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引論
族際互動是中國史上各征服王朝時代的重要現象。征服王朝時代族群繁多，關係複雜，族際互動的疏密良惡不僅決定族群間的融合或衝突，而且密切影響當代的治亂與興衰。
元代為一多元社會，其族群之複雜，文化之繁富，在中國歷史上都可稱為空前。各族群間文化與政治上的相互激盪與彼此影響，構成元史研究的中心課題。而征服民族與主要被征服民族──漢族（包括漢人與南人）──間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關係尤為學者注意的一個焦點。但因牽涉廣泛，較為全面的著作，尚不多見。
過去不少學者認為元朝對漢文化抵制最力，而族群之間更存有明顯的政治與社會區隔。在政治與社會方面，蒙元史先進箭內亙（1875-1927）之〈元代社會の三階級〉及蒙思明（1908-1974）之《元代社會階級制度》皆將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等四個族群視為不同的「種族階級」，強調其政治、社會、經濟權益相去的懸殊。這種看法衍生出各族群之間存有不可踰越的鴻溝之錯誤印象，如日本學者村上正二即以「差別」與「隔離」來形容元廷的族群政策，而美國學者艾本華（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更曾說：「蒙古人制定嚴格之民族立法。漢人既不可學習蒙語，通婚亦為法令所禁止。漢人不能供服軍役，亦不可持有武器」。在元朝的所謂「民族立法」之下，各族群似乎成為相互隔離的絕緣體。
在文化方面，過去不少學者認為古來征服中原的遊牧民族或半遊牧民族雖然族類各異，最後都難逃漢化的命運，而元代蒙古、色目人對漢文化卻是抵制最力、漢化因而最淺。乾嘉史學大師趙翼（1727-1814）即主張：「元代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習漢文者亦少也」，意即元朝統治階級──包括蒙古人與色目人──多為漢文文盲，與漢文化枘鑿方圓，格格不入。日本學者羽田亨（1882-1955）對傳統的吸收論最早提出批判，其〈元朝の漢文明に對する態度〉即主張：元代奉行「蒙古主義」，漢人及漢文化皆不受尊重。由於羽田氏為京都北亞史與東亞史之先進巨擘，數十年來日本學者一直遵奉其說為圭臬，而稱元朝之文化與族群政策為「蒙古至上主義」。在西方，魏復光（Karl A. Wittfogel, 1896-1988）與馮家昇（1904-1970）之《遼代社會史》則自人類學「涵化」（acculturation）的觀點對吸收論作出較有系統的批評。他們認為：征服狀態造成了族群間的鴻溝，征服民族與被征服民族不可能相互認同，完全同化。兩者的文化關係是雙行的涵化，而不是單向的「同化」（assimilation）。真正的同化僅在征服王朝崩潰，民族鴻溝消失之後始有可能。而各征服民族與漢文化之關係，每因其自身文化背景及所處歷史環境的歧異而有很大的差別。各征服王朝中，由半農耕、半遊牧民族所建立的金朝與清朝傾向於漢文化的吸收，漢化因而較深，而元朝則與同為遊牧民族所肇建的遼朝相似，對漢文化抗拒甚力，因而漢化較淺。
