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孤獨的民運長跑者〉（節錄）
法輪功的崛起和「五毒」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以後，中共左右中國人的思想信仰在中國人的思想深處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出現了思想信仰的真空。在這一大背景下，香功、中功、法輪功相繼問世。尤其是法輪功在中國境內外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 是一種中國精神修煉，將冥想和氣功修煉與真、善、忍的道德精神融為一體。李洪志先生是法輪功的創始人。一九八○年代出現的氣功熱接近尾聲時，李洪志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首次在東北地區公開傳授法輪功，立即吸引了大批追隨者，無數男女老少聞風而至。法輪功還得到了官方的默許，因此在中國得以蓬勃發展，這個功法還走出國門，傳法到了境外的臺灣、香港、新加坡。根據一九九九年中國政府的估計，全世界七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擁有約七千萬至一億法輪功修煉者。
法輪功在中國的流行，也許有利於阻止中國人迅速的人性墮落和道德下滑，我把這個視作為政府力量不及的情形下民間的道德自救。由於法輪功的規模以及獨立於中共國家的精神教義，很容易被共產黨和公安部門將其視為潛在的威脅。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輪功萬人修煉者包圍中南海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我因為這個事件知道了法輪功，直覺告訴我法輪功是一股新的社會力量，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國政治大變過程中可以產生作用的社會力量。
法輪功的崛起和迅速發展必定引起中國政府極大憂慮和恐慌，採取斷然措施予以取締是它的一個必然手段，於是一九九九年六月正式取締法輪功。也許是因為「四月二十五日」事件，讓中南海痛下殺手予以取締，法輪功直接被中共推向了政治對立面。在這一點上，我倒是很理解中共的思想行為，歷史上宗教勢力的發展嚴重削弱甚至摧毀皇權的事例頻仍，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元末的紅巾軍，清朝中晚期的太平天國運動，都嚴重地打擊和摧毀專制王朝。中共鎮壓法輪功有明顯防患於未然的政治作用。
中國境內的法輪功修煉者受到嚴厲迫害，或被迫放棄修煉，或拒不服從而被投入監獄。中國政府與法輪功之間殊死鬥爭就這樣開始了，沒有一方表現出妥協或屈服的跡象。雙方的交戰從中國境內轉戰到了海外，無論中國政府領導人走到哪裡，他們都會被在海外嚴陣以待的法輪功學員所組織的示威活動包圍甚至淹沒。根據法輪功學員的說法，中國政府因為愚蠢而將法輪功從一個非政治運動團體轉變為一個新的並且強有力的、致命的政治死敵。
出於這個思考，我就很希望與法輪功結盟。一九九九年的九月，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抵達澳洲雪梨，下榻洲際酒店，在旅館外被民運、有獨立傾向臺灣社團、自由西藏運動、維吾爾人和法輪功修煉者合圍抗議。這家五星級賓館，也就是一九九二年五月我們第一次在此拜會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地方。臺灣人的隊伍足有百人以上；藏人的隊伍也超過百人，揮舞著雪山獅子旗，大部分為藏人，也有不少澳洲人，他們都是達賴喇嘛支持者；法輪功學員有上百人，身著黃色練功服，整齊劃一地站立在賓館大門對面的馬路上練著功法；另有一組人，也有好幾十人，舉著月牙旗，粗一看都是白人。此情此景，「五毒俱全」一詞立刻在我腦中閃現，從那一刻起，我開始用這個自貶解嘲的專門術 語來統稱這五股不同的政治社會力量。以後不知何時起「五毒」——指海外民運、臺獨、自由西藏、維吾爾人、法輪功五股對中共的反對力量——一詞在中共反對運動中被經常而且相對廣泛地使用。不敢自誇描繪和自嘲這五大中共反對力量的「五毒」一詞因此原創，但至少這個專門詞彙是與其他學者和官方的使用的一個巧合與共識。
