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變下的經道合一：清初遺民《易》學中的「...

§第壹章　緒論（節錄）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當外來文化入侵，傳統文化不足以抵禦外侮時，是否會促使有志之士反傳統以振興民族文化？這是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觀自晚清以來「反傳統」思潮不斷展開，甲午戰爭（1840A.D）的失利，更加引起民族危機意識，促使「經世之學」復興，成為一股氣勢磅礡的時代思潮。梁啟超（1873-1929）云：

鴉片戰爭以後，志士扼腕切齒，……經世致用觀念之復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開，所謂「西學」者逐漸輸入，始則工藝，次則政制。學者若生息於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窺，則粲然者皆昔未睹也，還顧室中，則皆沈黑積穢。於是對外求索之欲日熾，對內厭棄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於此黑暗，不得不先對於舊政治而試奮鬥，於是以其極幼稚之「西學」智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世之學」者相合，別樹一派，向于正統派公然舉叛旗矣。

梁氏指出：晚清「經世」思潮風起雲湧，蔚為大觀，除了西學侵入的影響，彷彿為中國封建專制的國門，打開一扇窗，興起國人對外求索的動機。然實則中國內在已有一股動力，就是明清之際興起的「啟蒙」之學，這股思潮絕不是歷史的偶然，是中國學術由「古學」走向近代「新學」的開端。然這股經世啟蒙之學受到外來西學刺激，便形成一股新思潮，公然向正統舉叛旗。

至清•嘉道以降，國勢日衰，內憂外患，接踵而至，有志之士復起而提倡經世實學，然此一學風絕非憑空而起，乃前有所承，將沉埋於兩百年前的明清經世思想復興，只是，「晚清經世實學對傳統經史之學的『消解』與對傳統學術門類的『擴展』表現得更為突出」。晚清經世派人士不僅從傳統學術中尋找「經世致用」的文化資源，更進而「采西學」、「師夷智」，舉凡與國計民生有關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乃至理財、治河、漕運、海運、鹽務、水利、刑獄、以及養民、邊政、海防、夷務等實政之學，統統成為經世之學的重要內容。尤其是以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為代表所興起的戊戌變法（維新運動），更是力求深刻的社會改革，創造出一套「以新的時代精神」闡釋出舊儒學傳統的「新學」體系：後來，嚴復（1854-1921）、章太炎（1867-1936）、熊十力（1885-1968）、梁漱溟（1893-1988）、馮友蘭（1895-1990）、徐復觀（1904-1982）等人則對傳統儒學批判與對近代學術精神新詮釋，更是使舊儒學發展出一套所謂的「新儒學」。

整個清代學術變化，正如王國維所云：「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維新運動後，西方的自由、平等、民權思想大興，使得傳統儒學更增添所謂「新民本思想。」然這思潮轉變，當時學者以為：並非全是向西方取經，有的應是從中國固有的「民本」思想等因子而來。梁啟超指出：

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變遷，雖波瀾一日比一日壯闊，內容一日比一日複雜，而最初的原動力，我敢用一句話來包舉他，是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

又：

清初幾位大師―即殘明遺老―黃梨洲、顧亭林、唐甄、王船山……之流，他們許多話，在過去二百年間，大家熟視無睹，到這時忽然像電氣一般把許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

梁氏在此指出：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產生實是殘明遺老思想的復活。除了梁啟超外，康有為主張：與《孟子》有關；康氏《孟子微》指出：「孟子言治天下，皆曰：『與民同之』。此真非常異議，全與西人議院民主之制同。7」當時對國際大勢有深刻認識的王韜（1828-1897）亦云：「英國所恃者，在上下情通，君民之分親，本固邦寧，雖久不變。觀其國中平日間政治，富有三代之遺風。」然不論他們是持「中學西源」說或是「西學中源」論9，當時對西方民主觀念傳入，似有著以本土接受外來文化的心態。

然不論是沿自孟子、或三代遺風，觀清初黃宗羲撰於清順治十八年（1661）的《明夷待訪錄》當時視為所謂「奇書」、「怪書」，但卻被近代學者稱作：「中國的《民約論》」。十九世紀中葉，西方文化大舉東漸後，是否中國近代性民主理論也逐步展開？這裡突出一個問題值得吾人深思：包括政治理念在內的中國思想文化「近代性」的獲得，全然是外鑠的嗎？還是擁有一定的內在根源，由內外因素交會而成？

除了黃宗羲外，進一步，觀清初的王夫之、顧炎武、顏元、唐甄等等思想似乎也在近代被重新理解、闡釋與重視。

如戊戌變法時，欲衝決君臣綱常網羅，激烈抨擊君主專制的譚嗣同（1865-1898），對王船山著作，似乎極為推崇，盛讚道：「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後來，侯外廬也伸論：嗣同的思想，極其博雜……在政治思想上，接受黃梨洲的論斷，而參以西洋近代的民權論；在方法上，接受王船山與焦里堂的思想而參以西洋近代的科學觀念。又力守傳統儒家思想的曾國藩（1811-1872），將被埋沒一百年的王夫之遺著陸續刊刻問世；清末革命派唐才常（1867-1900）勉勵後生：「熟讀《黃書》、《噩夢》、《明夷待訪錄》、《日知錄》等書，時共研習，發揮民主民權之說而引申其緒，以啟發思想，為革命之先導。」以古文經學「論治」著名者，如章太炎、劉師培（1884-1919）等人；章太炎紹述清代考據學開創者―顧炎武的「經世致用」思想，以民族主義鼓吹革命；劉師培更是努力發揚黃宗羲、王夫之等思想。據錢玄同（1887-1939）說：

