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本書《全球化的關鍵概念》是一部容易理解且富有啟發性的全球化理論基礎垘本，作者以一種清晰而平衡的方式，向讀者呈現了全球化議題的範圍，強調了自下而上比較分析的重要性。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本書《全球化的關鍵概念》是一部容易理解且富有啟發性的全球化理論基礎垘本，作者以一種清晰而平衡的方式，向讀者呈現了全球化議題的範圍，強調了自下而上比較分析的重要性。

導論
　　 “全球化”這個詞的廣泛流行，預示著我們需要謹慎。直到20世紀80年代晚期，即使在學術界，人們也很少使用這個詞，但是現在只要你翻開報紙，幾乎都會遇到這個詞。這容易使人覺得，它是一個時髦的標簽，可以指任何我們不甚瞭解的現象。然而，撇開全球化概念不談，而去重點關注它所包含的現象，基本上來說將是一件愚蠢的事。我們需要一個通用的共同術語，從多方面、多角度描述世界各地與日俱增的互聯方式。然而，就其本身的使用來看，“全球化”是一個空洞的術語，或者至少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本書後續各章將涉及全球化研究的幾個重要領域，在此之前，很有必要進行分類和篩選工作，以便劃定探尋的領域，並提出一種理論的方法。
　　事實上，全球化這一術語很新，但並不意味著人們沒有進行思考，並對全球的互聯性加以理論化。或許，哲學家黑格爾是第一個思考全球化的理論家，因為他不僅僅討論不同地域之間的聯繫，還探討這種聯繫引發的意識狀態。黑格爾提出了“世界精神”這一著名概念，這是一個抽象的實體，內化在所有人之中，但是會不均衡地發展，他認為可以將人性的所有方面想像成一類社區。然而，與黑格爾同時代的康德，卻在他那篇關於永恆和平的重要論文中，提出了世界大同主義的主要觀點，使全世界的人——不論各自的差異——都可以公正和禮貌地展開對話。康德和黑格爾哲學的發展，與現代民族主義處在同一時期，而且日益彰顯的是，儘管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全球化形成鮮明對比，且被當作全球化的對手，但其仍有自身的特點。
　　 19世紀是殖民擴張的時代，科學發現與北方的工業化，伴隨著許多新的思想形式和世界模型。馬克思的政治哲學，就其野心來講，一定具有全球性。19世紀的文化歷史學者，試圖在他們浩瀚的論文中涵蓋所有的人。這些論文通常鍾情於進化論，將自身所處的社會放在發展階梯的頂部，因為工業的發展、殖民擴張、技術變革（19世紀30年代首先出現了蒸汽機）和國際貿易，在那個世紀的增長都是令人驚歎的。19世紀還有一項重要的發明是電報，它使得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可以擺脫物質載體的運輸而傳遞信息。1866年開通了橫貫大西洋的海底電纜，從倫敦到紐約的信息，可以在幾分鐘之內得到傳輸。不言而喻，這種創新改變了空間與距離的概念。
　　傳輸信息的通訊技術和運輸物品的技術，在20世紀繼續迅猛發展，比如飛機和無線電廣播設備的發明。20世紀20年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托洛茨基堅定地認為，一個國家不可能搞社會主義，因為世界相互聯繫得太密切，以至於國家層面的單獨發展是不可行的，因此他熱情地支持世界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涉及的戰爭方式和兵種，證明其是首次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戰爭，各大洲都捲入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在歐洲進行）。
