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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得再遠，也會牢記家的方向

　　《候鳥來的季節》是一個描述家人之間的愛與犧牲的故事，也是兩兄弟之間的親情故事。

　　我的父母各自在貧困的大家庭裡長大，有時聽他們描述他們的成長歷程，總讓我感到悸動。在臺灣，很多家庭因為經濟上的困難，需要年長的孩子去工讀賺錢、甚至不再升學。有時犧牲的是女兒，有時犧牲的是比較不會念書的孩子。無論犧牲的是誰，在我的父母輩及我的朋友中，這樣的故事是如此常見，以至於大家都見怪不怪。然而，許多看不見的淚水，許多結痂的傷口，其實就藏在其中。

　　這個劇本是我在四年前就寫好的故事，中間經過許多人的批評與指教，到去年電影開拍前，已經修改到一百多個版本了。讓我訝異的是，這部以候鳥保育員為主角的親情電影，從劇本階段、拍攝後製期一直到試片放映時，四年來一直不斷遇到評審、劇組人員及觀眾對我說：這好像是我家的故事。每次聽到這樣的分享，我的心裡總是一陣悸動。因為我總希望這樣的故事只要發生在上個世紀的臺灣就好，我多盼望臺灣不要再有類似的故事發生，盼望每個孩子都能獲得豐富的教育資源、都能幸福地長大。

　　然而，真實人生裡，要像電影那樣有個還算圓滿的結局，其實很罕見。

　　這部電影，很幸運地找到小說家彭心楺，來將原創劇本改寫成小說。我跟她認識十年了，一直很欣賞她溫柔纖細的心和充滿詩意的文筆。我還記得，當年第一次讀到她獲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作品時是如何地驚豔。那如詩的文字，把一般人會大聲痛苦吶喊的亂倫故事，用舉重若輕的方式描繪出來，卻反而更讓人感受到哀傷的力道。所以，這次要將《候鳥來的季節》改編成電影小說時，我第一個想要合作的對象就是她。尤其她投入文學創作以前，曾當過多年的護士，還曾陪伴親友走過不孕症治療的艱辛歷程，對於書中主角夫婦治療不孕的痛苦有很深的體會，讓她來改寫這部劇本，我相信必能激發出另一種火花。

　　我很信任心楺的創作才華，她的小說全文我甚至沒有看過，就直接付印了。因為我相信小說跟電影本身的微妙差異，也是另一種趣味。最重要的是，在創作過程中，我和心楺都陪著劇中主角們一同走過生命的幽谷，一起哭一起笑，一起體會生命帶給我們的挑戰與意義。

　　過去這四年期間，我獲得許多天使的幫助，《候鳥來的季節》這部電影才得以完成。其中最要感謝的，是匯豐銀行（臺灣）、緯創人文基金會和觀樹教育基金會，在電影籌資最艱困的時候，慷慨資助我們完成夢想。但我知道對他們而言，更重要的是，希望這部電影可以發揮影響力，讓更多人回頭省視自己的家庭、珍惜自己的家人、關心自己的家鄉。這也是我在電影宣傳期更加拼命的原因。

　　研究報告指出，候鳥遷徙的旅程有時遠達數千海里，其間地形和天候的變化都非常巨大，牠們能夠安全無誤地飛抵目的地，往往是依靠太陽與星星的座標來辨別航向。而創作與宣傳這部電影的過程中，有時我不免覺得，自己就像一隻飛越重洋的候鳥，在寧靜的夜空裡，指引我的只有那隱隱閃爍的星光。

　　那種屬於家人之間深刻複雜的愛，就像星光一樣，帶領我飛越種種困難，完成《候鳥來的季節》這部電影。

　　年少時來臺北求學工作後，我只有在過年或掃墓時才會回老家一趟，彷彿一隻定期遷移的候鳥。由於父母很難理解我所追求的夢想，有段時期我甚至也很少打電話回家，因為真的不知道要跟他們說什麼。然而，自從當了媽媽之後，這個世界的色彩竟變得那麼不同，生命的意義也起了奇妙的變化，而我跟父母以及家鄉的疏離關係，也有了根本性的轉變。

