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部大臣的四代交情〉
在我改派東京以前，駐日代表處和日本新聞界的關係等於零。日本三大報紙分別是《朝日》、《讀賣》和《每日》，對台灣一個報導也沒有。NHK電視台和共同通訊社等等媒體就更不用說了。國民黨政府只和遙遙落居末位的《產經新聞》維繫關係。國民黨讓《產經新聞》出版《蔣總統祕錄》，《產經新聞》也是唯一特准進台灣的日本報紙。問題是，《產經新聞》在日本是少數右派支持的報紙，我認識的人，多數家裡沒有訂閱《產經》，政府卻只和《產經新聞》交情好，這讓日本真正的實力人物反而瞧不起台灣。
初到日本，我把目標放在改變這種可悲的現狀，但被潑不少冷水。
一九八○年一月我剛赴任駐日代表處新聞處長，第一次開會，我向馬樹禮代表當面建議說，現在不能只跟《產經新聞》交往，一定要想辦法開拓和《朝日》、《讀賣》等報社的關係。馬樹禮當時反應冷淡，好像聽到一則天方夜譚一般。開完會出來，同事也說：「超英，《朝日》和《讀賣》捧中共都來不及，怎麼可能理你台灣！」當時的政治環境的確困難。但每次開記者會，來者盡是三流記者或文化流氓，逼得我不服輸的個性難過，想到自己的國家被如此對待更難過。
我的一位老同事於一九八一年三月陪省主席林洋港到日本，好意勸我：「不要那麼辛苦做，做了日本記者也不理會，日本報紙也不會改變。倒是多和國內駐日特派員弄好關係，多幫馬代表寫寫文章，國內大老看到，會打電話給馬代表，馬代表會很高興」。
我有一次和《每日新聞》記者談天，他發覺我駐美多年，經驗不少，邀請我去報社演講。我正準備前往每日新聞社，他卻來電話道歉，說是報社的政策，也承受了壓力，不容許台灣官員去報社演講。去《讀賣新聞》也同樣發生類似問題。好像駐外的台灣官員有傳染病一樣，問題非常嚴重。同事們說的話不完全錯誤，改變現狀確實非常困難。但我有點理想派，內心還是有一股頑強執著，想找機會，努力試試看。
這時，我想起永井道雄先生的話，他知道我到東京任事，曾叮嚀我：「找一天到《朝日新聞》來看看我。」
永井道雄出身日本世家，其父永井柳太郎戰前歷任齋藤實內閣的拓殖大臣、第一次近衛內閣遞信大臣以及阿部信行內閣的遞信大臣兼鐵道大臣，是日本著名的演說家。他的演講和英國名相邱吉爾一樣具有撼動性，人稱「日本的邱吉爾」。即使經過戰後多年，我在日本工作時，仍舊聽好幾位國會議員說，他們都因聽了永井柳太郎的演說而燃起從政的熱情。
永井柳太郎拓殖大臣任內，主管殖民地事務，知道了我父親反對日本的鴉片政策，被總督府視為異議分子，他卻認為我父親的反對態度，情有可原；亞洲人為了鴉片戰爭，深受其害，身為亞洲人應該體念中國人的痛苦，怎麼還要在台灣施行增加鴉片人口的政策。我祖父及外祖父因此相偕赴日向他道謝，兩家開始有往來。
永井柳太郎在日本時代曾經來台參觀一九三五年的臺灣博覽會，和許多台灣士紳接觸，有所往來。外祖父甘得中與他也有交情，早在一九一四年，陪林獻堂拜訪日本王公政要時，就拜見過永井。所以我的母親甘寶釵留學日本時，曾請永井家代為照顧，短暫住過他家。
我家保存一張一九三五年的大合照，盡是知名歷史人物。依《灌園先生日記》記載，這次聚宴由林獻堂出面邀請，主客是永井柳太郎和他的長子明雄。座中陪客有歷史上所謂的抗日派，也有親日本總督府的人物，他們會碰在一起吃飯，頗值玩味。那晚客人有前外交部長簡又新的外祖父林呈祿、《台灣新民報社》專務取締役羅萬俥，他們是和林獻堂一起辦報的人物。台灣第一世家板橋林家的林熊光則在日治後期當了總督府評議員。另一位郭廷俊當時就是總督府評議員，我祖父跟他有事業合作。也出身板橋林家的林柏壽素孚眾望，戰後被拱出來擔任台泥董事長，辜振甫稱呼他四叔公，因他扶植而繼掌台泥大權。祖父與外祖父也參加這場飯局，當時他們已是兒女親家。
