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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摘錄）
李承機（成功大學臺文系副教授）、李育霖（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壹、編輯目的
本書是《「帝國」在臺灣》第二冊，目的仍然是延續第一冊所提出的問題，亦即探索「帝國」在臺灣重層複雜的權力結構與支配形式。當然，「帝國」在此應當被視為複數，諸帝國之間的關係也是相互交涉而重疊。本系列希望強調的並非「帝國的」，而是「在地的」視角，亦即從在地觀點描繪帝國的權力構圖。因此，系列聚焦與呈現的，並非帝國知識的再現或反覆，也非再現那些被遺忘或被認為需要記憶的歷史經驗，而是涉及在地知識的建構及相關歷史議題。本書雖與第一冊相同，聚焦的「帝國」仍然是日本帝國在臺灣的殖民主義與在地的被殖民經驗，然而與第一冊描繪日本帝國在殖民地的知識、權力構成與情感描圖不同的是，本書更著重於被殖民經驗過後，也就是二戰後臺灣社會在不同時期面對政治、經濟、社會等狀況變化時，對於過往日本帝國殖民時期知識與社會文化的重新理解。
在臺灣的被殖民經驗中，1945年二戰的結束，同時也意味日本殖民時期的結束，無論在當時歷史現場乃至當前普遍的歷史認識裡，「戰後」一詞即等同於日本殖民體制的終結。然而，被認為應該消亡的日本殖民體制及相關經驗對於「戰後」概念的介入，無疑是至關重要的。首先，日本殖民時期恰好因為戰爭結束而成為一個過去的歷史階段。但弔詭的是，即使「實體的」殖民時期已經終結，卻並未真正成為過去；相反地，所謂「日本時代」以集體記憶或歷史記憶的形式繼續存活，並且在往後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乃至當下都仍持續發揮特殊的、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效用。換言之，儘管「戰後」一詞隱含著戰爭的結束與「大日本帝國」的瓦解，但並不見得標示戰爭經驗即等同於殖民地經驗，也不等同於整個被殖民經驗的終結。
眾所皆知，戰後至今臺灣的政治處境與文化條件，相較於其他許多從帝國架構中分解而來的前殖民地（多已成為國民國家者）有著相當程度的特殊性。二戰結束後，國民黨政府旋即在臺灣進行「去日本化」或「再中國化」的相關政策，亦即意圖將主要形成於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人」，從接近「日本人」的狀態，轉化為當時已擁有辛亥革命與中日戰爭等重大歷史經驗的「中國人」，而這些政策也成為國民政府在戰後臺灣執行的重大文化工程。縱使在1945年之後不久的時間點，所謂「中國人」在文化相關面向上不見得具有清楚且安定的狀態，然而這一個號稱「再中國化」的工程，包含了語言、歷史、地理等緣於民族主義原則的相關意識型態，所以特定意義上也可被理解為國民黨政府以及部分臺灣人知識分子於戰後在臺灣進行的「解殖民」（de-colonialization）運動。進入這段時期以後，很明確地關於「日本時代」的記憶與歷史敘述必然經過重新篩選與編纂始得以構成。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文化工程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時常讓人聯想並類比日本殖民統治末期意圖將臺灣人轉化為日本帝國子民的「皇民化運動」，並且牽動著「戰後」概念的構成與臺灣特殊的殖民地政治經驗與社會變遷過程。