　　在戰後的第一個十年，全球的互聯性在持續增強。跨國公司的數量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數目都在快速增加。聯合國也成了一個龐大的集團，幾乎所有國家都有其分支機搆。國際旅行變得日益容易和平常。20世紀60年代，加拿大媒介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杜撰了一個術語——“地球村”，用來描繪新的大眾媒介的狀態。按照他的觀點，尤其是電視，將使全球各地的人們產生共同的參照系和知識體系。在這一時期，全球變遷——經濟、環境和政治——成了許多新的學術著作的主題。有些人使用“發展”這一術語，暗示貧窮國家最終將會“趕上”富裕國家（Rostow，1960）。另外一些人更願意使用“帝國主義”一詞，暗示富裕國家正在積極地剝奪貧窮國家，並阻止它們的發展（Amin，1980；Frank，1975）。“西方化”這個詞，過去常用作貶義詞，現在已經用得非常普遍。在此期間，沃勒斯坦提出了他最重要的世界體系理論（Wallerstein，1974—1979），他將當代世界體系的發展，追溯到始於15世紀的洲際貿易。按照沃勒斯坦的觀點，隨後出現了永久性的國際分工，將全球分成核心區（富裕國家）、邊緣區（貧窮國家）和半邊緣區（比如俄羅斯、巴西和中國這樣的國家）。鄧恩與霍爾（Chase?Dunn & Hall，1997）在闡述世界體系理論時，比沃勒斯坦看得更遠。他們採用跨越上萬年的視角，分析跨國體系的發展過程，並且認為，原來存在多個中心的世界在19世紀初期逐漸整合成一體，在一定意義上講，幾個主要的中心到那時已經有了定期的接觸。人類學家埃裡克·沃爾夫（Eric Wolf）不僅關注經濟，也關注文化過程，他的著作《歐洲和沒有歷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1982），表明了人類學的關鍵性轉折，即不再局限於研究與世隔絕的小群體。這本書從被征服者的角度分析帝國主義，表明大部分的“土著人”很早以前就不是土著了（Lewellen，2002： 14）。
　　當今的全球化
　　早在創造“全球化”這個新詞之前，就有相當多的人意識到，世界各地是互相聯繫在一起的。然而，當前的世界的確有些新變化，尤其是1989年至1991年冷戰結束以來，公眾對全球化和跨國現象的興趣日益高漲。這裡面同時涉及三個因素：
　　第一，冷戰的結束使得全球一體化程度更加緊密。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存在的全球兩大集團的體制，讓人難以想像地緣政治、跨國通訊與國際貿易可以不體現美國和蘇聯及其各自盟國之間的對立。由於兩極衝突的結束，世界似乎成了一極的體系（儘管類似朝鮮這樣的一些國家還孤零零地存在），整個世界已經是一個單一的市場。
　　第二，在20世紀60年代，互聯網就初露端倪，自1990年開始呈現指數式增長。整個20世紀90年代，媒體的專業術語都與帶寬、網址、門戶網站、新經濟和商業機會等有關。1992年至1993年間，萬維網橫空出世；大約同一時期，許多專業學者與商人開始習慣于使用電子郵件，並將其作為他們日常的通訊方式。在富裕國家及稍窮國家的中產階級中，手機的使用已經非常普及。這種雙重去地方化——用電子郵件替代實物化的信件，用移動電話替代固定電話——雖然在千萬人的日常生活中已經非常明顯，但是依然未被理論化。
　　第三，認同政治——民族主義、族群、宗教和地方的認同——被提到了國際議程的最前端，從上往下看，國家需要同質性或致力於種族清洗；從下往上看，少數民族要求權利或脫離國家的控制。拉什迪事件就是關於全球化的最佳例證。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出版的一本小說《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s，1988）被認為褻瀆了神靈，伊朗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對其發出了追殺令。由於這個追殺令席捲全球，拉什迪很快在全世界就找不到可以自由移動的地方了。僅僅兩年之後，南斯拉夫解體，緊接著因種族差異而引發內戰。同時，在一些西方國家，有關移民與多元文化主義的辯論，在政治話語中處於主導地位，而以印度民族主義者為主體的印度人民黨，也開始執掌印度的政權。
