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社•川中島》的紀錄觀點 §
1930年發生的霧社事件，經由《賽德克•巴萊》一片，讓賽德克、原住民及臺灣人整個社會開始討論這個議題，但這是真的霧社事件嗎？我們試著用原住民的觀點，由部落人來詮釋，平衡賽德克三個亞族。
一、《霧社•川中島》的討論價值
在2009年，比令•亞布的紀錄片《走過千年》入選為該年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的閉幕影片，睽違了五年在2013年之時，他以紀錄片《霧社•川中島》再次入選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從《走過千年》到《霧社•川中島》，比令•亞布的紀錄片經常涉及「漢族」導演與「原住民」導演影片之間的對話，例如：《走過千年》是與漢人導演陳文彬拍攝的《泰雅千年》做對話，而《霧社•川中島》不僅只是與電影《賽德克•巴萊》對話，它更開啟部落與部落之間對於「霧社事件」的歷史回顧，並進一步促成部落與部落之間對話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在《霧社•川中島》這部紀錄片中，比令•亞布首度嘗試採用了「解說式」的影片模式，這和比令以往的風格有很大的不同。過去比令所拍攝的紀錄片，以及所要處理的議題，大多都聚焦在關注泰雅族的部分，而且影片大多採用第一人稱「參與」、「互動」模式的紀錄片手法，這一直是他特有的拍攝模式和態度，但在拍攝《霧社•川中島》的時候，由於拍攝對象不再是泰雅族，而是賽德克族，拍攝的主題又是談「霧社事件」這樣一個創傷的歷史，因此比令改採「解說式」的紀錄手法來呈現。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比令•亞布身為教育工作者，他更希望可以從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去呈現賽德克族人對於「霧社事件」的歷史詮釋。對此，我們可以透過《霧社•川中島》影片的形式與風格，做更進一步的討論和分析。
二、《霧社•川中島》的歷史再現與詮釋
比令•亞布導演的《霧社•川中島》在結構上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處理「霧社事件」所面臨的三個問題：「歷史記憶」、「電影效應」、「賽德克族Gaya的文化觀」。
在處理「歷史記憶」這個部分，影片的開頭，比令•亞布採用「川中島」（清流部落）過去（1930年代）的老照片和現在場景做「歷史穿梭」的對照，再搭配Tgdaya族人Takun•Walis（邱建堂）的訪談進入畫面。Takun•Walis（邱建堂）提到：
其實我們清流的人是不談霧社事件的，你一談霧社事件，簡直就是翻他的舊傷，你問他們，他們就傷心，你問隔壁鄰居，大家都傷心，那不是我家一個人的歷史，是大家的傷心，所以大家都不要談。
從Takun•Walis（邱建堂）說的這段話，我們得知，對部落族人而言，他們不談「霧社事件」不全然是來自殖民者的壓迫，最大的因素是，「霧社事件」這段歷史記憶，對於部落而言是一個嚴重的內部創傷，導致現在的部落族人們都不願意去談這段傷心的往事，這似乎對應了「後殖民」理論特別關注的「記憶」的問題。在後殖民論述中，霍米•芭芭（Homi K. Bbabha）提出的「抵抗遺忘」這個概念。霍米•芭芭認為：
所謂的「抵抗遺忘」是指記憶是殖民主義與文化身分問題之間的橋樑，記憶絕不是靜態的內省或回溯行為，它是一個痛苦的組合，或再次成為成員的過程，是把被肢解的過去組合起來以便理解今天的創傷。
上述所指涉的意涵為，被殖民者的記憶是痛苦的，因此躲避這種痛苦的記憶是人之常情，如果不想要遺忘這段過去被殖民的記憶，被殖民者就必須去選擇反抗、忍痛這些殖民記憶帶來的痛苦，但假設這個被殖民者選擇接受遺忘這段殖民所帶來的痛苦，這將會讓自己失去過往擁有的自我意識，甚至連如何遭受欺壓的主體性都不復存在，最後只能淪為殖民者任意宰制的教化對象。換句話說，假如不能捨去自我的身分認同所造成的記憶的遺忘，就必須去忍受和抵抗殖民統治所帶來的壓迫和改造。霍米•芭芭點出了記憶對於被殖民民族的重要性。
但「抵抗遺忘」這個論點並不能完全的解釋「霧社事件」，例如：在《霧社•川中島》影片中，莫那•魯道的曾孫女，Tgdaya族人馬紅•巴丸說：