爾後，「後殖民」（post-colonial）一詞經常被用來描述1990年代以降至當前臺灣的文化氛圍與相關的文化活動。但所謂「後殖民」也與戰後即開始進行的「解殖民」工程概念上相當類似，不只在臺灣的歷史文化經驗脈絡中顯得模糊不清，更在各方勢力或意識型態的角逐爭奪下，無法獲得更具體的意涵。一方面固然由於前述國民黨政府於戰後臺灣所進行的文化工程；另一方面更由於1980年代中葉起至今仍然持續進行的新一波所謂後殖民（或解殖民）運動。如同第一冊曾提出的，因為臺灣後殖民的「遲到」與「未完成」，使得臺灣的後殖民運動內涵更趨複雜。是以，臺灣新一波後殖民運動伴隨的，除了一般後殖民運動經常面臨的包括民族主義、反抗主題、歷史編纂與後殖民主體建構等議題之外，它並同時在面對全球主義、新自由主義（或新經濟主義）、恐怖主義乃至新激進主義等各項全球化議題時而顯露抗拒，又時而共振合拍。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戰後國民黨政府時期的文化工程對日本殖民時期的知識建構與歷史編纂，也成為1980年代中葉以降後殖民運動中重新理解「日本時代」時無法繞過的路障（或以下所稱之「層疊」）。
所謂「日本時代」，就詞義上而言，應指始於1895年而終結於1945年，臺灣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半世紀期間殆無疑義。但如此具體的時期標示，並不表示它便具有準確與清楚的歷史定義，充其量只是一個為了標示歷史時期而具有相當程度普遍性的方便用語。基本上，緣於日本殖民體制終結前後在政治體制上的差異性，戰後一開始使用「日本時代」一詞當然有其便利性。然而，當考慮到國民黨政府的「解殖民」文化工程與日本殖民統治的關聯性時，「日本時代」一詞對臺灣社會在歷史意識或記憶上所造成的影響便有其特殊意義。首先，使用「日本時代」來指涉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自然帶有將整個殖民地經驗統整為一個全體的意涵。其次，如同前述，「戰後」一詞並不等同於整個臺灣的被殖民經驗終結，「日本時代」一詞並非單純僅對一段歷史時期的指稱。當使用「日本時代」來理解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相當程度隱含著與其前後歷史時期（例如「清治時期」或「國府時期」等）的比較與對照性意涵。
有鑑於「日本時代」一詞已經包含某些統整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歷史意識或歷史認識，以及對日本殖民統治的記憶方法，因此本書提出將「日本時代」視為一個歷史記憶的方法或過程，而非只是一個過去的「歷史階段」。而且為了更廣泛了解「日本時代」的歷史記憶如何在戰後不同的歷史階段，不斷變形與持續運作的情形，本書也盡可能涵蓋不同面向，包括從學術論述到民間議論的形構、從傳統的戲劇類型到大眾庶民的文化傳播、從個人的回憶到具有集體意義的歷史記憶，以及從律法的建構到檔案的製作管理等。這些多面向與多層次的討論對象，恰恰體現歷史記憶運作的豐富面向與無所不在，也符合本書編輯目的與主張，即「日本時代」的歷史記憶不僅存在於高階知識系譜的建構，同時也存在於一般大眾生活的日常活動場所及各種文化領域。本書所期待的也正是透過這些具體經驗材料的討論，臺灣社會應對自身歷史記憶的複雜運作進行深入理解。
貳、議題設定與方法論
本書將「戰後」關於日本殖民時期的記憶與歷史認識等理解為持續性的文化工程，但在時序上相應於歷史論述的構成與認知，約略將戰後的解殖民運動區分為兩個時期：一是1945年隨著日本戰敗並結束在臺灣的五十年殖民統治，國民政府旋即執行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重大文化工程，我們暫且將之稱為第一層的去日本化解殖民運動。其二是1980年代中葉以降至今仍然持續進行的所謂「後殖民」運動，我們將之理解為第二層的解殖民運動，也就是一般所謂後殖民運動。儘管該時期的文化議題相對複雜，但在第二層的解殖民運動中，主體性的追求往往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工作事項之一。此處必須強調的是，這一權宜的區分表面上看起來像是遵循歷史線性發展的過程，但事實上在記憶的實際運作中，兩者並非截然劃分的。特別是後者的行動方案中，第一層的解殖民運動論述經常影響著第二層，兩者之間彼此交涉重疊，糾纏不清。