　　全球化的三個維度——貿易與跨國經濟活動的增長、網絡通訊的速度與頻率加快、文化群體之間由於相互接觸而導致關係緊張——並不表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但是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驅動力已經超越國界——這一點已經得到普遍的認可。當代全球化理論先驅羅蘭·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簡單明瞭地指出：“全球化這個概念不僅指世界的壓縮，也體現了人們對世界一體化的意識在加強。”他尤其提到採礦業的實例（1992：8）。世界的壓縮採用各種形式，將我們彼此的距離拉近了，不管這是禍是福。這種相互聯繫的意識，給我們帶來了機會與脆弱性。全球化的這種雙重特點——互聯性及其意識的增加——可以從大量經驗上有利的角度加以研究。歐洲人對2006年亞洲禽流感的反應，就可以寫一篇論文（實際上有人已經這樣做了）。此外，全球化對美拉尼西亞群島土著居民的影響，一直以來都是人類學的主題。人文地理學者認為，印度的人口遷移是全球性經濟管制放鬆產生的後果。還有很多人從各個角度探討人口遷移問題。有些人關注全球經濟的經濟權力分配，或是在全球媒體世界中定義或象徵權力的分配；也有人探討商品與服務的標準化，認為這是經濟全球化的一種產物；有人關注特定消費偏好的擴散，或是全球的旅遊觀光業；還有些人反對把國家法律和人權看作全球化或“反全球化運動”的結果。當然，這裡提到的只是很少的主題。就關注的學科而言，全球化是社會學、政治學、地理學、人類學、媒體研究、教育學、法律和文化研究的主題。我要強調的是，本書列舉的案例，是要表明全球化這一主題的各種變化形式，而不是提出任何最具典型性的形式。
　　對全球化的片面認識
　　在概括全球化的幾個核心分析維度之前，不妨先看一下人們經常將哪些事物與全球化簡單或錯誤地聯繫在一起。
　　其一，全球化是最近才有的事物，僅僅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正如前面已經簡單指出的那樣，這種觀點表明了其持有者掌握的歷史知識很少。世界體系早就存在，全世界的人往往是不自覺地參與到通常是大陸間的巨大政治和經濟體系之中。歐洲殖民時代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可能有人會辯解說，對歐洲人來說，應該是羅馬帝國更典型，因為其範圍涵蓋了當前世界的大部分領土；或者應該是阿茲特克帝國才具有今天全球化的許多特點（J. Friedman，1992）。然而，這類“世界體系”的居民很少能在自己經歷之外相互體認。全球化作為一種意識形式，是一種新的群眾現象。幾十年來，數千巴基斯坦農民一直活躍在奧斯陸的勞動力市場，美拉尼西亞的瑞格舞時尚則出現在中非的電視廣告上，還有中國臺灣政治對立派別的花言巧語，無不表明全球性話語的存在是一種（但並不統一）分享的體系。從文化意義上來看，全球化是最近的事情，對電視、口香糖和基本人權不瞭解的人的數量正在逐年下降。
　　其二，全球化是經濟帝國主義或文化西方化的新名詞。該觀點將這個巨大的跨國過程，僅僅簡化為特定的經濟過程。儘管的確是富裕國家占主要地位，但這種情形並非靜止不變。中國、印度、韓國和其他以前貧窮的國家，正在崛起成為平等的參與者，而像南非和巴西這樣的區域性強國，則在全球經濟中既是被剝削者，也逐漸成為剝削者。然而，這種觀點的主要問題在於，它忽視了全球化的非經濟維度。跨國流動的方向並不是單向的：一些事物自北方向南方流動，而另外一些事物自南方向北方流動，即使在南方，也有可觀的東西方之間的雙向流動。西方化不是全球化的同義詞。
