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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看來，懲罰與犯罪乃是一個互動的矛盾體，是社會權力機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從這種角度看，18世紀改革者的批判話語乃是已有機制的進一步要求。
18世紀的犯罪情況發生了變化。17世紀的罪犯是因飢寒交迫而衝動的窮人，而18世紀的罪犯則是處於社會邊緣的“詭計多端的”罪犯。總的趨勢是，從“群眾性犯罪”轉向“邊際犯罪”，從人身攻擊轉向攫取財物，從暴力犯罪轉向詐騙犯罪。
懲罰的暴烈程度也相應地減弱了，但法律更嚴峻，執法更嚴密。這種變化“與其說是對犯人的人性的尊重，不如說是追求更精細的司法、對社會實體作出更周密的刑法測定的趨勢。……暴力犯罪的起點提高了，對經濟犯罪的不寬容也增強了，各種控制變得更徹底了，刑法幹預不僅變得更超前了，而且更複雜了”①。
改革者之所以批評王權，固然出於對君主專制的抗議，表達了社會精英因未能分享權力而產生的不滿，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反對一種效率低下的“糟糕的權力體制”。權力分佈雜亂無章，各種權力相互衝突。司法集暴虐和軟弱於一身，既耀武揚威又漏洞百出。尤其是在公開處決這種危險的儀式化的暴力中，雙方都超出了正當行使權力的範圍。暴政面對著叛亂，兩者互為因果，形成雙重危險。司法懲罰的過分與其說是濫用權力的結果，不如說是權力機制混亂的結果。當然，混亂之源是君主的“無上權力”。
改革者中的首要推動集團也不是人們所想像的那些啟蒙思想家。事實上，改革的醞釀工作大部分是由法律機制內的一些司法官員完成的。是他們規劃了改革的基本原則，即審判權應獨立於王權，而依賴於具有連續效果的公共權力。無論是伏爾泰 那樣的啟蒙思想家，還是布裡索、馬拉那樣的報人，實際上都以不同形式的鬥爭策略體現這些基本原則。他們的共同目標是：“使對非法活動的懲罰和鎮壓變成一種有規則的功能，與社會同步發展；不是要懲罰得更少些，而是要懲罰得更多些；或許應該減輕懲罰的嚴酷性，但目的在於使懲罰更具有普遍性和必要性；使懲罰權力更深地嵌入社會本身。”①
從法國大革命到19世紀初，改革得以實行。其根本原因在於，隨著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新秩序的建立，出現了新的威脅、新的非法活動。西方的歷史教科書上，往往把法國大革命描繪成各社會階層聯合起來反抗王權、爭取自由的鬥爭取得勝利的歷史。福柯從懲罰權力同非法活動的關係演變看到的卻是階級的對立。他認為，17世紀，各個階層的非法活動維持著互助和共謀的關係。從18世紀後半期起，形勢逆轉。下層民眾的非法活動從爭取權利轉變為侵犯財產，這使資產階級感到嚴重威脅。“換言之，非法活動結構也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而改造。財產的非法佔有和權利的非法行使相互分離。這種區分體現了一種階級對立，因為一方面下層階級最能接受的是對財產的非法佔有--所有權的劇烈轉移，而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則要為自己保留權利的非法使用，即規避規章和法律，巧妙地利用法律空隙，以使自己獲得巨大的經濟活動地盤。” ②階級結構和財產關係的變化導致非法活動的變化，從而使新的法律和新的權力技術得以施展。改革也就從設計階段進入製度化階段。
改革的理論是社會契約論。罪犯被視為契約的破壞者。他不是反對國家，而是反對社會。懲罰權力從君主的報復變成保衛社會的手段，但是，這依然是一種不平等的鬥爭。一方擁有一切權力，成為“無上權力”的回歸，因此變得十分可怕。這種理論困境導致了為懲罰權力確立一種“適度原則”的必要性，從而迫使改革者訴諸“人道”或“人性”原則。“這不是由於考慮到罪犯身上隱藏著某種人性，而是因為必須調控權力的效果。'人道'是給予這種經濟學和錙銖計算的一個體面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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