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房間里永遠是下午
張愛玲創作上的成熟絕非一日之功,無論語詞選擇還是情節構置,抑或意象營構與意蘊開拓,都是在不斷閱讀作品、感受人生與創作實踐的嘗試中逐漸形成的。父親對張愛玲的潛移默化與有意支持之功不可抹殺。父母離婚後,父親的家是她所看不起的,在《私語》中說:“我父親的家,那裡什麼我都看不起,鴉片,教我弟弟做《漢高祖》的老先生,章回小說,懶洋洋灰撲撲地活下去。”但有時候,她也是喜歡的,喜歡陽光裡鴉片的煙霧,“屋裡亂攤著小報,(直到現在,大疊的小報仍然給我一種回家的感覺。)看著小報,和我父親談談親戚間的笑話——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時候他喜歡我。”
可是,父親的房間里永遠是下午,在那裡坐久了便覺得沉下去,沉下去。這樣的感覺魯迅也有,不過是在談到讀古書時說的: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所以,魯迅甚至說出了: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在張愛玲與魯迅的心中,傳統總是那樣的割捨不掉,但他們都清楚,傳統又給予他們以壓抑,一個是在家中感到窒息,一個是在書中感到窒息,結果也就形成了反叛。對魯迅而言,這種反叛是鮮明的,他要用西方的啟蒙主義思想改造中國人,敢作敢為才是他的理想。對張愛玲而言,這種反叛湧動在她的內心,不然的話,對於父親的家——她自己的家,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怨言,把那里當成一個陰陽交界的地方,看不到生命的勃發,這導致她毅然決然地走出父親的家去獨自承擔最初的清貧,並用自己的作品表現了家對於生命的扼殺。
不過,儘管家裡的空氣是那樣的讓人沉重,血脈相連的人們,生在那裡,長在那裡,這回憶裡還是有一絲親切與依戀在。當然,除了父親外,母親、私塾先生、僕人等,也都給幼小的張愛玲以傳統文學的影響,那麼多人的文學修養,自然而然地成為張愛玲的文學背景:唐詩宋詞給她的多是意境,明清小說給她的多是故事、歷史與人生的錯綜複雜的經驗。
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
這是張愛玲《天才夢》的開頭,這一寫,可謂出手不凡,抒寫真性情,記載真實的成長經歷,將自己的個性與真正才能展露無遺。
從以下的文字,張愛玲帶我們進入了她的生活世界:一方面,她在學習上極有才能,三歲背唐詩,七歲寫小說,九歲就躊躇著自己的終身職業到底是選美術還是音樂,多方面的訓練,使她對於色彩、音符、字眼,極為敏感,這奠定了日後創作上華美風格的基礎。另一方面,她卻在襪子,不會記路,“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裡,我等於一個廢物”。可其實,張愛玲不會的只是物質生活的瑣碎,她在精神的活動上,卻又是超常的活潑的:“我懂得怎麼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嚙性的小煩惱,生命是—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由此可以推測,張愛玲的精神世界不是外向的,而是內斂的;不是功利的,而是審美的;不是習慣的,而是超常的,這一切正好使她具有了一個作家所需要的氣質與才能,能夠體會別人體會不到的事物的精妙,寫出深深地痕的文章來。
此外,張愛玲創作中的一個基本特色也在這裡顯露了,那就是“反高潮”,先前的敘述都是向著一個方面上升的,到結束突然轉個方向,向另一點滑落去,從而造成了審美的巨大張力與驚異感。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就是這種突轉的典型。從“華美”到“蚤子”,不是認為生命不再華美了,而是認為華美的東西不可能是完美,華美上有了蚤子,不免令人產生惆悵,一絲悲涼也就襲上心頭,使人頓滄桑感,有了沉重。十七八歲的少女張愛玲,就有瞭如此沉重的人生體驗,確實是早慧的。