　　也許，從某個角度來說，我們都是候鳥，在大城市與家鄉之間定期遷徙往返。但飛得再遠，也會牢記家的方向。

蔡銀娟

對談

候鳥再來的時候
──導演蔡銀娟╳小說家彭心楺對談電影《候鳥來的季節》

Q.可否請蔡銀娟導演聊聊《候鳥來的季節》的電影本事是在怎樣的契機下誕生？

　　蔡銀娟：這是一個家庭的故事，講一對設定是雲林人的兄弟。主要是因為我爸媽各自的原生家庭都有八個兄弟姊妹；我後來發現周遭很多親戚朋友，甚至是我的學生，他們有的也是在家庭較不富裕的環境下長大。因為經濟條件不是很好，父母常會面臨一個抉擇：沒辦法讓每個孩子都受到很好的教育，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有的孩子無法繼續升學，國小或國中畢業就必須出來工作，賺錢貼補家用。有的家庭可能犧牲的是女兒，或家裡年長的小孩，也有家庭犧牲比較不會讀書的小孩；不管犧牲的是哪個孩子，通常都會對這個孩子造成一些陰影，對於未來的人生發展，影響也滿大的。所以從這裡出發，我想要去寫這樣的故事。本來以為這個故事可能在上一代很常見，沒想到從劇本階段到拍攝完成期間，一直不斷有評審、工作人員或試片時的觀眾跟我說，這好像是在寫他家裡的故事。我還滿驚訝地發現，其實不管哪個年齡層，臺灣像這樣的故事，其實滿多的。本來是想寫手足、愛和親人之間的故事，只是在寫的時候，我想要呈現的議題比較多元，親情還有原生家庭造成的互動關係之外，再分別帶出各自家庭的問題：哥哥是候鳥保育員，跟太太因為不孕症產生了一些問題；弟弟則是臺灣勞工常見的狀況，娶外籍妻子，所以有外籍妻子的婆媳問題和文化適應的問題等等。

Q.電影的故事背景在臺灣的城鄉之間來去，當初是怎樣想到結合候鳥和現代年輕夫妻的生活？

　　蔡銀娟：我希望在片子裡找一個適合的象徵。片子裡的主角家民，從雲林鄉下來臺北念書甚至工作，就是在臺北發展的年輕人，每年可能只有過年或是掃墓時才會返回老家，就像候鳥一樣，在臺北跟雲林這兩個地方，季節性固定的遷徙。我覺得這其實很像我自己，因為我自己也是從中部來臺北念書、工作，然後定居，每年也都只有很少的時間會回家，就跟候鳥一樣。這些年來，因為在臺北成家立業，我有了小孩，也把父母接來，就變成在臺北的留鳥；候鳥跟留鳥之間這種象徵的替換，我覺得剛好也是片子裡一個很好的象徵。在片子裡面還有另外一個角色，就是從東南亞飛來臺灣的越南新移民，我覺得她其實也很像從東南亞飛到臺灣的候鳥。他們可能像很多在臺灣的外籍新移民和外籍勞工一樣，在臺灣以及本來的家鄉來回遷徙，有的可能適應得很好，就定居在臺灣，有了自己的後代，一代一代生育傳承；有的可能適應得不是很好，也許就回去，不再回來，或者就是兩邊一直飛。我覺得這個候鳥可以作為我們自己在臺北，臺北客的象徵，也能作為臺灣新移民的象徵。我覺得自己就滿像候鳥的。

Q.主要角色的設定過程是怎樣慢慢建構起來的？

　　蔡銀娟：一開始把家庭、兄弟之間的故事整個拉出來，然後他們各自面臨的家庭危機也都拉出來，可是在候鳥這邊，一開始其實沒有很清楚的架構。我在寫劇本的時候，有涉及拍攝可行性的問題，所以劇本裡面沒有一個候鳥家庭的故事，因為我沒有辦法叫候鳥來按照我的劇本演戲；可是在參加輔導金審查會議的時候，就被評審點出這個問題。所以後來去找關渡自然公園以及臺北鳥會協助，跟著他們一起實地走穿越線調查、水鳥繫放，一起去曠野做研究，也請他們幫忙看劇本，也去試拍高蹺□育雛的狀況；在長期的合作之下，我慢慢發現，也許可以選這一種鳥，透過紀錄片的方式拍牠們育雛，於是就加入了這條線。電影裡男主角在育雛危機中，跟他的主管產生衝突，其實，候鳥保育員或鳥友之間，也真的有過這樣的爭論或是不同意見。我把這條線拉出來，是因為需要一個家庭危機，所以細節是什麼，留到拍片時再看拍到什麼去改，但是鳥家庭的架構就是這樣子加進去。

