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台大名譽教授齊邦媛出版《巨流河》，引起海峽兩岸讀者廣大回響，為中國現代史留下一本珍貴的紀錄。她這本書，不僅敘述個人生命的經歷，更反映了大時代的身影與潮流。在她大作的感召下，我也寫下這本一生的紀錄。假如一個國家歷史的全貌，可由其人民一片片拼圖組成，這就是我的一片拼圖。
今年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零二年。狄更斯先生《雙城記》有道：「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這是有信仰的年代，也是懷疑的年代。」我覺得這些語句也很貼切地描寫了中國及台灣過去一百零二年的歷史。
我現已年過七十。一生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一九三九年出生到一九六五年赴美留學，在這個階段中，一些經歷影響了我的一生。
第一，極為坎坷的童年。
一九三九年，抗戰第三年，我出生於東北哈爾濱。一九四二年，父親因在大學參加祕密抗日組織，遭日本憲兵追捕，而逃往關內，從此展開他的流亡生涯。一九四五年，我隨著母親萬里尋親，從哈爾濱到西安與父親團聚。一九四七年，隨父母從西安回東北家鄉，由於國軍收復東北失利，全家又從瀋陽逃難到上海，再轉來台灣。所以從六歲到九歲，不到四年時間，我追隨著父母，走過大江南北，並且跨過台灣海峽。我的生命，可說是隨著國家命運而起伏，「國仇家恨」這四個字，在我童年的心坎即烙上深刻的印記。關於幼年流離失所，齊教授說她小學換過七所，我也換過四所。
第二，人生方向因偶發事物而改變。一九五七年五月，台北發生「劉自然事件」。一位美軍因細故槍殺國人劉自然，肇事者由美國軍事法庭審判，竟判決無罪釋放，引發數千台北市民搗毀美國駐華大使館之重大事件。我小時生於「偽滿洲國」、長於抗戰，民族意識特強，此一事件使我義憤填膺，深知「弱國無外交」，但更需要外交，所以將大專聯考原填之台大外文系志願，改為政大外交系，這一更改，決定了我一生的學業與事業。
另外一件事使我決定赴美留學。政大外交系畢業後，我於一九六四年順利通過特考，進入外交部北美司服務。服務期間，我國駐美大使蔣廷黻向外交部建議，希望外交部每年能選拔兩位年輕外交官赴美深造，但外交部限於經費無法辦理。蔣廷黻先生是著名外交家及史學家，為我畢生最敬仰的前輩之一，他的建議啟發了我留美深造之心，在考取國內「中山獎學金」後，於一九六五年赴美留學。
我人生第二階段是從一九六五到一九八二年，在美國生活了將近二十年。這個階段中，我遭受幾個強烈的衝擊。
首先，美國在一九六○與七○年代，正經歷兩個震撼整個社會的運動。其一是民權運動。這個運動中，黑人只不過要求和白人平等享受憲法下的公民權利，但許多地方政府對他們的回應是，用警棍、催淚彈、警犬、消防車水龍予以襲擊，甚至將他們拘提入獄。最後，領導民權運動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牧師，竟死於白人種族主義者的槍下。
其二是反越戰運動。雖然大多數人民支持美國參加越戰，但是，反越戰人士指出，美國在越戰（一九六五─一九七三）投注的炸彈總數，是西方盟國在二次大戰所投炸彈總數的一倍，美國已將越南變成殺戮戰場。我來自一個以反共堡壘著稱的中華民國，面對美國主戰與反戰兩派之爭，我該支持哪一派？在以上兩個運動的影響下，我於芝加哥大學決定攻讀美國歷史與政治。
