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小老百姓：陳伯達與「文革」（III）

【北京市革委會傳達陳伯達的六點指示（1967.5.10.）】

一、 革命群眾都必須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黨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指示，爭取革命生產雙豐收。
二、 無產階級專政機構的神聖任務，第一點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二點建立穩定無產階級革命的秩序；第三點保護國家財產；第四點，保護革命群眾中不同意見人的人身安全。
三、不要武鬥，禁止打、砸、搶、抓、抄。
四、 煽動武鬥的壞人，應受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法律制裁。壞人煽動武鬥的話，那壞人就暴露出來了，要追查壞人，要進行制裁。
五、 破壞勞動紀律，不參加生產，到處遊蕩，自由跑入跑出，擾亂革命生產秩序的，工廠一律不發給工資，農村人民公社一律不給記工分，機關也一樣。
六、 要依靠群眾，光依靠無產階級專政機關是不行的，公安部門一定要依靠群眾才有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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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67.5.23.）】

同志們：
現在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完全嶄新的歷史時代。這是以工農兵為主人翁的新時代，是以毛澤東思想為偉大旗幟的新時代。
二十五年前，我們偉大導師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預示著工農兵為主人翁的新時代，即將在全中國到來，同樣，也即將經過不同的歷程，在世界各國到來。
毛澤東同志這篇偉大的著作，是二十五年前以文藝問題為題，實質上是屬於政治問題的一次大論戰的總結，是圍繞著關於肯定工農兵或者否定工農兵這一個當代政治根本問題的一次大論戰的總結。
這篇偉大著作，是我們黨關於依照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面貌改造黨、改造世界的一篇劃時代的政治宣言書，解決了一切要作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世界觀問題，解決了許多共產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而思想上是否入黨的問題，指出了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同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光輝道路。
這篇偉大著作所涉及的，不限於文藝問題，但它又是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對於文藝鬥爭經驗的總結，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解決文藝問題的百科全書，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文藝方面進行的一個全面的大革命，並且成為當前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南和綱領。

這篇偉大著作，在實質上，還成為世界上被壓迫階級、被壓迫人民同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進行政治大搏鬥的思想武器，成為各國革命者在思想上、政治上向帝國主義者、現代修正主義者和反動派進軍的號角。
毛澤東同志關於京劇革命的一封信上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毛澤東同志認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要再顛倒過來。
創造歷史的勞動人民，工人、農民和由工農武裝起來的士兵，要去佔領政治的舞臺和經濟生活的舞臺，還必須去佔領文藝的舞臺。這就是毛澤東同志的結論。

在階級社會裡，文化思想戰線的鬥爭，其中包括文藝戰線上的鬥爭，都沒有例外地是階級鬥爭，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
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所說的，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
毛澤東同志徹頭徹尾地把資產階級那些所謂超階級、超政治的腐朽廢話，都扔到垃圾堆裡面去。毛澤東同志澈底地批判了托洛茨基所謂「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資產階級的」二元論或多元論的反動觀點。
毛澤東同志認為，並沒有什麼超階級的政治，也沒有什麼獨立於階級政治之外的文學藝術。毛澤東同志在一切問題上，同樣地在文藝問題上，一貫地闡明瞭一元化的無產階級宇宙觀。他完全正確地說，「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毛澤東同志發展了列寧關於黨的文學的論點。他指出一切革命文學家，如果要真正地為工農兵服務，為革命的人民服務，就必須執行我們黨的正確的無產階級政治路線，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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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在首都大專院校複課鬧革命誓師大會上的講話（1967.7.）】

同學們，戰友們：
今天我參加你們的大會，很高興。
為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革命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國的人民群眾，革命的中國青年，用自己的英雄主義，正在創造自己的新歷史。這個新歷史，產生出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新的文化，新的風俗，新的習慣，成為鼓舞人們前進的智慧的燈塔。
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是為剝削階級服務的，為有錢人服務的，這種教育制度已經腐朽了。
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我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將創造出一個嶄新的教育制度，人類歷史上的嶄新的教育制度。這個新的教育制度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為窮苦人翻身服務的，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服務的。
你們是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創造這個新教育制度的開路先鋒，是這一條新道路的探索者。一開頭，不可能是很完善的，但它是無敵的，不可抗拒的新教育制度，將會在切切實實的實踐中，不斷完善起來。
希望你們遵循我們偉大導師毛主席的教導，用無產階級的英雄氣概，實事求是，力爭上游，戒驕戒躁，謙虛謹慎，搞出新樣板。
祝你們的探索成功！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毛主席萬歲！

【北京市革委會傳達陳伯達的六點指示（1967.5.10.）】

一、 革命群眾都必須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黨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指示，爭取革命生產雙豐收。
二、 無產階級專政機構的神聖任務，第一點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二點建立穩定無產階級革命的秩序；第三點保護國家財產；第四點，保護革命群眾中不同意見人的人身安全。
三、不要武鬥，禁止打、砸、搶、抓、抄。
四、 煽動武鬥的壞人，應受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法律制裁。壞人煽動武鬥的話，那壞人就暴露出來了，要追查壞人，要進行制裁。
五、 破壞勞動紀律，不參加生產，...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整體說明

