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之所以為杜月笙（節錄）】陳存仁
民國十六年夏季，上海大疫。中西醫大忙，好多醫生都病倒了！南市廣益善堂首席內科醫生也病了，主任丁仲英老師命我即日接替代診，每日約診一百人，我因初臨症，看得較慢。有一天到了下午四時，別的醫生都已走了，我尚未將開方存底料理完畢。忽然有一彪形大漢來找醫生看病，說是：「病人垂危，即刻要去出診。」一面說一面就拉我走。那時我年少氣壯，並無畏怯，登上他的汽車直駛道前街警察廳宿舍，見到一個病人高熱昏沉、手足抽搐，真是危在旦夕！我診視之下，斷定是那時候最流行的傷寒症，我在丁老師門下，已經學到了一套治理傷寒的方法，就不慌不忙的處方而回。
次日清晨，病人神志已清醒，熱度亦減退，這樣經過十餘天，病人才告痊癒。原來這個彪形大漢，就是淞滬警察廳偵緝隊長韋鍾秀，他給我一張名片，還說：「以後有什麼事要我幫忙，隨時可以來找我，我每日下午六時到七時，總在四馬路言茂源酒店，有一張固定的桌子，風雨無阻必到的。」
此後，我從未找過韋鍾秀一次，倒是韋鍾秀常來找我。因他常有需要動筆墨的事，就到對門我住的地方，那時我住滬西中和里丁仲英師家，即在言茂源對面弄內，找我去代他看信札、寫便條之類，寫得最多的，就是許多人向杜月笙先生拜師的門生帖。這類門生帖，有一定的款式，用的都是紅紙，紙質極粗，毛筆寫上去是不吸墨的；我就自作主張改用梅紅箋，既柔軟又好寫，摺疊三層，面上再加上一個紅封套，前後共寫過四十多份。有一天韋鍾秀對我說：「你寫的門生帖，杜先生很讚美，要不要幾時陪你去見見他？」我說：「也好。」
晚間，我將此事稟告國學老師姚公鶴先生，並問杜氏是怎樣的人物？姚師告我杜氏大約是一個粗魯大漢，但對世故人情極為通達；我們讀書人壞就壞在自以為清高，結果卻成「百無一用是書生」。這班人不要小看他沒有學問，但可以說是「人情練達皆學問，洞明世故即文章。」所以對我說：「去也不妨，常常去見識見識，或有領悟世情之處。」
姚師是前清舉人，國學深湛，當時文人，多數有煙霞癖，以「煙」會友，孟森（心史）、陳訓慈（布雷）、潘公弼諸先生，都是姚宅常客。孟心史先生還從旁說：「應該去，看看看，杜先生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物？」
▌英雄見慣亦覺平常
韋鍾秀陪同我去見杜氏那天，恰好是端午節，我只拿了一本硬面貼報簿，簿上剪貼了三段有關杜氏的新聞，因為那時杜氏只有大家口頭相傳他的豪邁故事，報紙上卻比較少提到他的大名。有之，只是這短小的三段新聞而已。
杜氏私邸，是在法租界華格臬路，書報上形容是侯王宅第，大廈連雲，其實地方並不大。私邸中，最主要的就是一間廂房，稱為「大餐間」，大小不過二十二尺乘三十尺那麼大，我去見他那天，是在下午一時許，杜氏剛起身，室內除我和韋鍾秀之外，別無他客。他是瘦瘦的個子，體重約一百磅，穿了一件熟羅長衫，身材好像一個文弱書生，只有一對鞋子，顯得有些特別，是純中國布鞋款式，但不是布質，而是用深紫色的皮革來做的，此外一無特異之處。
他見到我之後，先寒暄幾句，都用浦東話，叫我坐在他的煙榻上，自己就抽起鴉片煙來。同時也叫我橫臥下來，說：「睏下來談談」。他最初說：「你寫的門生帖我收到不少，寫得整齊乾淨，真是不錯。」我說：「我有一件禮物送給你，這是最不值錢的東西。」他當時接了過去，打開來看，是一本貼報簿，裡面貼了三段剪報，他就問我這是什麼意思？我說：「杜先生民間的名聲很大，但報紙上尚少見到新聞，我搜集到三段新聞，特地剪下來送給你。」他聽了面露笑容，急促的說：「讀給我聽，讀給我聽。」我說第一段新聞是：「杭州西冷橋畔，新建『武松墓』，墓碑上刻著『義士武松之墓』，下款具名的是黃某，張某和杜月笙三人。」他聽了這段新聞，哈哈一笑，顯得非常高興。
