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1945-1950）

第五章　臺灣專業史學的傳承與轉折──從帝大到臺大（摘錄）

前言
有關近代西方史學研究之傳入臺灣，長久以來缺乏深入之研究。臺灣與傳統中國一樣，文史發展來自傳統學術，不具近代西方專業史學分科之概念。自1922年，新「臺灣教育令」公布之後，日人在臺採行內地延長主義及日臺共學制，進一步將殖民地教育由專門學校推進至設置大學階段。1924年冬，臺灣總督府開始籌設臺北帝國大學，受命籌設者及首任校長（按：稱總長）為出身東京帝大史學科、長期從事殖民地教育工作的官員幣原坦。翌年3月，帝大預備學校「臺北高等學校」設立，三年後，1928年，臺北帝大接續創立。帝大籌設期間，一般輿論皆主張設立以醫、農為主之實業型大學，由於伊澤多喜男總督之堅持，認為文、理科為一切學問之基礎，最後折衷成文政與理農二部之特殊大學型態。
嚴格說來，帝大設置後，近代西方之人文、社會學術始移植於臺灣。臺北帝大文政學部設文學、史學、哲學、政學四科，乃近代新史學傳入臺灣之濫觴。此後，在日人統治臺灣的近二十年中，帝大史學科穩定成長，陸續畢業史學人才30餘名，先後出版《史學科研究年報》七輯。但1945年日本投降，帝大改制為國立臺灣大學之後，史學研究的傳承與內涵產生劇烈變化。本章所欲探討的問題有二，其一是以帝大史學科為主，探索日據時代臺灣近代史學的引進與發展過程；其二則探索1945年以後，日人傳入之近代史學傳承與斷裂問題。有關第二個問題，焦點亦有二，其一是1945至1950年代，即臺灣光復到大陸淪陷階段，臺北帝大接收改制過程中學術延續與轉折問題，其二是1950年以後日本所傳承之史學逐漸流失的探索。

