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疾病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是多維度的。疾病既可被認作為一種單純的生物學事件，導致個體的軀體損傷和疼痛，也可被視為複合的心身事件，給病人添加軀體和精神上的痛楚，還可作為複雜的社會性事件，小到影響家族的繁衍，大至改變人類文明的進程。然而，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歷史學研究不甚關心疾病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醫學史研究的疾病史研究也只是專注疾病認識、診斷和治療的進步，而忽略了疾病的社會文化價值。二十世紀中期以後，有少數醫史學家開始轉向醫學社會史、疾病文化史研究，強調醫學史與疾病史研究中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價值。二十世紀七○年代，在法國年鑑學派（Annales）等新編史學理論的影響下，對健康、疾病和醫學的社會文化史研究成為西方醫史學界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歷史學家們也開始涉足疾病的社會文化史研究。目前，疾病社會史研究已成為國際醫史學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但中國在該領域的研究尚比較薄弱，因此開展疾病的社會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第一節 疾病社會史研究概述
◇一、疾病史與疾病社會史
1、疾病史的研究傳統
疾病史是一門古老的學問。在診斷治療技術尚未發達的古代社會，從前人的經驗和歷史的記錄中學習醫學是最有效的途徑之一。因此，醫生們為探討疾病的原因、尋找防治疾病的方法而研究疾病的歷史。古希臘醫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西元前460-377）的《論古代疾病》被認為是西方最早的疾病史研究文獻，漢代醫生淳于意的《診籍》則是中國早期疾病史研究的重要史籍。然而，這些實用意義上的疾病史研究關注的是疾病本身的自然史過程或對疾病自然史的干預過程，與現代的疾病史研究基本上屬於兩種不同的研究範式。
學術意義上的疾病史研究始於十九世紀下半葉。1864年，德國醫學家和醫史學家赫爾希（A. Hirsch, 1817-1894）出版了兩卷本的《地理和歷史病理學手冊》（Handbuch der historisch-geographischen Pathologie）。作者按時間和地域詳細地論述了各種疾病的歷史和地理學分布。1886年，該書被譯成英語，成為疾病史研究的經典之作。二十世紀以後，疾病史研究日趨繁榮，出現了許多重要的研究著作，如秦瑟（H. Zinsser）的《耗子、蝨子與歷史》（Rats, Lice and History, 1935），卡特萊特（F. Cartwright）的《疾病與歷史》（Disease and History, 1972）以及麥基翁（T. McKeown）的《人類疾病的起源》（The Origins of Human Disease, 1988）等。當代西方疾病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基普勒（K. Kiple）主編的《劍橋世界人類疾病史》（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該書考察了東西方的醫學源流中不同的疾病觀念，現代醫學發展下疾病觀念的變化，世界不同地區疾病的分布和主要特點以及疾病地理學，詳細論述了從天花、鼠疫，到埃博拉病、愛滋病等一百五十八種人類的主要疾病，以及有關這些疾病發生、認識的歷史。
現代疾病史也顯現出更豐富的研究取向：除疾病自然史之外，疾病觀念史、疾病社會史以及疾病文化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