自庚子以後，愛國志士憤清廷之辱國，漢族之無權，而南明鉅儒黃梨洲先生抵排君主之論，王船山先生攘斥異族之文，蘊埋已二百餘年，至是復活。愛國之士讀之，大受刺激。故顛覆清廷以建立民本之運動，實為彼時代最重要之時代思潮。劉君子癸卯年（1903）至上海，適值此思潮澎湃洶湧之時，劉君子亦即加入此運動。於是續黃氏《明夷待訪錄》而作《中國民約精義》，續王氏《黃書》而作《攘書》。

在世局變化下，突破格套，是需要勇氣，更需要睿見的。面對沈痾腐敗清廷，喪權辱國，民族尊嚴如此掃地；欲推翻與革命，是需要勇氣的，勇氣背後支撐的力量便是「思想」；庚子後，愛國之士復倡黃宗羲、王船山等思想，顛覆清廷，建立民本運動，蔚為時代思潮。專治古文經的劉師培也加入此一運動中，續黃氏《明夷待訪錄》作《中國民約精義》，續王氏《黃書》作《攘書》。朱義祿指出：當時維新派就是以啟蒙學者的著作為載體，倡民權共和之說，興民權之微旨，發揮民主民權之說而引申其緒，目的是把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主義引入中國。王國維（1877-1927）指出：

道咸以降，涂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

在此，我們實可發現到：明末清初「經世啟蒙」的思想，對後來晚清，乃至近代中國思潮影響甚鉅。換句話說，晚清乃至近代思潮的發展，除了受到西方外來文化影響外，內在直接的動力源由是「明清之際啟蒙思想」。在此，是否誠如張麗珠《清代的義理學轉型》云：明清以來儒學轉換基調的思想變構，……以大體相近的基調而與後來的外來觀念互相呼應，正是在此漸變的新思想動向裏，孕育了中國近代思想遽變的源頭？因此，晚清之現代化實寓有對傳統資源再發現的意義。是故明清儒學的獨特意義，就在於新基調、新倫理與新思維所內具的近代意義，即對近代思想之開展？

研讀至此，令後學感到是否今日欲徹底了解「晚清」乃至「近代中國」思想變化，必須要從「明清之際經世思想」清楚掌握起？今日儒學面貌可謂已非是傳統儒家未來面貌，轉變關鍵，應有：「明清之際經世啟蒙思潮」與「整個清代思想轉變」。據張麗珠研究，發現到：清代思想不但未在宋明理學後斷裂；反之，清儒所發揚看重「實在界」實踐傳統的義理學新典範，正是儒學由傳統向現代交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過渡性理論。想必學術思潮轉變絕非一蹴可幾的，是有本有源的。既然清代思想並未在宋明理學後斷裂，那是如何由宋明理學走向經世實學？當中的明清之際經世思想是否扮演著重要角色？

基於此，令後學欲追本溯源―明清之際學術思潮內容究竟如何？為何對後世影響甚大？翻開明清之際這些經世啟蒙者著作，我們實可發現到明清之際這些學者，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有一共同現象，都是明末遺老，清初的遺民。這些遺民均反思政權失敗的經驗、亡國的痛楚、批判王學末流空疏、學術之脫離現實窘境，乃至家國夷夏之防等觀念，滿懷憂患意識，處處藉著對經典著述抒發自身對亡國之恨與明亡的經驗教訓。藉由這般抒發，從中提出他們經世致用與救亡治國的理念。

然他們著述中雖強調對「外王」之學的張揚，但並不意味著他們對「內聖」之學的忽視。學者指出：明清之際的經世學者主張的是「內聖」與「外王」的統合。如顧炎武強調「行己有恥」，卻是藉著實踐性很強的「恥」以立本，作為內而修己，外而經世的道德動力。又有學者指出：所論述的清初實學家，也與儒者總結明亡的失敗經驗分不開，因此，他們雖然已經世目的為主導意識，而表現出經驗取向，但方法論上卻大抵仍然沿襲理學思辨思維。舉例來說，唐甄（1630-1704）表現出「心學事功化」的思想特色，但仍不脫心性論立場；劉宗周、王夫之等人在相當程度上修正了理學；黃宗羲、孫奇逢（1585-1675）、李顒（1627-1705）更被視為清初理學鼎足的南學、北學、關學代表。但實際上都未和理學劃清門戶，為其餘裔。