第一節　日據時代臺灣專業史學的初建與發展

幣原坦受命籌設臺北帝大後，隨即前往歐美考察各殖民地大學制度，次年7月返日，開始實質籌備工作。7月28日初訪臺灣，實際瞭解情況。其創校宗旨採用歐美殖民地大學適地主義之原則，兼顧殖民地特殊情況，而以增進殖民地相關知識為鵠的，因此特別著重臺灣在日本帝國南向拓殖中扮演的角色，強調開展臺灣熱帶、亞熱帶（天然）及南中國與南洋（人文）的科學研究。秉此方針，臺北帝大設置理農學部及文政學部，於1928（昭和三）年3月17日正式開辦。
有關文政學部，幣原總長聘任與其熟稔之東京帝大學弟藤田豐八籌辦。藤田，1895年東京帝大文科大學漢文科卒業，旋入大學院深造，專攻中國哲學史。在學期間，與國史科學長幣原坦、漢文科學長市村瓚次郎（1864-1947）及同輩田岡佐代治（1871-1912，後易名嶺雲）、小柳司氣太（1870-1940）等相往來。彼等深恐日本初興之人文學術視野狹窄，主張在引入西洋近代學術文化之餘，同時建構日本、中國、滿蒙、朝鮮等一體的東洋史觀，始能建立具有全球視野的新日本學術。1897年以後，藤田長期居留中國，與中國現代新學術創建者之一的羅振玉（1866-1940）、王國維交往密切。他將近代日本引進之西方新學術思想、觀念介紹給羅、王（特別是王），相對的羅、王等具備的傳統中國博雅知識也相當程度的影響了藤田，而羅、王等開拓發掘的中國新史料影響藤田尤大。是時，西人謀我益亟，伯希和、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等入西域考察，發掘、劫奪史料甚多，羅、王以居京師學部，與彼輩交往，所見西域文獻，若敦煌石窟、流沙墜簡等獨多，藤田受其影響，亦因之而轉注意力於東西交通史之研究。1910年，藤田之《惠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在北京刊行，次年再發表《島夷志略校注》，此藤田以東西交通史名家著稱之始也。
民國建立之後，藤田返日，漸以專業東西交通史之研究者見重於日本學界，發表論文愈多。1920年，藤田獲東大博士學位。1923年出任早稻田大學教授，1926年被東京帝大聘為東洋史教授，1928年受臺北帝大總長幣原約聘，來臺擔任東洋史講座教授兼文政學部長，惜僅在職一年餘，即於1929年7月15日病逝於東京途次，年僅六十一歲。
總長史學博士幣原坦、文政學部長史學博士藤田豐八擘劃下的臺北帝大史學科，有何特色？史學科在帝大創設之年（1928，昭和三年）初置三講座──東洋史講座、南洋史講座及土俗學．人種學講座，充分顯現臺北帝大研究南方人文之特色。1929年，增設國史學（日本史）講座，1930年（昭和五年）增設西洋史學．史學．地理學講座，其後至1945年結束止，未再增設其他講座。
五講座中，東洋史講座由藤田本人任教授外，另聘桑田六郎為助教授，前嶋信次（1903-1983）為助手。1929年，藤田去世後，桑田晉任教授，1931年聘青山公亮（1896-1980）為助教授。南洋史學講座聘任出身東京帝大、留學歐洲，通荷蘭、西班牙數國文字的村上直次郎擔任，次年（1929）再聘亦通荷文的岩生成一為助教授。1935年（昭和10年），村上退休返日，岩生晉任教授，另聘箭內健次為講師，1936年升任助教授。土俗學．人種學講座為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移川子之藏（1884-1947），另有助手宮本延人（1940〔昭和十五〕年升講師，戰後為臺大留任，晉副教授、教授）。
1929年設置之國史學講座，則聘任出身京都帝大之中村喜代三（1897-1949）擔任，另有同校後輩小葉田淳為助教授。最後設立之西洋史學．史學．地理學講座，起初由村上教授兼任（代理）講座教授，另聘臺北高等學校教授庄司萬太郎為講師，講授西洋史課程。1935年，聘菅原憲為助教授（西洋史）、小野鉄二（1900-1949，地理學）為講師，1937年菅原升任教授。五講座中只有國史、東洋史及南洋史招收專攻學生，土俗學．人種學及西洋史學．史學．地理學講座則僅從事研究及支援教學工作，不收學生。臺北帝大史學科，除南洋史及土俗學．人種學之設置，顯現其重要教研取向與特色外，師資來源不限於主事者東京帝大門派，尤令人感佩。像負責國史學科之學者全為京都帝大出身，後期所聘西洋史講座菅原憲亦出身京都帝大。
