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大多數人主要知道一個文化、一個環境、一個家，流亡者至少知道兩個；這個多重視野產生一種覺知：覺知同時並存的面向，而這種覺知——借用音樂的術語來說——是對位的(contrapuntal)。……流亡是過著習以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遊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對位的；但每當一習慣了這種生活，它撼動的力量就再度爆發出來。
——薩義德，《寒冬心靈》（The Mind of Winter，1984，p．55）
批評必須把自己設想成為了提升生命，本質上反對二切形式的暴政、宰製、虐待；批評的社會目標是為了促進人類 自由而產生的非強制性的知識。
——薩義德，《世界·文本·批評家》（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1983，p．29）
薩義德1935年11月1日出生於耶路撒冷，在英國佔領期間就讀巴勒斯坦和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接受英國式教育，1950年代赴美國就讀一流學府，獲普林斯頓大學學士(1957年)，哈佛大學碩土(1960年)、博土(1964年)，1963年起任教哥倫比亞大學迄今，講授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
薩義德著作等身，為當今聞名國際的文學學者暨文化批評家，並以知識分子的身份投入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其學術表現和政治參與都很引人矚目，如著名的非裔美國哲學家魏思特(Cornel West)在本書平裝本的封底推薦詞中稱頌薩義德為“當今美國最傑出的文化批評家；，但也由於熱切關懷、積極參與巴勒斯坦的政治，以致和喬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美國語言學家)一樣，成為美國最具爭議性的學院人士。他在許多場合提到1967年的中東戰爭是其人生的轉捩點：之前，學術與政治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之後，二者合而為一。這點在本書所附的訪談錄中也有明確表示。
在《認同·權威·自由：君主與旅人》（Identity，Authority and Freedom：The Potentate and the Traveller，1991）中薩義德進一步提到自己的三重身份：“我是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個美國人，這所賦予我的雙重角度即使稱不上詭異，但至產是古怪的。此外，我當然是個學院人士。這些身份中沒有一個是隔絕的；每一個身份都影響、作用於其他身份。……因此，我必須協調暗含于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種張力和矛盾。”（12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身份似同的設定並不是為了排除“異己”（“異”與自“己”的他者)，而是為了更寬廣的人道關懷，正如他在另一篇訪談錄中所說的：“一方面你爭取代表自己的權利，要有自己的民族性；但另一方面，除非這些是連接上更寬廣的實踐（也就是我所謂的解放)，否則我是完全反對的。”[《美國知識分子與中東政治：薩義德訪談錄》（“American Intellectuals and Middle East Politics：An Interview with Edward W．Said”），1988，p.52．]
薩義德的學術及個人生涯頗具特色。他是早期少數認識到歐陸理論的重要並率先引入美國學界的文學及文化學者。他所引介的包括現象學、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以及後殖民論述等等，也曾專文討論過包括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法國歷史學家）在內的理論家與批評家，更把這些理論與批評融入並落實于特定作家、作品及專題的研究，而不局限于嚴格定義下的文學。因此，在從事人文學科的科際整合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在文學與文化研究上的突出表現，和結合文學/文化理論及文本分析的批評理念與策略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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