在美國面對的第二個衝擊，是一九七○年底，台灣與香港在美留學生發起了保衛釣魚台運動。它原本只是一個單純的愛國運動，但是翌年十月，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次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全美掀起一片「中國熱」。在這些發展下，參與保釣運動的台灣留學生分成左、右兩派。一派高喊毛澤東萬歲，以及回歸祖國大陸；另一派則堅持反共，並誓言與台灣共存亡。在這個對立之下，我應該站在哪一邊？
一九九七年，我出過一本小書《漂泊：中國人的新名字》，余光中先生在序中，對我在美國此時的遭遇，有這樣的描述：
如果說，漂泊的背景是江湖，則美國之為江湖對於作者更有雙重的疏遠（double alienation），一則因為人在異國，二則因為意識型態的分歧，在異國遇見的同胞往往形同陌路，甚或成為仇敵。內戰而要演到外國去，也太令人傷心了吧！
對我的第三個衝擊，來自歐美學術界對中國共產革命的兩極化評價。一九七二年，位居美國研究中國問題首席地位的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說：「毛澤東的革命是數百年來，發生在中國人民身上最好的事情。」但是，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教授察哥里（Donald S. Zagoria），則認為中共在大陸的統治為所有暴政之首：「在所有的暴政裡面，有一種號稱要為受害人帶來好處的暴政最為嚴苛，因為施暴者自認良心無愧，而受害人卻感到其無比殘酷。」面對這些南轅北轍的評價，我該如何取捨？
在美國異鄉作客，國族意識自然濃厚起來，再加上海峽兩岸尖銳對立，使我在美國求學及任教期間，一直鑽研二十世紀中國的一些重大問題，例如共產主義革命為何成功？國民黨政府為何失敗並遷台？中共政權在毛澤東統治下之功過為何？中國未來將往何處去？更重要的是：台灣生存的意義為何？她的前途何在？對我而言，這些問題已不僅是學術上的探討，其答案將決定我人生的方向。
對我的第四個衝擊，是一九七九年美國和台灣斷交並和大陸建交。當國家遭受如此重大打擊，我該如何共赴國難？午夜夢迴，「夢中憂患尚如山」之感常襲心頭。
我在美國將近二十年，幾乎都是在以上衝擊中度過，這些千迴百轉的心路歷程將在本書一一坦述。
一九七九年四月，美國和台灣斷交後四個月，我回台灣共赴國難。一九二五年，詩人聞一多結束在美國留學生涯，他回國時，他說他「只是跟著一個夢走罷了」。作家鍾理和在一九五六年出版《原鄉人》中有這樣一段話，「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所以，我也是跟著一個夢回來了；我在美國二十年思念台灣的血液，也因為回到原鄉而停止沸騰。
從一九七九年到今天，是我人生的第三階段，這三十多年，是我在台灣耕耘並與之相濡以沫的日子。
這三十多年，正值中華民國與台灣歷史上最有成就的時期。一九七○年代以來，在退出聯合國及美國與我斷交的打擊下，國內要求改革的呼聲與黨外爭取民主的運動同時出現，蔣經國總統厲行革新並進行十大建設；一九八○年代，他又做出開放黨禁、解除戒嚴、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開放報禁等一連串重大決定，從此啟動了台灣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開放化及兩岸關係正常化的時代列車。
李登輝總統任內，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終結萬年國會，然後進行總統直選。二○○○年，民進黨陳水扁執政，是中華民國遷台五十五年後，第一次政權輪替。二○○八年，馬英九所屬國民黨重新執政，這是政權第二次輪替。根據許多西方政治學者的說法，一個國家政權經過兩次輪替，其民主政治即可鞏固，所以，今天的中華民國是一個真實的民主國家。
