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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房間里永遠是下午
張愛玲創作上的成熟絕非一日之功，無論語詞選擇還是情節構置，抑或意象營構與意蘊開拓，都是在不斷閱讀作品、感受人生與創作實踐的嘗試中逐漸形成的。父親對張愛玲的潛移默化與有意支持之功不可抹殺。父母離婚後，父親的家是她所看不起的，在《私語》中說：“我父親的家，那裡什麼我都看不起，鴉片，教我弟弟做《漢高祖》的老先生，章回小說，懶洋洋灰撲撲地活下去。”但有時候，她也是喜歡的，喜歡陽光裡鴉片的煙霧，“屋裡亂攤著小報，（直到現在，大疊的小報仍然給我一種回家的感覺。）看著小報，和我父親談談親戚間的笑話——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時候他喜歡我。”
可是，父親的房間里永遠是下午，在那裡坐久了便覺得沉下去，沉下去。這樣的感覺魯迅也有，不過是在談到讀古書時說的：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所以，魯迅甚至說出了：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在張愛玲與魯迅的心中，傳統總是那樣的割捨不掉，但他們都清楚，傳統又給予他們以壓抑，一個是在家中感到窒息，一個是在書中感到窒息，結果也就形成了反叛。對魯迅而言，這種反叛是鮮明的，他要用西方的啟蒙主義思想改造中國人，敢作敢為才是他的理想。對張愛玲而言，這種反叛湧動在她的內心，不然的話，對於父親的家——她自己的家，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怨言，把那里當成一個陰陽交界的地方，看不到生命的勃發，這導致她毅然決然地走出父親的家去獨自承擔最初的清貧，並用自己的作品表現了家對於生命的扼殺。
不過，儘管家裡的空氣是那樣的讓人沉重，血脈相連的人們，生在那裡，長在那裡，這回憶裡還是有一絲親切與依戀在。當然，除了父親外，母親、私塾先生、僕人等，也都給幼小的張愛玲以傳統文學的影響，那麼多人的文學修養，自然而然地成為張愛玲的文學背景：唐詩宋詞給她的多是意境，明清小說給她的多是故事、歷史與人生的錯綜複雜的經驗。
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
這是張愛玲《天才夢》的開頭，這一寫，可謂出手不凡，抒寫真性情，記載真實的成長經歷，將自己的個性與真正才能展露無遺。
從以下的文字，張愛玲帶我們進入了她的生活世界：一方面，她在學習上極有才能，三歲背唐詩，七歲寫小說，九歲就躊躇著自己的終身職業到底是選美術還是音樂，多方面的訓練，使她對於色彩、音符、字眼，極為敏感，這奠定了日後創作上華美風格的基礎。另一方面，她卻在襪子，不會記路，“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裡，我等於一個廢物”。可其實，張愛玲不會的只是物質生活的瑣碎，她在精神的活動上，卻又是超常的活潑的：“我懂得怎麼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嚙性的小煩惱，生命是—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由此可以推測，張愛玲的精神世界不是外向的，而是內斂的；不是功利的，而是審美的；不是習慣的，而是超常的，這一切正好使她具有了一個作家所需要的氣質與才能，能夠體會別人體會不到的事物的精妙，寫出深深地痕的文章來。
此外，張愛玲創作中的一個基本特色也在這裡顯露了，那就是“反高潮”，先前的敘述都是向著一個方面上升的，到結束突然轉個方向，向另一點滑落去，從而造成了審美的巨大張力與驚異感。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就是這種突轉的典型。從“華美”到“蚤子”，不是認為生命不再華美了，而是認為華美的東西不可能是完美，華美上有了蚤子，不免令人產生惆悵，一絲悲涼也就襲上心頭，使人頓滄桑感，有了沉重。十七八歲的少女張愛玲，就有瞭如此沉重的人生體驗，確實是早慧的。