接著他很急促的問我：「第二段講啥？」我就告訴他，記的是「浦東中學部分校舍坍塌，由杜月笙捐資重建，」他聽了又是「噢！噢！噢！」微笑不已。
等他笑過了，我又讀第三段，記的是靜安寺寺僧爭嘗產，由杜月笙調解平息。他聽後又笑了一陣，他說：「今天端午，收到的禮物很多，但我最喜歡的倒是你的這本簿子，以後有任何新聞，你都替我留心剪下來，補貼在這本簿子上。」接著就閒聊了許多上海掌故，他聽了覺得非常有趣。他說：「你以後多來來，以這個時間為最空閒。」話未說完，來訪的人已經絡繹不絕，於是我和韋鍾秀就告辭了。歸途中，我感到有一種印象，杜氏並不是理想中的偉男子，完全是一個文弱書生的品型，真所謂「英雄見慣亦平常」，但是韋鍾秀對我說：「普通客人去探訪杜先生，他只是用手一揮，指著旁邊的紅木椅子，說：﹃請坐，請坐﹄四字為限，坐到煙榻上的人便是上客，要橫臥下來陪他的便是上賓，到他那裡去的人文人極少，他特別看重你，你該常去走走。」
▌識字不多而明事理
照我的記憶，杜先生最初不是叫月笙，他自己只識得自己的姓名「杜月生」三字。因為浦東人的習慣，取名都叫金生、根生、貴生之類。後來不知道是那位風雅人士在他的「生」字上，加上一個竹字頭，成為「笙」字。才改作「杜月笙」的。
其時他認識的字，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大約只識「一至十」十個數目字，這是我最初見到的情況。後來請了一位教書先生，天天為他讀報，約三十分鐘。此外還給他認兩個方塊字。就這樣經過了若干年，竟會看信看報。
他對熟人並不諱言，一生從未受過教育，只是幼年時由浦東高橋渡海，到對面楊樹浦一間小學校，當了五個月的一年級學生（其時無幼稚園，初讀方字），學費是小洋五毫。到了第五個月，因五毫子籌不到，就此輟學。
他飛黃騰達之後，大達輪船公司新船下水，請他去主持下水禮，車經楊樹浦，他遠指一間毀損不堪的小學校，告訴那位船東說：「我曾經在這間學校讀過五個月書，後來再也沒有讀書的機會了。」
他常常提起少時在一家生.舖當學徒。有一次，四川有位師長范紹曾在國際飯店宴客，吃到終了，侍者端上了一碟生梨，大家在談笑之間，都怪洋刀太鈍，削皮不易。惟有杜氏在片刻之間，把生梨的皮削去，晶瑩光滑，范師長見到他這般削梨技術大加稱道，杜氏卻坦白的告訴范說：「我本是這一行出身」，范聽後不敢讚一詞。
杜氏出身寒微，對窮苦人的生活很瞭解，所以他後來處理一切大小事宜，都是偏袒窮人方面，勞苦階級的人對他的印象特別好。
他常說：「不識字可以做人，不懂事理不能做人。」他對任何事情的處置，另有一套。凡是辦一件事，先決定上策如何？中策如何？下策如何？三點決定後，還要考慮這件事的後果如何。所謂後果，即是有無反應或副作用。好會好到如何地步？壞會壞到如何程度？所以他發一言而能了事。但是不輕發言，言必有中。
他往往先聽別人講話，自己默不出聲，等到別人講完，他已定下了決策，無非是說：「好格，閒話一句」，或者是說：「格件事，不能這樣做」，他的判斷力極強，說過之後，從來不會變更的。
杜氏所受的教育，照我的觀察，是得力於聽書。所謂「聽書」，是江南人喜愛的一種消閒娛樂，由彈詞家或評話家連續彈唱講述的，如《岳傳》、《水滸傳》、《七俠五義》、《三國》等，所以他對戲劇演出極感興趣。他自身的出發點，也是從桃園三結義開始的，足見小說不但感人極深，實在也是一種社會教育。
▌尊敬文人禮賢下士
我初識杜氏時，他並無秘書或書記之類，只有一個賬房先生。這時來往的人，絕無一個文人，所以我去之後，他表示很歡迎，總是和我談談社會新聞，問我：「報紙上是哪能講法？」我非但把報上的新聞講給他聽，還對若干事情的來龍去脈加以分析，他聽了很是高興。因為當時他接觸的許多人，都是工商界人士，不久後有一位劉春圃常去，劉是在警察廳當司法科長的，能說，能寫，杜先生奉為上賓，好些文書往來，就由劉春圃代為執筆。其後，有一位任職紹興安昌鎮警局長翁佐青，卸職後賦閒在上海，由張某介紹當了杜氏的秘書。從這時起，杜宅才有文房四寶和寫字.的設備。