然頗令人好奇的是這些遺民論述中，數量最多，也最為後人稱許的經學論述，則是《易經》的闡述。他們是否藉論《易》以提出他們的經學理念、救亡圖強等想法？據汪學群研究云：《易》學是經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研究《易》學離不開經學，同理，研究清初經學也不能離開清初《易》學。然清初經學的基本問題就是如何處理經與道的關係。其進一步指出：晚明以來經道割裂，使得「內聖」之學流於空疏，外王的社會功能喪失殆盡；內聖與外王疏離，使經學不切實用，至使政治腐敗，世風日下，終導致國破家亡。是否清初遺民有鑒於此，紛紛提出「經道合一」看法？如方以智（1611-1671）主張「藏理學於經學」、顧炎武（1613-1682）提出「理學，經學也。」全祖望（1705-1755）歸納為「經學即理學」等主張。然所謂「經道合一」是否就是指經學與理學合一？內容是否包括：「內聖與外王」統一與「考證與義理」的統一，重視修己與致用之道？諸如這些問題，正是後學這些年來努力在研究的；博班畢業（2009年）前後至今（2017年）這些年來，對於明清之際遺民《易》學修己致用等思想研究，約計撰寫了十二篇論文：

一、 〈清初遺民聖人學實行―論孫奇逢《易》學中「戒心生」修養功夫〉，通過審核，刊登於《輔大中研所學刊》第18期，新莊：輔大中文系出版，2007年10月。

二、 〈孫奇逢實學思想探索〉，通過審核，刊登於《東亞漢學研究》第2號，2012年5月。（ISSN：2185-999X）

三、 〈以德修身而求治世―試論顧炎武「《易》學」中的道德修養〉，發表於第七屆海峽兩岸周易國際學術研討會，濟南：山東大學，2013年8月16日–8月18日。通過審核，刊登於《洛陽師範學院學報》第33卷第3期，2014年3月，ISSN：1009-4970。

四、 〈六經責我開生面―試論王船山《周易大象解》中的修己治人之道〉，發表於第六屆海峽兩岸青年易學論文發表會，武漢：武漢大學2013年10月18日-2013年10月20日。通過審核，刊登於《孔孟月刊》第52卷第5-6期，2014年2月28日。

五、 〈論黃宗羲《易學象數論》中「以經解經」的經學觀〉，發表於第八屆中國易經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劍潭青年國際活動中心，：2014年8月15日—2014年8月19日。並以〈黃宗羲《易學象數論》中「以經解經」的《易》學觀〉通過審核，刊登於《孔孟月刊》第52卷第11-12期2014年8月28日。

六、 〈體無內外，道無彼此―試論方以智「三教歸《易》」的學術思想〉，發表於2014年東亞佛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文學院國際會議廳，2014年10月31日－2014年11月2日。通過審核，刊登於《孔孟學報》第93期，2015年9月28日。

七、 〈王船山《易》學中「禮」的實踐―試以〈履卦〉與〈困卦〉作探討〉，發表於第二十八屆國際易學學術研討會；地點：新加坡，2015年11月13日-2015年11月17日。通過審核，刊登於《孔孟學報》第94期，2016年9月28日。

八、 〈論錢澄之《田間易學》中的經世思想〉，通過審核，刊登於《孔孟月刊》第55卷第3-4期，2016年12月28日。

九、 〈論錢澄之《田間易學》中的經世致用〉，通過審核，刊登於《東亞漢學研究》第7號，2017年4月。（ISSN：2185-999X）

十、 〈張爾岐《周易說略》中成善之道〉：通過審核，刊登於《孔孟月刊》第55卷第9-10期，2017年6月。

十一、 〈刁包「學《易》以檢心」的反省功夫〉：審核通過，刊登於《孔孟學報》第95期，2017年9月。

十二、 〈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間―清初明遺民的界定與經世發展之探究〉：審核通過，刊登於《孔孟學報》第96期，2018年9月。

在此，本書將這十二篇論文，略經整理、修改與增補篇章，編輯成書，命題為：《世變下的經道合一―清初遺民《易》學中的「內聖外王」》作探究。

§第壹章　緒論（節錄）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當外來文化入侵，傳統文化不足以抵禦外侮時，是否會促使有志之士反傳統以振興民族文化？這是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觀自晚清以來「反傳統」思潮不斷展開，甲午戰爭（1840A.D）的失利，更加引起民族危機意識，促使「經世之學」復興，成為一股氣勢磅礡的時代思潮。梁啟超（1873-1929）云：

鴉片戰爭以後，志士扼腕切齒，……經世致用觀念之復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開，所謂「西學」者逐漸輸入，始則工藝，次則政制。學者若生息於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窺，則粲...

【邵序】

在《易經》形成之後，對於《易經》的研究，隨著社會的發展，歷史文化的嬗變，使《易經》逐漸滲入人們的生活，成為人們觀察事物和理解問題的指南，最終規範了人們的言行思想，蘊育出了中華文化獨特的思維方式。逮至戰國時期而有《易傳》的形成，為易學哲學奠定了理論基礎。易學哲學作為一種高度專門特殊的意識形態，其展現出的形式和內容，都不自主的受到所處的社會歷史的設限，而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性。因此在疏理易學哲學史上，首先就必須超越傳統經學史家的桎梏，而窮首皓經在史料文獻上，去釐清其間邏輯和歷史的演變過程，才能在浩瀚如海的古典文獻中，作出正確的選擇，而為當代易學哲學研究，增添嶄新的風貌。