永井柳太郎的次子永井道雄，在日本教育界和社會思想界享有崇高地位，我未派駐日本前，他曾在三木武夫內閣（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一九七六年九月）擔任第一位非國會議員出身的文部大臣。他也是東京聯合國大學的創辦人之一，爭取到聯合國在東京設校，生前是該校的最高榮譽顧問。另外，他在京都大學和東京工業大學也任副教授和教授，又曾是日本國際文化會館主席。一般日本知識界無人不知「永井道雄」這個名字。
中國前總理周恩來曾在北京接見永井道雄，周恩來問說：「永井先生，有什麼我可以效勞？」永井道雄說：「我父親有幅梁啟超的書法，給美軍飛機炸毀了。為了紀念我父親，我想，如果可以再找得到，希望能再得一幅梁啟超的字。」過了幾個月，周恩來果真找到梁啟超的字，拿來贈予永井。足見永井的地位之高。
說到梁啟超的字，我舅舅家也藏有一幅。一九一一年，梁啟超受林獻堂之邀來台，外祖父甘得中擔任翻譯，梁啟超曾題了四個字「行氣如虹」送給他。
永井道雄和我都非常珍惜世誼，幾十年未斷過音訊。一九五四年，他與美國著名日本文學家唐納德．靳（Donald Keene）來台灣，住過我家。我們初到日本任職時，我太太戰前念過小學一年級，說日文的能力尚待加強，就請永井夫人權當日文導師。永井夫人也出身名門，祖先代代是岡山城主的首席長老（按，長老一職為城主的最大家臣），為城主的最大家臣。我的兒女也和他的子女交往，所以兩家可謂有四代交誼。
日本人不同於中國人，不會單單為了金錢利益就幫你做事。他們講究「義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注意故舊的情義，所以和日本高層社會人士交往，比台灣社會更需要依靠關係。
一九八○年我第一次駐日，想要突破新聞壁壘、打入朝日時，就先去拜訪永井道雄。永井當時正擔任《朝日新聞》的客座論說委員，相當於榮譽主筆。《朝日新聞》從古至今就他一個客座主筆，足見永井的地位與所受的尊崇。
約好拜訪那天，我一進《朝日》，永井道雄很敏銳，知道我期盼他的幫忙；他也很世故，知道該怎麼幫助我。他帶我到報館餐廳，總編輯以下各重要主管幹部都在那裡用餐。他看見位子重要的人，就把他招呼過來，向對方介紹說：「這位是台灣來的張先生，和我有四代交情，是很優秀的人……」這樣的動作在日本是很大的禮遇。當日本人慎重介紹某人時，等於希望對方視某人與自己一樣，無形中提高某人的地位，所以日本人並不隨便引介，若是引介推薦，則意謂他賣出很大的面子。
永井為我開啟了《朝日新聞》的大門，接下來，我就依拿到的名片，打電話給《朝日新聞》的主管，自我介紹說：「那一天，承蒙永井先生介紹……我想可否當面請教？」這樣的表達與陳詞，依照日本社會的人情義理，基本上沒有任何人可以拒絕我。不看僧面看佛面，他們看永井的面子，絕對是非見我不行。我因此打進《朝日新聞》的圈子，與許多重要幹部都有交往。往後《朝日》內部容有人事異動，我仍會被很有禮貌介紹給繼任者，所以，與《朝日》各階層主管的關係一直不斷。堅固的高牆有裂縫後，不再有藩籬阻隔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跟中國打新聞戰〉
