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是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上刻下最深軌跡的民族聖戰，也是一次規模最大的全民總動員戰爭，無論軍事、政治、社會各方面，上自國家、社團，下迄家族、個人，都有可歌可泣的表現。從風雲逆轉的「七七」到今天，已經五十年了！我們兀自轉側於詭譎的時間之流裡，對這段血淚戰史，既未在文學上給它一個定位，更沒有透過現代文學形式，創作出反映抗戰精神的世界級文學作品；這，應該是整個民族的憾事。
所謂「抗戰文學」，可以分做幾個層次來看：
其一是抗戰期間作家基於愛國、救國的熱情寫出的作品，內容描寫日軍殘害國人的暴行。這樣的文學作品，其特色是具有強烈的抗議性，強調內容的現實精神，並不特別重視文學性。在喚起民眾的目的下，這類作品的精神和情感雖極豐沛，形式方面難免比較粗糙，這是可以理解的：在那樣的年代裡，在顛沛流離的道路上，在敵人的刀叢與鐵蹄間，在一盞菜油燈的微光中，能寫，已是萬難，那裡還顧得精緻的藝術性？而且作品如果太艱深，民眾看不懂，寫出來也失卻意義。因此我們在面對抗戰文學時，該給予的是最深的哀矜，絕不能以「膚淺的、宣傳的」之類評語，來貶抑那個時代的作品。
從文學史的觀點看，抗戰文學對整個新文學具有無比深遠的意義，事實上，它促成了白話文學運動的開花、結果。民國八年，胡適之、陳獨秀首倡白話文學，但當時文學的精神和語言尚未成熟，寫作的題材和內容也局限於個人狹隘的圈子，語言雖然白話了，許多地方仍然沒有完全擺脫舊文學的束縛。抗戰這一聲警鐘，驀地裡喚醒了整個國族的靈魂，作家的情感因之得以奔湃、激昂起來；生活的磨難、多艱，更導至戰時作家的觀察面擴大，經驗也益趨成熟，於是，文學朝前邁進了一大步。抗戰文學不僅描寫了流離八年中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大遷徙、大結合，同時擴大了我們的眼光和胸襟，全民文學，奠基於此，民族文學，萌芽於此。另一方面，因應於喚起民眾的目的，許多文學新形式也得到快速發展，諸如話劇、報告文學、朗誦詩等。夏志清先生以為，抗戰文學尚有另一意義：初期作品固多以抗戰為主題，降至後期，新的發展與變化於焉衍生；當時變化的最大特色，就是藉作品表現對過去小說中精神的懷疑，在題材和觀念上求突破，一方面刻繪異族入侵下失去土地的慘痛，一方面則顯示出土地本身在舊制度下產生的許多問題，嗣後即發展而為中國的農村文學。這一看法，我認為是相當重要的。
第二種抗戰文學，是透過左翼文學史觀和美學表現出來的文學。這方面的作家和作品，有其複雜的一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傾向，不能一概而論，尚有待文學史家徹底加以釐清。年輕一代的讀者在閱讀這類作品前，如果沒有相關知識作引導，接受的將只是被扭曲的抗戰歷史形象。事實上，整個抗戰時期中共一直在幕後豢養左翼文學社團與作家，宣傳階級文學或工農兵文學，使抗戰文學的純潔性遭到破壞。所以我們現在對抗戰文學，不僅要加以整理，同時還要保衛，要投入大量人力，對這一階段的文學全面釐清；不但應把健康的、純潔的抗戰文學凸顯出來，加以肯定，也該對受到左翼影響下的抗戰文學，做學術上的分析、評論，才能把抗戰文學的真實面貌完整的交給下一代。梁實秋先生抗戰時曾擔任中央日報副刊主編，陳紀瀅先生也一度主持大公報副刊筆政，對當時左翼文學與自由作家「犬牙交錯」的係知之甚詳，是最好的歷史見證人。曾獨力完成《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夏志清先生也曾表示，很想再寫一部「抗戰小說史」；他主張儘量蒐集國內外抗戰作品，邀集學者專家編輯重印，再從作品尋繹出抗戰文學的意義，重估它對中國文學的重大影響。筆者則認為，對於左翼文學，不妨從寬解釋；因為除了茅盾、郭沫若、周揚等少數人外，大部分此類作家雖難免為時代風尚所囿，或多或少受到左翼思想感染，卻可以說與中共毫無關係！他們作品中所流露的，無非是一種人道主義精神的表現。對於這樣的作家和作品，我們可以指出其左翼色彩的歷史局限，但絕對不可用武斷的二分法，將這部分文學統統劃歸中共所有。左翼文學運動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學運動，中國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其間複雜的關係，是非功過，應透過學術性研究後才能得到正確的歷史判斷。