日本帝國大學採歐陸大學之講座制，是一種研究性質極強的組織型態。招收學生及開設課程不多，教師之主要功能在導引學生從事專門研究、寫作卒業論文。以史學科教師及學生論文的實際業績來看，無論國史、東洋史及南洋史三專攻，皆顯現中世以後東亞及東南亞水域關係史研究的明顯特徵。東洋史前後二講座藤田及桑田，皆為以漢文史料為主、研究東西交通史之著名學者。藤田氏之研究成果，上起漢代，下至明清，廣泛探索東西交通史上有關西域及南海交通貿易諸課題。桑田踵繼，以考證中西交通史上諸地名為研究主題，諸如：〈南洋崑崙考〉、《三佛齊考》等均是。國史學助教授小葉田氏則研究日本對外關係史，以發掘琉球《歷代寶案》新史料蜚聲國際，又倚之研究日明及琉球與南洋之關係。南洋史講座自村上直次郎鑽研十六、十七世紀歐人東漸史，開始研究此時期南洋地區日本人之活動。此一研究方向，後為承其位之岩生成一所繼承，持續研究日人之南洋經營，特別是南洋地區之日本町問題。至於教師發表之研究成果，史學科自1934（昭和九）年起出版《史學科研究年報》，至日本戰敗、帝大結束止，共出版7輯，發表論文37篇。其中以桑田、岩生、小葉田三人論文最多：桑田、小葉田各發表6篇，岩生發表7篇，三人合計已過半數。
至於史學科學生，18年中畢業生共計30餘名，其中專攻南洋史者最多，約占半數，東洋史次之，國史者較少。南洋史專攻學生，除英、德（高等學校）、法（文學部必修二年）文外，尚須在西班牙文及荷蘭文中選習其一，選西文者多研究菲律賓問題，選荷文者則研究荷屬東印度問題。因語文要求多，南洋史專攻學生有半數延遲修業年限至四年或五年。無論專攻為何，畢業生只有2名為本島人（臺灣人），即首屆（1931）畢業生柯設偕及1933年畢業之張樑標。柯設偕為著名宣教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外孫，專攻東洋史，卒業論文《台湾の名稱の歴史的並に地理的考察及び古代漢民族の台湾に関する知識の變遷》，畢業後長期任教基督教淡水中學（今淡江中學）。張樑標，臺中人，專攻南洋史，卒業論文〈第十六、七世紀に於ける南支と南洋との歴史的関係〉，光復後一度任職於臺灣省編譯館。臺籍學生過少，或許是日人在臺新史學傳承不顯的原因之一。
除帝大史學科外，戰爭末期帝大曾成立熱帶醫學、南方資源科學及南方人文三研究所，從事總督府及軍部委託的研究計畫，以強化帝大對帝國及總督「大東亞共榮圈」的服務功能。附屬於文政學部的南方人文研究所，於1942年籌劃，次年3月創立。
南方人文研究所分為兩部。第一部主要從事南方（指臺灣、華南與南洋）法政與經濟問題之研究；第二部則研究南方民族、社會、教育、語言文學、歷史及地理等問題，其研究領域明顯與史學科東洋史學、南洋史學及土俗學．人種學三講座之研究領域重疊。因此三講座成員均投入該所第二部之研究工作。土俗學．人種學移川教授研究南方圈民族及風俗習慣，東洋史桑田教授調查研究南方圈相關之史蹟與史實，南洋史岩生教授調查研究荷蘭時代臺灣相關史料，箭內助教授研究菲律賓華僑史等均是。該所前後計三年餘（1943.3-1946.11），移川（1943.3- 1945.3）及桑田（1945.3-1945.11）先後任所長職。他們的努力使總督府原訂偏重研究法治、經濟現實問題之傾向，轉趨不偏廢民族、文化方面研究的實質狀態。
另一方面，由於南方人文研究所額外的經費挹注，該所在聘用帝大相關教員為兼任所員之餘，尚聘有專任所員、大量囑託（特約人員）及助手，研究人力大為增強。臺籍吳守禮及陳紹馨二氏先後（1943.3及1944.3）被聘為該所囑託，吳氏負責中文文獻及白話文之翻譯，陳氏則從事華南社會之調查研究工作。
因成立時間短促，南方人文研究所研究工作尚未全面開展，日本即戰敗投降。由於戰爭期間日本財政窘迫，加以戰火又及於臺灣，均嚴重影響該所之調查研究工作。其出版品計有《南方人文研究所所報》（第一號，1945.3）、《南方人文研究所彙報》（第一期，1945.3），研究專著則有桑田六郎撰《三佛齊考》、目錄索引一冊（《南方支那地誌目錄（福建省、廣東省）》）、調查研究報告五種，及其他翻譯、資料兩種。