我到日本任職以前，日本報紙對中共發表對台政策的新聞，都以頭條處理。台灣的反應往往因政府要斟酌兩天，反駁聲明都在兩天後發表。過了兩天的反應，媒體誰還理會呢！所以，台灣的立場聲明常常被忽略不處理或放到後面的版面，而且還登得小小的。現在人可能覺得，這麼小的問題，就往上報告一聲，不就解決了嗎？問題那時就不是這樣的政府結構。政府像格列佛，漂流到小人國海邊，小人要架梯子，爬得很辛苦，才能把話傳進格列佛耳朵，格列佛的回應也要費很久時間，才能傳達進小人社會。政府的科層，層層有門，溝通非常不順暢，但公務員畏首畏尾，不敢勇於直諫來改善現狀。我在東京，很注意這個問題，老納悶台灣何必甘願挨打，何不稍移一步，就會有大不相同的光景。
一九八一年，機會來了。
先是九月初，日本新聞界不斷有謠言傳出，因為美國要出售戰機給台灣，中共又將有新的統戰聲明出爐。九月中旬，我打了一通電話到北京，此舉在當時非常大膽，與匪接觸就等於叛亂。我的同僚若知道這事，不嚇得視我如痲瘋，大概也會去參我一本。不過，我總是不願多想後果，多慮周密往往就是怯懦不前。在重要當頭，我的思考點只有該不該做，對台灣是否有利。
電話另一端是駐北京的日本記者朋友，我不用向他報名字，他就知道何許人了。然後，我請他幫我打聽一下，到底會不會發表聲明？聲明內容是麼？
過了兩天，我再去電話。他說：「似乎有個重要聲明會出來。」我馬上打電話給《朝日》、《讀賣》、《每日》等大報社及電視台的外信部部長，都是交情夠的朋友。我請他們派記者，我要帶他們去台灣。二十九日，我組成一個十幾人的日本記者團回台北。
那個斷交的年代，很少日本記者來台灣，十幾人的記者團在當時算得上陣容龐大，又突然一大團來，必然引人側目，消息容易曝光，一露光，中共馬上就會向日本政府和媒體報社抗議。所以，我事先通知了新聞局及中央社，千萬封鎖日本記者訪台的消息。
另一方面，我也擔心日本記者到了台灣，手癢寫報導，會把行蹤曝光，第二天就安排他們去金門。許多日本記者沒有「前線」經驗，戰地金門很具吸引力。不過，到了金門才發現軍方竟然沒人能做日文簡報，英文也很彆腳，乾脆由我一個人雙語翻譯，讓日本記者很驚奇。
隔天三十日，晚上回到台北，新聞局有一個歡迎晚會。我們人到新聞局，見副局長戴瑞明及一些新聞局參謀已守在那裡，等待中共人大委員長葉劍英一發表聲明，立刻商議反駁聲明的內容。
我發現，前中廣總經理唐盼盼不屬於新聞局，但當時也在那裡，應與他和蔣孝武的密切關係有關。
一直到晚上六、七點，酒會將開始時，葉劍英的聲明發表了，也就是俗稱的「葉九條」。「葉九條」是中國和台灣兩岸關係重要的一步發展，因葉劍英宣稱共產黨和國民黨可對等談判；統一後，台灣為特別自治區，可保有軍隊；可進行通商、通郵、通航、探親等交流等九項，大約就是後來中共「一國兩制」的最初模型。我向宋楚瑜報告，反駁聲明的英文稿子不用急，西方是白天，還差十二小時。日本報社晚上十二點鐘截稿，日本記者又在這裡，日文稿子不能等。宋楚瑜、戴瑞明副局長和我三人就在酒會場外的櫃台上研擬稿子。宋局長口頭裁示說，英文稿還是要送院簽准，日文部分，他當場向日本記者說明，由我即席翻譯成日文。
隔天，日本報紙一攤開，葉劍英的聲明和宋楚瑜的反駁就同在一版。這場新聞突圍之仗打得很漂亮。
〈建議李登輝爭取諾貝爾和平獎〉
一九九六年台灣舉辦首次人民直選總統，以和平不流血之姿，從威權體制過渡到民主體制。這項傲人成就，李登輝總統居功厥偉，足夠讓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當時我仍在駐日代表處新聞處長任上，深知日本前首相佐藤榮作卸任後，於一九七四年曾以讓日本簽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而獲得和平獎，和平獎對李登輝而言，絕非不可能的夢。