上述的說法顯然低估了各族群之間的文化與社會關係，以致不少學者提出不同看法。陳垣（1880-1971）即為此一方面之先驅，其名著《元西域人華化考》考證了色目（即西域人）漢化士人一二七人之學藝造詣，顯示色目人在漢文化方面造詣甚高者大有人在，與當時漢族相較毫不遜色。陳氏此書對上述誤解的釐清起了部分作用。楊志玖則自儒家思想的吸引力考述了色目人之漢化。在蒙古人方面，神田喜一郎、吉川幸次郎、傅海波（Herbert Franke）、傅申、姜一涵、魏盟夏（Marsha Weidner）、羅賢佑、謝成林、李則芬等人之論著論述了元朝帝王之文學與藝術修養，皆認為中後期諸帝多甚崇尚風雅、嗜愛藝文，而且不無造詣，並非「不習漢文」。至於帝王以外之蒙古人，筆者〈元代蒙古人的漢學〉一文曾考述蒙古儒者、詩人、曲家及書家一一七人的生平及造詣，藉以顯示蒙古人並不盡為漢族精緻文化的門外漢，不少蒙古學者士人的漢學造詣足可與當世漢人、色目名家相互爭勝。
本書擬自社會文化史的觀點，展示元朝各族士人間的互動關係，所擬建立的主要論點為：元朝中期以後，一個人數雖不龐大，卻是日益擴張的蒙古、色目士人群體業已成立。此一異族士人群體並非孤立於漢族士大夫階層之外，而是與後者聲氣相通，緊密結納，相互之間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各族間共同的士人群體意識業已超越種族的藩籬，遂形成中國史上前所未見的多族士人圈。
本書所謂「士人」是一個文化群體，也是一個社會階層。自文化觀點言之，士人必須具有正統儒學教育與士大夫文化（literati culture）的修養，並接受儒家基本理念與道德準則的規範。因此，此處所謂「士人」兼含著重學問、德行之「儒士」與愛好詞章、藝術之「文人」。自社會觀點言之，其人可能為累世金紫的名公顯宦、可能為領率鄉里的縉紳，亦可能為一襲青衿的布衣，但都屬於備受尊崇的菁英階層。因而，本文之「士人」與「士大夫」一辭同義，包含已仕或未仕的讀書人。雖然士人原為中原社會的特有產物，但士人的文化素養具有普遍性，可為異族人士所接受，凡接受士大夫文化的外族人士亦可視之為士人。至於精通其本族語文而不諳熟漢文化的外族人士則不能列為士人，因不諳漢文詩、書則與漢族士人之背景互不相同，雙方密切交往的可能性不大。為了避免學者對「漢化」一詞定義争議之紛擾，本書稱外族人士接受士人文化之過程及結果為「士人化」（literatization）而不稱之為「漢化」（sinicization）。
士人化的蒙古、色目人大多完全浸潤於漢族士人文化之中。在現存史料中，幾乎見不到他們介紹其本族文化於中原的跡象。有如傅海波所指出：當時蒙古、色目士人，如高克恭、馬祖常、薩都剌等人的文學、藝術作品，不見異國色彩而與漢族文人並無二致。藝術史學者石守謙也曾指出：
非漢族士人此時在融入中國之士人文化的過程中，對其書畫藝術的態度大致皆經歷認同與學習的階段，反而罕見直接以其固有之書寫與圖繪來進行詮釋的現象。類似十七世紀郎世寧那種以西入中的手法，基本上在蒙元時期並未出現。這意謂著蒙古人、色目人對融入原來士人文化的積極主動態度，此亦為其得以對書畫藝術進行全面而深入的學習之根本。
石氏所論確是不錯，當時蒙古、色目士人確是以融入的態度從事藝文創作。近年來元詩學者楊鐮鑄造「蒙古、色目雙語詩人」一辭，將我們習知以漢文創作的著名詩人如蒙古族的月魯不花、聶鏞，色目各族的貫雲石、王翰、脫脫木兒等都歸類為「雙語詩人」，卻未能舉證這些詩人曾以其母語創作。事實上，固然直至元代後期不少蒙古、色目人可能仍以其母語為家庭用語，但漢文無疑已成為其教育與藝文之媒介。所以「雙語詩人」一辭仍有商榷的空間。
元代四大族群中，漢人、南人均屬漢族，在種族及文化上並無不同，差別不過是地域，故在本文中對漢人、南人不加區別，視為一體。契丹、女真之原有種族與漢族雖不同，但二者在元朝業已漢化並經官方劃分為「漢人」，在此視之為漢族，而不另列。因此，本文所謂「多族」乃指蒙古、色目、漢族等三大族群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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