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史學之興衰與思想史之興衰相維；反之亦然。
史學興盛的原因眾多；有緣於外部因素者，如某類重要或大宗史料的突然出現、政治因素的推波助瀾、學科建制化之後的自我複製與再生產的能力等等；但真正能讓史學持續灌入活頭源水的原因，則在於吾人主觀上對重要歷史課題的強烈好奇；以及足以將好奇轉化成學術議題的社群對話。史料、政治或知識環境固然可於一時之間創造史學研究的能量，但研究者能否從史料爬梳、凝塑出具深遠意義的課題，從而回饋給政治環境以多元反思的歷史理解，則與史學社群對歷史學的持續回顧與提高視野密切相關。如果歷史學界不願將這類自我理解與反思的功課交付給專事方法論的哲學家，那唯一的可能，或許就是有待思想史從業人員更積極地介入此道，讓整體史學能夠從中汲取足夠的養分。
上述所言不等於冀望思想史家自命為史學界的導師。正好相反，許多思想史家在創造議題之時，只是史學軍團的游擊兵或初入史學花苑的小園丁。思想史家無法告知我們真實如何取得，或史學應當如何等等認識論的規範真理，而毋寧是提出議題及其重要性的討論。胡適當年「截斷眾流」，將春秋時期之前的思想論述從中國哲學史中剃除，無疑正面地激撓了當時的史學重要議題。馬克思所提議的資本主義批判史觀，不只導引了近代討論資本主義興起的史學重鎮——例如布勞岱 （Fernand Braudel）等人，也造成現代史學對下層社會歷史的關注。他們都未曾自命為思想史家。但無疑的，若要周全的討論近代思想史，他們的著作或想法絕對不容忽視。他們都關心於如何將歷史概念化、意義化、問題化；從而能夠介入重要的歷史議題。
從概念到重要歷史議題中間的論證發展當然有許多種路徑，其關係也不是一路平遂，常常充滿糾葛。但開放地接待概念與歷史議題的關係，或許是對思想史研究最佳的「定義」方式：思想史不是個既定的領域，它的疆界，或正確地說，它的生命注定隨著概念與歷史議題之間多樣的關係之開展而開展。如果討論一片宋朝陶器時不預設所謂器型、風格或歷史脈絡是既與或既定的，那麼研究者勢必得從器類的思維範疇開始進行思考研究，進而了解此陶做為當時美感秩序、生活秩序、甚至禮儀或政治秩序中的因素或配件的地位與意義。再者，工藝之內容反映美感價值之分疏、判斷、選擇，正如同工匠的社會存在反映時代對職業、人格、地位、榮譽等等的價值態度。統整各類細微價值而描繪出某一歷史社會、族群的人生態度、價值取向，是思想史家正當且當為的知識目標。
將思想史的畛域推至如此之大，其實是漢語思想史傳統之使然。近幾十年來，隨著史學的專業化，漢語思想史家們對某一文本、思想史人物、甚至時代思想氣氛的研究與日俱進；其成果也確實令人燦然欣喜。但是過度的專業化永遠有自我區隔的風險。如何讓漢語世界的思想史重新密切與整體史學的命運聯繫在一起，應該此刻思想史研究者不可迴避的課題。本文首揭「整體史學之興衰與思想史之興衰相維」一義，甚難以分析方式證成。此處只能以「歷史經驗」或「選擇之親近性」的方式略以示意。衡諸近百年之世界史學，應以法語、德語、英語、華語史學界為四大傳統；應無疑義。而法、德、英語史學均有其獨特而擅場的「思想史」傳統，迄今未衰。法語世界有「心態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史學寫作，強調社群於長時間的集體心態或世界觀。無論學界對於何謂「心態史」、何人可為代表有所歧異，此一特色史學與1920年代以來的年鑑學派（Annales）強調長時間、社會、經濟、人口等面向的史學發展息息相關，殆無疑義。德語世界則有「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ite） 的提法；認為理解歷史的重要途徑之一在於掌握概念之變化以及概念與其社會之間的關係。這個史學傳統既有十九世紀有黑格爾的精神史（Geistgeschichite）的遺緒，也有現代德國哲學與社會學的特殊影響力。英語世界在1940年代有注重西洋文明傳統的美國學者 Author Lovejoy 所提倡的觀念史 （history of ideas）；1960年代後有 Quentin Skinner 所強調的觀念之脈絡史學 （contextual history of ideas），認為歷史研究的重點不在於再現觀念本身，而在分析觀念的使用者及其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此種說法，顯然與柯林烏（R. G. Collingwood）以及奧斯汀（John Austin）的思想（史）研究傳統有關。此外，歐美與英國尚有受到馬克思主義所啟發的思想史研究，例如Keith Thomas、E. P. Thompson、Gareth Stedman Jones、Christopher Hill 等人的著作。如果單以社會史來統稱這些人的著作，顯然忽略了他們對於觀念的重視與分析，也過度撕離了思想史與整體史學的關係。而義大利裔的Carlo Ginzberg膾炙人口的 Chees and Worm其實是精采的庶民思想史作品。總而言之，這幾個大史學傳統各自有其相應的「思想史」傳統。這絕非偶然，而是兩者之間形成回饋的循環有以致之。