　　其三，全球化意味著均質化。這種觀點過於簡單化，也容易使人產生誤解。首先，參與到全球或跨國過程之中，經常會激發地方文化表達的活力，比如非洲藝術、加勒比海的流行音樂或印第安小說，都取決於使其生存的海外市場。其次，全球化幾乎沒有觸及我們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領域。儘管中國人像北大西洋的人一樣，穿著牛仔褲，使用平板電腦，吃著漢堡包，喝著可樂，但他們並不因此成為歐洲人或美國人。然而，就像後面還要論述的那樣，離散社會的相似性發展，的確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維度。
　　其四，全球化反對人權。恰恰相反，全球化最成功的形式，就是人權在全球範圍內的擴散。當然，跨國公司在貧窮國家的經營，未對工人的權利給予必要的尊重。然而，正是由於政治觀念的全球化，地方社區和組織可以有效地抵制它們，並得到跨國非政府組織和國外政府提供的支持。
　　其五，全球化對地方認同是一種威脅。退一萬步講，即使這是一種事實，也還需要經過認真的修正。儘管全球化趨勢（可以被理解為邊界的混合）經常會導致很強的地方性對抗反應——如偏愛地方食物和風俗——但一些理論家更認可羅蘭·羅伯森的觀點，認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更能準確地描述當前正在發生的事情。全球化往往會強化地方認同，因為在地方文化遭受威脅時，人們才開始明顯地強調自己的獨特性。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結果之一，的確是地方權力被顯著地弱化。儘管如此，但毋庸置疑的是，全球化不會創造“全球人”。
　　全球主義者和懷疑論者
　　在談到當代世界時，並非每一個人都認為，現在已經進入一個與眾不同的“全球”時代。事實上，一些人認為，全球一體化的程度需要全面來看，比如在某些方面，1890年至1914年間的“美好時代”比現在更具包容性。另一些人認為，即使在今天，民族國家依然“具有足以容納我們這個時代的顯赫力量”（Giddens，1985）吉登斯後來修正了自己的觀點。。然而，也有些人指出，很多人在社會和文化生活的包裹下相對地未受到跨國過程的影響。按照赫爾德與麥克格魯（Held & McGrew，2000：38）的方法，區分全球主義者和懷疑論者或許比較實用，以便突出一些辯論和不同學者的立場。
　　根據懷疑論者（Gray，2006；Hirst & Thompson，1999）的觀點，我們正在見證一個國際化和區域化的過程，而不是如全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出現一個迅捷通訊、跨國網絡和全球金融資本的整合世界。懷疑論者進一步認為，民族國家依然是最重要的政治實體；而全球主義者堅持認為，國家主權必將衰弱，多邊主義和跨國政治會取而代之。懷疑論者認同區域經濟的發展，比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歐盟之類的經濟集團；而全球主義者則將世界經濟視為“一個單獨的競技場”（T. Friedman，2005），障礙日益減少到可以真正地開展全球競爭。懷疑論者根據經濟繁榮與軍事力量的標準，繼續保留傳統的南北劃分；而全球主義者認為，一個社會的內部而非不同社會之間的不平等在增加。懷疑論者相信，國家認同和文化的力量將繼續或增；而全球主義者認為，互動增強會導致混雜性和世界主義導向。懷疑論者不否認正在發生的變遷，但他們強調民族國家的現代世界所具有的連續性；而全球主義者則想證明，世界將經歷一系列的質變過程。
　　在此沒有理由採取一種明確的立場。我們之中很少有人是單一的懷疑論者或全球主義者，在具體問題上可能同時具備兩種立場。例如，在環境與人權問題上的全球一致性，無疑可以通過旅遊、全球通訊和媒體而得到提高。的確可以證明，互聯性的增加將導致世界主義和文化的混雜。然而，建立在宗教信仰、種族或民族基礎之上的認同政治也在不斷發展。兩種現象同時存在，且是對跨國接觸加劇後而產生的機會空間的可能反應。如果認為全球資本主義、互聯網或政治化的伊斯蘭教，不可能通過人類的理解與經驗來加以調解，顯然是說不通的，因為這些事物都在變化。所以，大部分對全球化的經驗性概括都是錯誤的。同時，我們有可能描繪一個框架，用以說明全球或跨國過程、客觀變遷，或者是世界各地的人都不得不與之關聯的世界特徵。
