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思想凌迟——诉说一个民族脊梁被折断的历史...

向人民投降——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六月一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经过全国人民对我的批判，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我的关于“党天下”的发言是绝对错误的。首先，我说今天是党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和事实完全不符。解放以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今天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到处蓬勃着巨大的人民力量。党以真诚的大公无私的精神领导人民、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就以我们现在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说，这一个成为全国和各级地方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一个民主基础最广泛的政权组织。全国和各地的政治协商会议，更是最能体现党团结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无论在政府机关、学校、工厂或人民团体，都有大批的党外人士负担着主要的领导职位。党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遇事和党外人士协商，征求大家的意见。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去新疆的飞机票都定了，但是因为要协商人大代表的名单，政府希望我临时把飞机票退去，等协商有了结果再离开北京，这就说明党对团结党外人士是如何的重视和认真。然而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硬说“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我这样说，正如工人同志批判我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是混淆是非，模糊一部分人民的认识，挑拨党和人民关系。其次，我们的宪法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党的政策方针首先要由党员来执行。党指派党员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工作，是党贯彻党的政策和履行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措施。事实告诉我们，凡是没有党领导的地方（通过党员），党的政策便不能正确执行，工作便容易发生错误。因之，在我们的国家里，党员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参加工作，是一个极其正常的、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现象。不仅宪法里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就是在全国人民的思想感情里，也都把党看成是我们国家中的最大的财富，是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党的存在和党的强大是保卫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果实、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引导人民进入幸福美好生活的有力保证。中国人民都一致承认党给全国人民办了数也数不清的好事。全国人民正为在党的领导下而完成的一切伟大的成就而欢呼、自豪，从心底里感激着党。正因为这样，人们纷纷要求党选派党员去领导他们学习、领导他们工作。党的责任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我却把这些情况说成是“党天下”，想用这样一顶帽子来反对党的领导。不仅如此，我还进一步错误地把党说成是一个宗派组织，企图分裂党和人民的关系。党承认有些党员在思想作风上以及某些工作上有些缺点，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提高和加强党的力量，党决定用严肃的态度进行整风。可是我却把某些个别党员的缺点说成是党的缺点。这充分暴露了我的真正目的是要直接对党进行攻击，从而削弱党的威信，削弱党的领导。但是我这种反动的言论经不起驳斥，一经人民揭发，就完全露出了我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我不仅在“党天下”的谬论中诽谤了党，而且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中，也做了许多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在我担任总编辑的两个多月内，光明日报刊登了许多恶意的、片面的、破坏性的报导，攻击党的领导，损害党的威信。我还派了好些记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青岛等九个城市去开座谈会，专门找那些对党不满的、勇于攻击党的人发言，企图通过这样集中的形式来损害党的威信。我又发表了北大学生大字报的错误报导，表面上是抢新闻，实质上是点火。我不赞成多发表歌颂党的社论。我听到章罗联盟造谣的党要在大学撤退的消息，特别感到兴趣，并且还刊登了复旦大学取消党委制的不符事实的新闻。我还发了一百多封征稿的信件，鼓励大家结合“互相监督”发言。我用一种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来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错误的报导和言论和正确的报导和言论不加区别。我又以同样错误的观点来理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妄想利用报纸来监督党，而监督的目的实质上就是要削弱党的领导。在我这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下，一度使光明日报迷失了政治方向，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处处放火的结果首先是烧昏了我自己的头脑，使我六月一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出了那篇“党天下”的谬论。