《天才夢》為《西風》徵文比賽而寫。 《西風》設獎十名，為了鼓勵，增設名譽獎三名，張愛玲獲得最後一名，列第十三位。事後張愛玲對這個結果是不平的，她找了個藉口來表達這份不滿。張愛玲認為雜誌限定投稿的篇幅，會影響寫作的內容與可信性，她是按照雜誌的要求做的。可雜誌卻沒有遵守這條規定，允許獲得“第一名”的文章長好幾倍，這對其他作者是不公允的。確實，我們推測，《西風》雜誌及其讀者群都不利於《天才夢》的評獎：其一，《西風》雖然當時很有名，但不是比較純粹的文學雜誌，從讀者需要來看，像第一名的《斷了的琴弦——我的亡妻》，更容易獲得更多讀者的認同。其二，《天才夢》展示的是一個少女的夢想，這個夢想是文學，恐怕也不是大多數人感興趣的。天才總是超前的。不過，張愛玲已經帶著她的《天才夢》對文壇發起了實實在在的攻勢。隔年，《西風》在出版徵文合集時，用《天才夢》做題目，就羞羞答答地承認了張愛玲的才能。 《天才夢》是張愛玲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的第一塊真正的標石，踏著它，她終於摘下了文壇上的金蘋果。
瓦格納的疏狂是什麼？張愛玲沒有明說。德國海德堡大學音樂學博士羅基敏曾指出：過去的中文語境對於瓦格納的介紹有偏頗，“在已往的中文傳記資料裡，常可看到瓦格納被描述成一個自私、風流好色、無道德等等諸多壞德行的人，對瓦格納的成長環境或其藝術成就反而著墨不多”。我想，依張愛玲的想法，瓦格納的疏狂大概指的就是恃才傲物、放蕩不羈吧。
瓦格納曾發表過蔑視整個世界的著名演說：“我是一個特別的人，我的神經極度敏感，我一定要有美、輝煌與光亮！這個世界欠我所要的！我不能像你的大師巴赫一樣過小鎮風琴師的可悲日子！如果我認為值得擁有一點自己喜歡的奢侈，這驚人嗎？實在令我費解，我是一個可以給這個世界和千萬人這麼多享受的人啊！”
瓦格納是德國著名的作曲家，生於萊比錫的一個小吏家庭，自幼喪父，但繼父是演員兼劇作家，從小培養了他對戲劇的興趣，這為瓦格納的成功奠定了基礎。張愛玲有的卻是後母，給她的只是痛苦的記憶及對生母的更深的眷戀。
瓦格納天生聰慧，少年早熟，愛好廣泛，文學、詩歌、戲劇和歷史是他鑽研的領域，尤其是在研究莎士比亞、歌德和席勒時下過工夫，並翻譯了多部歌劇。十四歲時他就模仿《哈姆雷特》和《李爾王》開始創作悲劇，並自詡自己將成為詩人。這與張愛玲早在十六七歲時創作小說《霸王別姬》有同妙，《霸王別姬》寫的是歷史題材，也有模仿的痕跡。 《霸王別姬》也是一個悲劇。可見張愛玲與瓦格納一樣，都是以悲劇的創作方式開始自己的藝術之路的。
瓦格納深刻影響了青年尼采，尼采為此寫出了《悲劇的誕生》，推崇酒神狄奧尼索斯精神，瓦格納成了尼采眼中的超人，將其視作人間生活的統治者與現代藝術與哲學的立法者。這一點，大概是後來的張愛玲所不認同的吧。張愛玲認為超人缺乏人間氣息，她推崇的是婦人性，像神一樣地活在大地上，四季如春。
頗像張愛玲所說的，世人原諒了瓦格納，至少在中國是如此的。但中國人未必原諒了張愛玲，這與她的預言相近。張愛玲的命運不濟，生在一個動蕩的時代裡，又錯嫁了一個郎君，而且思想意識又是那般的固執，至今也背負著一些罵名，在彼一世界裡不得安寧，老是聽到來自這個世界的紛紛擾擾。
原諒張愛玲的某些輕率吧，少時不懂時事的艱難。她收穫的藝術，卻是永恆的。我們為什麼不接受呢？
出名要趁早呀
這是張愛玲少年得誌時的口出狂言吧。有不少人認為這反映了張愛玲的名利思想，其實，哪個人沒有名利思想呢，除了死人。馮友蘭將人生劃分為四個境界，分別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與天地境界。他也認為擺脫自然境界進入功利境界是人類的一種進步，因為若沒有對功利的追求，人類是不能發展甚至也是不能延續的。
張愛玲在取得了小說暢銷的好成績後，有些癲狂，本在情理之中。長時間裡，她缺錢，往往連學費也無法落買，站在父親面前討要，曾經使她滿心委屈。穿後母給的衣服，舊舊的花紅棉襖，她說像冬天裡的凍瘡，那裡包含的不僅是委屈，更有悲憤，可這樣的悲憤，當時只能藏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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