第五章　臺灣專業史學的傳承與轉折──從帝大到臺大（摘錄）

前言
有關近代西方史學研究之傳入臺灣，長久以來缺乏深入之研究。臺灣與傳統中國一樣，文史發展來自傳統學術，不具近代西方專業史學分科之概念。自1922年，新「臺灣教育令」公布之後，日人在臺採行內地延長主義及日臺共學制，進一步將殖民地教育由專門學校推進至設置大學階段。1924年冬，臺灣總督府開始籌設臺北帝國大學，受命籌設者及首任校長（按：稱總長）為出身東京帝大史學科、長期從事殖民地教育工作的官員幣原坦。翌年3月，帝大預備學校「臺北高等學校」設立，三年後...

卷頭語：臺大的開放校風與人文精神（摘錄）

臺大的歷史，包含日據時代創立的臺北帝國大學（1928-1945）和光復後改制的國立臺灣大學（1945年迄今）兩部分，其傳統校風與精神自應兼及兩校合計八十餘年的歷史。
臺北帝國大學是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時期所創立的大學，受到帝國及總督的管轄，有為殖民地服務的功能性目的。但另一方面，她既是帝國大學，因而也和日本本土的帝國大學一樣，享有學術研究機構（非一般教育機關）得天獨厚的特殊性質，具有一定程度的學術獨立性與開放性。正如臺北帝大首任總長幣原坦（1870-1953，1928-1937在任）在帝大籌備期間所宣示的：「總督府設置臺北帝大的目的，在於利用臺灣地理人文條件，發展以臺灣為中心的華南及南洋研究。」其功能性目的與研究掛帥之雙重指標躍然紙上。
隨著時局的發展，臺北帝大由最初的文政、理農二學部，1936年增設醫學部，1943年理、農二部分立，並增設工學部。戰時更曾增設熱帶醫學（1939）、南方人文及南方資源科學（1943）三研究所，其功能與實用性格不斷增強。在短短十七年的校史中，已有可供後人緬懷效法之處，爰舉數例於後。
一、籌設階段重視人文、社會之精神已然顯現
日本殖民政府在臺創設大學雖起意於1922年田健治郎（1855-1930，1919 年10月至1923年9月在任）總督任內，但日本國內意見或認為臺灣設立大學尚非其時，或認為設立大學與統治臺灣之根本方針有違。縱使要設立大學，臺灣也只需設立以醫學部與農學部為主的實業大學即可。這些看法與見解，均因其後擔任總督的伊澤多喜男（1869-1949，1924年9月至1926年7月在任）之堅持而有重大轉變。伊澤就任後，先揭櫫他的治臺理念：「臺灣的政治並非為了日本內地人民的政治，而是為了臺灣人的政治。」因此在前幾任總督懸而未決的教育問題上，伊澤認為以籌設臺北帝大最為重要，決心不顧國內人士之意見，傾注心血以求其實現。伊澤總督委任其好友日本史專家、文學博士幣原坦負責籌備，先後在1925、1926兩年編列「帝國大學創設籌備費」及「大學新營費」，並派遣預聘之教授以總督府「在外研究員」名義赴國外預作相關之留學、研究，積極籌辦新大學。在未來大學的規模與內涵上，伊澤總督也有一己之抱負與理想。他反對僅以發展實業大學為已足，力主在實業大學之外，同時發展臺灣相關文化，並以此為大學創設目標，故未來的臺北帝大必須包括人文學科在內。
1925年10月9日至11日，大學創立會議於總督辦公室舉行，伊澤總督首先說明文科與理科為學問之基本，故應從建立文、理學部著手。與會者不敢忤逆總督之言，均表示以本質而論總督所言固屬正確，但觀察臺灣現狀，若僅設文理學部，學生畢業後社會需求極少，建立大學的效果相對薄弱。後經全體與會人士反覆討論，最終確立臺北帝大文科以外加法科，理科以外加農科的綜合大學基礎結構。伊澤總督並特別強調設置法科非以「法律屋」（靠法律吃飯者）為目的，而是為培養有儒學道義為基礎之政治人物，因而臺北帝大政學科在法律科目外，需要與文科學生一樣必修東洋倫理學，同時兼選修其他文科科目，這與當時已成立之大學法科殊異其趣。
伊澤總督以其超人之識見、迥異常人的人文關懷，前瞻性地樹立早期臺北帝大之基調。在幣原坦籌備執行下，使原本口徑一致、偏向於實業大學導向的臺北帝大，扭轉成為不偏廢人文、社會科學，並重視基礎科學的大學理想精神。緬懷前賢，不勝景仰。

卷頭語：臺大的開放校風與人文精神（摘錄）

臺大的歷史，包含日據時代創立的臺北帝國大學（1928-1945）和光復後改制的國立臺灣大學（1945年迄今）兩部分，其傳統校風與精神自應兼及兩校合計八十餘年的歷史。
臺北帝國大學是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時期所創立的大學，受到帝國及總督的管轄，有為殖民地服務的功能性目的。但另一方面，她既是帝國大學，因而也和日本本土的帝國大學一樣，享有學術研究機構（非一般教育機關）得天獨厚的特殊性質，具有一定程度的學術獨立性與開放性。正如臺北帝大首任總長幣原坦（1870-1953，1928-1937在任）在帝大...

