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瓦多來的卡洛斯
二○一二年六月廿八日，三位參與無證遷移計畫暑期田野學校的學生跟著「土桑撒馬利亞人」的志工共事了一整天，觀察該組織的各項人道援助行動，並且在他們沙漠裡的飲水和食物投放點收集民族誌與考古資料。杜魯蒙（Justine Drummond）是參與學生之一，以下節錄自他的訪談：
我們跟羅伯托（撒馬利亞人志工）一起，他接到另外兩位志工打來的電話……問我們能不能到巴塔莫特路，順便帶一些吃的和藥物給他們遇到的一位遷移者……我們根據他們給的GPS座標將車停在附近，然後往回走到他們說的地點。其中一名志工出來接我們，將我們帶到一間小洗衣店，店裡坐著一個少年遷移者，名叫卡洛斯。羅伯托、琳達和莫妮卡（後兩位也是撒馬利亞人志工）開始跟卡洛斯說話。我和另外兩位同學坐得離卡洛斯比較遠，跟之前陪他的志工聊天……他們跟我們說，他們開車經過發現卡洛斯一直坐在路邊，就下車詢問。他說的大意是他之前一直跟著一大群人走，然後郊狼說……呃，基本上就是人口販子覺得隊伍裡有人生病或跟不上他要的前進速度，就直接喊說邊境巡邏隊來了，嚇得所有人鳥獸散。
混亂中，卡洛斯跟著隊伍裡的一名婦人。我想他還提到一個男的，他們三人應該一起行動吧，我不確定。他一直跟著他們，在被志工發現之前已經獨自走了四小時。他和婦人分開是因為對方身體不舒服，他想來求援。他是從山裡走過來的，還指了方向給我們看……於是我們坐在路邊和他一起吃午餐，向他自我介紹。邊境巡邏隊的車不時開過巴塔莫特路。我們看不到路，但聽得見車開過。
卡洛斯十九歲，來自薩爾瓦多，身上穿著吉他圖案的藍上衣、灰色麂皮鞋和牛仔褲，手腕上戴著一條粉紅的尼龍手環，上頭寫著姊姊的名字……他眼神呆滯，非常安靜，但臉上掛著微笑，看起來有點疲憊，脫水得很厲害。
最後他們決定向警長報案，送他去醫院……返回車上途中，我們開始跟他聊天，問他隊伍裡有多少人，又是從哪裡出發。他就是這時候指著洛伯峰，跟我們說他是從那裡來的。
我沒聽到他說起那位婦人的名字。他只說自己跟兩個人一起，但最先發現他的那兩位志工不會講西班牙語。他可能知道那兩位同行者的名字，但我不確定有人有問出來。
丟包
這些年來，那條小路一直很冷。我二○○九年為了田野調查到亞利桑那踩點，頭一回造訪那裡。當時那一帶遍地殘骸，到處是紅牛空罐、洋芋片包裝、骯髒的藍牛仔褲和遷移者躲避邊境巡邏隊時有意無意遺落的各種物品，是個活動熱區；巡邏隊員和他們追捕的遷移者的鞋印還在泥土或沙上清晰可見，軍靴留下的深痕和球鞋的淺印子有如馬賽克交錯相疊。你偶爾會在樹上看到衣服碎片或剛剛折斷的樹枝，顯示有人不久前才開路經過。從這裡穿越沙漠，你知道周圍並不平靜，卻很難看見什麼。到處都有動靜，卻統統躲在你視線之外。
我在那條小路最初造訪的幾個點當中，有一個後來標作BK-3的地點，不只新鮮還令人震撼不已：背包堆積如山，溪溝裡到處是打結的衣服。被留下的東西又新又亮。罐頭不是沒開，就是只吃了一半，動物和昆蟲還來不及分食。水瓶裡還有水。感覺就像人類學家走進陌生的村莊，他的腳步聲讓村民飯吃到一半全跑了。那年夏天，我們頭一回在那條小路上調查，我一直提心吊膽，深怕碰巧遇上躲在蔭涼處休息的人。儘管那年我們沒有遇到半個人，但那裡顯然不是只有我們。
二○一○年我重回小路，遷移者遺留的許多東西都不知被哪個人或單位清掉了。沙漠去汙完成，遊魂也被剷除了。人類曾經偷偷占據這裡的證據幾乎都被清走，顯然直接送到了垃圾場，沒清掉的東西也大多曬白、風化或分解了。才過一年，原本新鮮充滿生氣的東西受到日曬雨淋的摧殘，都緩緩死去。一般人都以為寶特瓶和尼龍背包能在沙漠裡永保原樣，其實不然。所有東西在這裡都會分解。衣服會變成碎片，只剩針腳殘留。背包會灰飛煙滅，只留下金屬拉鍊和聚氨酯（PU）扣環。寶特瓶會脆裂剝落，迎風飛散。等我二○一一年舊地重遊，已經幾乎看不到任何人類在此活動過的印記，沒有半點痕跡顯示這條路還有人走。