此外，抗戰時期的淪陷區文學，也是亟待整理的另一範疇。像徐訏先生的《風蕭蕭》便是寫於淪陷的上海，這又屬於都市小說了。部分身陷淪陷區的作家，無法發表實質的抗戰文學，於是轉趨純藝術傾向，寫下了水準以上的作品；這顯創作雖較個人化，與抗戰無關，卻可歸為抗戰文學的一個支脈。至於東北作家群的戰時作品，姑名之為邊陲文學，漢學家葛浩文目前正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也應列為我們的整理重點。當然，以諂媚異族為目的的漢奸文學，絕不能列入這一範疇。這些反抗戰文學的作品，是近代中國文學的恥辱，我們整理抗戰文學之際，還需去穢除蕪，還歷史一個公道。
其三，是新抗戰文學的創作。截至目前為止，敘寫抗戰滄桑的創作在質量上均嫌不足，撰寫抗戰文學新作品的責任，便很自然地落在新一代作家肩上。歷來作家寫作經驗的擷取，本就有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兩大來源，並非必得參加過抗戰的人，才有資格創作抗戰文學；具有切身經驗的人寫抗戰文學，固易真切動人，搜集抗戰資料（歷史紀鋒或口述訪談）基礎，也同樣可以創造偉大的作品。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既未身歷拿破崙征俄的慘烈大戰，亦未親見火燒莫斯科的熾酷場景（他是大戰結束以後十多年才誕生的），但透過資料的運用，仍然可以寫出《戰爭與和平》，成為文學上靠間接經驗寫作得到巨大成功的一個範例。
在七七抗戰五十年後的今天，寫作抗戰文學非僅不過時，並且正是時候。由於當年的戰爭資料與討論、反省這場戰爭影響的學術書籍大量出現，使我們比過去更清晰地認識那個時代的全貌，對於中、日民族交戰雙方人性被傷害、扭曲的悲劇，也有更深沉的體會；再者，不少參加抗戰的前輩，老戰士都還健在，可以進一步搜集更多史實，作為創造新抗戰文學的素材。而今天在臺灣參加過抗戰的老作家，也可以反芻早年經驗，為抗戰文學再作新一程的賡續。
三十多年來，我國現代文學有很多新的發展，比如新形式的開拓、新語言的創發、新技巧的出現等等，遠非抗戰時期「簡陋」的文壇所可比擬，我們的作家群，可以說普遍具備了更健全的文學條件和表達能力，有足夠潛力去寫出重量級的作品。在時間上，我們也不必像戰時那樣，在漫天烽火中倉促執筆，而可以精打細磨，從容為之，創作具有較高美學層次的作品。另一方面，由于大戰至今時隔五十年，在情感上比較冷靜，認識上比較客觀，反倒容易使作品蘊含深刻的哲學性和純粹性，這在文學表現上是最重要的。
為了彌補抗戰文學在質量上的短缺，創作新的抗戰文學應列為當前中國文壇最重要的課題，也可以說是一項新的挑戰。年輕一代的作家，應該人人以舍我其誰的氣概，把抗戰列為創作的第一主題，就像全世界的猶太作家揭發納粹暴行一樣，透過文學，也為我們的歷史作見證。每一位中國作家，都應該寫一部書來表現抗戰，而且一代寫還不夠，要一代接一代地寫下去！納粹的醜惡嘴臉，早已在大量的文學藝術作品、戲劇、電影中無所遁形，我們也要以大量的文藝作品，全面顯影出日本侵華的罪行，使日人偽造歷史、竄改教科書的技倆，不發生任何效果，徒然成為國際間的笑談！
已故小說家姜貴先生生前有一次談抗戰文學，他說：「對日抗戰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中是一大壯舉，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大寶藏，永遠寫不完的，不要說十部八部的文學作品，就是寫上千部也不嫌多。」這與筆者的看法可謂不謀而合。當我以最最敬謹、肅穆的心情讀完本書中的每一篇作品，姜貴先生之語盪漾腦際，此書應是姜貴先生所說的千部中之一部，讓我們把它呈獻在民族的大祭壇上，作為歷史的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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