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　　我很快意識到，依照先進的歐洲思想家的見解，一個來自粗俗的物質主義中心——芝加哥——的年輕人，他的文化抱負是必定要歸於失望的。組成這個城市的屠宰場、鋼鐵廠、貨棧、簡陋的工廠平房，還有灰暗的金融區、棒球場和拳擊場、機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這些東西湊在一起，你就會看見一張文化射線穿不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堅硬黑幕。根據高雅的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和意大利人這些現代藝術代言人的判斷，那是個毫無希望的地方。對這些外國觀察家中的某些人來說，美國與歐洲相比有許多優勢，它更有效率，更生機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態政治和毀滅性戰爭的影響，但是說到藝術，正像溫德姆·劉易斯所言，就算生為愛斯基摩人，也要強過一個想當畫家的明尼蘇達長老會教友。文明的歐洲人中能夠擺脫本國階級偏見者鮮有其人，他們會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見帶入一切自由的美國。無人能夠預見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國家注定會降格為平庸的世界主義，古老文明各個支脈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會提供嶄新的機會，使我們擺脫對歷史和文化的依賴— —這是隱藏在衰落背後的好處。這固然會導致野蠻的表現，但也可能產生獨立的新形式。　　在這方面，正像美國人時常說的，我發現自己“處境尷尬”。歐洲的看客有時把我列入雜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國人，也不是十足的歐洲人，腦子裡塞滿了哲學家、史學家和詩人的語句，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窩裡生吞活剝的成果。當然，我是個自修者，現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紀的小說家，曾大膽地進行猜想、冒險和推測。獨立思想結出了碩果。巴爾扎克宣稱：“這個世界屬於我，因為我理解它。”布盧姆教授的書讓我擔心，這本通過自修，從事了大量研究而寫成的講述世界的書，會遭到“有學問者”的封殺，他們正在築起輿論的高牆，把整個世界擋在外面。　　美國讀者站在不同的立場上，不時指責我的書有外國味。我提到歐洲作家時有點兒盛氣凌人，似乎是在擺架子。我樂於承認，我的作品中或許有一些讓人讀起來吃力的地方，隨著公眾中無知之人的增加，我的書可能越來越難讀。評估自己讀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們還打算看書，即便只是出於對書的尊崇，或只是裝裝樣子，那麼有些事情他們是本應知道的。所以，假設他們熟悉20世紀的歷史超出了能夠客觀證明的程度，這並沒什麼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們視為理所當然。“從本質上說別人跟我相似，我大體上也跟別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別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獻上祭壇，希望得到接納。你祈禱自己至少不會因為遭到拒絕而發怒，變成該隱。你也許很天真，炮製出自己心愛的寶貝，把它們不加區別地堆在一起。那些現在沒有認識到它們價值的人，以後也許會明白。於是你覺得自己不是在為同代人寫作。也許你的真正讀者還沒在這裡，而你的書會讓他們現身。　　有時我很喜歡拿有教養的美國人開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寫成喜劇小說：一個畢業於美國一所不錯的大學的博士，妻子為了另一個男人離他而去，他變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書信體寫作，寫一些悲傷、尖刻、諷刺、放肆的書信，不僅寫給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寫給一些偉人，那些塑造他的觀念的思想巨人。在這種危機時刻，他又能做些什麼呢？從書架上取出亞里士多德和斯賓諾莎的著作，怒氣沖沖地從字裡行間尋找慰藉和建議？這個遭受打擊的人，他想讓自己重新振作起來，想給自己的遭遇找個解釋，讓人生重新具有意義，他逐漸清楚地意識到這種努力的荒唐。他最終還是向自己的荒唐處境屈服了，他寫道：“這個國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價值五分錢的花言巧語。”這是在跟威爾遜總統的副手馬歇爾先生學舌，大概是在那場大戰時期，他曾經說過“這個國家需要的是一支價值五分錢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讀者抱怨此書難讀。他們可能對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歷史教授報以同情，但也會不時被他那些賣弄學問的冗長信件搞得不勝其煩。有些人覺得，自己是在被迫參加一場思想史概論課程的艱苦考試，認為我是把同情與智慧跟晦澀和迂腐一鍋煮。　　然而，我是在嘲笑書生的迂腐！　　有人回答說：“如果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徹底落空了。有些讀者會認為你是在跟別人過不去，佈置類似於障礙賽的任務，或是門薩協會會員玩的高智商字謎遊戲。”有些人會從中獲得虛榮心的滿足，另一些人卻會憎恨被人測試。人們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給自己的專業，其次是警覺的公民面對的大事——經濟、政治、核廢料的處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們想放鬆一下，他們不明白為何不能讓娛樂簡簡單單地進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這種意見，因為我本人在閱讀蒙田的著作時，也情不自禁地想繞開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長引文，它們使我覺得高中學的拉丁文不夠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並不好玩。　　