編輯凡例

卷頭語：臺大的開放校風與人文精神
一、籌設階段重視人文、社會之精神已然顯現
二、1931年文政學部教授反專斷、爭取教授會權力事件
三、理、農之爭與學部分立
四、學生對臺北帝大學風的體驗

第一章　光復初期的臺大文學院──羅宗洛接收時期（1945.10-1946.5）
前言　臺北帝大及文政學部梗概
第一節　羅宗洛與臺北帝大的接收
第二節　羅宗洛在臺大與長官公署的交涉
第三節　接收時期的臺大文學院
餘論

第二章　光復初期臺大文學院的轉折與奠基──陸志鴻校長時期（1946.8-1948.5）
序言
第一節　陸志鴻接掌臺大
第二節　二二八事變前的臺大文學院
第三節　二二八事變與林茂生遇害
第四節　錢歌川到任與文學院之轉折
第五節　文學院之「初建」
第六節　許壽裳來校任教及其被害
第七節　陸志鴻去職：兼論其功過得失

第三章　光復初期臺大文學院的轉折與奠基──莊長恭校長時期（1948.6-1948.12）
前言
第一節　莊長恭校長之挫折──臺大教授解聘事件
第二節　莊長恭校長之挫折──總務長任用及續招轉學生事件
結語

第四章　光復初期臺大文學院的轉折與奠基──傅斯年校長時期（1949.1-1950.12）
前言
第一節　傅斯年校長的上任
第二節　傅斯年對高等教育的著論與看法
第三節　傅斯年出長臺大的理念與實際
第四節　傅斯年與文學院陣容之重整
結語

第五章　臺灣專業史學的傳承與轉折──從帝大到臺大
前言
第一節　日據時代臺灣專業史學的初建與發展
第二節　光復初期日本史學的延續（1945-1948）
第三節　光復初期中國史學的引入、轉折與茁壯
第四節　日本史學傳承的消散
餘論：臺灣史學日本淵源延續與消退的原因

第六章　光復初期的民族情感與省籍衝突──從臺灣大學的接收改制做觀察
前言
第一節　主要人物簡介
第二節　光復初期民族情感之澎湃──以羅宗洛接收時期為例
第三節　文化衝突例一──臺大醫院罷診事件（1946.3.22-4.11）
第四節　文化衝突例二──二二八事變前後，林茂生所扮演的角色
第五節　杜聰明、莊長恭與傅斯年
結論

附錄：傅斯年相關研究

傅孟真先生臺大七百日史料抄
一、楔子
二、傅孟真臺大校長任內大事紀要
三、布告文章等原始文獻摘錄

傅斯年與史料學派──實際運作之研究
前言
一、史語所成立時期的人事──傅斯年與顧頡剛的合與分
二、傅斯年與陳寅恪之合作

從往來書信看傅斯年與夏鼐的關係──兩代學術領袖的相知與傳承
前言
一、傅斯年對夏鼐治學途徑的指導與影響
二、夏鼐入史語所後與傅斯年之互動──西北考察團期間
三、抗戰勝利後夏鼐與傅斯年的互動
四、夏鼐代理史語所所長期間的表現
結語

徵引書目
索引
編後語

編輯凡例

卷頭語：臺大的開放校風與人文精神
一、籌設階段重視人文、社會之精神已然顯現
二、1931年文政學部教授反專斷、爭取教授會權力事件
三、理、農之爭與學部分立
四、學生對臺北帝大學風的體驗

第一章　光復初期的臺大文學院──羅宗洛接收時期（1945.10-1946.5）
前言　臺北帝大及文政學部梗概
第一節　羅宗洛與臺北帝大的接收
第二節　羅宗洛在臺大與長官公署的交涉
第三節　接收時期的臺大文學院
餘論

第二章　光復初期臺大文學院的轉折與奠基──陸志鴻校長時期（1946.8-1948.5）
序言
第一節　陸志鴻接掌臺大
第二節　二二八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