　　全球化的維度
　　 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全球化過程，無論是全球資本主義、消費者口味、跨國移民和認同政治，還是在線交流，都明顯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本書將詳細分析這些特點，下面先作簡單的介紹。
　　第一，抽離，包括去地方化。全球化意味著空間距離越來越不重要，或者至少是相對不重要。觀念、歌曲、書籍、投資資本、勞動力和時尚，都比以前傳播得更快，即使它們留在原處不動，其位置也遠不如以前重要。這方面的全球化雖然是由技術與經濟變遷所推動，但是其具有文化與政治的意涵。然而，抽離也包括了各種方式，社會生活藉此從地方性，尤其是空間的固定背景中分離出來。
　　第二，加速。整個20世紀，交通與通訊的速度已經增加了很多，而且還在繼續加速。在由移動電話、互聯網服務器和電視衛星提供瞬間交流的時代，可以說“沒有任何延遲”。雖然這的確有點誇張——即使是一種未預料的結果，延遲也是存在的——但速度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從廉價的機票到便宜的電話，都有助於世界的整合；自1990年以來，互聯網用戶數的指數級增長，表明空間距離不再意味著隔離。
　　第三，標準化。由民族主義和國家經濟開啟的標準化過程仍在持續，全球化需要可比性，並在以前不存在標準的地方共享標準。把英語作為一門外語使用的人數迅速增長，正如相似的旅館和購物中心在全世界的普及，以及國際協議的增加一樣，都在暗示著這種發展。
　　第四，互聯性。跨越洲際將人們聯結在一起的網絡日益密集，而且速度和範圍也是逐年增加。相互依賴與跨國聯結，促使人們有必要簽署更多國際化的協議，並重新制定外交政策，以及創造這兩個領域內的機會、約束和壓迫的形式。
　　第五，移動。整個世界都在移動，或者說有時候看上去是如此。移民、商務旅行、國際會議，尤其是旅遊業，幾十年來一直在穩步增長，這對於地方社區、政治與經濟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六，混合。儘管不同群體交匯的“文化十字路口”與都市生活一樣古老，但是其數量、規模和多樣性卻每天都在增長。這就產生了摩擦和相互影響。此外，在文化層面上，信息的瞬間交換成了信息時代的特徵，這可能導致人類歷史比以往更具文化的混雜性。
　　第七，脆弱性。全球化需要弱化邊界，有時候甚至是消除邊界。在這個時代，從貨幣到難民的流動，都在變得日益頻繁。這意味著，領土政治很難避免那些不必要的流動。比較典型的全球化風險，包括艾滋病和禽流感，以及跨國恐怖主義與氣候變化。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單兵作戰，有效地對付全球化問題，全球作為一個整體，也缺乏有效的政治手段，以應對和控制由技術與經濟驅動的全球化過程。
　　第八，再嵌入。對全球化抽離趨勢的一種普遍反應是再嵌入。實際上，前面提到全球化的七個關鍵特徵，具有相互抵消的力量和定位選擇。斷裂的、轉瞬即逝的社會世界，通過再嵌入的過程，有可能被強大的道德承諾網絡、關注地方權力和社區整合，以及國家與附屬於國家的認同政治所抵消。
　　另外，加速會被許多以偽裝的形式推進慢速發展的社會移動所抵消；標準化也會被“獨一無二”的商品與服務所抵消；地方主義與民族主義會抵消跨國互聯性；對穩定和延續性的需求會阻礙移動性；對文化純粹性的關注會抵消混雜性；自決與相對獨立的努力會抵消脆弱性。
　　全球化不是一個單向的過程。全球化沒有終點，也不存在固有的目的；全球化既不是清楚明白、毫無爭議，也不是無處不在。如果我們要給全球化描繪一幅完整的畫面，就必須包括全球化的受益者與受害者，那些推動全球化的人和只是被全球化的人，以及被捲入全球化過程中的人和被逐出的人。在世界上貧窮地方的條件惡劣的大型貧民窟，是跨國經濟過程的產物，但它們只被看作全球經濟的殘骸，居住在裡面的人被草率地視為問題而非資源。
