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民史的回顧
我們知道，「遺民」之所以成為中國歷史特殊的命題，與它涉及到傳統士大夫對君王忠誠的態度有關。近人的分析指出：中國最遲至春秋戰國時期，「忠」的觀念已經相當普及，不僅看做是一種美德(如《左傳•成公十年》：忠為令德)，而且也是被人們肯定的德行準則(如《左傳•文西元年》：忠，德之正也)。「忠」經常與「信」的表現相互依存，兩者成為崇高的道德理念。伴隨先秦各國激烈的戰爭，荀子(約313-238B.C.)更以「通忠之順」，將「盡己」的精神轉化為「利君」觀念，忠臣形象成為後世效法的楷模對象。 遺民概念即根據「忠」的準則出發，但此名詞的完全形成，大概要到元明之際，最具體的例證即程敏政(1445-1499)編有《宋遺民錄》一書。在此以前，宋代可說是一段形塑關鍵期。由於兩宋與來自北方的遼、金、西夏、蒙古等游牧民族長期對峙，加上女真政權奪去華北漢族居地，使得當時人們在強烈的「夷夏之防」心理和「恢復」情結下，逐步增強「忠」的意識。此外，程朱理學在宋代大行其道；因此，凡是任官前朝的人，不應當繼續改仕新朝，此一「道德約束」獲得大力提倡和強調，也變得更為抽象和普及。
綜觀學界遺民史的研究，成果可謂豐碩，特別是宋、明兩代遺民，討論尤多。主要因素在於：關於宋、明遺民史料，和強調「夷夏之防」不願屈於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與「異族」的統治有關，所以極早已被有意識地保存下來。就個人初步觀察，目前大致研究的成績，約可區分為三類：首先是仔細分析這兩代遺民的詩作、書畫，包括透過他們的作品，進一步呈現其思想與政治意態。由於此方面的研究易於進行，是以成果亟多，當中頗有以單獨著名的人物探討，或歸納成群體、地域來分析，方法上兼而有之。 其次，討論宋、明遺民的出處態度和行動，甚至涉及到他們呈現的儀式，相關研究也不少。 當然亦不乏從遺民的人際網絡，嘗試釐清他們的政治態度。 最後則從兩代遺民所代表的士人動向，來看改朝換代時的政治文化。
宋、明遺民的研究可說行之有年。其中，「史學二陳」陳垣(1880-1971)、陳寅恪(1890-1969)成書極早，深獲著名，研究方法也屢引他人借鏡，迄今仍為重要著作。類似採取陳寅恪的途徑進行的，譬如余英時，以方以智(1611-1671)為個案，考察方氏作品，企圖掌握那些隱晦難現的詩文，發覆遺民心境；該書頗獲錢穆(1895-1990)稱譽，有序文為憑。至於以整體討論的如謝慧賢(Jennifer W. Jay)、戴仁柱(Richard L. Davis)、何冠彪、趙園及謝正光等人，他們長期浸淫於遺民史料之中，卓然有成。試舉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為例，此書共分上、下兩編，上編處理易代之際士大夫的論題，而下編則分析各種明遺民現象，可謂開啟遺民史研究的新頁。受到影響，邇來學界的研究日益熾盛，蓋有兩種趨勢：第一、擴及以往較被忽略的微型遺民人物，多將他們的著作視為「文本」來分析；第二、受新文化史所啟發，經由服飾連結到政治認同之關係， 也逐漸得到重視。
前述遺民研究通常只有涵蓋到漢人統治的王朝。可是，若按照《春秋》對「夷夏之辨」的說法，抱持以文化主義(culturalism)做為判準， 那麼歷經「異族」統治下遺民，則係另一項值得深探的課題。關此，進入明代而忠於元王朝遺民的處境，亦引起若干重視。 元遺民研究所以獲致注意，因涉及兩項主題：第一為種族觀，第二是正統觀，基本上都修正我們以往對征服王朝歷史的看法。例如，嚴夷夏之防的士人，理應不會對「異族」統治產生任何向心力，甚至無法將元朝視為正統王朝。不過，錢穆乃至蕭啟慶的研究都證實真正情況未必如此。從他們細緻的分析中瞭解：元明之際士人似乎更站在前朝的立場，藉由書寫反映其同意或默許「異族」的統治。儘管達德斯(John W. Dardess)認為：儒家思維才是士大夫願意臣服蒙古「異族」統治的主因， 但無論如何，元遺民的討論確實有別以往，改變了既有的歷史闡釋架構。可惜的是，有關中國另一征服王朝――清朝的遺民部分，至今尚無可資佐證。