那一天，我們民運隊伍的人數最少，不足十人。經過思考和選擇，我們想匯合到法輪功的抗議隊伍中去，因為是膚色、種族、文化和來源地相近。但是被法輪功學員驅趕了出來，他們的理由是他們不搞政治，他們只是修煉。民運是搞政治的，不應與他們為伍。我並不生氣，只是覺得法輪功修煉者有點迂腐。再過兩年到了二○○二年，由於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過於強烈，法輪功放棄了原來不搞政治的迂腐想法，對中共進行了激烈的對抗，報紙《大紀元》、電臺《希望之聲》、電視《新唐人》、網站《明慧網》等紛紛登上政治舞臺，成為了中共最為強勁的政治對手。也就是這個時候，法輪功學員積極主動地來與我互動，一時間我成了法輪功活動舞臺的重要演講人。接受法輪功學員的邀請經常在他們的活動中發表講話，我將此視作為是一種政治結盟與合作，但是法輪功學員肯定不會這麼認為。我理解在與法輪功進 行合作的時候，各自的理解會有很大的差別，就如同臺海之間的「九二共識」一樣，各自的表述不一樣。
客觀地說，現在法輪功對中共形成的政治壓力遠遠大於民運對中共的政治壓力。五毒中只有民主運動是中共的真正政治威脅，它向中共發出政治挑戰，直指問題的核心，要求政治制度的澈底變更。而其他四毒，只是希望求得自身的訴求，不直接也不希望挑戰中共的政治制度，而且他們都不視中共為自己的敵手。他們都是被中共自己定為政治敵手。尤其如法輪功在未被取締之前是很明確配合中共的，由於中共恐懼法輪功的進一步擴大可能形成類似歷史上的宗教反抗，從而威脅中共政權的根基而先下手為強把法輪功推到了對手的位置上，法輪功因此被逼才奮起反抗。由於共產黨施政的倒行逆施，現在由原來的五毒已經擴大為七毒或者N毒，新增加了港獨、蒙獨、滿獨甚至是滬獨。
〈第四章 漫長的困守〉（節錄）
離開中國去西方，本意是尋找有意改變中國現有政治體制有志者而緊緊跟隨。十多年過去了，民運陷入了低谷，在我的前頭沒有我可以跟隨的領袖人物了，怎麼辦？是放棄歸隱還是繼續前行？我選擇了後者，繼續前行。自己引領自己，自己開山築路。自己在低落的民運中堅守，以時間換取空間，等待歷史機遇的出現。
什麼是民運？
當代中國民運從毛澤東死後開始，起源於中國境內，發展到海外。一九八九年以後只在海外，不在境內，境內沒有生存空間。維繫中國民主運動的是民運組織，以組織力量保持和推動民主運動。中國民運組織主要是由異議人士和民運人士兩部分組成的。在通常情形下，異議人士和民運人士既有區別，也有重合。
異議人士是獨立人士，他們發表意見時所站的立場是完全意義上的「個人立場」，其言論只對個人負責，他們發表意見時或是出於道德良知，或是基於義憤。他們是一種勇敢的人，不計其後果。他們不但與政府所持的意見相抗衡，而且還敢於挑戰社會的主流意見。
民運人士的言論立場則更多地關乎國家、民族和社會，其言論受到許多限制，他們的言論要受民主運動過程本身的制約並服務於民主運動的目的。
異議人士的言論並不負有政治責任，民運人士的言論往往負有政治責任，要能夠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在中國的現實環境之中，異議人士對中國民主化運動最大貢獻是以自己的言行造成了一種自由言論的風氣，而民運人士抱有一個更加偉大的目標，那便是中國社會的民主化和自由化。
中國要實現民主，就必須有民主運動，加入民運組織的民運人士是能夠推動中國民主化事業進步的主力軍。異議人士並非都有意投身到民主運動之中，他們往往是「坐而論道」的人。在中國民主運動初期或者前期，異議人士登高一呼，被當成是民主的旗手，隨著運動的持續和發展，他們中的許多人會停滯不前，會逃離運動，有的甚至會走到運動的反對面。民運人士則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民主制度，他們似乎命中註定地要做許多原本自己不願意和不想做的事情，他們要沉下心來研究歷史，研究現狀，尋找資源，廣結善緣，發展組織，把握時機，背負重責，竭盡所能完成時代使命達到目的地。他們是「起而行道」的人，如朱元璋謀士高升所言：「高築牆，廣蓄糧，緩稱王。」