1967
陳伯達、戚本禹與北京師範大學師生代表座談紀要（1967.5.4.）
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67.5.5.）
陳伯達談「天津工學院八‧二五」的問題（1967.5.8.）
北京市革委會傳達陳伯達的六點指示（1967.5.10.）
陳伯達在北京六中的講話（1967.5.11.）
陳伯達、肖華在「五‧一三事件」現場的講話（1967.5.14.）
陳伯達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67.5.23.）
中央首長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代會負責人時的講話（1967.5.27.）
陳伯達給聶元梓蒯大富等人的信（1967.5.28.）
康生、陳伯達接見外事口單位和紅代會代表談河南問題及抓叛徒問題（1967.6.3.）
陳伯達、金敬邁在文藝界「鬥爭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大會」上的講話（1967.6.10.）
陳伯達接見北京航空學院師生的講話（1967.6.11.）
陳伯達接見清華大學師生講話紀要（1967.6.26.）
陳伯達對福州紅衛兵組織「東海兵」的講話（1967.6.29.）
解學恭傳達陳伯達對天津工作的指示（1967.6.30.）
陳伯達對北京市革委會教改小組的電話指示（1967.7.3.）
陳伯達對教育部全體工作人員的講話（1967.7.5.）
陳伯達對北京市中學生的講話（1967.7.6.）
陳伯達對天津武鬥問題的指示（1967.7.8.）
中央首長第三次接見江西四方代表談話紀要（1967.7.10）
陳伯達在首都高校「複課鬧革命誓師大會」上的講話（1967.7.11.）
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宣部的談話（1967.7.16.）
中央首長第七次接見河南赴京代表團紀要（1967.7.21.）
陳伯達、謝富治與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代表的講話（1967.7.28.）
謝富治、陳伯達接見武漢地區革命造反派的講話（1967.7.28.）
本月
陳伯達在首都大專院校複課鬧革命誓師大會上的講話（1967.7.）
陳伯達與韓愛晶蒯大富的談話（1967.8.8.）
陳伯達與福建省雙方談判代表的談話（1967.8.10.）
中央首長對北京學生代表的講話（1967.8.11.）
陳伯達接見福建代表談制止調動農民進城（1967.8.13.）
陳伯達、謝富治接見天津市群眾組織代表時的講話（1967.8.15.）
陳伯達、謝富治第二次接見天津代表講話（1967.8.16.）
陳伯達、康生、江青接見「三軍」黨委時的指示（1967.8.17.）
陳伯達、謝富治、吳德在北京儀器廠的講話（1967.8.17.）
中央首長第一次接見石家莊張家口唐山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1967.8.18.）
中央首長對天津市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1967.8.18.）
陳伯達、唐平鑄談南開大學「衛東」的文章《要大膽使用幹部》（1967.8.19.）
陳伯達、謝富治接見天津市群眾組織代表時的講話（1967.8.19.）
陳伯達接見南開大學兩派代表的講話（1967.8.21.）
陳伯達接見廈門無產階級革命派（促聯）赴京代表團時的講話（1967.8.21.）
陳伯達第六次接見福建雙方代表時的指示（1967.8.22.）
陳伯達接見廈門無產階級革命派（促聯）赴京代表團時的講話（1967.8.22.）
陳伯達談福建各派（1967.8.22.）
陳伯達接見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代表時的講話（1967.8.23.）
周恩來就火燒英國代辦處一事與外事口各組織負責人的談話（1967.8.23.）
陳伯達在解放軍報社的講話（1967.8.24.）
陳伯達接見福建代表的講話（1967.8.25.）
中央首長接見石家莊赴京彙報代表團雙方代表（1967.8.26.）
陳伯達對北京外語學院造反團衝外交部一事的電話指示（1967.8.26.）
陳伯達和福建雙方代表告別講話（1967.8.27.）
陳伯達、李富春在「澈底批判陳毅大會」上的講話（1967.8.27.）
陳伯達、謝富治對「揪陶火線」戰士的指示（1967.8.29.）
中央首長首次接見保定兩派赴京彙報代表團的講話（1967.8.30.）
中央首長在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9.1.）
陳伯達、楊成武接見福建代表時的講話（1967.9.2.）
陳伯達對《人民日報》社新華社解放軍報社的講話（1967.9.4.）
中共中央轉發周總理陳伯達對福建問題的指示（1967.9.4.）；中發［67］287號
陳伯達、謝富治接見張家口石家莊唐山等地代表講話（1967.9.5.）
中央首長談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1967.9.7.）
中央首長第六次接見天津赴京代表團談話紀要（1967.9.8.）
中央首長第六次接見石家莊天津張家口唐山代表的講話（1967.9.14.）
中央首長對天津石家莊等地區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1967.9.14.）
中央首長分別接見大專院校代表的講話（1967.9.17.）
陳伯達關於科研工作的指示（1967.9.18.）
中央首長在六七年國慶日籌備工作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67.9.20.）
陳伯達、姚文元接見《解放軍報》編輯小組時的講話（1967.9.23.）

陳伯達研究文獻
「文革」研究文獻
後記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整體說明

1967
陳伯達、戚本禹與北京師範大學師生代表座談紀要（1967.5.4.）
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67.5.5.）
陳伯達談「天津工學院八‧二五」的問題（1967.5.8.）
北京市革委會傳達陳伯達的六點指示（1967.5.10.）
陳伯達在北京六中的講話（1967.5.11.）
陳伯達、肖華在「五‧一三事件」現場的講話（1967.5.14.）
陳伯達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67.5.23.）
中央首長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