在《赫索格》的結尾部分，我想表達這樣一種觀點，“高等教育”為遇到麻煩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麼有限。到頭來他會領悟到，在應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沒有受過任何教育（在大學裡，誰會教他如何對待情慾、女人和家庭呢？），用體育比賽的話說，他又回到了起點——或者像我寫書時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點。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樣呢？有時，他借助於自己的喜劇感是能夠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條通向靈魂的幽徑。也許它很難被發現，因為在人生的中途，周圍已是雜草叢生，其根源便是我們所說的我們的教育。然而，那條幽徑一直就在那兒，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暢通，以接近我們內心的最深處——接近我們的內心對一種更高層次的意識的清醒認識。我們藉助於它做出最終判斷，把一切理出頭緒。這種意識有著不受歷史噪音和我們當下環境干擾的力量，它的獨立性便是人生奮鬥的真諦。心靈為了找到並固守自己的地盤，要同各種敵對勢力抗衡，這些勢力有時表現為否認心靈的真實存在，並且看起來確實經常想把它徹底幹掉。　　19世紀的浪漫詩人和一些好為人師的理論家，在一件事上搞錯了——詩人和小說家從來不是人類的立法者和導師。如果必須把藝術家的事業解釋成有目的的，那麼詩人——藝術家——應當賦予人類新的眼光，使他們能夠從不同的角度認識這個世界，轉變僵化的經驗模式，這就堪稱雄心大誌了。訓練有素的無知在無情地四處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脹，使藝術家的這項事業舉步維艱。若是還事物以本來面目，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思想世界中，而思維的運行確實糟得很。因此，藝術家，無論他是否把自己視為知識分子，都被捲入了思想鬥爭。思維本身永遠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個藝術家都應該感謝樸素的魅力，這使他無需苦心思索。在我看來，大學一向是個卸去偽裝的地方，我在擯棄不良思想的艱鉅工作中，可以從這兒找到幫助。正是在大學中，我開始了對現代意識形態的研習，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心理學、社會理論和歷史理論，當然還有哲學（包括邏輯實證主義、自然主義和存在主義，等等）。我甩掉多餘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機體恢復呼吸能力，我維護植根於生活的樸素，但我從不把大學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聖殿和避難所。遠離喧囂的大都市，在一個刻板的學術村落裡過日子，對我來說是一種折磨。所以，我從來不是“激進的”中歐小說家所稱的“校園作家”。恰恰相反，我訓練自己去辨識激進派和右派那些變化無窮的話題，這使我能夠（不是什麼令人羨慕的技能）嗅出百年來革命詞藻散發出的那種未經處理的污濁惡臭，或從另一個方向分辨出最近戈爾·維達爾“原創的”地緣政治學不過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黃禍”主題，其氣味並不比20世紀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這極具煽動性的“激進”作家的狂暴姿態中，根本就沒有什麼新鮮東西。倘若他們也能拿出自己的觀點，大學就保不住在知識生活中的壟斷地位了。　　布盧姆教授的核心觀點是，在一個受輿論控制的社會裡，大學過去一直充當著思想自由的島嶼，所有的觀點都能無拘無束地進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為可能。但是，由於大家都想讓大學在社會上扮演積極的或“正面的”參與角色，這使它淹沒在了社會“問題”的逆流之中。全神貫注於健康、性、種族和戰爭問題的學術界名利雙收，大學成了社會的概念倉庫，常常起著有害的作用。針對通識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難以想像的，它有可能使大學陷入與全美國的對立之中。“圈內人”的慾望和動機日益變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樣。這就是我對布盧姆的言論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說了些有爭議的話，那麼對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書之所以成為一部極為嚴肅的著作，在於它不但有論證，而且伴有對歷史背景的準確說明。他運用對政治學說令人讚嘆的把握，揭示了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現代民主源自何處，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洛克、盧梭和另一些啟蒙哲學家的意圖及其得失。　　左右兩派的爭論在過去十年裡變得異常火爆，讓文明對話的習慣受到訕笑。對手們似乎不再傾聽對方的意見了。如果聰明的對手只因興趣索然而不讀布盧姆教授這本書，那將是非常遺憾的。該書的陳述十分重要，值得細細研究。無論人們是否同意它的結論，它提供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討論指南。它不僅是對傳統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準確的歷史大綱，是對民主美國高層次精神生活的發展值得信賴的概述。

美國精神的封閉（人文與社會譯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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