疾病自然史是歷來醫學家和醫史學家所關注的中心問題，涉及到疾病的原因、進程及其與地理、氣候等自然環境變化之間的關係。如阿克萊特（E. Ackerknecht）的《最重要疾病的歷史與地理學》（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seases, 1965）和伯內特（M. Burnet）的《感染性疾病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Infectious Disease, 1962）等。
疾病觀念史主要探討人類歷史上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文化對疾病認識的演化歷程。特姆金（O. Temkin）的《癲癇》（The Falling Sickness）不僅討論了癲癇病的流行病學和臨床診斷治療的歷史，而且梳理了有關癲癇病觀念的演變，通過癲癇去解釋古代、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健康和疾病的概念。科勒曼（W. Coleman）在《北方的黃熱病》中，通過研究十九世紀的三次黃熱病流行，探討了當時關於傳染與非傳染的概念、流行病思想的變化以及這些概念如何用於解釋疾病的。梅傑（R. Major）的《疾病的經典描述》（Classic Descriptions of Disease）考察了從古希臘到二十世紀人類對傳染病、代謝病、鉛中毒、循環系統病、血液病、腎臟病、呼吸系統病、營養缺乏病、變態反應病和消化系統病等十類近百種疾病的認識過程。溫斯勞（C. Winslow）的《征服流行病：觀念史的一章》（The Conquest of Epidemic Disease: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Ideas），論述了人類對流行病的認識，從神靈世界、上帝的懲罰、自然哲學的疾病觀，到傳染概念的萌生，對瘟疫認識的深入以及細菌理論的建立的演化史。卡普蘭（A. Caplan）等在《健康與疾病的概念》（Concepts of Health and Disease）中通過比較西登漢姆《醫學觀察》的前言、莫爾幹尼《疾病的原因與位置》的序言、比沙《病理解剖學》的緒論、伯爾納的《實驗醫學研究導論》、微爾嘯《細胞病理學》中的主要論斷以及坎農在《軀體的智慧》中關於生物學和社會穩態的思想，考察了疾病概念的歷史演變。
相比起疾病自然史和疾病觀念史，疾病社會史是一個新興研究領域。二十世紀四○年代，美國醫史學家西格里斯（H. Sigerist）、羅森（G. Rosen）等人呼籲關注疾病的社會史研究，但反響不大。六○年代以後，以羅森伯格（C. Rosenberg）《霍亂年代》的出版為標誌，疾病社會史研究進入了繁榮時期（詳見下文）。此外，還有從考古學的角度對疾病史進行研究，疾病的地區史和國別史研究等。
中國近代的疾病史研究開始於二十世紀初。由於當時危害嚴重的疾病主要是傳染病、寄生蟲病，學者們也十分重視傳染病、寄生蟲病的歷史研究，在早期的疾病史研究中佔有相當比重（見下表）。例如，陳援庵在《醫學衛生報》上發表的「肺癆病傳染之古說」（1909），李祥麟於在《中西醫學報》上發表的〈鼠疫之歷史〉（1910），黃勝白在《同德醫學》上發表的〈霍亂的歷史〉（1921）、伯力士在《東北防疫處報告》中撰寫的「主要傳染病流行於中國的歷史」（1931）、李濤在《中華醫學雜誌》上發表的〈中國瘧疾考〉（1932）、宋大仁在《醫史雜誌》上發表的〈中國古代人體寄生蟲病史〉（1948）等。皮膚性病史（其中主要為性傳染病與麻風病）和營養缺乏病史的研究也占一定的比例，而其他疾病史的研究只是零星點綴，此外，還有余雲岫等關於病名史的研究。
近代有關疾病史的論著，最早可以追溯到陳邦賢的《中國醫學史》（1919），該書設有疾病史專篇，分為傳染病史、呼吸器病史、消化器病史、心臟腎臟新陳代謝病史、泌尿器病史和神經系病史等六章，簡要地討論了三十五種疾病的名稱、診斷以及治療的歷史演變，其中傳染病為十八種，佔據內容的一半以上。王吉民、伍連德的《中國醫史》（1932）雖然沒有專門的疾病史章節，但對近代流行的主要疾病如天花、鼠疫、霍亂等均有較詳實的記載，伍氏作為中國近代醫學生活中的重要人物，曾領導過鼠疫防治、海港檢疫等工作書中保存了許多重要史料。