Q.電影的主角所呈現的是現代城市裡的特殊職業（候鳥保育員和美術館策展人），與鄉間普遍生活實況（找不到工作的勞工和越南配偶）之間的對照，就影像方面可以很快切換，那麼在改編成小說文字的時候，操刀改編的小說家彭心楺是怎樣思考的？

　　彭心楺：在改寫這部電影劇本時，我是以忠於原著的方式，讓它小說化。譬如說影像的部分，它可能對於關渡的晚霞，就只是一個畫面帶過去，一秒或三秒鐘的畫面；但是我去描寫關渡，你可能就必須透過閱讀三分鐘，才能完整看完我現在正在關渡做什麼，而非只是一個畫面就帶過。寫小說時我會描繪關渡現在的風吹起來的感覺，或是描繪鳥踩在濕地上面，牠的影子投射在地上是什麼樣子，我覺得這是影像跟文字上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因為影像是充滿顏色的，但文字沒有顏色。影像裡，可以清楚看見人物的動作，人的聲音。除此之外，場景、物景，觀眾大多看不見，所以，在小說裡，我會琢磨描繪它的層次。另外一方面，觀眾看見的是演員，我看見的是故事裡的角色。因此在小說裡，我必須讓人物立體化，建構人物的特色。例如，鳥類保育員的穿著，工作內容的細節，以及美術館策展人，面對畫家作品時的心情等。這些，在影像裡，觀眾直接投射面對的是演員本身，但在小說部分，我就會把細節仔細描寫出來，讓讀者迅速進入人物個性裡。

Q.電影故事有一個重要的點放在「孩子」。比如要不要生孩子、能不能有孩子這些，透過兩對兄弟夫妻都映照出一些思考，導演和小說家各自怎樣看待這些問題？

　　蔡銀娟：關於小孩子和不孕症這個事情，我自己也是大概到三十五歲的時候，才慢慢發現這件事好像是那麼樣地接近。我其實有朋友就是因為不孕的關係，夫妻倆有比較大的煎熬，因為兩個人的觀念，也許沒有那麼接近，可能先生非常想要小孩，太太覺得不用強求，這時候就會產生很大的衝突。資源比較沒那麼豐富的鄉鎮，面臨較多的問題是外籍新移民；臺灣的大都會，反而就是不孕症。不孕症的問題，涉及夫妻間的壓力，我想也跟現代女性比較晚婚，有很大的關係。

　　彭心楺：以私人情感來說，如果我不孕的話，不會對我造成很大的困擾，因為我並沒有想要小孩。不過，我曾陪不孕症的親友去醫院做試管，所以在寫這個部分的內容時，還滿感傷的。看第一版電影的時候，有一個情節是：女主角跟一個朋友到廟裡拜拜。在電影裡的設定是表姊；在我的小說設定則是大學同學在路上遇見。再一次去廟裡的時候，朋友懷孕了可是女主角沒有，聽到的那一瞬間她很難過，我的第一個哭點就是在那裡。那畫面給我的感覺就是，我被背叛了。但我又不能怪她，我們是一起去求孩子的，我們的希望是相等的；她的希望達成了，她有一百分的人生，我卻還是零分。

Q.呈現現狀的故事總是令人有所共鳴，卻也會有難以遁逃的感受。故事的收尾似乎還是給人一種救贖的可能，你們怎麼去思考這個部分？

　　彭心楺：以小說來說，故事在最後完整地交代了兄弟間的情感。但小說結尾與電影有一點不同，並不全然以救贖作為故事的完整句點，而是用開放式，並且具有較多想像空間的模式，面對生與死的交替作為結尾。

　　蔡銀娟：什麼方式都可能獲得救贖，最好的結局當然就是這對長期失和的兄弟能來得及和解。但我覺得現實生活中，很難十全十美，而且搞不好有一半以上根本連救贖的機會都沒有，所以，我想真實人生難就難在這裡。救贖可以有很多種方式，什麼都有可能，然而，我覺得最常見的現實生活，就是有一半以上的人來不及和解。

編輯部∕採訪．鐘詩婷、楊宛菱∕整理

【序】飛得再遠，也會牢記家的方向∕蔡銀娟
候鳥來的季節
候鳥再來的時候──導演蔡銀娟╳小說家彭心楺對談電影《候鳥來的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