個人何其有幸，從一九七九年回國服務迄今，都能投身於此一使台灣脫胎換骨的再造大業。本書將個人經歷與感想寫出，為此一大業做見證。
內文選摘（節錄）
我生於一九三九年，是東北九一八事變的第了解「滿洲國」的體制，但我知道當時東北是在日本統治之下，像所有東北人一樣，從小就有反日情懷。
二、父親抗日，投奔西安
一九四二年底，家父在農業大學參加一個祕密抗日組織—「反滿抗日救國會」。不幸事機洩漏，日本憲兵隊大肆抓人。父親決定逃離東北，但不敢將實情告知祖父母及母親，以免他們擔心，託詞要前往關內辦事，翌年春節即可返家。父親單身離家，留下媽媽和我。父親（一九一九─一九九七）在去世前，曾留一未出版的回憶錄手稿—《我的一生》，內中提及他離家時和我的一段對話：
當時行色匆匆、心神不定。這時銘兒約四歲，他愣愣望著我，我一時衝動將他抱在懷中，淚流滿面，銘兒問我：「爸爸您要去哪裡？什麼時候回來？」我說：「過年的時候回來……」銘兒又說：「那您為什麼哭了呢？」此話一出，家人哭成一團。
父親離家後，第一站先去河南省開封市，拜望當時曾在哈爾濱農業大學教書的張姓老師。父親一直在東北長大，到了開封，才對抗戰大局及國共關係有較深了解。父親因自小景仰國父孫中山先生，決定投靠國民政府，參加抗戰行列。由於河南屬汪精衛的偽南京維新政府管轄，日軍又出沒無常，父親決定前往由國民政府控制的陝西省西安市。
到了西安，父親已是人窮財盡。當時正巧中央警官學校正科班招生，該校校長為蔣中正委員長兼任。父親為了求學，也為了將來就業，決定報考。同榜學生兩百餘人，多為淪陷區各大專流亡學生，父親以第二名錄取，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入學。
三、母子萬里尋親
父親在赴西安前，寫信給祖父母及我母親，表示將進入後方，但並未說明確定去處。母親收到此信後，喜極而泣。
母親也出身地主之家，親母去世後，由後娘帶大，頗遭歧視，不給她念書。後母為其親生子女，僱一私塾老師在書房授課，不外念些《百家姓》、《千家詩》等書籍。當後母兄妹還未會背誦課文時，母親在隔壁偷聽，用心加上決心，已能朗朗上口，這更使其後母對她忌恨，時常遭受打罵。所以，對母親而言，二十一歲嫁給父親—既是家鄉首富之子，又是大學生，是她一生幸福之所寄。如今突然接到父親來信，說是將去大後方，母親認定應是重慶地區，便本著「出嫁從夫」的傳統觀念，決定萬里尋夫。但祖父母因為考慮到時局動盪，對一個未受過教育的婦道人家帶著幼子長途跋涉，堅決反對。然母親心意已決，祖父母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將孫子留在家裡，母親不同意，執意要攜子尋夫，祖父甚至以不給盤纏為要脅，但母親不為所動。
最後，在母親堅持下，祖母心軟，大概也怕她孫子旅途中無錢吃苦，偷偷塞了一份頗豐的盤纏給了母親。於是母子兩人，於一九四五年一月，開始了為期四個月的萬里尋親之旅，母親時年三十，我六歲。
母親知道父親有位張老師住在開封，開封就成了第一站。我倆先從哈爾濱坐火車到山海關，再從山海關坐火車到開封。但一到開封車站，該站因有日軍軍車經過，已遭陳納德將軍所率領之飛虎隊轟炸，死傷慘重，屍體狼藉四處，百姓驚慌逃難、互相推擠，母親和我必須抓緊車站之鐵絲網，以防跌倒。
到了開封，母親找到張老師，在他家住了一個月。在開封又聯絡上父親在哈爾濱農大同學劉裕庭，他們夫婦此時也想到大後方追隨政府抗戰，經過他們的規畫，決定先到西安再往重慶。