我这些错误的言论和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性是极大的。它在一些比较落后的群众中间造成了思想混乱，使有些人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不明事实的真象；它使某些对党有些不满情绪的人格外增加了他们对党的不满；它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并鼓动人们向党进攻。我所犯的错误，实质上又为章罗联盟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而服务。根据最近报纸的揭发，现在大家很明显的认清，章罗联盟是一个阴险的政治勾结，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党分庭抗礼。逐步篡夺领导。我的“党天下”的谬论实质上成为替他们的反党阴谋摇旗呐喊，而在那篇谬论中提出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一点，实际上也等于在替章伯钧、罗隆基开口要求副总理的职位。我在五月十九日去看罗隆基一次。从我自己的思想上来检查，我去看罗隆基，实质上是想在政治上和他勾搭。可是我还没有勾搭上他，倒给他这个“勾死鬼”狠狠地利用了一场。罗隆基已经利用我直接向党进攻了一次。罗隆基还想利用我在这个大会上为肃反问题发言，利用我在光明日报上展开反对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讨论和攻击五年计划的建设。幸而党领导人民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发动得早，党救了我，使我避免犯更大更多的错误。章伯钧一再指示光明日报多登人的新闻，他显然想利用光明日报来加强对他个人活动的宣传，以增加他的政治资本。章伯钧又一再指示要光明日报多登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多注意中立国家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左派政党的介绍和报导，从这一点看来，章伯钧不仅对国内政治有野心，而且他对国际政治也有野心，企图通过一些国际活动来找寻帝国主义老板。他要求光明日报加强这方面的报导是要为他作进一步的国际活动创造条件。而我的一套资产阶级办报方针再加上我自己对党的领导有抵触情绪，这样，我在光明日报的一套做法就完全符合章罗联盟的要求，符合于他们的政治野心。
在国外，我的错误言论还为美蒋敌人所利用，使他们错觉地以为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反对党、反对政府。他们以为在大陆上出现了什么为他们日夜梦想的变乱，于是兴风作浪、进行挑拨，还说要向我“遥致敬意”，实际上无非想造谣生非，挑拨离间。我的错误的言论虽然为他们所利用，然而他们的希望只是一个梦想。在今天的中国，即使犯了错误的人，在党的宽大的治病救人的政策下，仍然坚决要求改正自己的错误，从新做人，争取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效力。以为中国还有什么“民主个人主义者”可供美帝利用，那只是杜勒斯之流的幻想而已。
我这次犯的错误，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事情，而是有它一定的历史根源的。我受过多年的英美资产阶级教育，盲目崇拜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在解放以前，我一方面反对国民党，一方面反对共产党。我在思想上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标榜走中间路线。我鼓吹“自由思想分子”团结起来，实际上就是不要人们跟共产党走。由于我只看到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很小一部分所谓“民主自由”，看不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正的、更大的民主自由，因而便错误地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便变成‘有’‘无’问题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观察”第六页）我在“观察”复刊的时候，（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步地作了自我批评，否定了过去的立场，表示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改造自己。但实际上，那时只是在政治上表明了一下态度，我自己的立场和思想并没有真正改变过来，因而解放后这几年来，表面上是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而在实质上，仍然存在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因而一有机会，我就露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尾巴。当我初犯错误的时候，我没有正确地认识我的错误。一个多月以来，经过全国人民和人民日报的批判，经过九三学社同志、光明日报同志以及人大江苏小组各位代表的帮助，才使我逐步认识到自己所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的严重。我认识到这次以章罗联盟为核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对人民的一次猖狂进攻。当前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而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我自己扮演了一个可耻的令人痛心的反动的角色。当全国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我开始看到我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地自容。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说我姓储，深恐医生怀疑我就是那个右派分子储安平。全国人民对我的严厉批判，使我严肃地认识到，假如我不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立场，我就没有前途。我特别认识到，假如不是老老实实跟党走，个人就要走错路，工作就要犯错误。这次我在光明日报所犯的错误，就使我受到一次最大的教育。我必须勇敢地向自己开刀，剥去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皮，坚决地站到六亿人民的一边来。我决心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章罗联盟划清界限。并在批判我自己的错误的同时，积极参加全国反右派的斗争。我对我的错误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认识，我应当继续深入检查自己的思想根源。继续深入批判自己的错误言论。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发言人：储安平，原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第6、7版；《光明日报》1957年7月14日第6版。

向人民投降——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六月一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经过全国人民对我的批判，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我的关于“党天下”的发言是绝对错误的。首先，我说今天是党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和事实完全不符。解放以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今天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到处蓬勃着巨大的人民力量。党以真诚的大公无私的精神领导人民、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就以我们现在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说，这一个成为全国和各级地方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一个民主...

