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和《史記》概說（摘錄）
李偉泰
八、《史記》互見法
司馬遷用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記載和評論人物與事件，他把這五體視為全書不可缺少的部分來經營，五體以及各篇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脈絡相連，彼此之間形成縝密的系統。為此，他經常使用一種叫做「互見」的述史方法，即將一個人物的各方面，一件事情的始末原委，散見於若干篇中。他在使用互見法時，往往清楚的交代說：「事在某篇」、「語在某篇」；但有時也不作交代，需要讀者自行參考相關的篇章。互見法的功用，主要有下述幾個方面。
（一）詳此略彼，避免重複。
例如關於鴻門宴，既已在〈項羽本紀〉中詳述，如果在其他相關的主角篇中也一般詳述，便是無謂的重複，所以在〈高祖本紀〉中便只略述概況，連「語在項羽事中」也省略了； 在〈留侯世家〉中也略述此事， 但有「語在項羽事中」一語作交代。又如關於蕭何薦韓信，詳情見於〈淮陰侯列傳〉，〈蕭相國世家〉便只簡單的說：「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
（二）為賢者諱，本傳呈現傳主的正面形象，短處則互見它處以存真。
例如〈魏公子列傳〉寫信陵君急人之難，為解救秦圍邯鄲之危，不惜矯魏王令奪取晉鄙的兵權，因此得罪了魏王，長期留趙而不敢歸國。這種高義使趙王感動的說道：「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這是信陵君仗義救人的正面形象。但在〈范雎列傳〉中，敘秦昭王要為范雎報仇，要脅趙國交出從魏國逃到平原君家裏的魏齊，趙王發兵圍平原君家，魏齊連夜逃亡，往見趙相虞卿。虞卿即解其相印，與魏齊同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然而信陵君畏秦，猶豫不肯見。受到侯嬴譏刺後，才大為慚愧，趕緊到郊野迎接。魏齊知道後，怒而自剄。同傳又敘述秦昭王把平原君騙到秦國，向他要魏齊的頭，不然就不放他出關，平原君說：「貴而為交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相較之下，虞卿為了朋友，不惜放棄相位，陪著朋友亡命；平原君為了交情，不惜冒著客死秦國的風險；信陵君因「畏秦」而猶豫不肯見魏齊，固然有顧忌可能因此為魏國召來兵禍的因素，但卻也因此顯得不如虞卿和平原君那麼「夠朋友」。此事如果在〈魏公子列傳〉中記載，不免有損司馬遷所敬愛的信陵君的形象，所以就互見於〈范雎列傳〉中，既不太傷信陵君的形象，又能記錄他為人的另一個方面。
（三）為尊者諱，本紀或本傳呈現其正面形象，短處則互見它處以存真。
為賢者諱是為了避免因為賢者的一些小過失，掩蓋了他大部分的長處，其例已如上述。為尊者諱則是為了掩護作者，以免觸犯忌諱。關於這一點，朱自清以《史記》各篇對漢高祖和項羽的記載為例作了詳細的說明，茲引錄如下：
遷對於高祖、項羽兩人，他的同情似乎完全在項羽方面，但他是漢朝的臣子，不容不稱讚高祖；因此，他寫兩人就運用「互見」的體例，大概從正面寫時，高祖是一個長者，而項羽是一個暴君，從側面寫時，便恰正相反。〈高祖本紀〉開頭說高祖「仁而愛人」，這是正面。在其他篇章裏，便常有相反的記載。〈張丞相傳〉裏記載周昌對高祖說：「陛下即桀、紂之主也」；〈佞幸列傳〉裏直說「高祖至暴抗也」；此外見於〈張耳陳餘列傳〉、〈魏豹彭越列傳〉、〈淮陰侯列傳〉、〈酈生傳〉裏的，不一而足。從這許多記載，讀者可以見到高祖怎樣的暴而無禮，恰正是「仁而愛人」的反面。〈蕭相國世家〉裏記載蕭何請把上林中空地，讓人民進來耕種，高祖大怒，教廷尉論蕭何的罪，其後對蕭何說：「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桀、紂主」的話，高祖自己也說出來了，可見高祖連假裝「仁而愛人」的心思也並不存的。〈高祖本紀〉裏說：「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按：「慄」疑為「慓」之誤字。《史記》作「僄」，《斠證》： 「《漢書》、《通鑑》僄並作慓，〔師古《注》：慓，疾也。〕古字通用。」）悍滑賊』」，這是正面。在其他篇章裏，便也常有相反的記載。〈陳丞相世家〉裏記載陳平對高祖說：「項羽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淮陰侯列傳〉裏記載韓信對高祖說：「項羽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便在〈高祖本紀〉裏，也留著王陵的「項羽仁而愛人」一句話。陳平、韓信都是棄楚歸漢的人，王陵的母親在楚死於非命，他們三個人對於項羽，當然不會有過分的好評；把他們的話合起來看，項羽「恭敬愛人」該是真的，恰正是「慄悍滑賊」的反面。讀者若不把各篇參看，對於高祖、項羽兩人，就得不到真切的認識。