　　首先應該做一些更進一步的區分。本書的案例，與經濟、政治、文化和環境方面的全球化有關，但是，這些領域之間的界線都是人為劃分的，當其沒有必要存在時就可以消除。需要注意的是，跨國過程的不同路線或領域，不一定按照同樣的方向、速度和強度移動。這意味著，不同趨勢在不均勻地影響著所有的社會。這種分裂或差異還會進一步增加。
　　不管是從頂層，還是從底層，全球化都能發生，也都能加以研究。這種二分法是一種不確定卻又必要的區分，一方面是國家、主要的國際組織和富有的企業，另一方面是人際關係。我堅持並希望證明，人際之間的“來自底層的全球化”具有更多的包容性，且在形塑世界中比平常設想的更重要。
　　還應區分主觀與客觀的全球化，當然這不是說它沒有任何問題。客觀的全球化，意味著被整合到全球或廣泛的跨國體系之中，個人不一定能夠意識到；主觀的全球化，實際上承認這些正在發生的過程（市民可能會抱怨全球化給當地帶來的變化）。
　　現在，我要提出本書的一個主要觀點——全球化並不需要全球均質化或同質化的結果。相反，我們可以將全球化視為一種組織異質化的方式。例如，在討論標準化的章節裡，形式上的相似性不會造成內容上的千篇一律。儘管跨國過程會使全球在地化增強，但是地方依舊可以繼續欣欣向榮。
　　對於全球化的研究，具有不規則的延展性，需要多個學科的參與。本書不奢望對全球化進行總結，甚至也不期望對全球化研究（大部分出版物都在1990年之後）的各個領域面面俱到。顯然，也不可能這樣做。然而，需要記住的是，有關全球化的大部分研究，以及大多數國家的公開辯論，都集中在幾個核心的問題上。
　　第一，全球化是新的還是舊的，這是一個主要的學術問題。前面我已經對此作了簡單的評述。這個問題的答案類似於“斯芬克斯之謎”，完全取決於你的定義。在現今這個時代之前，很多大洲已經存在一種不規則伸展卻整合良好的政治體系，其具有繁榮的商貿、內部的人口流動、標準化的度量衡及普遍的“高雅文化”。然而，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具有很多典型特徵，即使我們只局限在冷戰之後的時代，它也有很多自己的處理方式。信息時代的傑出理論家曼努埃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其不朽著作《信息時代》的結尾，用了很長的注釋坦然承認，學生們有時候會問，他所描述的世界何者是新的。這裡全文引述他的回答：
　　何謂一個新世界？……芯片和計算機是新事物，無處不在的移動通訊是新事物，基因工程是新的，電子化整合的全球金融市場的實時運作是新的，互相聯繫的資本主義經濟覆蓋了整個星球而不僅僅是其部分片段是新的，發達經濟的都市勞動力對知識和信息的處理也是新的，都市的人口是新的，蘇維埃帝國的壽終正寢、共產主義的逐漸消退和冷戰的結束都是新的；亞太地區在全球經濟中作為一個平等的夥伴出現也是新的；宗法制國家受到的廣泛挑戰是新的；對於生態保護的普遍覺悟也是新的；基於空間流動和無時間序列的網絡社會的出現，從歷史觀點來看也是新的。（1998： 336）
　　幾年之後，他還應該把導致領土瓦解的戰爭與人為導致的氣候變化，增加到以上的目錄之中。按照這種方式，卡斯特認為，關鍵之處不在於是否是新事物，而在於這是我們所處的世界，因此我們需要加以研究。
　　第二，有關全球化的爭論，不管是否與學術有關，都注意到了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經濟的關係，認為自由貿易最終將使世界各地繁榮興旺，各國對經濟的干擾越小越好。不履行諾言者將受到嚴厲的批評（Klein，1998；Gray，1998； Stiglitz ，2002；Soros，2002）——許多國家採取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所提出的措施，在實際生活水平方面經歷了不合理的下降——新自由主義通常與此相關，有時候它確實可以被看作全球化的同義詞（Martin & Schumann，1996）。