二十世紀五○至六○年代中期，中國的疾病史研究頗為活躍，研究的疾病依然以傳染病、寄生蟲病為重點，內容則以發掘祖國醫學遺產為核心。六○年代中期至七○年代末的疾病史研究基本上是政治重於學術。八○年代以後，疾病史研究顯現出新的發展勢頭，尤其是部分學者開始從疾病認識與治療史、病名考證擴展到疾病社會史與文化史領域。此期出版的兩部疾病史著作，陳勝昆的《中國疾病史》（臺北，自然科學文化事業公司，1981）和範行准的《中國病史新義》（中國中醫古籍出版社，1989）被認為是「最值得注目的」。靳士英在「疾病史研究六十年」中回顧了疾病史研究在中國的歷史並指出，從《中華醫史雜誌》上發表的論文上看，疾病史在醫學史研究中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十，但在其他論文和專著中包含的疾病史研究並不罕見。 1994年中華醫史學會在重慶召開主題為疾病史的學術會議，對促進國內的疾病史研究起到了積極作用。除大陸外，香港和臺灣地區的疾病史研究也值得關注。港臺地區的「生命醫療史」研究基本上等同於醫學史研究，不過從事研究的學者基本來自歷史學界，因此，他們更多地從疾病的社會文化維度切入，如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設立了「生命醫療史」小組，2000年6月在臺北舉行了「疾病的歷史」學術討論會，對推動海峽兩岸的疾病史研究有積極影響。但總體上看，目前中國醫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基本上仍集中傳統的疾病史研究領域，如對古代疾病病名的考證，疾病的流行病學史，診斷、治療與預防成就的評述等，僅有少數論文涉及到疾病社會史、文化史。
國外學者對中國疾病史也有較深入的研究。耶魯大學醫學史與科學史系的司馬斯（W. Summers）在〈1830-1911年間中西醫學的一致性：天花、鼠疫和霍亂〉中，比較了中西方對待幾種傳染病─霍亂、天花和鼠疫的防治的觀點，指出在抗生素和體液療法發明之前，中西方對傳染病的治療上沒有根本上的區別，甚者在許多方面還存在著一致之處。
2.疾病社會史的興起與發展
近幾十年來，西方的醫學編史學（historiography of medicine）有了極大的發展，無論是在醫學史理論方面，還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所創新，研究領域也不斷拓寬，不僅推動了醫學史研究的深入，也有助於人們全方位、多維度地審視醫學及其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關係。
在相當長的時期裡，醫學史被一種簡單的實證主義統治著。偉大的醫生、醫學知識的進步、疾病診斷治療技術的發展一直是醫學史和疾病史研究的主旋律，因此被稱為醫學的「輝格」史（Whiggish history）。有學者認為這種醫學史是「由醫生為醫生所寫的關於醫生的事」（by doctors about doctors for doctors）。的確，早期的醫學史和疾病史通常由從事醫療工作的醫生所寫。從古代至二十世紀初，在醫療手段局限的情境下，醫生們通過疾病史研究來瞭解疾病流行的特點以及先輩的經驗，從中獲得啟迪。隨著醫學科學的進步，疾病史研究對醫生們理解疾病機制，提高診斷治療水準不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疾病史研究的臨床實用價值逐漸降低。
在另一方面，醫史學家對醫學史和疾病史的問題和前景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羅森提出醫學史應該從簡單的人物評價和史實敘述轉向更廣泛地研究人類的健康與疾病。他指出：「視角的改變常常揭示出事物的新的一面，醫學史就是如此。通過以醫學的社會特徵作為出發點，醫學史成為了人類社會的歷史，成為了人類社會為處理健康與疾病問題所付出的各種努力的歷史。」美國醫史學家西格里斯（H. Sigerist，1891-1957）是最早關注醫學社會史研究的學者之一。他強調需要從更廣泛的觀點解釋醫學的過去，致力於「用一般文化做畫布，在那上面畫出醫學的全景來。」在二十世紀四○年代出版的《人與醫學》一書中，他不僅講述了醫學知識的進步、疾病觀念的變化和診斷、治療技術的發展，而且強調了疾病觀念的社會文化影響和社會對病人態度的變遷。在他的最後一部著作《衛生史的里程碑》的前言中，他寫道：「有人說我對人類環境描述太多，但我們已經明瞭個體遺傳和社會環境對疾病都有著重要影響。還有人認為我從病人而不是醫生的角度探尋醫學史，我認為這是對我的讚美，因為病人或者健康和疾病的人是所有醫生活動的目標。」