民運人士是一批政治人士和社會活動者，其志向是政治的，其行為亦是政治的。他們具有遠大的理想和抱有崇高的目的。他們雖然不能自認為是偉大的人，但是他們顯然從事著偉大的事業，走在一條通向偉大目標的道路上。就他們生活的一般條件來看，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他們同古代布衣中那許多的志士仁人一樣，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崇高志向。
我能釐清兩者之異，得益於流亡南韓的武振榮先生的指點。
明白人和正派人
真正的民運人士通常由兩種特別個性和素質的人組成，正派人和明白人。再融和一下，可以產生四種人：只正派但不明白；只明白但不正派；既不正派又不明白；既正派又明白。在民運圈中倡導這樣分野的是萬潤南，我對此說感觸很深，因而引申了同樣對這兩組人我自己的觀點和看法。正派人讀書多，高學歷、高智商、低情商，一般很單純，對自己認定的想法很固執，堅守「正確和原則」，一成不變，不會變通，凡事很容易滑向「書呆子」和迂腐，作繭自縛是常態。正派人以是非原則為先導，以行事方法為重點，講求過程，不顧後果結局。實際上，在我的認定中，「正派人」是「糊塗人」的委婉語。明白人則是另一種風格，行事圓潤變通，世事洞明，人情練達，這是高風亮節。格調低的，則會圓滑，見風使舵甚至放棄原則謀求一時的利益和成功。明白人至少是高情商，處事以最終結果為重點，一事當前首先研判結果，在過程中及時調整方略，確保最終的有效成效。老萬卻說可以排列六組。無論如何排列組合，從正派人和明白人兩個因素中我只能排出四組人。我要求老萬不要再賣關子了，老萬才千呼萬喚始出來，遂加了兩組：明白多一點，正派少一些；正派多一點，明白少一些。我還是覺得老萬的兩個元素排列組合成六組人牽強，但姑且用之。講到「從萬潤南到秦晉」，老萬滿興奮，又輕鬆地列出民陣初創時期的三類人：第一類，出頭露面的：嚴家其、吾爾開希；第二類，出謀劃策的；陳一咨；第三類，跑腿辦事的：萬潤南。民陣三十多年來能夠堅持下來，就是靠跑腿的，現在的秦晉就是跑腿的出身，而且還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民陣歷屆主席中還是以明白人為多，而民聯歷屆主席中則以正派人為多。我自然以「既正派也明白」自我期許，不正派無以行遠，不明白無以成事，這樣方能矢志不渝守住民運乾坤。
在我過半生的民運生涯的認知中，當代民運的孫中山，就是王炳章。孫享譽天下是因為國民黨在蘇聯扶持下建立黃埔軍校，以此為基地北伐成功了。這是成王敗寇的近代版。掰開來揉碎了細看，王炳章的個人品格不在孫之下。可惜王炳章個性使然，不為他自己以後的民聯人所理解包容。
民聯歷屆主席：王炳章、胡平、于大海、吳方城、徐水良、薛偉、莫逢傑、薛偉〔情同普丁（Vladimir Putin，1952-）上了下，下了再上〕、鍾錦江，其中四位博士，一位北大競選就聞名遐邇。只有王炳章鶴立雞群，無人能出其右。我認同王炳章不是在他二○○二年被捕以後，而是在他一九九八年持假護照闖入中國旋即被禮送出國的時候。因此我對王軍濤、胡平等十三人聯名討伐王炳章一事耿耿於懷。這是一種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不光彩政治行為，也是一種「政治正確」罔顧實際的愚蠢行為。二○○二年以後王炳章聲名有所恢復，但是代價極高，中共設陷把王炳章投入大牢。誠所謂「美麗的彩虹在雨後，真誠的友誼在別後」。
民陣歷屆主席：嚴家祺、萬潤南、杜智富、齊墨、費良勇、王國興（民陣南北朝時期一方主席）、盛雪、秦晉，其中沒有一位在接任時候有博士學位，掌門人學歷方面民陣低於民聯。然民聯以正派人居多，民陣以明白人居多。
時光進入新世紀，開始意識到我的民運的追求可能進入了瓶頸時期，再觀察中國未來政治走向，如果沒有大的、突發性的外部變化和壓力，中國的政治變化很難自動發生。這就會使自己在海外的民運舞臺上很難有作為了，再繼續努力是徒勞的，就有如年輕的時候挖泥挖到河底，只剩泥漿，沒有泥塊的時候，做與不做、多做與少做，都沒有分別了。在這個時候，就應該尋找新的出路，以避免時間的浪費。屈身守份，以待天時，韜光養晦是一個無奈的選擇，勤於筆耕多多寫作，密切關注中國政治變化，關注國際間的變化，尤其是美國政壇的變化，都是比較可取的無奈之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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