這裡必須說明的是，這種用法將概念範圍大大縮小了。全球人權觀念的傳播與全球金融市場相比，全球化的特徵不相上下；世界衛生組織的防疫接種計劃與世界銀行的放款相比，全球化程度也是旗鼓相當；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ohammad Yunus）及其孟加拉國鄉村銀行所啟動的小規模貸款程序，已經擴散到了其他國家，而且還在繼續擴散。全球治理（Held et al.， 2005）為無政府主義的市場經濟提供了另一種選擇，迄今為止，貧窮國家很難在富裕國家獲得完全的市場准入，無論如何這都是有瑕疵的。全球化是形式，而不是內容；它可以被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所填充，但並不一定非要如此。
　　第三，圍繞全球化與民主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很多的爭論。由於過多的經濟權力被轉移給了跨國競技場，許多學者、政治家和評論員關注由此引起的國家政治權力的喪失（Sassen，1998）。顯然，這裡需要解決一些真正的問題：資本與財富被抽離後並成為跨國的，民族國家的機構無疑會降低其影響力。然而，民主的理念、制度和實踐的傳播，也是全球化過程的組成部分。換句話說，不能認為全球化對民主是有利還是有弊，而是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第四，關於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之間的關係，產生了很重要的爭論——經濟全球化的結果是否會導致富國愈富、窮國愈窮？當然，沒有簡單明確的答案。長期來看，誰能從經濟全球化中受益呢？答案也非常不清晰。有些國家深陷貧窮的泥潭，尤其是非洲，但這些國家進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程度卻很低。這些國家的出口額不高，外國投資的風險較大，因而很少有國外的投資。一些富裕國家，尤其是西歐國家，開始注意到來自更貧窮國家（尤其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競爭，並將其視為令人不愉快的經歷。另外，當前的貿易體制，比如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機制，無疑會幫助富裕國家繼續剝削貧窮國家，它們從窮國購買廉價的未加工產品，再將昂貴的工業品賣回給窮國。安德烈·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與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及其他馬克思主義學者發展的依賴理論，以及與他們相近的沃勒斯坦所提出的世界體系理論，都很適合這一點（Amin et al.， 1982）。然而，這種描述更適合古老的新殖民貿易體系，而不適合當前的體系，中國就在這樣的體系中，憑藉廉價的工業品和投資工業企業的意願，迅速地進入亞洲與非洲的市場。正如丹尼爾·科恩（Daniel Cohen，2006）所言，由於跨國投資者的忽視，最貧窮的國家並未遭受很多的剝削。
　　第五，文化動力學的重要主題，依舊是全球化將導致同質化還是異質化？由於跨國流動與交往，我們將趨於一致還是擴大差異？在某種意義上講，我們變得更加相似了。如果把個人主義看作個人對權利和義務的信念，而無論他們在更寬泛的社會結構中處於什麼位置，個人主義都是全球現代性的中心特點。很容易證明，中產階級相似的消費偏好，表明了 “扁平”或均質化。然而與此同時，普遍或近乎普遍現象的本土化適應表明，全球現代性具有地方化表達，這種假想的相似性可能在意義中蘊藏著真正的差別，或者也可能只是膚淺的，而不會對人們存在的條件產生深刻的影響。此外，如果全部用是或否來回答，這些問題的表達就會過於簡單化。