連續幾年的頻繁使用，讓執法人員對這條小路非常熟悉。我們二○○九年在這一帶標記的遷移者遺址裡頭，有幾個大到用谷歌地球就能找到。我們都看得見了，邊境巡邏隊員坐在遷移者戲稱為蒼蠅（el mosco）的直升機裡吹著冷氣往下看怎麼可能看不見。幾次追捕之後，這個點就暴露了。邊巡的很聰明，他們開始沿路裝設動作感測器，一有人走過就立刻掌握。只是遷移者和人口販子更機靈，直接放棄那條路線，另外找路走。那地方永遠有邊巡的不知道或步行走不到的峽谷或山徑。我們在那裡走動五年，很少遇到步行的邊境巡邏隊員。他們通常沒有毅力和動機深入樹叢，還是手拿嚼菸盒待在車裡留意地面感測器響了沒比較實在。遷移者往荒野裡越走越深，不少人甚至深入到再也不見蹤影。
二○一一年我已經跟那條小路熟得像老友一樣了，很喜歡去遛達。那裡是我研究的起點，我們現在用來記錄和分析遷移者物質的許多考古技術最初都是在那裡測試的。我還能利用那地方向學生說明之前的考古工作，跟他們開玩笑說我們絕對會觸發動作感測器，很快就會有蒼蠅飛到大夥兒頭頂上。我們甚至打賭聯邦政府每回出動直升機窺探人類學家、健行客和牛群得花多少錢。從考古證據看來，他們在這裡顯然再也捉不到多少遷移者了。
二○一二年七月二日早上，我臨時起意決定重訪那條小路，檢視其中一個被清理過的遺址。我們當時正在研究沙漠保存（desert conservation）和遷移者物質文化受到的影響，那個遺址是其中一個點。我們覺得那裡應該沒什麼人工製品，更不會有人。我想帶學生見識一下遷移物證消失後的景況。我們停好租來的休旅車，開始步行五公里到洛伯峰附近的一處高地，那裡曾經散置了數百個背包。我們一行人吃力地在山裡爬上爬下，翻過了幾座山，偶爾蜿蜒下切到沖刷地，那裡的沙鬆軟到每一步都比上一步更難走。一路上，我們只見到幾個背包和衣服殘骸、一隻飽經風霜的鞋和一個生鏽的空鮪魚罐頭。
我們下切到深谷前，發現一棵大牧豆樹下埋著一張破掉的黑防水布和一個水瓶。有人曾經躲在這裡，但那兩樣東西外表都舊了。巴納德學院的沃特豪斯（Olivia Waterhouse）是團隊裡比較早慧的大學生，她決定去一探究竟。她鑽進林下樹叢，從裡頭拉出絞成一團的泥濘衣服和塑膠布。那東西已經有一陣子了，很難判斷原本的模樣。沃特豪斯繼續挖，結果竟然從一堆髒衣服底下撈出一條顏色鮮豔的墨西哥毯（serape）。塑膠布將它保護得很好，沒有受到這些年雨水和土石流的破壞。毯子的大紅與深藍線條感覺就像新織的，和棕色沙漠形成了強烈對比。這天我們原本不期望發現任何東西，因為我們覺得這個遺址已經凋零得很厲害，應該連一張紀錄卡都用不上，因此這條毯子來得令人意外。但我們不能將它留在這裡。這種地方有這麼美又這麼格格不入的東西實在太稀罕了。「記下GPS座標，然後裝起來。」我說。沃特豪斯將毯子收進她的背包裡，隊伍繼續前進。
我們離開深谷，開始上坡朝著標記為BK-5的地點走。斜坡很長、很難走，就是那種會讓你強烈感覺到自己大腿和肺部的山路。坡度是騙人的，常常只有走到一半才會發現有多難爬。我們之前對BK-5做過幾次紀錄，我也在不同樹下吃過午餐。就一個近來少有人知的險惡地點來說，我覺得自己對它已經夠熟悉、夠親近了。領頭的學生匆匆往上爬，我們只能吃力試著跟上他過動的雙腿。但他走得太前面，以致我們差點聽不見他回頭大喊：「嘿！嘿！上面有人！上面有人！」我看不見是什麼讓他大喊，但我猜可能是被丟包的遷移者，需要水或急救，因此立刻扔下背包跑上斜坡。但等我跑到他旁邊，立刻從他瞪大的眼睛知道他看見的絕不是扭到腳的人。我又往前幾步，總算看見那個女的。她顯然已經死了。
31°44’55”N, 111°12’24”W