前言：浅谈思想改造
作检讨，并不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儿，大庭广众之下作检讨，更是一件让人羞愧难当的事情。可是，在这个国家，在某个时期，自我检讨，成为了很多人必须面对的事情。因为政治的需要，当局从苏联引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法宝。一种让人受辱的事儿，经过策划者精心的打造，竟然堂而皇之变成了很多人“进步”的参照系，成为很多知识分子争先恐后表现“进步”的一种手段。这个游戏的轮廓大概是，那些带头做检讨，参加自我批评的人，他们首先得攻克了心理上的重重困难，摒弃人格尊严，放弃原生的价值观，把政治觉悟视为第一要务，敢为天下先地站在大众面前进行检讨，进行示范作用；当然，这个觉悟者（模范者、进步分子）会得到策划者的赞赏与肯定，会得到政治上的区别的对待，从而达到以便激励更多的人站出来效仿的效果。有了这样的人牵头，然后那些识时务者就会出来效仿，接着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如此感染，在一个接着一个效仿者的带动下，慢慢地人就会放弃原有的抵抗、放弃原有的价值体系，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最后，在环境效应的影响之下，大多数人都会脱离思想上的凌迟，否定自我，创造新我，上演“尽忠”与“进步”，以求达到新政权的青睐与自我的解脱；原本是自辱式的检讨，在榜样的作用下，在渴望过关重生的趋动下，反而会蜕变为一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心态，人的思想，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也就被异化成功了，进而也就达到了改造的目的。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我们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思想改造运动；而这一场又一场的思想改造运动，用周恩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话来讲就是：“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许多反动的思想，初步解决了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问题”;这也道出了为什么策划者如此把“思想改造”的工作看得至关重要，那是他们要解决让被统治者来为自己服务的问题，即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训化民众的目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明白自己是为谁服务，那么你就需要去被进行思想改造，直到你终于搞清楚了自己是为服务，并且是明白自己只能去为谁服务，而且需要服服帖帖全心全意（党国与领袖需要忠诚，你尽可以为了过关表演，但需表演成真的一样，因为他们时刻监督着你的思想状态。当你长久地表演下去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慢慢地分不清哪是表演，哪是真实的自己了。一旦陷入意识混淆，自己也就被改造成了似我非我的人了）去为谁服务，做到了这点，在策划者的眼中，你这才算思想上的改造成功，你才是符合进步的，才是他们需要的人才。在新的社会中，也就获得了一种新生，只是这种新生是通过否定自我来实现的。
这种思想改造，是一种政治上的布局，阶级成份的划分、肃反、整风、反右等等一系列运动，都只是思想改造的不同形态而已。解放战争的后期，华北、华东、华南兴建一个大学群，称之为“人民革命大学”，新政权筹划此类大学用于系统性的改造从所谓旧社会过来的人，让这些旧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工商业者等，经过回炉改造，以便更好地适应新政权的需要。当时这些人，只有从这些大学毕业了，才能被安排工作，否则只能自谋出路。批判自己的父亲的胡思杜，四九后再也写不出小说的沈从文，等等，都是经过这些大学进行思想改造过的人，他们毕业前都需要写思想总结，总结的到位了，就能毕业，工作也就有了希望。当时的官方着意常常渲染，这些人都是自愿要求进步的，要求改造的；试问不自愿接受改造，能有出路与活路吗？不接受新社会的思想改造，在当时的社会中，是落后分子，是会被戴上帽子的。1950年8月4日出台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的“地主、富农”帽子，便是新政权帽子治国的雏形。在阶级斗争的形式下，在一个群体中制造对立局面，以便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后来的帽子渐多，发展到黑五类，再增加至黑七类、黑九类；这些帽子就像孙猴子所戴的紧箍圈，戴上容易，要想取下来，那就得看人家的脸色与心情了，只要你不称赐你帽子者的心，紧箍咒就可以拿出来念念。这帽子是明的，还有暗的，就是在领导心目中的落后分子，也能理解成异己分子，虽然确定了异民的身份，却不明着给其戴异民的帽子，但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所给予的待遇，是戴帽的待遇，甚至是更为糟糕的待遇。
纵上所述，在新政权的治理之下，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之下，不接思想的改造，自谋出路就等于自杀，若戴着帽子，你去哪都没有人会给你开介绍信，这就使得戴帽之人寸步难行，陷入万劫不复之窘境了，只有乖乖接受“群众”的监督与改造，才有一线希望。