由於此時隴海鐵路已被炸毀，我們從開封到西安只能先步行到陝西省潼關，共六百多公里，然後從潼關坐火車到西安。為了躲避日軍及皇協軍（由日本華北方面軍組成的偽軍），決定走鄉間小路。從開封先到鄭州，再經過十八盤等地，進入潼關。沿路若無汽車可坐時，就得坐板車、或騎驢、或步行。此時河南地區為不同部隊所控制，除日軍、皇協軍外，尚有中央政府軍、中共之新四軍，甚至地方土匪。母親必須一一因應，遇到地方土匪，有時還得交付「買路錢」。當時各地使用不同幣制，母親在東北時是用偽滿國幣，到了華北則用冀東政府儲備券，在中央政府控制地區則用法幣或關金券。她將各種錢幣藏在大衣內層，以免被沒收。
旅途中，旅館小又貴，有時無房間時，只能睡在旅館走道上，但也要付錢。路上有時找不到飯店，就只能用白水煮麵條，加點鹽巴或辣椒粉果腹。
走路對母親是很大的折磨，她有雙「解放腳」（即裹腳後又放開者），不良於行，一路疼痛不堪。加上環境衛生差，有時得喝河水，所以她在路上開始打擺子（即瘧疾），飽受忽冷忽熱、上吐下瀉的煎熬，她仍咬緊牙根，白天雞鳴即起趕路，天黑投宿。
沿途經過十八盤鄉時，旅程開始更加艱難，一路上除了上山就是下山，最高海拔達一千多米，素有「九山三水十八彎」之稱，境內大小山頭有一百多座。我年小走不動，母親只得僱一驢子，把我放在驢背上，如遇山勢過陡，就由驢伕抱我而行，母親則和劉太太相互扶持前進。由於母親打擺子，時好時壞，有一次她實在走不動了，自認大限已到，懇求劉氏夫婦將我帶到西安，她就死而無憾了。但劉氏夫婦堅決表示既然同行，生死同命，母親只得作罷，休息了一、兩天後，重新上路。我想母親最後有毅力走完全程，一是她對父親的熱愛，二是她一定要將我交給父親，以盡到做妻子的責任。
一行四人終於在三個月後抵達潼關，進入國軍控制地區。母親此時已身無分文，只好賣了兩件衣服，才能買火車票前往西安。母親到西安時，人瘦了一大圈。由於一路打擺子，加上喝的都是河水，以後一生再無月事，無法懷孕，這也注定我一生為獨子的命運。
在這漫長的旅程途中，時而遇到政府軍與日本軍作戰，或政府軍與八路軍開火。耳邊的槍聲、路邊的屍首、成串的難民，我雖只六歲，迄今仍難忘記。日後我陪父親參加東北同鄉聚會，大家總愛唱「流亡三部曲」，每當唱第一曲「松花江上」時，我就會想到這段流浪的經歷，不禁熱淚盈眶，不能自已。「松花江上」遂成為我生命中的第一首歌，那歌詞的每個字我都記得，像刻在心上一樣：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整日留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爹娘啊！
什麼時候才能歡聚一堂？
從哈爾濱到西安，可說是我「流亡」的第一部曲。
到了西安以後，劉叔叔（裕庭）有好幾天看到有位邵再新先生在《華北新聞》寫了一系列有關日本掌控偽滿洲國及其一路逃亡遭遇的文章，頗引起西安地區讀者注意。劉叔叔讀後，猜想是父親所寫，到報社打聽到父親地址，即來警校找尋父親。
好友異地重逢，當然是欣喜萬分，但令父親更驚訝的是我們母子已到西安。三人一見，抱頭痛哭，母子終於完成了尋夫與尋父之心願。
然而，在西安見到父親，並不是困厄的結束，而是另一段苦日子的開始。
父親在警校靠公費，只能自足，母親和我馬上面臨生活的問題。幸好有位同鄉徐景新營長，係胡宗南將軍部屬，願意僱我母親為管家。但母親不方便帶我上班，不得已將我寄託在西安市兒童教養院。該院由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先生創辦，收容軍眷兒童及貧苦孤兒。我原是想與父親團聚，才跋山涉水而來，不料現在竟連母親也無法陪在身邊，有如孤兒，只在週日才得和父母團聚。