翁佐青做了很多年後，又陸續延攬了好幾位精通文墨的秘書，都是寫作俱佳的。外間傳言「六君子」之一楊度，是他的秘書，其實楊不過是杜宅中一名清客，相貌枯瘦，杜氏不大喜歡他的；至於章士釗，也不是他的秘書，其地位近於謀臣策士一流。
▌門生通及全國各地
民國十八年間，杜氏聲譽鵲起，威名遠震，無數人轉輾設法要想立雪程門，範圍遍及軍政工商各界，杜氏特別重視文職人員，凡投帖者，一律稱作「學生」，學生對杜氏，一律稱作先生或「老夫子」。
杜氏接受門生帖時，儀式簡單，行禮時規定三鞠躬，不許下跪叩頭。門生究竟有多少，向無統計，約略估計至少有二千人。
何以有這樣多人投拜杜氏做他的門生呢？以我的觀察有幾點：
一種人因為受不了當時上海惡劣環境的壓迫所以要投拜杜氏為師作護身符，這種人都是安份守己的，居最多數。一種因當時上海綁票之風極盛，每月必有一二人被綁，多的時候，每月竟達十數人，於是好多人都投拜杜氏，這種人家私百萬的富商巨賈不在少數。一經拜師之後，綁票匪便不敢下手了。一種是工商界中人，為了想擴展業務，避免糾葛，紛紛投拜杜氏門下，而門生與門生之間，產生濃厚情誼，對事業有莫大的幫助，所以這一類人數字極高。一種是當時上海的商業團體，凡是理事或理事長，差不多都是杜氏的門生，叫作「理字頭人物」。
一類是劇藝界中的佼佼者，為了怕人搗蛋，有損伶譽，於是都向杜氏投帖，特別是京劇界中人，往往不遠千里而來投杜氏之門，如杜氏接受了這人，都認為是畢生之光。
杜氏門生之中，數字較少而地位較高的，就是軍政界人士，所謂軍不限於陸軍，海軍，空軍都有；所謂政，是遍及政府各部門。
一類是工人階級，多數是工會中的領袖，所以逢到工潮發生，勞資雙方都要請杜氏解決，除非杜氏不答允，答應到，「閒話一句」，什麼都解決了。
杜氏對收門生，考慮最多的，一種是武夫，一種是二世祖，他怕這般人攪風攪雨的行動會妨礙到他的聲譽，所以杜氏門下以這班人為最少。這些情況，在當時上海幾乎蔚為風氣。有一位二世祖周孝伯大律師，曾經和當時紅極一時的女明星張織雲結婚，結婚之前簽過一個極苛刻的婚約，訂明男方如果拋棄女方賠償多少損失，而數字之大是周孝伯絕對不勝負擔的，不幸結婚三月，雙方便鬧翻了，女方要他履行婚約，周孝伯囊無餘資，哪裡拿得出來，糾葛鬧到杜宅，張織雲振振有詞，杜氏只說：「周孝伯是嘸沒銅鈿格，官司打到底，也是嘸沒結果的，還是我來罷。」當時即掏出兩張莊票，面額不大，張織雲只好勉強接受把婚約撕了，杜氏同時關照書記，把周孝伯的門生帖取出，當堂撕了，周孝伯廢然而去。
另外一件事，是當時上海郵務工人會有十個人投拜杜氏，這十個人的門生帖子是我寫的，寫的地方是在大中華旅店，這十人之中，有陸京士、朱學範、張克昌等三位，這三位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後來卻分道揚鑣，張克昌投汪政權，朱學範堅留大陸，陸京士追隨杜氏，矢志不移。杜氏對朱、張兩人的離去，百般勸阻無效，認為是一件憾事，但得一陸京士認為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事。
一件是上海漁市場的主任唐纘之告訴我的，抗戰時期，杜氏擔任賑務委員會委員長，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到西北去巡視，經過內江過自流井到成都，夾道歡迎的有數萬人，因為以往西北兩次旱災，均得杜氏捐輸鉅款予以救濟，所以西北的人對他表示熱烈歡迎。投門生帖的近二千人，杜氏堅拒，且因哮喘劇發，說話不便，由四川省主席張群（岳軍）替他審核名單，杜氏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便收了一千五百名門生。
到了寶雞，又備受歡迎，酬應繁多，杜氏又接受了五百多個門生的帖子，接著他轉到洛陽，靜悄悄的回到重慶。