　　第六，與上面的問題有關的爭論涉及到認同政治。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日益暴露在全球化之下，這是否將導致各地的人增強團結、忍耐和同情心？或者相反，是否會引起以頑固的認同政治——民族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種族主義——為形式的強烈的對抗性反應呢？或許，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全球化使我們更容易理解彼此的文化界線，但是也會使先前互相隔離的群體產生緊張的關係，並產生區分獨特性的需要——有時候是歷史上根深蒂固的原因。我們變得越相似，彼此之間就越想找出不同之處。強烈的群體認同，可服務於世界中的各種目的——經濟、政治和存在——但會充滿變動與混亂。區分與排他的認同政治，是全球化地地道道的產物，但跨國的團結亦是如此。
　　最後，一個重要的問題涉及歐洲（西歐或北大西洋）的全球化方式。傳統的觀點認為，西歐的經濟、技術和政治的發展，是全球化的主要推進劑。從長遠的歷史來看，這開始於文藝復興、意大利的城邦，以及15世紀和16世紀的歐洲征服；若是談及現在，就要強調跨國公司、計算機技術和資本主義的動力。然而，其他的視角可能是有用的，而且實際上也很有必要。如果我們看一下歷史，就會知道跨國經濟的動力位於很多地方。沃勒斯坦的長期合作者弗蘭克（1998）日益注意到，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過於強調歐洲的中心地位。他在最後一本著作中提出，在歐洲殖民擴張之前和期間，亞洲大規模的跨國市場已開始繁榮，尤其是在中國與印度的部分地區，並導致了移民潮和文化交流。按照弗蘭克的說法，只是到了19世紀歐洲殖民擴張的末期，歐洲大陸才開始真正佔據世界經濟的主導地位。世界歷史的新歐洲中心論者，比如費爾南德斯阿梅斯托（Fernandez?Armesto）寫作的《千禧年》（Millennium，1995），也試圖強調過去歐洲之外其他國家相互聯繫的重要性。阿梅斯托指出，如果一名火星人在1300年訪問地球，他肯定不會預測到日後歐洲會成為全球權力的中心。因為在跨國貿易、文化成就和政治力量方面，中美洲、安第斯山脈、西非、阿拉伯世界、印度和中國，都有過古老而興旺的文明，很容易超過死氣沉沉的歐洲社會。
　　如果我們將目光停留在當前階段，這幅景象並不比表面觀感反映得更直接。在通俗文化與文學中，具有全球意義的主要成就來自西方以外的世界：印度的寶萊塢電影在許多國家深受歡迎，墨西哥與巴西的肥皂劇、阿根廷的探戈和日本的漫畫，也受到世界各地的追捧。西方意識形態的主要替代物，比如政治化的伊斯蘭，正在廣泛地蔓延；中國與印度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40%，兩國的經濟增長率已經超過西方國家。因此，將世界劃分為核心、邊緣與半邊緣區的模式，需要經受考驗，且往往不一定能夠獲得預期的結果。
　　後面我們還會回頭來看一下這些爭論。在繼續行文之前，我要指出，本書與其他介紹全球化的著作不同，它不是把作者認為重要的主題列出目錄，然後對其進行研究。相反，本書是要告訴讀者該看全球化的哪些方面，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該如何看待全球化。以下各章所呈現的全球化的維度——我所認為的關鍵概念——可以深入到各個經驗領域之中，從富有洞察力的見解中提煉出來。在隨後的各個章節，我將概括全球化的主要特徵：標準化、現代化和去邊界化。按照辯證否定的觀點，只有經過全球化，地方的公民才能癡迷于自己當地的獨特性。我要強調的是，儘管全球化由強大的經濟和技術力量推動，但是往往發生在兩類人之間，一類是建立在人際信任基礎之上的世界跨國網絡，另一類是利用全球化過程以意外的方式提供機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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