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兩國締結馬關條約，日本獲得中國賠款二萬萬兩並和中國割讓遼東半島、臺灣、澎湖等地。雖然遼東半島在俄、德、法三國的干涉之下，最後改由中國以有償的方式贖回，但日本仍取得臺、澎等地1，同時迫使中國承認朝鮮2獨立。因此，中日甲午戰爭不僅影響臺灣，也改變當時的東亞局勢。不過，由於臺灣在列強眼中是具開發潛力的亞洲據點，日本並非依條約輕易取得，仍與西方列強進行了不少斡旋和協商。3在受到西方列強干預與競爭過程中，取得臺灣對日本更顯得急迫而且重要，事後證明日本確實也藉由取得臺灣、澎湖等殖民地，成功晉身世界帝國主義國家行列。
日本繼甲午戰爭之後，在1904年的日俄戰爭當中獲得勝利。1905年日、俄兩國締結樸茨茅斯和約，條約內容中提及俄國承認朝鮮為日本的「保護國」，將旅順、大連「租借地」及附屬權益轉給日本，並將長春至旅順之間鐵路及支線附屬權益轉讓給日本，亦即該地的煤礦、財產屬於日本。4日本在這兩場戰役中的獲勝，象徵著日本帝國主義在快速擴張。那麼在日本獲得兩場戰役成功而晉身世界列強之際，日本如何看待、評估其所控制、統轄的殖民地和關東州，以及如何思考其與鄰近東亞鄰邦中國、朝鮮的關係呢？除了政治、經濟、外交史料之外，透過民間形式的社會文獻，借助個人視角的特殊性，我們可以看見怎樣的日本人東亞觀點？特別是，在日本人的東亞觀察、東亞想像中的臺灣地位與臺灣形象，又是如何？以上即是本書的主要關懷。
在筆者研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過程中，偶然發現屬名「大東生」的在臺日人記者於1906年3月至1906年11月發表的一系列旅行遊記，由於發表時間正值日俄戰爭結束後的一年，這樣的特殊的時間點，使得筆者對這一系列的遊記深感興趣。這一系列的文章5分別為〈南遊見聞錄〉6、〈清韓漫遊所見〉7、〈滿洲之經營〉8、〈支那雜觀〉9等。隨著大東生的移動步伐，藉以觀察與釐清大東生在東亞的旅行軌跡以及時代背景。首先依照大東生發表順序，簡介四篇遊記。〈南遊見聞錄〉是大東生於1906年3月11日至1906年3月24日於報上發表，一共十篇。透過搭乘鐵路南下，他分別以主題形式的方式，描述、討論臺灣西部沿途的地景、建設探討、分析臺灣建設，並且著重於現代化建設的書寫。結束臺灣西部之旅後，大東生前往韓國，並於1906年7月26日至1906年8月16日發表〈清韓漫遊所見〉，共十三篇。有別於臺灣的敘述方式，大東生著重於比較韓國以及臺灣兩地的建設、社會內部發展，以及韓國內部的政治問題。再者，大東生關注韓國的各大城市，例如：釜山、京城、平壤、仁川等地的地理環境、城市發展特色以及人口分布，他以概況式的方式書寫其對於韓國的認識與觀察。在結束韓國之旅後，大東生由韓國進入中國，於1906年8月17日至1906年9月8日發表〈滿洲之經營〉。大東生關注日本與列強各國的關係並且分析日本對於滿洲10之建設的利弊，並且強調水運與鐵路運輸對於滿洲發展的重要性。結束韓國考察之旅之後，大東生由滿洲入關，沿著沿海地帶一路南下，並於1906年9月13日至1906年11月6日發表〈支那雜觀〉，共十五篇。對於中國的觀察，大東生著重於分析中國內部的社會以及新政問題，而並非地景書寫抑或是建設發展。
在探討這系列媒體人遊記之前，筆者想確認大東生的身分？根據筆者調查，大東生於遊記中曾說明「為日本國民，又為新聞記者，則視察之者，正屬本來義務。」，但並無透露自身於報社中的職位。為此，筆者查詢《臺灣日日新報》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推測大東生應是曾經擔任《臺灣新報》與《臺灣日日新報》之主筆―木下新三郎11。推論有二：一則為木下新三郎號大東；另為1906年4月24日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官紳紀事」刊載一則關於木下新三郎的紀事：「本社主筆木下新三郎氏，來電云於廿一日由鄉里佐賀啟程昨日經已到韓國釜山。」。12 若將此則紀事與大東生於〈清韓漫遊所見（一）〉中記錄抵達朝鮮的時間：「余之發東京。而就清韓漫遊之途也。時為四月十七日。而初抵釜山港。則為是月二十三日早朝。」13，比對之下則可證明此次前往朝鮮的大東生，正是木下新三郎。瞭解大東生為何人之後，便理解其自述所言之「為日本國民，又為新聞記者」的身分，也因其身分特殊的機緣，獲得考察的機會。（上圖為木下新三郎，又名大東生14、大東學人）
1906年，可謂繼1894年之後，臺灣史與滿洲史再度深入接軌的一年。日俄戰爭結束、條約簽署完成之後的這一年，日本已取得朝鮮的監督以及滿洲鐵路的經營權；臺灣處於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任內最後階段，後藤新平在臺灣的基礎建設也已有了具體成果。朝鮮李氏王朝自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滿清已喪失對其的宗主權，1906年正是大韓帝國逐步淪為日本殖民地的過渡期。對於關東州以及中國地區而言，則處於日本勢力積極進入中國東北地區的敏感時刻。
除了風起雲湧的時代背景之外，這系列遊記的書寫與刊載也有特殊的政治考量，而且大東生的媒體人遊記，其性質介於旅行遊記與記者考察報告之間，並非單純的地景書寫，而帶有深層的社會報導與分析。再者，大東生具有日本國民的身分，使得這系列遊記具有背景、形式以及書寫者身分三方面的特殊之處。
大東生透過媒體人遊記之形式記述自身走訪臺灣、大韓帝國、滿洲以及中國四地的觀察，記錄了臺灣、韓國、中國在日本帝國主義擴張下，共同被捲入的強制現代化歷程，或政治權力移轉之現象。藉由大東生親身踏查四地的移動過程及觀察記錄，筆者將分章探討他在臺灣、韓國、中國（大東生稱之為「支那」）、滿洲四地的旅跡和觀察所得。分析對象包括他有關地景環境、風俗民情、文化現象、現代化發展、政治狀態、國際情勢的描述，筆者分析和比較的重點將置於他同中有異的觀察重點、描述內容和敘事特點三方面。透過遊記這種非主流文獻的細讀，以及在殖民地臺灣的「帝國媒體人」視線分析，筆者希望完成下列結論：第一，比較臺、中、韓、滿等四地敘事差別；第二，歸納兼具帝國國民身分及職業記者的大東生，其身體移動與遊記撰述中反映的東亞觀察，以及在其東亞論述中的臺灣地位與形象。第三，探討同時代日人遊記與大東生遊記中的東亞論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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