照我的觀察和統計，杜氏的門生，上海約有二千人，各省各地約有三、四千人。
後來，門生間在上海組織了一個「恆社」，取「如月之恆」的意思，組織極嚴格，會員近五百餘人。
杜氏對浦東鄉親極為關切，所以在愛多亞路建築一座浦東同鄉會，大廈巍峨，樓高七層，他還想造一座恆社大樓，在霞飛路近善鍾路處預備了十四畝地，可是這幅地上搭著木屋幾百間，杜氏不忍加以逼遷。另有一個門生願獻出一座新建大住宅，供恆社作為永久會所，他也沒有接受。
▌自始至終支持抗戰
某年長江大水災，災區遼闊，無家可歸者百數十萬人，上海的最大慈善機關叫作「仁濟善堂」，其地位相等於此間東華三院，發出救濟呼籲，初時捐款的人不過一千二千，杜氏見報認為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於是就自己開出名單，設宴六席，出席的都是當時上海的富商，而且他都代他們作過種種服務。他就在席間提出要大家踴躍大量捐款，以示倡導，各人紛紛捐款，當堂募集到七萬五千元，杜氏自己再捐出二萬五千元，湊足十萬元送出。
這一次的事，報紙鄭重登出，大家都讚嘆不置，此後仁濟堂的捐款數字，就大大的增加起來。當時仁濟堂主席是朱慶瀾（子橋）將軍，他見杜氏這般熱心，要他當董事，他堅決不就，只說：「有事我都幫忙」六個字。
歷年各種各式的捐款，我也記不清，寫不盡，只記得有一位最早的抗日英雄馬占山將軍，在山海關外黑龍江嫩江橋和日本人打了一次硬仗，日軍著實死了不少人。消息傳到上海，杜氏立刻匯款十萬元給馬將軍及其部屬作為犒賞。同時杜氏有一個學生，叫做孫桐崗（孫桐萱昆仲行），是空軍學校畢業，也參與作戰集團，頗有功跡，杜氏擬贈他十萬元，孫桐崗堅不肯受。這兩件事，時間相隔很近，報紙上登載出來之後，大家奔走相告，可惜後來馬占山變節，而孫桐崗則將十萬元，建議捐獻給國家，後來杜氏就個人奉獻飛機兩架給政府，一架叫「月華號」，一架叫「月輝號」，開國民獻機的先河。
「一二八」炮聲一起，杜氏領導全上海工商機關組職抗敵後援會，支持抗戰，當時十九路軍在閘北英勇應戰，只因十九路軍從南方調來，副食什物給養不充足，杜氏連夜召集會議指揮一切，同時關照各電台廣播呼籲市民捐獻，只要電台上說要什麼？市民就捐獻什麼！東西堆積如山，杜氏闢出福煦路一八一號巨廈，作為臨時堆棧。
本來一八一號大廈連雲，佔地二十餘畝。心想足夠堆置，不料各方送來的東西，排山倒海而來，竟然把二十畝地都堆得滿滿，其中還有卡車一百數十輛，同時還有許多司機自動義務日夜不斷的把貨物繞道送在前線。
有一天，杜氏與若干名流，乘車繞道到十九路軍後方，親自慰勞各軍長，這事對士氣有極大的鼓舞，他會見蔡軍長，蔡氏說：「你們送來的藥品西瓜以及香菸毛巾牙刷等，我們已分配給各士兵，現在只缺乏通訊用的電話機電線以及電話總機，希望你幫忙。」杜氏即拍胸回答說：「由我負責明天送到。」杜氏等又碰到一位張軍長，他是有名的鐵漢，他說：「你們送來的東西，真是多到用不完，不要再送來了。」杜氏當堂告訴他：「明天我們還要送一輛裝甲車給你，你的吉普車實在不夠防禦。」張氏初時推卻，後來也欣然接受。
杜氏歸去之後，一打聽，電話器材不是隨便買得到的，當晚就把自己的事業中匯銀行電話總機拆掉，並分電十個人負責各人捐獻電話機及電線，次晨即刻送去。此事震動一時。德商洋行買辦楊志雲想到倉庫中有一座軍用電話機，他也響應杜氏義舉，獻給十九路軍，杜氏就連同裝甲車送往前線，以供急需。
八一三事件結束之後，市場恢復舊觀，中國人與日本人也漸漸稍有往來，日本方面派出日軍軍令部長永野修身遊說杜氏，要他組設「中國建設銀公司」，資本三十萬元，以百分之五十一贈與杜氏，杜氏毅然謝絕，日本人想盡辦法，勸其應允。日本人駐滬商會會長船井辰一郎保證只談生意，不談政治，杜氏終不為所動。
在「八一三」中日之戰正式開始之前，日本松井大將及土肥原賢二，均往杜宅拜謁，杜氏托病不見，日人恨之刺骨，所以中日之戰開始之後，杜氏就急速離開上海。
▌一身並任百餘要職