一、關於「歷史記憶」
至於何謂「歷史記憶」，本書將採取並引申Maurice Halbwachs所指出之「集體記憶」與「個人記憶」同時具有衝突與互補關係的論點。Halbwachs透過區分「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以及之間「尖銳的對照」，指出兩者的相互關係建立在「集體記憶」需要將「過去以要約後的圖式般型態顯示」，以作為「個人記憶」的輔助，並用以消解兩者間不一定相互契合的對立關係。從而，本書一方面採取「集體記憶」所具有的「圖式型態」，並納入記憶原本就不安定的特徵，將「歷史記憶」理解為在不同歷史時期持續存在，並一再被變造而變形的歷史相關記憶或其製作方法。另一方面，相較於一般國民國家的建立過程往往需要建構屬於國家的「歷史」，所謂「歷史」的相關場域即形塑國民的重要裝置，甚至需要把國民擺放在特定歷史脈絡之中。本書為了聚焦於作為特定歷史場域的臺灣其相關「歷史記憶」的方法，以及考慮到臺灣特有的經驗過程（或可稱長時期未嘗出現建構屬於自身國家「歷史」的政治狀態），並無法直接認為國民就會輕易在國家所建構的「歷史」得到安置。簡言之，本書主張「歷史記憶」的方法需透過特定的歷史意識始形成一套具有歷史意義的「時間感」。因此特定群體對於「歷史」的理解也並非歷史本身，而是更接近歷史意識的「時間感」，也就是我們所理解的「歷史記憶」。
當然，對於「歷史記憶」的關注也必然連帶與歷史編纂或歷史檔案等議題相關，同時也無可避免將標誌某些特定的歷史認知與歷史論述的立場或位置等。本書聚焦這些議題，並非嘗試論斷何種歷史觀的真假，亦非宣揚或斷定某些政治立場其正確與否。相反地，是將既定的歷史論述與記憶「問題化」，亦即深入這些歷史記憶的肌理，爬梳其生成的脈絡，並藉以披露這一歷史知識的生成系譜與權力配置。換句話說，這一關於日本殖民時期記憶的重新理解，恰恰標誌此時此地的一次歷史事件，一次見證（witness）歷史的當下時刻，而這些思考與論述也將進一步檔案化為歷史的證言（testimonies）。
二、關於記憶的「檔案化」
本書認為任何有關解殖民的文化工程都必然與意識型態、語言、文化政策，乃至一般民間文化活動密切相關。但重要的是，如同呂柯爾（Paul Ricoeur）指出，任何「自然記憶」都必須重新被喚醒、被追認，並強調認知與實踐的面向。引申來說，這便是一般所熟知的歷史認知與歷史編纂，亦即從一個特定視角對記憶進行重整或統合，也等於某種歷史過程與歷史知識的構築，其中就會涉及記憶的定型化與經驗材料的檔案化。從而，呂柯爾所謂的「自然記憶」僅止於一種未被喚醒或追認前的型態，仍然必須在特定歷史框架中經由既定的時空認識模式，而由人工轉化為某種獲得記憶的結果，也就是轉化為歷史知識與論述。此般過程即等同「歷史記憶」被賦予價值與意識型態之過程，或如同前述之「個人記憶」需要連結「圖式型態」般的「集體記憶」，以完成一套「歷史記憶」的做法。
然而，此處仍然必須強調本書目的並非希望再現那些被記得或遺忘於歷史現場的經驗，或重述既定歷史知識的系統，而是將其「問題化」，藉以披露歷史的知識系譜與其權力配置，以及人們在建構「歷史記憶」時的各種特殊文化裝置。在這一方面，需要從既有的知識考古學轉向為系譜學的考察，亦即從歷史經驗的細微之處以及歷史知識系統的斷裂之處進入，探索其論述的系譜脈絡及其權力布置。將記憶的定型化模式以及知識系譜構成加以「問題化」時，本書不會如同既有的知識考古學者一般成為新的檔案學家；而是與此同時，本書也會承認自身也是知識權力關係的繪圖者。當此面對歷史記憶的重新檢視與理解體現的時刻，一方面是一次「驗證」歷史的倫理行動，並標示此一重新驗證歷史的當下時刻；另一方面，重新檢視關於歷史記憶「檔案化」的同時，也正彰顯歷史的「去檔案化」歷程。