我這個人對目標既定，就會不計一切，努力達成。就在我東問西探之際，有一天，一位《讀賣新聞》總編輯級的高層幹部告訴我，《讀賣》每年都會邀請歷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到日本講演，報紙同時製作專題，連載兩天。主其事的記者鈴木康雄負責這個專題版面和邀訪事宜已經多年，相關問題可以向他請教。
整個《讀賣》有一萬多人，先前我並不認識鈴木先生。經人引介見到鈴木，承他指導，我對如何讓李登輝總統擠進諾貝爾獎的競賽場有了概念。
諾貝爾和平獎是相當封閉的競項，大約七、八人就決定得主。諾貝爾獎委員會在主要國家設有推薦人，像日本就有一位推薦人。除了這些推薦人外，歷年諾貝爾獎得主也有權推薦。當全世界的推薦名單進去以後，決定者不可能一一訪見每位被推薦人，他們憑恃的是書面。最基本的書面便是一本自傳，再佐以世界公認的重要報紙對他的報導。
就是鈴木康雄的指引，孕生了一九九九年五月出版發行的《台灣的主張》。這一本書是李登輝總統在位時完成的自述，當時他權勢正隆，自傳問世，轟動一時。李總統在書中首度完整吐露自己的成長歷程和政治哲學，以及台灣過去的發展、未來的展望。同時也有日文版和英文版發行，把他自己和台灣推向國際。從國際宣傳的角度說，《台灣的主張》一書既有必要，也獲致成功。
我以三生有幸的心情，參與對台灣這麼有意義的工程。從構思、催生到尋覓工程師，我想可以這麼說，沒有我的籌畫與堅持，恐怕不可能有《台灣的主張》。
當時我和鈴木商討之後，設定邁向諾貝爾和平獎的三條件包括自傳、世界重要報紙的訪問和報導，如果能配合時機，李登輝總統發表與中國和平解決的相關提議，更有加分效果。
這件事我最早請台灣意識特別強的商人蔡焜燦帶公文，轉告李登輝的好友何既明醫生，由何先生跟李總統提議。回來的訊息說，以李登輝的立場，不好自己主動開口爭取諾貝爾獎。我便回頭請鈴木先生訪台，由他帶資料面見李登輝，建議他爭取諾貝爾獎。
接下來就是寫自傳。總統日理萬機，不可能一字一句自己完成。經過商量，再由鈴木康雄出面去找一位前《紐約時報》總編輯來執筆，他曾獲得普立茲獎。我們表明目的之後，他同意了，並要求待在台灣一年，酬勞是二十五萬美金。當時美國記者年薪約二十萬，若再計入旅費，住一年的開銷，二十五萬美金並不貴。蔡焜燦跟許文龍商量後，許先生願意負擔這項酬金。
安排就緒，我藉某一次返台機會，跟李登輝總統當面請示可否開始著手進行。李總統一聽見事關二十五萬美金，脫口說：「怎麼那麼貴！」我向他解釋，和國際宣傳經費比，還算是便宜，而且版權費會回收一些，何況已有許文龍慷慨允諾幫忙。李總統當時未置可否，出書計畫一擱又是半年。
半年過後，我思考為什麼李總統未同意寫自傳，或許因為英文不是他最能表達思維的語言而稍有猶豫。他雖然拿到美國的博士學位，但英文終究不如近乎是母語的日文。於是，我反過頭來，從日本找執筆人，另起爐灶。
〈找到松下幸之助自傳的執筆人〉
為李登輝總統寫傳，我心目中理想的執筆人必須是日本社會的主流。不能找明顯親台的人，這種人再寫李總統如何如何好，也教人感覺是馬屁文章，不具說服力。其次，必須由一流出版社來發行日文版。日本文化事業發達，境內有幾萬家出版社，每天新書出版如潮水湧來，若不由一流出版社刊行，書會淹沒在一片汪洋裡。找來找去，江口克彥是最佳人選。
江口先生曾隨侍松下集團創辦人松下幸之助二十二年，擔任他的貼身祕書。松下幸之助彷彿台灣的王永慶，世人稱他「經營之神」。他的自傳在日本暢銷四百多萬本，創下自傳銷售的紀錄。該書即由江口克彥執筆，江口的文字能力，毫無容許我們品評的餘地。
江口本人也經常獲邀上NHK的節目，這意謂江口是日本的主流人士。NHK內部對於出席節目的賓客有一套嚴格的資格審查。日本社會有不成文的認知，非主流者不可能在NHK露臉。江口同時是政府若干經濟問題的諮詢委員，可隨時向政府提出建言。