關於清遺民的討論
長期以來，清遺民受到「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態度所影響，並無得到應有的研究和重視。即便有之，過去探討也多半牽連至清室復辟，且採取「負面」的策略和標籤看待。 直到1980年代的中晚期，隨著資料逐漸開放和沉澱，兩部以復辟運動為主的研究論著相繼出現，這樣的情況於是改觀。
開啟討論清遺民的研究，原都屬於學位論文。最先在這一方面用力最深，並且具有篳路藍縷之功的，是胡平生的《民國初期的復辟派》一書(以下簡稱「胡著」)。 該書主題環繞在民初時期參與復辟活動的相關人物上；除了清遺民外，還包括有宗社黨及部分同情清室的北洋軍系人士。嚴格地說，胡著最大貢獻，除了是第一本專門討論民國復辟課題外，最能顯示作者功力之處，還在於資料的掌握和蒐羅，特別是中、日文材料，可謂十分詳盡，堪稱相關研究之翹楚。胡氏甚至另編有復辟運動的史料書籍。 可以說，胡著基本上提供了我們整體的座標和架構，可做為進一步探索的基礎。
另一本以張勳(1854-1923)復辟為題，是陳豪滿的碩士論文，兼論民初幾次復辟活動。他嘗試指出：近代中國由於革命派和後來共產革命的成功，幾乎搶佔了所有歷史的版面，使得我們無法充分認識復辟的意義。在陳的眼中看來，復辟固然事出有因，但其真正內涵，係反映出中國革命的「不完全性」，並且也是導致民初政局始終動盪不安的因素所在。
儘管兩部論著，讓我們得以注意忠清遺民的歷史意義，但這僅限於學術圈之中；若非大眾傳媒和全球「東方熱」的推波助瀾，遺民課題似乎不可能如此順利地激起西方學界的重視。隨著1987年奧斯卡金像獎電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由義大利籍的貝納爾多．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 1940- ]導演)的播映，有關滿清皇族和遺民的題材，更引發廣泛民眾的興趣和討論。 許多人開始著手從既有的研究脈絡，重新省思近代中國這群長期被忽略的聲音，以及他們的歷史地位。
實際上，在反思清遺民的政治心態前，部分遺民早已是人物討論的焦點。像康有為(1858-1927)，過去幾乎把研究焦點放在戊戌變法時期上，或是以此探討康的政治思想。日本學者竹內弘行率先倡行，分析康在民國後活動和思想，尤其擺在近代化層面，思考其地位，認定康主張復辟具有深刻的意義。 與康有為的研究一樣，許多人也留意其他知名遺民的心理層面。梁濟(1859-1918)個人自殺的行為，曾引發時人熱烈討論，也是後來學者關注的個案。 王國維(1877-1927)更是不遑多讓的實例。
近年來學術思想史的研究中，王氏即為熱門人物，相關傳記早已成書累牘，單篇論文亦復見不少。而王在辛亥革命後內心所面臨的衝擊，讓人愈發興味。葉嘉瑩、周明之等人即以學術和思想交涉，分析王氏「由開明而保守」的心路歷程。 而有些遺民，過去經常被視為態度「保守」，或政治立場上係屬背叛國家民族的「漢奸」，如今隨著資料與研究視野的開放，開始重新評價。鄭孝胥(1860-1938)，這位極富爭議的人物，儘管行為「狂誕」，可是回溯他在清末活動之作不乏可見；徐世昌(1855-1939)、陳三立(1852-1937)、羅振玉(1866-1940)及辜鴻銘(1857-1928)等人的歷史定位，也陸續有評傳、專著出現。
個案分析固然能夠充分探求心曲，但為釐清整體的意義，學界也分別以不同的脈絡和主題理解清遺民。熊月之〈辛亥鼎革與租界遺老〉(以下簡稱「熊文」)即從晚清出現的特殊地理環境――租界――著手，窺探遺民的活動。他在文中明白指稱，忠清遺臣與歷代遺民的命運所以不同，在於前者多了一項史所未有的選擇，即「不死、不降也不隱，而是到租界裡去做遺老」。熊文重點放在三處租界：即上海、天津與青島，分析遺民處境，認為他們既保持了自我道德和生活安寧，還得到一定程度的安全與保障。並且，遺民平日的精神生活寬鬆，租界除了環境外，也提供了他們復辟活動的空間。最後，熊氏告訴讀者：「清末民初租界遺老，人數之多，影響之大，現象之奇特，則是絕無僅有，這在文化史、社會史上，都有深入研究的價值」。