我不要跟她（馬紅•莫那）一樣，其實馬紅這個名字我真的抗拒很久，我媽媽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因為我說我不喜歡，人家叫我這個名字，她問我說為什麼？因為我從小看她（馬紅•莫那）一直哭一直喝酒，我沒有辦法說，我以後變得跟她一樣，只因為我的名字跟她一樣，我就覺得會變得跟她一樣。
從上述馬紅•巴丸的話語中，我們可以發現，對於經歷「霧社事件」的族人們來說，他們選擇遺忘過去那段慘痛的殖民記憶（霧社事件），這裡呼應了先前Takun•Walis說：「我們清流部落是不談霧社事件的，……那不是我一個人的歷史，是大家的傷心，所以大家都不要談。」因此，在多年以後，大家都不談「霧社事件」的情況下，部落的族人們的後代就會像馬紅•巴丸一樣，無法理解祖母馬紅•莫那經歷「霧社事件」所感受到的極大痛苦。在《霧社•川中島》的開頭，馬紅述說童年的時候常常看她的祖母馬紅•莫那成天喝酒掉眼淚，因此她抗拒使用「馬紅」這個名字。藉此，導演想要告訴觀眾，霧社事件對遺族而言是一段被壓抑的歷史，透過孫女的角度去看自己的祖母，由於不瞭解霧社事件，因此不知道馬紅•莫那為何要喝酒，但當她知道這段歷史後，才能理解自己的祖母默默的、獨自背負了這樣一段沉重慘痛的過去。
由此可知，導演試圖用一個遺族家族的親子關係去呈現一種「霧社事件」造成的後續影響。在孫女不理解霧社事件的時候，她拒絕沿用祖母的姓名，這是一種對於過去記憶壓抑之下所產生的結果，族人們因為對於「霧社事件」既「悲傷」又「恐懼」。而霍米•芭芭提出的「抵抗遺忘」便是一種「後殖民」的動作，重新挖掘被壓抑的創傷歷史。
此外，導演也訪問了1930年代「平靜部落」Toda群總頭目Temu•Waiis（鐵木•瓦歷斯）的女兒Away•Temu，讓她說明對於父親的記憶，以及對「霧社事件」的了解。年紀約60到70歲之間的Away•Temu提到：
我是被撫養長大的，對於我的父親，我不知道，我是我母親的妹妹（阿姨）把我們撫養長大的，對於父親和母親的記憶？在事件沒多久，父親就過世了，母親在父親去世沒多久也過世了。
根據上述Away•Temu的訪談，我們可以更進一步了解，一個年紀這麼大的老人家，又是Toda群總頭目Temu•Waiis的女兒，居然對於「霧社事件」的歷史脈絡，甚至是對於父親的記憶，都是那麼的模糊，這是多麼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事情。即便Away•Temu是由親戚撫育成長，但關於家族血親方面的故事，不僅沒有在生活中被提及，甚至沒有流傳下來，這種現象對於善以「口傳」保存歷史文化的原住民族群而言應不常見。換句話說，「霧社事件」之所以留下記憶的空白頁，正是「霧社事件」對於賽德克人，尤其是核心人物的後代們來說，是一種難以言說的傷痛。
從《霧社•川中島》的這些例子上來看，這些部落的族人（Tgdaya、Toda）是選擇遺忘「霧社事件」這段記憶，而不是想盡辦法的保存這段痛苦的記憶，並傳遞給自己的子孫。
另外，在《霧社•川中島》片頭，比令直接以訪談的方式，讓這些賽德克的遺族們（Tgdaya、Toda）「現身／現聲」談他們對於「霧社事件」的看法，我們發現這些遺族的後代都面臨了一個共同問題，就是他們對於「霧社事件」的歷史認知其實是非常薄弱，甚至是一無所知，然而這個問題本身的原因，正如Tgdaya的賽德克文史工作者Dakis•Pawan（郭明正）在〈川中島―清流部落的歷史沿革〉中指出：
我在1991年間，開始向部落族老學習本族的歷史文化時，只要他們談到抗暴事件中的所見所聞，族老本能的反應，總是先問我說：「現在說沒關係嗎？」他們心中的驚恐、狐疑全寫在臉上……可見得「十月清算（二次霧社事件）」帶給他們的創傷。
據郭明正所言，我們更可以確定，這些耆老們避談過去「霧社事件」所造成的傷痛記憶，影響了後代的認知系統，不僅造成記憶的斷裂，甚至導致大部分的族人喪失對於「霧社事件」的論述權力。而從現今的文獻和教育制度來看，對於「霧社事件」的討論仍然處於一種眾聲喧嘩的階段，尤其在電影《賽德克•巴萊》上映之後，更達到了討論的高峰，這也讓身為資深原住民紀錄片導演和教育工作者的比令充滿焦慮，因此他希望藉由《賽德克•巴萊》引起的這一波討論浪潮，透過他所拍的紀錄片《霧社•川中島》進一步開啟部落與部落之間對話的可能，以及開展原住民的論述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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