二十世紀七○年代以後，西方編史學理論對醫學史與疾病史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克拉克（E. Clarke）呼籲醫學史應從傳記和敘述的奴役下解脫出來，開展醫學社會史、制度史和觀念史的研究。法國年鑑學派的編史學綱領強調醫學史研究應將健康、疾病和醫學與當時的社會與文化聯繫起來。法國哲學家福柯（M. Foucault）關於「知識／權力」（savoir／pouvoir）的分析，揭示了傳統上被認為是進步的醫療干預的增加，可能潛在著消極因素。他關於知識社會學的論述，指出了醫學科學也廣泛地接受了社會─政治的價值。英國醫史學家波特（R. Porter）十分重視從病人的角度研究醫學史。在這種背景下，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醫學社會史凸顯出來。醫學社會史將醫生、病人以及社會經濟等均納入其研究視野，更多以問題為導向，開展跨學科研究，經濟發展、現代化、工業化及其與人類健康和疾病的廣泛關係是形成這種跨學科研究的基礎。
醫學社會史是從過去以研究「偉大的醫生」為主導的傳統向研究醫學活動中的醫生和病人及其境遇的轉變；是從記錄醫學的勝利向探討醫學中尚存在的問題的轉變；是從考察疾病認識的歷史進程向探討疾病複雜的社會影響的轉變。現代醫學史的研究不僅關注醫學理論和技術方面，更多地注意到人們對於健康和疾病的理解，病人對醫學的信賴程度以及對醫生的態度，衛生保健制度及公共衛生等方面。醫學史研究的問題也顯示出多維性：如疾病史研究不僅探討疾病理論、防治的歷史，也注意到疾病所引起的個人和公眾的反應；婦女在衛生職業中的歷史以及婦女衛生保健性質的變化；科學在醫學職業化進程中的作用與醫學政策、制度的歷史；疾病史與人類學的關係等也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與此同時，國際衛生史問題也日益引起醫史學家的重視，如殖民主義對第三世界國家醫學發展的影響、傳染病對世界各國及其對國際衛生政策的影響、國際衛生組織的作用等新的研究領域正在出現。隨著國際交往的日益頻繁，不同文化傳統關於健康、疾病觀念的差異受到了醫史學家的關注。他們的研究更加清楚地顯示了健康與疾病不僅只是生物學現象，而且更多的是社會和文化現象。
疾病史研究一直是醫學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如前所述，目前的疾病史研究已大大超過了以往的範圍，疾病的社會文化史研究已成為國際醫學史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
在疾病的細菌理論建立之前，從臨床、流行病學、社會學以及地理學等方面對疾病史的研究十分豐富。這些前細菌理論時期的醫史著作旨在考察疾病的原因，以便為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提供幫助。隨著醫學技術的發展，疾病的原因和防治已不再迫切需要醫學史提出佐證，於是，疾病史的研究轉向敘述和分析疾病對人類情感的影響等超越生物學的事件，轉向更加廣闊的人類疾病的社會結構。通過觀察、分析作為文化結構中的一部分的疾病─病人，可以拓寬人類研究疾病原因、變化及其影響的基礎。在西方，已有許多歷史學家從社會的、文化的和經濟的觀點來研究疾病史，試圖勾勒出一幅人類對疾病反應的全景圖。如羅森伯格研究十九世紀霍亂流行的《霍亂年代》（The Cholera Years），布蘭德（A. Brandt）關於梅毒史的著作《沒有魔彈》（No Magic Bullet : A Social History of Venereal Dise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80）等。這些研究更多是強調疾病對人類心理和社會的影響，強調不同社會團體、不同階層的居民對待健康、疾病的態度及其與道德的關係，強調醫學建制或衛生服務體系在疾病預防和控制中的重要地位。麥基翁（T. McKeown）在推動人口史、生物學史、公共衛生史和疾病史的綜合研究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將疾病、醫學和公共衛生問題與人口統計學分析結合起來，關注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模式的變化，關注定居的、高度工業化的人群與游牧人群疾病的差異，並試圖解釋衛生條件、營養狀況和生活習慣對於疾病的影響。格梅克（M.Grmek）的《古代希臘世界的疾病》（Diseases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通過大量的文獻資料和考古學發現，討論了古希臘時代的人口密度、營養狀況、體重和身高以及壽命等與疾病的關係，並探討了古希臘時代的疾病生態學思想。