《天才夢》為《西風》徵文比賽而寫。 《西風》設獎十名,為了鼓勵,增設名譽獎三名,張愛玲獲得最後一名,列第十三位。事後張愛玲對這個結果是不平的,她找了個藉口來表達這份不滿。張愛玲認為雜誌限定投稿的篇幅,會影響寫作的內容與可信性,她是按照雜誌的要求做的。可雜誌卻沒有遵守這條規定,允許獲得“第一名”的文章長好幾倍,這對其他作者是不公允的。確實,我們推測,《西風》雜誌及其讀者群都不利於《天才夢》的評獎:其一,《西風》雖然當時很有名,但不是比較純粹的文學雜誌,從讀者需要來看,像第一名的《斷了的琴弦——我的亡妻》,更容易獲得更多讀者的認同。其二,《天才夢》展示的是一個少女的夢想,這個夢想是文學,恐怕也不是大多數人感興趣的。天才總是超前的。不過,張愛玲已經帶著她的《天才夢》對文壇發起了實實在在的攻勢。隔年,《西風》在出版徵文合集時,用《天才夢》做題目,就羞羞答答地承認了張愛玲的才能。 《天才夢》是張愛玲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的第一塊真正的標石,踏著它,她終於摘下了文壇上的金蘋果。
瓦格納的疏狂是什麼?張愛玲沒有明說。德國海德堡大學音樂學博士羅基敏曾指出:過去的中文語境對於瓦格納的介紹有偏頗,“在已往的中文傳記資料裡,常可看到瓦格納被描述成一個自私、風流好色、無道德等等諸多壞德行的人,對瓦格納的成長環境或其藝術成就反而著墨不多”。我想,依張愛玲的想法,瓦格納的疏狂大概指的就是恃才傲物、放蕩不羈吧。
瓦格納曾發表過蔑視整個世界的著名演說:“我是一個特別的人,我的神經極度敏感,我一定要有美、輝煌與光亮!這個世界欠我所要的!我不能像你的大師巴赫一樣過小鎮風琴師的可悲日子!如果我認為值得擁有一點自己喜歡的奢侈,這驚人嗎?實在令我費解,我是一個可以給這個世界和千萬人這麼多享受的人啊!”
瓦格納是德國著名的作曲家,生於萊比錫的一個小吏家庭,自幼喪父,但繼父是演員兼劇作家,從小培養了他對戲劇的興趣,這為瓦格納的成功奠定了基礎。張愛玲有的卻是後母,給她的只是痛苦的記憶及對生母的更深的眷戀。
瓦格納天生聰慧,少年早熟,愛好廣泛,文學、詩歌、戲劇和歷史是他鑽研的領域,尤其是在研究莎士比亞、歌德和席勒時下過工夫,並翻譯了多部歌劇。十四歲時他就模仿《哈姆雷特》和《李爾王》開始創作悲劇,並自詡自己將成為詩人。這與張愛玲早在十六七歲時創作小說《霸王別姬》有同妙,《霸王別姬》寫的是歷史題材,也有模仿的痕跡。 《霸王別姬》也是一個悲劇。可見張愛玲與瓦格納一樣,都是以悲劇的創作方式開始自己的藝術之路的。
瓦格納深刻影響了青年尼采,尼采為此寫出了《悲劇的誕生》,推崇酒神狄奧尼索斯精神,瓦格納成了尼采眼中的超人,將其視作人間生活的統治者與現代藝術與哲學的立法者。這一點,大概是後來的張愛玲所不認同的吧。張愛玲認為超人缺乏人間氣息,她推崇的是婦人性,像神一樣地活在大地上,四季如春。
頗像張愛玲所說的,世人原諒了瓦格納,至少在中國是如此的。但中國人未必原諒了張愛玲,這與她的預言相近。張愛玲的命運不濟,生在一個動蕩的時代裡,又錯嫁了一個郎君,而且思想意識又是那般的固執,至今也背負著一些罵名,在彼一世界裡不得安寧,老是聽到來自這個世界的紛紛擾擾。
原諒張愛玲的某些輕率吧,少時不懂時事的艱難。她收穫的藝術,卻是永恆的。我們為什麼不接受呢?
出名要趁早呀
這是張愛玲少年得誌時的口出狂言吧。有不少人認為這反映了張愛玲的名利思想,其實,哪個人沒有名利思想呢,除了死人。馮友蘭將人生劃分為四個境界,分別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與天地境界。他也認為擺脫自然境界進入功利境界是人類的一種進步,因為若沒有對功利的追求,人類是不能發展甚至也是不能延續的。
張愛玲在取得了小說暢銷的好成績後,有些癲狂,本在情理之中。長時間裡,她缺錢,往往連學費也無法落買,站在父親面前討要,曾經使她滿心委屈。穿後母給的衣服,舊舊的花紅棉襖,她說像冬天裡的凍瘡,那裡包含的不僅是委屈,更有悲憤,可這樣的悲憤,當時只能藏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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