（四）寄託褒貶，於本人之篇章及它處互見褒貶。
司馬遷認為某人該褒，即在關於其人的篇章裏著重褒揚其長處；認為某人該貶，即在關於其人的篇章裏著重貶抑其短處。但如該褒的人確有短處，該貶的人確有長處，便也用互見之法，另在它篇記述。前者如〈魏公子列傳〉寫信陵君，司馬遷對他太過傾心，把他刻畫成一身維繫魏國安危的人物，傳文說：
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這是從信陵君在魏國的重要性立論，不免褒得過了分。實際上國家的安危存亡，不完全取決於本身的條件，同時也受到國際形勢的左右。所以司馬遷便在〈魏世家贊〉中從國際大形勢的角度立論，略略貶低了信陵君的分量：
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司馬遷所說的天，除了少部分「天命論」的成分之外，主要還是指多數人在客觀基礎上， 經長期努力所塑造成的形勢，在此指國際的大形勢。從國際大形勢看，〈魏世家贊〉說的是事實。秦國的富強，以至統一天下，乃是經過許多人長期的努力造就的，〈自序〉分別指出商鞅、張儀、樗里、甘茂、魏冄、白起、王翦、呂不韋、李斯等人的貢獻。秦昭王時，蜀郡守李冰整治夏秋經常氾濫的岷江，將它分為郫江（即內江）和檢江（即外江） 兩支，並築有水門調節兩江水量，從此把岷江水流分散，既可免除水災，又便利了航運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為「天府之國」。這個〈河渠書〉稱為「穿二江成都之中」的工程，就是目前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開端。此外，〈河渠書〉鄭重指出，水工鄭國所建的鄭國渠，既有灌溉之利，又能改善地質，使關中成為沃野，連年豐收，秦國因而富強，終於兼并了諸侯。換句話說，水利工程促進了農業的發展，成為秦國統一天下的物質基礎。秦國的富強，以及兼并諸侯的大形勢，既然是許多人長期努力所形成的局面，自然不是一個人、一個國家一時力量的凝聚所能改變。因此必須參看上述各篇，才能正確的評估信陵君的影響力及其局限。
後者如對於鼂錯的評論，〈鼂錯列傳贊〉說：
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對於鼂錯的冤死，採取幸災樂禍的態度。對於鼂錯削弱諸侯， 鞏固中央集權的措施， 以及各種法令的更定，指為「擅權，多所變更。」「變古亂常」，完全抹煞他正面的積極作用。這反映了司馬遷主觀上不喜歡銳意於革新的政治家，所以對鼂錯語多貶抑。然而司馬遷對鼂錯還是有正面的評論，他在傳文末尾記載了一場景帝和鄧公關於鼂錯死後外界反應的對話：
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這一場對話，是一種「寓論斷于敘事」的寫法，鼂錯對朝廷的貢獻，鼂錯的冤死，都從對話中明白的透露出來，這是一種間接肯定的方式。在〈自序〉中他直接肯定鼂錯削藩的作法是：「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在〈吳王濞列傳贊〉中說：「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把上述幾處資料組合起來，才能完整的把握司馬遷對鼂錯的看法，也才能正確呈現他「良史」、「實錄」的一面。此外，互見法還具有并存異說；廣載異聞；議論互補；塑造人物形象的統一性；集中敘事，使事件首尾完具；藉古諷今，指桑罵槐等作用。凡此均屬《史記》學的專門議題，不能在本篇一一詳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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