基于这样的现实，当我们再去理解胡适回复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他的公开信时所说的：“我在海外看见报纸转载的这封‘公开信’，我忍不住叹口气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也就容易的多了。陈垣先生于1949年5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信的大概意思是向胡适传达自已所见识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派生机的，是拥有自由的，并劝胡适“你不应当再坚持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否定过去，转向人民，正是思想改造的核心问题；说这话的时间节点，也正是人民革命大学办得兴旺的时候，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只要留在解放区，无人能逃脱思想改造的命运。1952年3月6日，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的陈垣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把一颗经过改造的心祼露在大众的面前，接受新社会的千锤百锻。
对于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人民革命大学时期的思想改造只是前戏，是学前班，真正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发生在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大学对京津高校老师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演讲之后，演讲中把思想改造的核心问题锁定在“立场”、“态度”上，这也是之后广泛的思想改造的指导方向。其方向，归根结底就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得把立场转向人民，转向工人阶级，都得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就是拥有封建思想，反动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那是毒素、是毒草，必须经过改造来铲除。
周总理的演讲，是这场运动的导火索；而1951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会词中，所强调的：“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却是为这场运动，真正地拉开了序幕。
《人民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积极地组织“思想改造”的文章，刊发在“努力改造思想，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教师”、“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专栏中；《光明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等牵线木偶似的宣传机构，也紧锣密鼓地以专栏的形式，为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摇旗呐喊。本书的第一章，所收录的文章是从1951年11月10日开始，至1952年2月6日结束，发表于以《人民日报》两专栏中的文章。1951年、1952年，正是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关键时刻，此时开展高校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党是经过精心挑选与营造的。在这段时间中的1952年的1月5日，中央下达了《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这是官方以文件的形式，给“思想改造运动”的正名。
而另一场更为激烈的思想改造运动，却发生在五年之后的夏天。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是4月27日做出，其意是党请党外人士来帮助党整风。之后的5月14日与15日，又相继发过两个指示，一个是《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另一个是《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都是积极欢迎党外人士来帮助党整风的。在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下达之前，统战部都在紧锣密鼓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座谈会，鼓励他们向党提意见，来帮助党整风。然而，这都只是毛泽东“阳谋”的一部分，意在对右派展开诱敌深入，以便在合适的时机，好对右派聚而歼之；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对“党内可靠之人”下达的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清清楚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随着反击右派枪声的打响，一场反右的思想改造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始了。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1957年6月26日在北京召开，至7月15日结束。针对这次大会，《人民日报》开设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专栏。这个专栏是1957年7月3日开始的，至7月23日出完最后一栏结束。为了能发挥它最大的宣传作用，《人民日报》的版面从原来的八版扩充至十二版。