疾病社會史的興起，將疾病與醫學視為整個社會結構整體中的一部分，將疾病看作病人─醫生─社會反應的複合體，拓寬了醫學史的視野，有助於人類更加準確地把握疾病的社會意義。然而，在有些學者在研究中似乎存在否定疾病的生物學基礎的傾向，這是疾病社會史研究中應當警惕的。若完全否認疾病的生物學存在，那麼否定的就太多了。
前已述及，中國醫史學界對疾病的社會史研究關注不多，歷史學界的研究也在起步階段。令人鼓舞的是，最近疾病社會史研究國內顯現出較好發展勢頭。如杜家驥在〈清代天花病之流傳、防治及其對皇族人口的影響〉中分析了清廷的朝覲制度對預防天花作用。曹樹基等探討了明清時代鼠疫流行對社會的影響。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對瘟疫流行狀況、社會與政府的對策及其與中國近代化道路的關係，做了系統的探討。
◇二、疾病社會史研究的主要問題
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疾病社會史和疾病文化史的興起與成長，醫史學家們不斷發掘新資源，提出新問題，應用新方法，開拓新領域，創立新學說，極大地豐富和深化了人們對疾病的本質與價值的認識。以問題為導向的疾病史研究是疾病社會史最具有影響的研究綱領，它以疾病在社會文化境遇中的演化來透視當下醫學領域的熱點問題，強調跨學科研究的重要性，極大地豐富了醫學史研究的內涵。疾病社會史研究的主要問題可簡要地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疾病史的社會文化意義
考察特定社會文化境遇中的疾病問題，不僅有助於深化人們對疾病發生、發展規律的認識，而且也有益於人們把握疾病與社會制度、經濟狀況、宗教信仰、傳統習俗等的多重關聯。近代醫學的疾病理論雖然承認疾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只能通過人體而顯現，由於世界上沒有兩個一模一樣的人，因此也不會有兩種完全相同的疾病，但同時又強調人體的結構和生理是基本相同的，所以，醫學能發現疾病的基本原因和機制，即便存在著一定的個體差異，也不妨礙對某種疾病的理解。例如，所有的「肺炎」病人可表現出大致相同的症狀和病程，因為病人肺部遭受細菌侵害後，會產生相同的反應，出現類似的症狀，儘管有時不完全一致，但不影響對疾病的診斷與治療。按邏輯過程構造疾病是近代醫學理論的核心。十九世紀以後，醫學家們依據病理解剖學和細菌學知識來構造疾病，即軀體部位的病變（特殊病灶）→某一器官的功能障礙→臨床症狀；病原微生物→人體→病理改變→臨床症狀。這種疾病解釋模型不僅指導著醫生的治療決策，也是病人對治療結果的判斷標準。然而，完全符合這種解釋模型的疾病為數不多，許多疾病解釋所牽涉的不僅是生物學因素，也包括社會文化因素，例如，從十二世紀的麻風病、十四世紀的鼠疫、十九世紀的霍亂以及二十世紀的愛滋病等傳染病到痛風、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等慢性病都牽涉到廣泛的社會文化問題。
社會建構論（theory of social construction）認為，自然科學知識是科學界內外人們社會交往的產物，科學知識是由人們社會性地構造出來的。在過去幾十年裡，社會建構論為解釋醫學思想和醫療實踐受文化影響提供一個頗有說服力的理論框架。二十世紀六○至八○年代，社會建構論者為歇斯底里、神經症、同性戀等文化相關性疾病提供的解釋模型，強調了社會文化因素與醫學因素的共同作用，由於這類疾病在生物學上的病理機制既可證實又難確診，因此為疾病解釋的社會建構預留了足夠的空間。