更進一步，對於歷史記憶的重新驗證也將挑戰歷史編纂所賴以建立的線性時間發展觀念。如果前述「自然記憶」甚或人工的記憶總是在特定的歷史框架中成為歷史知識與論述，那麼我們應該直接「遺忘」甚至「清除」歷史而返回記憶，因為記憶本身事實上已經標誌著不同於歷史的時間認知結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即指出，「過去」會作為虛擬的記憶而與當下共存，並在當下的「濃縮」中具體成形。柏格森在著名的倒圓錐形時間結構示意圖清楚說明，已成為虛擬的過去會在當下濃縮而成為實際的記憶；或者反過來，當下會持續進入虛擬過去的不同層次進行找尋，而成為具體實際的記憶。
柏格森關於記憶的時間構圖也適合我們用來理解「日本時代」記憶在戰後各種文化方案的運作情形，不管是透過回想（recollect）或非自主性的回憶（involuntary memory），「日本時代」的記憶必然在特定當下的平面中被具體化或實際化，甚或被轉譯成歷史敘述，並進一步建構成為特定歷史的相關知識。從這一角度觀之，戰後關於「日本時代」的記憶構成並非如歷史一樣是線性發展的，也正因為從不同時期所回復的「日本時代」記憶彼此之間並不必然存在邏輯性的前後關係，每個當下的平面與具有虛擬性質的過去圓錐體，就成為一種直接連結的相互關係。
三、關於記憶的「皺褶」
從而，本書進一步以「皺褶」（fold）一詞來描繪記憶之於歷史的複雜構成（或稱「歷史記憶」的構成方法）。此處可以先將記憶視為有如皺褶般的蠕動特性，並在皺褶運動中逐漸形構層疊的皺褶。因此皺褶一詞不僅用來稱呼記憶的活動，同時也指涉記憶活動所形成的記憶皺褶。如此一來，任何當下的追憶活動中的確將過去的記憶折疊在內，使其定著化並取得形式，進而構成歷史的論述與知識。而這些既定的形式與歷史論述就如地層的疊層一般作為基礎，並與持續而來的折疊運動相互影響。這是為何本書主張在第二次解殖民（或「後殖民」）的皺褶活動中，無可避免地涵括第一次皺褶的各項記憶元素。
更需要在此指出的是，每次記憶的皺褶蠕動中，皺褶除了將外部內折形成知識之外，同時也將自身外折，亦即將某些「歷史」遺忘而返回記憶，返回一個更廣泛的虛擬歷史性存有，而這點正是本書對「日本時代」記憶重新驗證的最重要企圖。此處無法也無意釐清「真實」的歷史為何，或「真實」的記憶為何，更遑論標誌一個政治正確的歷史觀或歷史編纂學。本書對於各項學術論述與各種文化檔案的重新考察，是期待披露「日本時代」的記憶其定著與消解，以及記憶與歷史之間的合褶開褶，甚至指出往後仍會持續反覆的開褶合褶運動。從這一角度看來，與「日本時代」相關的記憶形構過程，即作為方法的「日本時代」，才是理解當下「歷史記憶」構成，甚至往後歷史發展方向的重要方法。
戰後不同時期與不同意識型態的解殖民文化工程對於歷史記憶的定型化都有一定效用。「日本時代」的記憶，當然包括自然與人工的記憶被喚起，重新認知與理解，乃至進一步構成歷史知識與論述。這是記憶的沉積化作用，進而逐步堆疊成歷史知識的層疊。然而，這一定型化應被視為持續變化的過程，因為定型化的同時，一定程度上也正意味著固定型態的解消。這一持續不斷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也可以被理解為歷史記憶的定型與再定型，亦即一段彼此交織交疊，並不斷彼此衍生的歷史歷程。
此外，記憶的「定型—生產」過程一方面與被殖民歷史連結，另一方面也與當下的歷史時間連結，這正是本書嘗試披露的記憶皺褶運動及其歷史效用。例如，許許多多的大眾文化或文化產業（例如漫畫造型等），總是一再取之於歷史圖檔並重新賦予新的形象。但這不應僅被視為歷史形象的再現或更新而已，而應被視為歷史記憶的重新製作與再生產。歷史記憶在這一生產過程成為材料，然而也在其中推陳出新，構成新的歷史記憶。這一層面上，歷史記憶的定型化與構成也與文獻紀錄的利用與記憶的檔案化密切相關，因此歷史文獻檔案所被賦予的政治性於是成為記憶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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