不只如此，江口擔任松下集團所屬「PHP（Peace and Happiness through Prosperity）」的執行長，PHP下頭有許許多多的文化事業，其中最知名者莫過於PHP總合研究所。PHP旗下有好幾個出版社，江口目前擔任研究所副社長，是實際的最高負責人。日本書店都有一大塊區域為知名出版社的專屬書籍陳列區，PHP有一定專屬地盤，毫無疑問，它出版的書一定會被放在醒目位置。
我對江口談起出版李登輝總統自傳的意願，江口馬上一口答應。日本翻譯的功力世界一流，江口同時願意負責英文版的事宜。事實上，江口與我早已認識，而且是不打不相識的好朋友。我們所以結緣，不得不說是拜著名作家大前研一之賜，雖然大前研一留給我負面的印象。
大前研一在日本社會可謂是激進分子。日本企業講究團結，上班族以終生忠於一個公司為基本道德。員工若被派遣到海外，經過幾年，公司叫回日本，一定乖乖就返日。但大前研一不然，派赴美國幾年後，他竟跳槽到美國公司，留在美國。等他再回日本，儼然是稀貴的知美派，以著名的經濟評論家之姿，活躍於言論界，文章散見各個雜誌媒體。
在我與大前有接觸之前，他已經循其他管道拜訪過李登輝總統，總統對他的印象似乎不壞。有一天，總統府來電報說，大前研一將再訪李總統，指示我們事先了解有多少人同行及訪問的主題。結果，大前開過來的名單不只他和一個雜誌社記者而已，另外還帶三個雜誌社記者去。台北知道後，總統辦公室主任蘇志誠直接打電話來說：「不行，不能接受。」我因而特別當面跟他溝通。
據我們側面了解，大前可能受了三家雜誌社的請託，總統府又拒絕夾帶雜誌社，這讓他有點騎虎難下。我給大前一個下台階，我告訴他：「大前先生，這樣子，就只有你一個人訪問總統，其他雜誌社的人是你的隨員。他們想問什麼，問題先交給你，統統由你發問，這些人旁聽記錄，結果不是一樣嗎！？」
但我又擔憂三個雜誌登出三個報導，而且萬一雜誌還是三流、五流，成何體統。果然中間有一雜誌《周刊POST》，常有裸體女郎的照片。為了避免情況失控，我要求刊登前要先看稿，而且唯恐口說無憑，還要求各個雜誌社簽立切結書。然而結果仍教我深感驚駭與遺憾。事先我並不預知各雜誌社的工作進度，無法掌握訪問稿何時登出，事後才發現，除了PHP系統的月刊《VOICE》把定稿傳真給我，其他人的承諾都跳票了。大前研一根本未守信用，視白紙黑字的協議為無物，真是令人失望。
《VOICE》傳來的稿子則有一些問題。文中提到總統在家常讀日文書籍，和太太日常談話，也用日語。這種陳述本是事實，背後有其無法抗拒的歷史因素，但是，當時台灣的政界，新黨還頗活躍，非常熱中挑動族群問題。類似《VOICE》這樣的稿子傳回台灣，難保不會再掀波瀾。
我從白天溝通到晚上，始終不得正面回應，因為雜誌已付印。我仍然鍥而不捨說服他們說，訪問內容跟他使用什麼語言無關；而且提說日語的事，以台灣的政治氣氛，會影響總統的形象；我們善意受訪，你們何忍製造傷害與麻煩云云。和《VOICE》溝通的層級愈來愈高，最後找到最高負責人江口克彥。我在電話上說了好久，一直到半夜兩、三點，江口也認同那樣的字眼會為李總統招惹不必要的麻煩，他終於同意重印。江口和我因此認識了。
江口答應為李總統出書以後，我馬上安排他去台灣見李登輝總統。那一次談話，江口跟李總統提起日本的歷史故事「七武士」，兩人談得很投機。聽說事後李總統把這個故事傳給幹部，要他們研讀。但是這次談話並未涉及出版自傳的話題，主旨僅在先讓李登輝總統認識江口，並留有好印象。