在疾病社會史研究中，社會建構論成為人們理解疾病觀念的演化和疾病處置中複雜的社會文化現象的一種模型，使人們在研究疾病觀念和疾病防治策略時重視政治、經濟、宗教等社會因素的作用，它強調了現行疾病觀既是醫學知識進步的體現，也是複雜的社會協商的結果。例如，羅森伯格在《霍亂年代》中，通過對美國在1832年、1849年和1866年發生的三次霍亂流行的比較研究，闡述了不同時期的社會對於霍亂的不同反應，考察了社會性因素，比如經濟、政治結構、生活水準以及社會結構等都會影響到對霍亂的理解、預防以及治療，描繪了一幅疾病與社會互動的畫卷。拉什（W.Rushing）在《愛滋病的流行：一種傳染病的社會維度》（AIDS Epidemic: Social Dimensions of an Infectious Disease ）中，從社會原因和社會反應的角度上研究了愛滋病流行引起的社會爭議，考察了醫學界與普通公眾之間對愛滋病的不同反應以及對人們的行為與疾病關係的解釋。阿羅諾維茲（R.Aronowitz）在《理解疾病：科學、社會和疾病》（Making Sense of Illness: Science, Society & Disease）中描述了不同時期疾病觀念的變化：從疾病被認為是有機體與環境之間平衡紊亂的結果，到疾病被看作為是一種特殊的、可以通過實驗室研究而發現的實體。阿羅諾維茲對傳統的完全從科學角度解釋疾病的方法提出了挑戰，他認為對疾病進行分類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協商的過程」（social process of negotiation）。
然而，社會建構論對疾病的解釋也顯現出其不足之處：首先，社會建構論反對把科學僅僅看成是理性活動這一傳統的科學觀，認為歷史真實是由人創造的，並不存在等待人們去發現的真理，任何疾病都是在特定社會情境中醫學家與各種社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次，幾乎所有的建構論者都採取了相對主義立場，削弱甚至完全否定經驗世界對科學知識發展的重要作用，否定疾病的生物學特性。第三，社會建構論認為，自然科學的實際認識內容只能看成是社會發展過程的結果，被看成是受社會因素影響的。在疾病社會史研究中，表現在輕視人類認識疾病過程中的自然因素，不適當地強調疾病認知過程中社會因素的決定作用。因此，在探討疾病的社會文化意義的問題上，應當在科學機制與社會文化對疾病認知的影響之間把握平衡。
2、疾病史的生態學觀點
從生態的角度來研究人與微生物、人與自然環境、人與社會的相互作用及其在人類疾病史上的影響，是疾病社會史研究的一種新取向。法國年鑑學派第三代歷史學家勒魯瓦•拉迪里（E. R. Ladurie）在推動跨學科的歷史研究中，十分關注地理、氣候、瘟疫、細菌等因素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在論述疾病帶來的全球一體化過程中，探討了全球瘟疫生態系統中人與細菌的複雜關係，提出了老鼠、跳蚤、細菌與人類四方共生的和諧功能論或跳蚤、細菌與人類三方共生的和諧功能論，認為這種共生現象的存在及其地理傳播的長期結果最終導致了屬性的衝突和不相容，共生的生態結構往往以三方或四方共生物的滅亡而告終。作者通過對中世紀的瘟疫對法國的打擊以及十六世紀傳染病對美洲印地安人的侵襲，說明了環境變遷導致的傳染病流行是造成人口劇減的重要因素。
麥克尼爾（W. McNeill）在《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中闡明了生態、人口、政治、文化以及宗教等因素對疾病發生發展的影響，用「巨寄生」（macroparasite）與「微寄生」（microparasite）的理論，解釋自然社會環境─人類─微生物之間的生態平衡。他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人類歷史上的互動關係比喻為「巨寄生」的關係，而把人與病原微生物之間的關係比作「微寄生」的關係。作者認為，作為整個生態系統中的一個環節，人類總是在不斷的捕食與被捕食中求得生存，人類歷史正在是這兩種寄生關係中艱難發展。