學會　曉芬理事在博士畢業後，仍致學不輟，經年的嘔心爬疏，終於釐清了清初遺民在時代的巨變下，所呈現出易學哲學研究的特色，同時也將每位遺民豐富的易學中，內聖外王的哲學內涵，予以彰明闡述。而完成「世變下的經道合一―清初遺民《易》學中的內聖外王」之大作，因而受其感召使作者的內心得以轉折成長，實屬不易。今囑余能為其作序，明清易學哲學實非余之所長，深感心有餘而力不足。但職任學會推擴易學之責，既然因緣軸湊，唯有不揣鄙陋，竭力勉而為之。

作者在自序中，述及近年的成長過程，曾糾結在傳統的善惡對錯的價值觀中，飽受煎熬與痛苦，因而著力去探究善惡的問題。誠然在人性問題上，孟子主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只不過是各據其理的理論假定而已，終非是終極的結論。因此無法確定「人性」，究竟是善還是惡，如果把力氣花在這方面，總是吃力不討好的。《繫辭上傳》第五章：「一陰一陽之謂道」，由是而知，任何事物都有陰陽的兩重性。其實孟子與荀子的思想重點，都在「心」的上面。而孟子所主張的「性善」，強調「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順著「性」走，非常通達。以俗觀之，如果自以為自己的「惻隱之心」才是「善」，而別人的「惻隱之心」則是「偽善」，此時的為「善」，則已有「惡因」，實則無「反身而誠」的「自覺」。而荀子所主張的「性惡」，強調「化性起偽」，是逆著「性」轉，故而較為吃力而已。如我們能真誠的去面對自己的「惡」，而去努力「化性起偽」，何嘗不在「惡」中而見「善因」。如終日糾結在世俗傳統的善惡的價值觀中，不如從二元對錯的主觀困囿中蛻變而出，而去探究「本性」的真假問題。「本性」的真假問題，它不是一個理論的假設，而是修證的工夫。因為它的真假，也不是我們能用理論而來證實的；唯能用個人的修證而去體悟。

杜甫的《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這種國破的悲憤，親人流離失所的痛苦，唯有處在亂世時的人，才會生出深刻的感受。而清初遺民不正也是處於外族入侵的時代，自然也會有這種悲憤與痛苦，再加上所承傳的文化也面臨著既將的殞落，於此之時，所受的挫折無助，是何其不幸的煎熬。然有遺民卻沒有懷憂喪志，而不去追問誰對？誰錯？而是用那顆清淨的「心」，去尋覓「本性」的真假問題，去關心家事，關心國事，關心天下事。因為「關心」，使他們淡化了悲憤，忘卻了痛苦，使受挫的「心」漸漸清淨平衡，而能「明心見性」，體會出「享受挫折」的可貴，才使他們證悟到宇宙全知的真知，而為自己的生命找到一條最真善美聖的出路，最終成為一代大哲，仍能為傳統文化開出新的篇章，這又是何等的幸事。

今作者在遺民的內聖外王的胸懷中，證悟到多數人終身陷入對錯的「造宅築室」的困囿中，而不自知。自己往昔不也只在乎「關心自己」，將自己困於室中，終日以「仰觀」的視域，期盼能得到別人的認同，別人的關懷，反使自己不斷的傷害自己而已。從前人的睿智中得到「自覺」的人，才能在挫折中去學習到反觀，進由逆覺體證不斷內化自己的「心」。再用這顆止住的「心」去外觀人間世，這一超昇，就能將「仰觀」的視域，逆轉而為「俯觀」，去「關心別人」，「事事關心」，實踐這種對天下的「關心」，那麼人生又有何惑事？作者如能不斷通過心性的修養，去體悟遺民個人的修證工夫，順著遺民修證工夫的理路，一直下工夫，當證到「人生就是面對學習挫折的歷程」時，就會開始懂得「享受挫折」，而對有「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有所感悟，處此之時，天命自然就能得知，就會以「無我融入」的心境，去實踐自己當為之事，以為此生負責。

作者在完成《世變下的經道合一―清初遺民《易》學中的內聖外王》的著作的同時，也對自己思想的反觀，重新自我的定位。因此，非常高興在作者心境的蛻變的過程中，有學會的參與，能見證其成長。同時，也要感謝第十一屆理事長倪淑娟博士，力邀如此有才性思想的青年作者，在2016年進入第十二屆理事會擔任理事。相信作者在「觀物」上的工夫，與做學問、做事的用力，必能使學會在未來的兩岸與國際學術活動上，引領風騷而為典範。更能將「易學」深耕到軍事院校，去教化新一代的革命軍人，使其對中華文化有所深度的認識，而養成為有哲學辨證能力的軍事領袖。更堅信作者能以此紮實的學術內容，繼續啃硬骨頭，必能如朝霞般的光溢四射，如同遺民一般，為後人照亮出一條研究易學哲學的新途，能為當代的易學哲學史上，留下應有的地位與評價。

邵崇齡
2017年8月10日於臺北正先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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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有人問我：為何會從「清代揚州學派情理思想」轉作「《易》學研究」？我一時答不出來，但我心就是按捺不住那股一直想追求「真理」與身心安頓之「理」的欲求。