一九九八年初，恰巧《朝日新聞》駐美國總局長船橋洋一又想請見李登輝總統，並希望在李登輝的官邸見面。船橋覺得以前他到台灣的消息，很快就會傳到中國。我想這是一個機會。我找東元電機董事長黃茂雄幫忙安排，不再透過蘇志誠。會面者只有李、黃、船橋和我四人而已。回台前夕，我告訴江口：「是否你可以寫一封信給李總統，表明你的請求，想寫他的自傳？」江口說：「好！後天來拿。」回台前兩天，我去取信，發現江口真的很慎重其事，全信用毛筆書寫。
船橋當天和李總統相談甚歡，李總統還不禁說：「我平時跟記者不會這麼坦白。」兩小時之後，李登輝送船橋和黃茂雄到門口，我趁機簡要談了江口寫傳的事，然後將信遞給他。我用台語說：「請您重新考慮一下。」我發現李總統有個習慣，當我私下給他文件時，他都是迅速收進口袋，唯恐被間諜或偵探偷拍到相片一般。這次也不例外。
要如此利用官邸見面的機會，實在是因為官方管道太沒有效率，不足成事。官方管道最可怕的是公文旅行，三轉兩轉之後，江口的重要地位會被忽略，一定以無疾而終收場。不過，這次特意的安排仍然如一顆石頭丟進海，久久沒有回音。
〈「綁架」李登輝三天〉
翻翻日曆，七月十五日我就要退休，想到為李總統出書一事，實在不願半途放棄。為了台灣，不論李登輝自傳是否有助於他獲諾貝爾獎，此書對宣揚台灣的想法和意見，特別是宣傳民主化的成就，絕對有正面作用，我愈這樣想著，心裡愈焦急。最後，我把希望寄託給黃茂雄。
黃茂雄從李登輝擔任台北市長時期即有來往，彼此沒有政治利害關係，他也是基督徒，由他說服李登輝，或許比較有效。另一方面，黃茂雄在日本長大，他知道江口是何許人，了解PHP的地位，不需我再多解釋。
退休前兩個月，我打了一通電話給黃茂雄，他很爽快答應幫忙。據說，他約李總統去台北市松江路的「高玉」餐廳，這家高級的餐廳由一些企業家夫人集資開設，帶點玩票性質，主要給自己人有個信賴的餐館可去。餐廳的魚貨都是搭當天飛機由日本過來，可見有多高級。
黃茂雄出馬，果然不同凡響。就在我退休前一天，七月十四日，駐日代表處接到蘇志誠的傳真，告知李登輝總統已同意江口為他寫自傳。我馬上通知江口，隔天我本來就要退休回台灣，接受新聞局的退休表揚，所以請江口同行。
隔天，代表處同仁特別到機場歡送我和內人。可是因為臨時的變化，卻與江口同行，我還必須禮貌陪他回日本，我太太只好臨時取消隨同返台，暫時留在日本，住兩天旅館等我。所以當我上飛機前，大家向我揮手送別，我太太卻也站在人群中跟我揮手。代表處的同事很驚訝我為什麼放著太太，自己回台灣。其實就是為了《台灣的主張》這本書。
七月十六日見總統時，江口當面表達他的構想。他不要像一般傳記或新聞報導一樣，布滿這個故事、那個故事，他要寫李總統的想法、做法、政治哲學和處世原則。李總統表示同意，然後敲定九月二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九日三天，在桃園鴻禧山莊私邸接受訪問。
九月二十五日我從紐約飛抵台北，先江口一天抵台等他，以示禮貌。江口帶三位隨員，住進鴻禧別館，二十七日一早我們便步行去李總統的家。一進去，李總統很禮遇江口，親自接待他參觀各個房間。之後才圍坐在客廳的長方桌前開始「工作」。在場人員另有時任總統府副祕書長蘇起、祕書丁遠超和接替我駐日新聞組長職務的朱文清。丁遠超的工作是應付臨時需要總統府的資料時，他必須很機動，來去台北和桃園之間。朱文清懂日文，必須做記錄，但沒有錄音。江口的隨員有錄音。
李總統不愧學者本色，訪問進行得條理分明。事前他有「備課」，一開始就把講題大綱及流程講一遍，讓江口知道以下三天的每一天要談的內容。每天從早上九點開始，一直談到傍晚。上、下午有兩段訪談，晚上則安排輕鬆的晚宴，當然，實質的訪問仍在席上進行，沒有間斷。三天的訪問進行得很順暢，可以說是一氣呵成。最後，李總統對我們開玩笑說：「你們創造了破天荒的紀錄，我從來不曾被『綁架』長達三天過。」