人類的活動和致病微生物之間的關係是共生互動的，人類小範圍的活動如衣食住行，大範圍的活動如跨洲戰爭等不但能夠影響到傳染病的發生以及發展，反過來傳染病也能影響到人的各種活動。瑞瑟（G. Risse）在「流行病學與歷史：生態學的觀點與社會反應」中，應用生態學的模式探討了生物社會環境與人類流行病的經歷之間的動力關係。他通過羅馬1656年的腺鼠疫、紐約1832年的霍亂和1916年脊髓灰質炎的流行三個案例，分析了流行病的社會境遇、歷史上政治團體和衛生組織對危機的應對方式。曹樹基的「鼠疫與華北社會的變遷」一文，也應用這一理論研究了萬曆和崇禎年間的兩次鼠疫大流行，並指出：生態環境的異常變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潰的主要原因之一。萬曆年間的華北鼠疫大流行使區域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陷於停滯，崇禎年間的鼠疫則在風起雲湧的起義浪潮中加速了它的傳播和擴散。因此，明代後期華北社會的變遷可以視作中國北方生物圈變遷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環境與人相互作用的產物。 從生態角度研究疾病社會史，把人類疾病的變遷置於全球自然、社會的動態整體中加以考察，對於正確把握人與宏觀自然、人與微生物之間的關係有重要意義。
3、疾病史的跨文化研究
在全球化進程中，疾病的全球化也刺激了疾病史的跨文化研究，醫史學家們開始重視研究不同文化在健康和疾病觀念上、在促進健康和防治疾病的醫療實踐上的共同點和差異，考察人們的生活方式、文化習俗、宗教傳統在醫療保健中的作用，比較研究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人們的健康觀、疾病觀，並將之作為勾畫文明的發展過程和社會進步的一個著眼點。
有相當一部分疾病的發生發展與人類文化傳統密切相關，例如，農耕文化促進了疾病的發展。灌溉農業，特別是在水稻栽培的洪泛區，如在中國的長江流域，埃及的尼羅河流域，每到溫暖的季節，水稻田裡潛藏的寄生蟲能鑽入稻農的皮膚並進入血流。這些寄生蟲中最重要的一種是血吸蟲，該寄生蟲以釘螺為中間宿主，經皮膚進入人體後，導致人體逐漸虛弱無力。醫學家已在一位三千年前的古埃及木乃伊的腎臟中發現該疾病存在的證據，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東漢女屍體內也發現了血吸蟲的蟲卵。人口遷徙也是導致疾病流行和疾病譜變化的重要因素。在某地生活的人，往往可能產生某種抵抗該地常見疾病的免疫力，但是若因商業、戰爭等因素，從一地向另一地遷移，他們也將與所在地的病原體發生聯繫，遇到新的疾病，而當地人，也會遭遇外來人帶來的新疾病，在這種情況下，對一部分人常見的疾病就可能成為對另一部分人致命的瘟疫，如在向非洲殖民地移民的歐洲人中爆發非洲睡眠病的大規模流行，而歐洲人在北美殖民地的活動，則導致大量土著印地安人染上了致命的天花而死亡。社會習俗與生活方式也與許多疾病密切相關，如以玉米為主食的南美洲、非洲、南歐、印度等地區的窮人，經常遭受玉米紅斑病的侵襲，而以稻米為主食的日本、中國等亞洲國家的人們，則易患腳氣病。克雅氏病則與巴部亞新幾內亞某些部落的食人屍習俗有關。
此外，還有從地域、種族、宗教、性別等角度來研究疾病社會史的工作，如戴芒德（J. Diamond）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對歐亞兩個洲的疾病進行了地理學解釋，認為歐亞大陸傳染病差異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不同地理因素的影響。瑞瑟（G. Risse）在「流行病學與歷史：生態學的觀點與社會反應」中，對疾病流行期間的種族矛盾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在疾病流行期間，社會邊緣群體、少數民族和窮人通常被指責為罪魁禍首：在歐洲，猶太人被當作是黑死病的製造者；在紐約，愛爾蘭人被認為應對霍亂負責；在布魯克林（Brooklyn），義大利人被看作是脊髓灰質炎的來源。
上述研究從不同的角度向人們展示了豐富多彩的疾病社會史研究圖景，為我們理解疾病發生、發展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多維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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