就讀博士班期間，「天理」、「禮制」、「心性」、「氣欲」、「情才」等，一直是我迫切想要了解與追本溯源的問題。原來先秦孔孟思想，並未教人要「存天理，去人欲」的，相反的，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克己復禮為仁」，乃至曾子說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都強調忠恕之道。且並未反對人們正當謀生，只是「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要「見利思義」，以義制利。孟子更是強調「人性本善」，「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荀子雖謂「人性本惡」，故主張「化性起偽」；實則二者之立足點不同，是各就一端論之。因為人性有二：承自天性，是善，是以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與是非之心；然也有身為萬物之一所具有的生性，此生性就是動物性。因此，荀子主張要用教化與禮制以規範人心、人欲，如此，方能維持社會和諧發展。至宋明理學，對此作更深入探究與論析。程朱理學強調：人性自天理是至善，存在心中，所以心具性理，然未發之性理，形而上言是純然至善的，已發至形而下者，則是（才）情、氣（欲），會因氣之清濁厚薄之異，而有才情氣欲不同。所以朱熹主張「心統性情」，要靠修行、修心管好自身言行；甚至「格物致知」，以求聖賢境界。至陸王心學產生後，直指「心即是理」，萬理在吾心中，不必向外求，心是理，是良知，所以王陽明倡「心即是理」、「致良知」、「知行合一」。所謂「格物致知」是指格去心中私念、私慾、雜念等，而得致心中之理，以此理事父母就是孝、事兄長就是悌、事君王就是忠等等。由此發展出：「道問學」與「尊德性」兩條路來。然「無人欲，便是天理」（〈伊川先生語〉，《二程語錄》卷15）、「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答陳同甫〉八，《朱子語類》卷13）與「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王陽明《傳習錄》上）均是強調「存天理，去人欲」。在此，據我個人研究，發現孔孟思想發展至宋明理學，可謂至巔峰，有一股「尊性黜情」發展，甚至發展出「性善情惡」之「善惡二元論」。然不論如何，發展至宋明理學，都是要人趨向於成聖成賢功夫邁進。

原來理論本身並無對錯，但是落於有心人士操控，就變成殺人工具。宋元明清政治愈趨於封建專制，人權問題也愈被壓抑。尤其對弱勢者、卑微者、婦女者等不平等待遇也愈是變本加厲。然天理自在人心，幸巧也有一些學者看出「理欲對立」不合人性之端倪。明末李贄（1527-1602）云：「趨利避害，人人同心，是謂天成」（〈答鄭明府〉，《焚書》卷1）；清初王船山（1619-1692）：「聲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廢。俱可謂之性」（〈誠明〉《張子正蒙注》），乃至陳確（1604-677）主張「欲即是人心生意，百善皆從此生」（〈無欲作聖辨〉）或「人欲即天理」（〈近言集〉），以至清乾嘉學者，如戴震（1723-1777）、凌廷堪（1755-1809）、焦循（1763-1820）、阮元（1764-1849）等，「從故訓進求理義」方式，提出所謂「通情遂欲」、「情性學」理論。將理學長期以來「存理滅欲」主張作一合理性扭轉。這些，在清乾嘉學者回歸原典考證求實下，一一得到解答。為此，我完成了《天理與人欲之爭―清儒揚州學派「情理」論探微》博士論文，取得博士學位。多年來我心對傳統禮教諸多困惑與不解，在此，幾乎一一得到解答與釋放，內心的喜悅真是不可言喻。

當我懂得愈多道理，愈能思考分析人情之是非善惡、事物之理時，彷彿有一種衝破傳統禮教藩籬的快樂，奔上心頭，感到愈能自主。《易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的，之後的我，比以前更加打拼。或許生命本來就鮮有完美的，人生一角落的挫折，並不代表人生全部都失敗，不是嗎？且人總是在不斷掙扎中懂得「捨得」；有些事，讓我學會「放棄」；原來「放下」，也是人生中身心安頓的方法之一。生命中的擁有，真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但今日還是感謝：上帝為我關一扇門，卻為我打開許多扇窗。若沒有當時的「捨」，可能就不會有今日的擁有。雖然辛苦，但踏實安穩，心安理得。且重要的是：今日之「我」，已非昔日那個頭腦簡單，只會人云亦云、唯唯諾諾的小媳婦了。還是感謝上天，讓我可以不斷接受學術研究的磨練與洗禮，遇到事情時，懂得思考、分析與判斷，而不會跟著一窩蜂地聞聲起舞。還有，我可以自由自在參與諸多學術研討會，乃至海外的研討會，開拓遼闊的視野，結識好多四面八方的同道，這都是以前所難以想像的。

在此，只有感謝！感謝博班畢業後，不斷幫助我、鼓舞我的老師們。謝謝趙中偉師與林勝鐘先生，謝謝您們的幫助！畢業後，我無法再像就學期間可以大量借閱圖書館書籍與資料。謝謝您們的竭力相助，使我還能徜徉於圖書館八年多，還能沉浸在大學的書海中，在學術上不斷精進，年年都有些許的成果發表。