杜氏全盛時代，上海凡是規模龐大的工商業機構，無不想盡辦法，延攬他當董事或是董事長，因為凡是大組織，環境上如發生糾葛的話，一定要有一個能緩和局勢的人物，那時在上海，只有杜氏一人最為相宜。
因此，杜氏在上海工商界的大機構中，擔任了七八十個董事長或董事。就我所知，報業為《申報》、《新聞報》、《大陸報》（西文）；銀行為交通銀行、中國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中匯銀行；書局為大東書局，紗廠為恆大紗廠，交通機構為華商電車公司，大達輪航公司，學校為浦東中學、正始中學；此外棉織廠、鐵工廠、造紙廠、運輸公司，以及交易所，差不多都由他擔任董事長。只有若干官商合辦的機構才肯擔任董事。杜氏每年對工商界方面的收入，不要說是股份上的利益，單單車馬費就有很可觀的數字。至於公職更多，國大代表，前已說過，在上梅市參議會議長，經當選而不就，其他重要團體如全國船聯會等都是會長。
何以一個最初不識字的人，有這般威望呢？都是因為他處理人事問題，有特殊的方式，往往只用一句話，就可以解決了一個大組織的困難問題，好多公司召開董事會，都移樽就教到他家中去舉行，大抵小事他都不管，大事才請他出來說句話。
當時社會間的各式各樣的勢力很大，任何機構只要是由他擔任董事長的話，什麼事情都可煙消雲散，所以他成為上海百行百業眾望所歸的一個領袖人物。
▌一代豪俠與世永別
杜氏對處理一件事，他的意志極堅強，但是也有兩個極端相反的弱點，一件是對妻妾兒女的家事不善應付，常常為了家務鬧得大家不開心，舉一個例來說，他原本住在華格臬路，但是地方不大，氣派不夠，所以另外在杜美路、古拔路轉角造了一座很大的新式住宅，將要入伙時，家庭間鬧得不可開交，杜氏氣惱非常，又不敢向妻妾發洩，遷延又遷延，後來有一位風水先生來說，這個宅子，殺氣太重，住進去家中必多口舌，且有惡象隱伏，於是就在花園中另建一亭，用來鎮壓風水；但是亭子造成之後，家中反而越鬧越厲害，杜氏竟然束手無策，所以這座巨宅，空置了多年。直到抗戰開始，杜氏離滬，始終未進入這座新屋住過一宵。
還有一件事，就是他的疾病，最初患的是痰飲症（即慢性支氣管喘息），後來轉為哮喘症，我在民國十九年開始為他診視，我對他說：「這病只能治標，沒有根治的辦法。」他說：「中西醫不知看過多少，只有你肯說這句老實話。」但是他每次發病，總是急得不得了，好像危在旦夕一般，堅決的意志為病魔折磨殆盡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杜氏乘渣華公司最後一隻郵船寶樹雲號來港，住在堅尼地台二十號，陸姓建築商住屋中，杜氏的生活環境為之大變，而哮喘的發作更頻，除了喘病之外，還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症象，他本來是意志極堅強的人，到這時意志也極度的薄弱，一天到晚疑神疑鬼，一時中西名醫畢集，有時一天要請幾個醫生，而且有兩位醫生，早、午、晚要連看三次；同時各種各式的迷信辦法也試過，終於在他六十四歲生辰的前一天與世永別。時為一九五一年八月七日。
▌六家要旨儒俠並論
這篇文字，我所寫的僅是以我所見的實況寫出，對耳聞之事提及較少，不足以傳述杜氏的生平全部事跡。
司馬遷寫《史記‧遊俠列傳》，有一個很好的見解，說是「六家要旨，儒俠相並」，但是遊俠列傳中的人物，如朱家、郭解，不過是排難解紛。季布、季心，也不過是重諾守信，所以要是與杜氏來比較，那些遊俠就差得太遠了！
至於歷史上有名的富翁，如石崇、王愷，不過是自己生活豪奢，對社會對國家並無貢獻，更不足與杜氏相提並論了！
（選自《大人》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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