教養院的生活非常清苦，孩子們穿的衣服是軍人的舊衣服或兒童織布自製的衣服。平時每天兩餐，以玉米、小麥、麩皮為主，有時不得不吃發了霉的高粱米和帶有沙粒的大米。居住的是草棚，遇到颳風下雨或寒冬大雪天氣，就淒苦不堪。還記得教養院衛生環境很差，很多院童都患有寄生蟲的毛病，而我第一次在茅坑看到蛔蟲時，嚇得魂都沒了。院內兒童除了上課學習外，還要從事生產勞動，學習謀生技能。
由於全家經濟困頓，父親必須常在《華北新聞》副刊寫些雜文或短篇小說，賺取稿費養家。當時在該報寫文章的還有名作家無名氏，他的名著《塔裡的女人》正在該報發表，非常轟動，父親得以相識。記得星期假日時，父親會用稿費買些牛、羊肉，而我同母親則到王寶釧苦守的寒窯附近野地摘些薺菜，一家人和父親的幾個同學一齊包餃子，算是吃頓團圓飯。但第二天我又得回到教養院，眼巴巴期盼下一個週日的到來。由於這個經驗，我一生對薺菜餃子情有獨鍾。
在教養院過了一年後，由於父親稿費增多，加上母親靠針線手工，做鞋賣錢，我才能進入西安一所小學念一年級及二年級。
四、返鄉東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父親尚未完成學業，迄一九四七年六月父親終於畢業，由於政府正進行接收東北工作，全部同學均被派往東北各省市實習。
從西安到東北途中發生了一件驚險萬分的趣事。當時搭的火車是運貨的板車，其中有塊木板掉了，留了一道很寬的縫隙，我身旁一位家父的杜姓同學，平躺其上倒還無妨，一翻身不小心竟掉到火車輪下。幸好他瘦骨嶙峋，僅受點擦傷，待車輪駛過才又緊追車廂而上，大家一面為他捏把冷汗、一面也慶幸他大難不死，此人後來在台灣位居高級文官，果有「後福」。
父親到瀋陽後，奉派遼寧省開原縣警察局實習，一家人借住瀋陽市鐵西區啤酒廠宿舍，我進小學念三年級。這時國軍與共軍為爭地盤已爆發許多軍事衝突。我九歲，對國共恩怨之歷史並不清楚，令我不解的是，國共共同抵抗日本，是天經地義之事，但為何在抗戰之後，同是炎黃子孫也要殺得你死我活？有時爸爸給我講解，我似懂非懂，從未想到這個疑問跟隨了我一生。
在瀋陽時期，有幾件事讓我深深體驗到戰亂的災難與人性的險惡。
第一件事，有關住家附近啤酒廠的故事。該啤酒廠原是附近小朋友利用酒廠機器隙縫玩捉迷藏遊戲的地方。但在蘇聯軍隊占領期間（蘇聯於一九四五年八月進入東北，一九四六年五月始撤軍），將機器搜刮一空，整個廠房空空蕩蕩，所以到我去時，鄰居小孩再也無法玩捉迷藏了。當小朋友告訴我此事時，使我仇日之外，又多了個蘇聯。
第二件事，是一位開雜貨店老先生性侵幼童之事。我的一位同學常去那家店玩，每次總會帶幾個糖球回來，讓我好生羨慕。他在拗不過我對他的盤問後，終於告訴我：「只要你讓那老頭『為所欲為』，你也可以同我一樣有糖球吃。」當時我年幼，不懂何謂「讓那老頭『為所欲為』」，有天便傻呼呼地跟著去了。老頭給我糖球後，沒多久，就開始對我毛手毛腳，嚇得我拔腿就跑。戰亂期間，小孩子無錢買糖，這一位老人居然利用孩童弱點來滿足他的獸慾。
第三件事，是在戰亂中，不單是老人，連青少年也展現出人性的醜陋面。家父為了籌措逃難旅費，叫我在家門口擺地攤變賣家中藏書。擺了一天，眼看太陽西下，一本也沒賣出去。這時跑來一個十幾歲的男孩，和我搭訕，對我先表示同情，然後說附近冰河對岸有人要買書，可以帶我去。我當然喜出望外，對這位大哥感激得不得了，馬上找個布袋把書都裝起來。這位大哥說怕我扛不動，就熱心地替我背著布袋，我就尾隨他走過冰河。孰料，才一過河，他拔腿就跑，我在後面拚命追，不僅未追上，連鞋子都跑掉了。最後，天黑回家，一方面害怕挨罵，一方面又充滿委屈和憤慨，不禁擁抱父母嚎啕大哭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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