後記──陳柔縉
一九九○年初，蔣經國的兒子蔣孝武出任駐日代表，針對此事，我任職的政論周刊老闆給我一個電話號碼，「打去找張超英，做一個專訪」，那是第一次聽見這個名字，老闆說，他是已卸任的駐日新聞處處長。
這位子說大不大，整個政府同階的何止千百。張超英既卸了任，又不是部會首長，做專訪實在不符常例。那時剛好又和一位日本《讀賣新聞》的記者聊起，他告訴我，如果他要寫台日關係史，有一章一定要寫「張超英時代」。張超英這個人三頭六臂嗎？我心裡長了一朵好大的問號。
慢慢，我知道張超英之名確實在新聞界和外交界如雷貫耳。名氣響亮，不是因為他當過什麼部長、總司令，相反的，他的官位頗小，就只是個處長。對新聞界來說，他有點像電影裡布魯斯威利所飾不受節制的警探，以不按牌理出牌和神勇無比出名，單槍匹馬，做了跟他的職位不相當的大事來。
一九八○年代，他就能憑個人之力，讓新聞局長宋楚瑜密見了日本首相；原本不看台灣一眼的日本主流大報，紛紛被他打開；九○年代，李登輝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人物，背後的大推手正是張超英。
一九九三年，張超英從紐約回來擔任公視顧問，經老闆引介，我終於見到張超英的廬山真面目。這次，承蒙不棄，他委託我幫他寫口述回憶錄。我因而有更多機會來探究清楚「台灣政府的布魯斯威利」何以神勇的面貌與祕密。
這本書的寫作時間，前後拖延十二、三年，一來是中途張超英回任東京新聞處五年，完全中斷，再者，我們從沒有設定截稿時間，也沒有一張採訪綱目。每年他從紐約回台灣幾個月，我們有空就聊，東南西北，毫無次序。
我從三十歲寫到年過四十，斷斷續續，聽他講故事，永遠充滿驚奇與趣味，如看花火。直到今年最後收網階段，好像終於可以靜靜回顧他的人生，我開始常常邊寫邊流淚。有時，一個人在咖啡店敲著電腦，那裡的喧鬧絲毫無法稀釋我的情緒。
以我對張超英個性的了解，他八成難解我的心情。他自尊自重，知道自己無愧於工作，無愧於台灣，很欣慰自己所達到的成就，有什麼好落淚的。十幾年來，無數輕鬆或嚴肅的談話裡，我從來沒聽過他一聲怨，怨權力者沒回報他更高的位子。我採訪過不少大小官員，十個有九個自認懷才不遇，攻訐與輕蔑同僚就像吃三餐一樣頻繁。轉頭過來看張超英，他老像個政治競技場的新生，沒浸染半點官僚味，頗有權力名位於我何有哉的天真。他會抱怨、生氣、惋惜的都是事情沒做好，台灣沒辦法更有尊嚴、更進步、更民主。十幾年來，我有更長的時間檢視張先生的人格和成就，因而更容易流淚；他那麼淡然，那麼快意，反讓我幫他懷著委屈。
有一次和出版界前輩聊起張先生，對方在長長的談話裡，輕輕說了一句「像他這種小人物」，突然，我有種很深很深被刺傷的痛感。在那以前，那樣的形容，我可能不以為忤、不覺有異，張超英不過就是個處長而已，連常務次長都不是，更不是特任官，形容為小人物，何不當之有！？但當時，我確實非常難過，也很慚愧。
幾十年來，我們的眼裡只有位子高的大的政治人物，我們受惑於位子，誤以為位子高的，才是功勞大的，他們說的話才值得一聽，歷史是他們創造的，他們的身影才值得留在歷史。那一刻，我恍悟自己錯亂了什麼是大、什麼是小。
雖然，我無意把張先生捧成大人物，但他絕非小人物。他那種要盡一己之力，不媚當道，讓台灣更好的純粹念頭和不謀權位的純情行動，特別在此台灣政壇權欲薰心、道德毀棄的時代，民心一片沉悶與低迷中，更值得大家體會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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