初步统计，《人民日报》大会专栏总共登载了二百九十余篇发言，涉及批判右派的发言就有一百八十余篇，连续登载右派自我检讨发言的时间段（1957年7月14日至7月22日），批判右派的发言有九十来篇，而右派进行思想凌迟式自我检讨的发言有二十二篇（其中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张云川、潘大逵、李伯球、马哲民、黄药眠、宋云彬、钱孙卿的检讨，都是15日大会闭幕当天作出的）；“人民日报”刊出的题目，如《向人民伏罪》、《向人民投降》、《向人民低头认罪》、《我的初步交代》，等等都是费尽心机的，用以暗示右派们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只得乞求政府的宽大处理及人民的谅解。可以看出，整个大会，对右派的批判发言，是火力全开的狂轰滥炸；这一次大会，也完全可以说是一次检举、揭露、人身攻击的大会，是一次口诛笔伐的大会，更是一次右派们被征服——低头认罪的大会；这在整个人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本书的第二章，收集公开于《人民日报》右派们在大会上认罪式检讨的发言，也收集了《光明日报》与《文汇报》两报的检讨文章。
共和国的思想改造运动史，1951年末、1952年初、1957年夏这几个时间节点，是最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不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改造一个人的思想，都必须摧毁其固有的意志与信仰，才能得以重生。一个人的世界观，到了而立之年，已经是不可动摇了的，如非其本来就没有形成，否则要改造谈何容易；这种思想上的改造，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思想上的凌迟；很多人，为了过关，自己强迫自己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其中痛苦，若不是局中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深刻体会的。知识分子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新政权当然知道把他们改造好了，这个社会就完全在自己的撑控之中，这也是1957年夏改造力度如此之大的原因了。
共和国的思想改造，对于受教育有限的，简单粗暴地采取戴帽，监督劳动改造的路径；而对于受过高等教育或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则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戴帽相结合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得到充分的体现，首先是排山倒海般向右派的批评，使得右派们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进行自我批评的检讨。这种检讨的意义，不论你是真心检讨，还是佯装检讨，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你是检讨了的，是已经自己亲口承认了错误的，承认了自己是有罪的，这样就实现了对知识分子改造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帽子加持，只有当你持续地进行思想上的改造，才能改善自己在政治上、生活上的待遇，才能有摘帽的可能性；若是不识时务，食古不化，那戴着帽子，就会有吃不尽的苦头；不知所踪的储安平，却是最好的例子了。
建国初期，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写信劝他回解放区教书，钱穆拒绝了老师的邀请。给出的回复是：“回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学生对中国文化薄有所窥，但不愿违背自己的主张”。回顾49年后所发生的一切，多少曾经意气风发，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鞭子的凌辱之下，进行着思想的凌迟，违背着自己的的主张。虽无刀镬之刑，但比刀镬之刑对民族的伤害更甚。从民国投怀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能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干干净净，保住晚节的，只有陈寅恪、熊十力等屈屈数人，在整个中国，真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如朱光潜、冯友兰、楼邦彦、梁思成、陈垣、吴晗……，威权手里“思想改造”的鞭子还未曾扬起，他们就缴械投降、跪地乞饶，真的是自尊丧尽，气节全无。一个民族的性格如此形成，其脊梁，不是患了软骨，就是折断。
可恶可悲的是：明明应该是无地自容的事情，却能被这些无骨知识分子解释成走向光明，要求进步；明明是在下跪，却天天叫嚷着我们站起来了；明明是毫无道理，却被硬生生地说成了有道理；明明是黑暗无边，他们却说光明无限；明明走的是独木桥，他们却说走的是阳光大道。能把无耻当无上光荣，能把无知当无所不知，能把无能当无所不能，全然无一点自知之明。如果仅仅是某个人的认知还好，但却是一个知识分子群在新中国养成的观念。如此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国，未来堪忧！

前言：浅谈思想改造
作检讨，并不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儿，大庭广众之下作检讨，更是一件让人羞愧难当的事情。可是，在这个国家，在某个时期，自我检讨，成为了很多人必须面对的事情。因为政治的需要，当局从苏联引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法宝。一种让人受辱的事儿，经过策划者精心的打造，竟然堂而皇之变成了很多人“进步”的参照系，成为很多知识分子争先恐后表现“进步”的一种手段。这个游戏的轮廓大概是，那些带头做检讨，参加自我批评的人，他们首先得攻克了心理上的重重困难，摒弃人格尊严，放弃原生的价值观，把政治觉悟视为第一要务，敢为天下先地站在大众面前进行检讨，进行示范作用；当然，这个觉悟者（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