感謝中偉師、洪國樑師與楊晉龍師的鼓舞、關照與激勵！記得某一晚，或許是身心疲憊不堪，或許在一個容許諸多「萬年講師」環境下，人人都準時下班，顧家庭、顧小孩；獨我，總是最後一位熄燈、關門、下班，不為什麼，只為下班後，想繼續留在學校做研究，寫論文。然日日如此，真是有股「眾人皆醉，我獨醒；眾人皆濁，我獨清」之感，諸多莫名的聲音，總在耳邊響起；如有人笑我：「你每天總是這麼認真、這麼辛苦，這麼晚回家，錢也沒有比較多啊？」甚者，有的朋友視我為「瘋子」、「傻子」等等，然我似乎在為一個不知能不能達成的目標而努力著，我不知有沒有未來，只是日日「寂寞總含在眼裡」，所以那晚情緒泉湧而上，我哭了！哭得無法自拔，傳「賴」給國樑師說：「我想放棄。」不敢相信，幾分鐘後，國樑師傳來訊息告知我：

曉芬啊！人生就是有很多必須走的路，必須衝過的關卡。如果妳放棄了，以後會後悔。妳想想：寫博論的時候，是不是也很痛苦？遭遇婚姻的變化，是不是更痛苦？這些，妳都撐過去了，還有甚麼不能撐的？寫論文，升等，我都是過來人，沒有人輕輕鬆鬆就把論文寫出來，然後輕輕鬆鬆就升等了，成功的果實沒那麼容易得來的，否則就不足珍貴了。我已退休，還在寫書，滿腦子都是寫書的事，何況是年輕的妳呢！

我看過之後，好感動。是啊！我本來也可以擺爛、糊弄點，凡事不要這麼認真、堅持，或許日子可以過得輕鬆點、快樂些！但我曾想過：我會不會後悔？畢業後這些年來，我天天早出晚歸（配合接女兒晚輔放學時間21：30），年年拿全勤，年年發表論文，乃至年年獲得陸總部或國防部「優良教師」的鼓勵與肯定。雖總是踽踽獨行，任憑多少冷嘲熱諷，仍然安之若素，如今，豈可半途而廢，以致全功盡棄！以前的苦，都撐過來了，還有什麼撐不下去的事！看了國樑師的話後，給我好大鼓舞，記得從那晚起，我重新振作奮發，一週內就完成了一篇三萬多字的論文〈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間―清初明遺民的界定與經世發展之探究〉，就是本書第二章。很感謝以前在台大讀書時教導我的國樑師，從我讀大學以至碩士班、博士班，乃至於博士後，一直都關照我、鼓舞我，給我莫大力量得以繼續在學術路上努力邁進。

還有感謝莊雅州師，指導我碩論，乃至博論。畢業後，又常不斷告知諸多學術研討會消息，鼓舞我參與。至今，仍不厭其繁地幫我修改論文，為了一個不成材的學生居然勞累若此！好令學生慚愧不已！還有中偉師，除了鼎力支援我借書外，並常關照、鼓勵我生活各方面，叮嚀學術上的訊息，耳提面命應注意事項，在在讓我奮發圖強，謝謝您們。

當然，還有「《易經》學會」，提供我一個學術研究的平台，可以不斷發表《易》學的研究成果，並與諸多專家學者切磋琢磨，使我在很難懂的《易》學研究上，能有所成長。更重要是：讓我思考、解決了這些年來一直困擾的問題，找到身心安頓之理。而在與專家學者請教或交談後，無形中心中正能量就提升好多，深深感染到他們身上所流露的一股凜然正氣。

觀晚清歷史，鴉片戰爭（1840）之後，清廷之衰敗腐化，內憂外患接連而來，學術上，亦是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或許受到西方外來文化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在此有所轉折；當然，各種救亡圖強的學說、見解紛湧而出。有「中學西源說」、「西學中源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乃至「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甚者，有學者提倡「自由」、「平等」、「博愛」與「民主」思想。如譚嗣同（1865-1898）認為：有平等方有「仁愛」，二義相通；中國自古以來之所以不平等，在於「名教」標榜一套封建倫理綱常制度，因此，欲衝決「名教」的網羅，使人人均獲平等、自由生活。在此，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反思：除了受西方文化影響外，中國思想內在理路難道就沒有學者發現到此，而提出反省與改革？據我個人的研究，清乾嘉新義理學產生，亦是前有所承的。追溯至明末清初，可發現清初遺民，如：黃宗羲、顧炎武、王船山等等，即已提出諸多經世致用想法，乃至民主、平等、自由等啟蒙；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明夷取自《易經》第三十六卦，卦象為「坤上、離下」，卦辭曰：「明夷，利艱貞。」）〈原君〉將君權的弊端指向「公私之辨」―君權之起本是「有仁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避免以天下財富以供一家之私的君主，強調必須限制君權，要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務使「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原法〉）。

進一步研究，可發現到清初遺民恥於異族統治，頗多不仕清廷，紛紛閉門著書課子授徒。在其著作中，又以註解《易經》與《易》理詮釋為多。這就引起我的好奇：為何清初遺民多以註解或詮釋《易經》為多？是否藉由註解《易經》以抒發內心救國經世理念？或身處憂患時，亦是讀《易經》好時機？因《易》乃憂患之書也。莫非彼等以註《易》、釋《易》作為抒發憂患乃至身心安頓之作？個人自畢業後至今，多關注明末清初遺民的《易》學思想，想探討這階段遺民的經世思想，是否有一承上啟下、承先啟後的影響與意義？因為學術總有其本源，唯有溯其根源，才能充分掌握下流支脈之發展與趨勢。