淵遠流長且勝義迭出的漢語史學及其思想史之間的關係，與上述傳統其實並無二致。唯一差別在於華語世界有「樸學」的傳統，較缺少哲學或方法論的辯證與語言來對自身的知識操作進行定性的工作。其實，漢語世界的「思想史」是個光譜或幅員相當廣的史學次領域。它涵蓋對觀念、概念的關注與分析，也包含智識份子的研究。甚至，緣於秦漢以降漸次成熟的經籍志、四部、學案、乃至有清一朝的考證學傳統，使得在近代漢語學術中，思想史與學術思想史很難完全切割；甚至在加入政治史或制度史研究體例之後，有「制度思想」這樣少見於其他重要史學傳統的概念。漢語世界此種學術底蘊，造成自1920年代起，風起雲湧的思想史研究盛況。梁啟超、錢穆等人固然是自認且公認的前後相望的思想史大家，其他如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的史學之大者，如前者的《殷周制度論要旨》，後者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搞》與許多論文其實也都牽涉到制度與思想或大傳統的價值體系。如果思想史家錢穆的制度史寫作，是以通貫的史學思想為中國制度加以定位，透顯制度背後的價值體系，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的著作則是以制度說明大傳統或社會心態的結構力與滲透力。甚至一般認知裡，不被視為思想史家的史學教授，其著作也多半觸及，甚至處理思想史課題，例如沈剛伯從社會地理，討論先秦法家的起源與流派，以社會史著稱的李宗侗不只研究史學史，也注疏《春秋公羊傳》。即使是標榜「唯物史觀」的一些史家，如翦伯贊、郭沫若，尤其是侯外廬等人的史學作品，都相當關涉思想與思想史。換言之，這一波被稱之為早期社會史的研究者，其實都有很深得思想史涵養；這使得他們的史著能夠對其他同行產生較大的啟示。甚至常被誤認為反對思想史的傅斯年，他最好的學術作品之一即是《性命古訓辨證》，也泰半與思想史密切相關。幾乎可以這麼說，不標榜思想史，甚至偶而質疑思想的重要性，懷疑思想史的確定性，卻實質上從事思想史工作並著有貢獻者，是現代漢語史學的特色。漢語思想史富有豐沛的傳統與水脈，使得研究者得以左右逢源，或者在潛移默化中，關注（學術）思想史的課題，或甚至運用概念來詮釋歷史。單一的經典思想人物、概念、著作、課題固然值得研究，但積極擴展議題，並努力概念化各類研究課題，期能在概念層次上與其他議題相通、相融而回過頭來摶聚成更具意義與廣度的議題，或許是讓思想史重新成為漢語整體史學之底蘊的唯一可能。
相較於法、德、英語世界的現代思想史寫作，漢語世界的思想史傳統雖然較少方法論的自我釐清與自述，卻有更為寬廣的學術史、制度史底蘊。上世紀40年代以來，左派的「批判史學」與右派的「同情的理解」之間的齟齬也已低盪，一起逐漸融入同一個史學傳統。加上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遠大傳統，使得漢語思想史在課題廣度、態度、時間向度上，或許尚不足以稱之為遠邁於其他語言世界的思想史傳統，卻鼎足並立而有餘。可惜，雖然自二十世紀晚期開始，漢語史學明顯有去意識形態化、去物質主義化的傾向，卻似乎同時也有去思想化的傾向。晚近去思想化的傾向，可能原因是在所謂全球化、普世化的當代政治生活中，一些基本的價值與概念，諸如民主、憲政、人權、正義、國家理論、主權等等常常被認為均源自西方；使得傳統中國或華文思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正當性需要予以特別說明，或常常只能在反抗西方中心論這種被動論述中建立正當性。另一方面，晚近西方史學中以新文化史為大纛的新物質主義史學，如消費、出版、醫療、視覺、身體、收藏等等史學主題，相當程度吸引了史學界的注意力。然而正如自稱為思想史家的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所展示，身體可以是思想史家的研究思考的自然場所。思想史與身體史或其他被籠統稱之為新文化史或新物質主義歷史的次領域，若始終是平行的發展，對彼此都是限制。如果思想史要獲取源頭活水，它顯然可以發展概念化、問題化、意義化歷史議題的能力，將上述次領域的歷史意義——如果不是文獻——考量進去，並加以擴大。
漢語史學界的思想史前輩已為此領域留下諸多典範與經典。但今日它所面臨的挑戰之鉅，也遠大半世紀之前的景況。今日談論思想史而要求有通貫之識或橫跨三個斷代者，已如鳳毛麟角。跨國族或國際化的思想史寫作雖然有引人之處，但其困難度較諸槍砲或傳染病的全球歷史，不可以道計。或許，在通古今之變與全球思想史之外，思想史可以更專注於議題的整合與擴大。思想史應該更敞懷地擁抱各類歷史議題，期能與整體史學的發展脈動同步。如果思想史家們相信，他們終究不只能回應、預流史學新潮，也能夠概念化、問題化、意義化各式新舊的歷史議題，思想史或許能夠成為其他史學次領域發掘議題、聯結議題、解決議題的靈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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