新近探討遺民在民國的活動，還注意以往所忽略的微型個案，並釐清與時代相關的問題。譬如，許多人不約而同留意到山西舉人劉大鵬(1857-1942)；透過劉氏日記的發掘，羅志田和關曉紅觀察清季民初社會的變遷，特別是有關科舉制度廢除的課題。 沈艾娣(Herietta Harrison)全面檢討劉大鵬做為地方士紳的功能及角色，分析20世紀中國面對現代化衝擊下，所呈現的困境；經由劉的日記娓娓道來，以為現代化進程在中國顯然相當複雜，值得重新思考。
另外兩篇短文，則自民國時期公開出版的讀書筆記――《萇楚齋隨筆》出發，探索作者劉聲木(1878-1959)個人的思想意態。第一篇〈清遺民的心態及處境：以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為例〉，為我自己最初嘗試研究清遺民群體的作品。主要論點指出，劉氏筆記內容裡呈現諸多對現況的不滿。簡單地說，劉試圖從中理出維護綱常觀和社會秩序間的關係，在借鑑歷代遺民敘事的同時，還刻意保留了許多忠清遺民的事蹟。
吳志鏗〈清遺民的晚清記憶――劉聲木個案研究〉進一步提出，透過劉氏著作發現：清遺民對晚清政局的看法，似與後世瞭解不同；同時藉由對過往的記憶，他們希望重塑自我的政治認同。例如言及清廷的失政，劉氏主要乃歸結於光緒(愛新覺羅．載湉[1871-1908])中葉後各項政治措施失當所致，尤其新政、學堂和廢除科舉，殊屬關鍵；又如對慈禧(葉赫那拉．杏貞[1835-1908])個人，筆記係以正面的形象描述，而光緒性格則是剛愎、懦弱；至於滿人，劉的筆記裡唯有稱道、惋惜和抱屈他們的處境，可是絕無所謂種族衝突的問題。 二文雖以微觀方式，研究像劉聲木這般以往未受重視的人物，但均說明：只要資料充分可以掌握和允許之下，分析清遺民的心態仍能大有斬獲。
還有將清遺民的定位及活動，放在做為「文化遺民」的歷史脈絡來解讀，這方面以彭海鈴、桑兵為代表。彭氏檢討廣東遺民汪兆鏞(1860-1939)的一生，並將汪置於清末民初嶺南地區的文化事業中看待。該書《汪兆鏞與近代粵澳文化》(以下簡稱「彭著」)，特別說到前清遺臣以「遺老」自況，但「對他們而言，清室並不單純是政權的代表，亦是傳統文化的象徵」，因此著眼於以道自任的文化遺民。 經由檢視汪氏，彭著還兼論廣東地區其他遺民的相關活動。桑兵則以「老輩」為題，分析過去比較忽略的舊派學者，其中亦涉及遺民的部分。比較需要注意的是，桑氏指出：由新派學者所「理解」建構出來的「遺老」，只能算得上是「文化遺民」，卻非屬於政治方面的意義。
綜觀新發展的研究趨勢，可知對清遺民的討論，不再侷限於復辟的政治活動上。也正因為如此，吾人理解忠清遺民的思想和活動，理應擺脫既有的框架，不受「政治正確」的道德價值所束縛。其次，以上所述的研究，有待發揮和釐清之處依然甚多。以胡著為例，該書撰寫完成之時，部分重要的史料尚未歷經整理與出版。 但如今此方面的問題業已克服，對於我們重建清遺民的心態，無疑相當具有幫助，也說明此刻研究的大環境，顯然要比較客觀且適宜。再者，這些既有的研究雖各有擅場，可是未必達到「以樹見林」的效果；並且那群在革命之後心理出現轉折，支持復辟而廣受注意的人物，絕大多數又屬於鉅型的清遺民，相較其他不具知名度的遺民來說，反而後者就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了。其中原因當然複雜不一：一方面固然與資料分散有關，另一方面則由於知名的個案，較易引人興趣。因此，如果想要全面地瞭解清遺民心態和處境的話，那麼就不該區分知名輕重與否，而是必須有策略性地進行掌握與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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