然觀清初遺民們《易》學論述，可發現其中的「經世」與「處世」思想，尤足珍貴，扮演著學術上一承上啟下的關鍵，承襲著漢宋以來《易》學體系與理論，將之作一反思與批判，是為「宋明理學」與「清代樸學」承先啟後的重要橋樑。義理思想上，上承宋明《易》學，論天地性命修身之道，下啟清乾嘉實事求是的經世實學。如：孫奇逢《易》論以「成聖」為宗，亂世中「盡持變化持守之道」（《讀易大旨》卷3）；刁包主「心也，身也，《易》也」（〈讀易法〉，《易酌》卷1），以《易》反省自心；方以智主《易》：「貴時用也。」（《易餘》）強調「儒釋道三教歸《易》」，以獨特的會通思想，體悟生命，超越人生，安時處逆；張爾岐強調《易》理中「義」以「安命」，並與「禮」（履之意）作為人們安身立命之心法；錢澄之「以史論《易》」，主「一陽來復」分析「治亂之因」，期「復明之世」來臨；黃宗羲論《易》主「實用」，反穿鑿附會，其《易學象數論》為清代第一部抨擊《易》學異端之作。究其《易》之初旨，旨在以《易》運用在生活各方面作解釋，如：結合古代農牧生活、天文、曆法，乃至周代的禮樂制度釋《易》，藉此達到濟世救民、經世致用目的。開啟了現代《易》學古史治《易》的先河。顧炎武亦反圖書象數之《易》，強調：「推天道以明人事。」主張：「以德修身而求治世」；當「存此心於當用之地也。」（〈艮其限〉，《日知錄》卷1），主「存心正行於物」重視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以為每個人生均有「正行」其事的使命在，不論是身處在吉凶、禍福、利害的關係中，有道德者都會矢志不渝的去實踐他的使命。並以「行己有恥」作為人人須遵守的道德底線。然治世上更需「去私慾」，所謂「忠恕，君子之道也。」（〈忠恕〉，《日知錄》卷7），強調「培德」與「增智」為君子治《易》的功夫。王夫之更是主張：「以自強不息為修己之綱，以厚德載物為治人之本。」（《周易大象解•乾卦•大象》）又：「惟為人上者……養欲給求，乃以固結人心。」（《周易大象解•剝卦》），論修己治人之道。他們均藉論《易》抒發自身用世之心，充分顯示其當時時代的意義與需求，深具有《易》教經世的學術意義與價值。

綜合這些年來所發表的論文，有：一〈清初遺民聖人學實行―論孫奇逢《易》學中「戒心生」修養功夫〉、二〈孫奇逢實學思想探索〉、三〈以德修身而求治世―試論顧炎武「《易》學」中的道德修養〉、四〈六經責我開生面―試論王船山《周易大象解》中的修己治人之道〉、五〈論黃宗羲《易學象數論》中「以經解經」的經學觀〉、六〈體無內外，道無彼此―試論方以智「三教歸《易》」的學術思想〉、七〈王船山《易》學中「禮」的實踐―試以〈履卦〉與〈困卦〉作探討〉、八〈論錢澄之《田間易學》中的經世思想〉、九〈論錢澄之《田間易學》中的經世致用〉、十〈張爾岐《周易說略》中的成善之道〉、十一〈刁包「學《易》以檢心」的反省功夫〉、十二〈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間―清初明遺民的界定與經世發展之探究〉。

這十二篇論文，從最早在輔大博班研讀時，所發表的〈清初遺民聖人學實行―論孫奇逢《易》學中「戒心生」修養功夫〉開始，至〈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間―清初明遺民的界定與經世發展之探究〉，大都偏向他們修己治民的思想，屬義理範疇，無象數圖書之論。旨在展現他們身處憂患時的自修、自我涵養；在學術思想上，找出他們義理思想依據，是上承程朱理學、心性論或陽明心學，或其他融合思想？再依此而展開的修養功夫有哪些？此為內聖學；至於有的主張經世致用，則探討他們是如何由《易》學展現經世治民之道？此為外王之學。合上二者，便是「內聖外王」，此本書所探究的主題，也是個人認為自具心得之所在。在研讀他們《易》學著作，除了感受到遺民們的亡國憂思外，實則也感受到他們藉此在找尋其安身立命之道；而我個人就詮釋學「視域融合」方法以研究，彷彿從中也在為己身尋得一安頓身心之理。

以上十二篇論文，大多曾在本地或大陸期刊發表，或已通過審查，准予刊登。因為這些論文，有共同關注的主題，經略事整理、修改與增補後，薈集成編，題為：《世變下的經道合一―清初遺民《易》學中的「內聖外王」》。

龔自珍〈解珮令〉說：「十年磨劍，五陵結客，把平生涕淚都飄盡。」或許，總是「詩，窮而後工。」東坡亦云：「崎嶇世味嚐應遍。」這八、九年來，我個人一直在學術上琢磨，不放棄！即使涕淚飄盡，還是堅持下去。當然，這期間最大收穫就是：結交不少好友，藉著學術研討會走過大陸：山東大學、武漢大學、重慶法政大學、重慶郵電大學、杭州工商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乃至廣東四會六祖寺，新加坡、韓國、日本、泰國、馬來西亞等地。還有102年執行「國防部研究計畫案―『儒家經典』的推廣對軍中『軟實力』與『硬實力』提升與增進之研究―初步以《論語》為主要探索」，讓我有幸至金門、馬祖、東引（國之北疆）、莒光，乃至澎湖等外島，看看學生，慰勞勞苦功高的軍人，真是感到好榮幸！倘若當時我沒有做出那個「多麼痛的領悟」的抉擇，或許也就沒有這充實精彩的人生了。當然，還要感謝這一路上，幫助我、鼓舞我、激勵我、陪伴我、給予我許多正能量的良師益友，若沒有您們的幫助，可能就沒有今日在學術上努力的我了。您們不僅是我的恩人，更是我畢生難忘的貴人！

蘇東坡：〈定風坡〉說：「回首向來蕭瑟處」，如今，我心是「也無風雨也無晴」。每當我回到台大圖書館或輔大圖書館，看到四壁書城，聞到濃郁書香，便覺得「人生如此，夫復何求！」若能終生沉浸在書海中，尚友古人，遠離塵囂，那真是人生最幸福的事！

二○一七年七月張曉芬於臺北

【邵序】

在《易經》形成之後，對於《易經》的研究，隨著社會的發展，歷史文化的嬗變，使《易經》逐漸滲入人們的生活，成為人們觀察事物和理解問題的指南，最終規範了人們的言行思想，蘊育出了中華文化獨特的思維方式。逮至戰國時期而有《易傳》的形成，為易學哲學奠定了理論基礎。易學哲學作為一種高度專門特殊的意識形態，其展現出的形式和內容，都不自主的受到所處的社會歷史的設限，而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性。因此在疏理易學哲學史上，首先就必須超越傳統經學史家的桎梏，而窮首皓經在史料文獻上，去釐清其間邏輯和歷史的演變過程，...

邵序／邵崇齡
趙序／趙中偉
莊序／莊雅州
自序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第四節　章節安排　

§第貳章　清初遺民的界定與經世發展　

第一節　清初遺民身分界定　
一、清初的時間界域　
二、明遺民的界定　
第二節　清初遺民的生存與出處　
一、生死抉擇　
二、生存與出處發展　
第三節　清初遺民的經世思想之發展
一、超越內聖，重視建功立業
二、主扶危定傾，身任天下的使命與責任
三、為學當有實功　
第四節　小結
　
§第叁章　清初遺民《易》學發展與特色　

第一節　宋《易》發展與衰微　
第二節　史事《易》學流衍　
第三節　漢《易》修正與清《易》產生　
第四節　小結　

§第肆章　清初遺民《易》學中「心性」之修持　

第一節　論孫奇逢《易》學中「戒心生」修養功夫　
一、孫奇逢的聖人學─識天理　
二、聖人學之源─戒心生　
三、戒心生之旨─存養　
四、戒心生之存養功夫　
五、小結　
第二節　論刁包學《易》以檢心功夫　
一、《易酌》中的「心性」思想　
二、「學《易》以檢心」的反省功夫　
三、小結　

§第伍章　清初遺民《易》學中融合與成善之道　

第一節　論方以智「三教歸《易》」思想　
一、會通儒家歸《易》的闡釋　
二、會通佛教歸《易》的闡釋　
三、會通道家歸《易》的闡釋　
四、小結　
第二節　論張爾岐《易》學中成善之道　
一、天理自在吾心　
二、積善改過，禮義安之　
三、小結　

§第陸章　清初遺民《易》學中經世之道　

第一節　論黃宗羲《易》學中的經學觀　
一、明辨河圖洛書的起源與發展　
二、批判漢《易》、宋《易》等象數學　
　 三、釋《易》致用　
四、小結　
第二節　論錢澄之《易》學中經世思想　
一、君臣相待之道　
二、治民之道　
三、小結　

§第柒章　清初遺民《易》學中成聖淑世思想　

第一節　論顧炎武《易》學中「以德修身而求治世」思想　
一、存心正行於物　
二、禮以時中去私欲　
三、小結　
第二節　論王夫之《易》學中「修己治人」思想　
一、以自強不息為修己之綱　
二、以厚德載物為治人之本　
三、掌握《易》兼常變，禮維貞常之理　
四、闡揚《易》所富含「禮」的精神　
五、小結　

§第捌章　結論　

參考文獻　
附錄

邵序／邵崇齡
趙序／趙中偉
莊序／莊雅州
自序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第四節　章節安排　

§第貳章　清初遺民的界定與經世發展　

第一節　清初遺民身分界定　
一、清初的時間界域　
二、明遺民的界定　
第二節　清初遺民的生存與出處　
一、生死抉擇　
二、生存與出處發展　
第三節　清初遺民的經世思想之發展
一、超越內聖，重視建功立業
二、主扶危定傾，身任天下的使命與責任
三、為學當有實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