我們八人圍成半圓看著那個女的。顯然不是所有人都見過屍體，因為有人問那個女的是不是真的死了。學生們走到附近的樹下坐著，留我思考該怎麼做。我走到山頂試試手機訊號。十五分鐘後，我總算打通了報案電話。我告訴接線員我們在山裡發現一具屍體，並給了她大概的方位：「巴塔莫特路東北方五公里，洛伯峰附近。」但那樣做沒什麼幫助，因為她對這一帶不熟。於是我給了她GPS座標，但她不曉得那些數字的意思，所以我就跟她說我們會派個人到巴塔莫特路去等執法人員，因為光靠說的絕對沒辦法讓他們找到我們。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史都華（Haeden Stewart）願意跑回休旅車那裡去等。我告訴其餘的人我們要在這裡等，但在警長來之前，我們必須記錄和拍下現場。大夥兒似乎都興致缺缺，我也是。
不過，這時我們多少都明白，這件苦差事非做不可。我提醒自己，既然我主持的計畫以人在沙漠裡的受苦與死亡為研究主題，就不能只因為傷心或噁心就迴避這個社會過程的某些部分。換句話說，我們必須仔細檢視這位無名女性的屍體，盡可能多記下資訊。這表示我們得拍照，而這個決定後來讓我遭到一些同行質疑與批評。他們認為我們不應該拍攝屍體，也不該放進論文或書裡。的確，讀者看到會不舒服，但這樣才好，因為我們身為研究者也會不舒服，而且一直如此。當我們開始覺得這種死亡沒有什麼，那才應該擔心。我開始拍她，因為我覺得必須保存這種死亡的特寫，替不在場的人記下這一刻。
但我也清楚，再怎麼立意良善，傳播這類照片仍然可能帶來危險和道德爭議。桑塔格就警告：「拍照者的意圖無法決定照片的意義。照片自有其生命歷程，會隨使用群體的突發奇想或忠實不二而漂流。」我控制不了這些照片的生命，也無法決定觀看者如何解讀。我只希望這些影像能成為無法否認的物證，證明有個女的死在31°44’55” N, 111°12’24” W，而目擊者親眼見到她死去的「血肉之軀」。
* * *
她趴倒在地上，看來是死於上坡氣力耗盡。為了爬到這裡，她一口氣走了起碼六十五公里，可能還越過了圖馬卡科里山。她穿著普通的棕白兩色慢跑鞋、黑色彈性長褲和長袖迷彩上衣。你可能以為這種上衣是獵鹿人穿的，但遷移者和毒驢這幾年也跟上了潮流。棕綠相間的圖樣和這個時節的索諾拉沙漠完美融合。她臉孔朝下，暴露在陡峭的斜坡上，代表臨死前可能還在忍痛攀爬，而後突然斷氣。這樣陳屍在小路上，顯示她可能是孤零零死的。
她身體已經僵直，手指開始蜷曲，腳踝腫到鞋子感覺隨時就要爆開，褲子屁股處黏著排泄物，還冒著古銅色的泡沫，應該是死時噴出的。沒想到這幅景象竟然讓人無法將目光轉開。她才死去幾天，屍體處於法醫人類學所謂的腐化初期：「體色呈灰到綠，部分肌肉還算新鮮……軀體膨脹……手腳呈棕到黑。」這番描述完全不足以形容屍體在沙漠裡的實際樣貌、味道與聲響。沒有任何話語做得到。在沙漠的寂靜裡，你可以聽見蒼蠅嗡嗡作響，忙著在她身上和體內產卵，還有她鼓脹的胃不停嘶嘶排出脹氣，宛如緩緩洩氣的輪胎。
翅膀僵硬的火雞禿鷹有如黑色紙飛機，在高空繞著屍體自在盤旋。我數了一下，至少有四隻，忍不住讚嘆牠們來得真快。二○一二年的這時候，第一輪法醫實驗剛進行了兩週，我才看過鳥啄食豬屍的影片。看見牠們在上空飛舞令人很不舒服，我努力當作沒發現。我走近屍體，慌亂做起田野筆記：「沒有背包或明顯的個人物品……肩膀和臉下方壓著一瓶電解質液。」我彎身檢視，風忽然掃過她的身體，一股甜氣和腐屍味瞬間灌入我的口鼻。是死亡（la muerte）的味道。
屍體在酷暑下曝曬多日，已經起了變化。她的皮膚開始發黑、木乃伊化，外表特徵也因為身體腫脹而模糊了一些。雖然有幾處已經變成陌生的形狀及顏色，但那烏黑的頭髮和右手腕上的髮圈還是保留了幾分原本的她。我凝視她的頭髮。髮絲柔順，色澤如黑曜石般，可能是我見過最黑的頭髮，那質感彷彿她還活著。我想伸手摸她，但沒辦法。她已經死去太久，我知道她的皮膚摸起來不會像人。我想看她的臉，但不敢翻動她。這是「犯罪現場」，我不想破壞證據。我開始揣想她在世時的模樣。她待人和善嗎？笑聲如何？是什麼逼她走上這片沙漠？我拍照她會生氣嗎？最後我要沃特豪斯把我們找到的那條毯子拿出來蓋住她。這讓我們這些活著的人好過一點。
我走到離屍體不遠的樹下，和學生們會合。所有人都沒有說話，只有微風拂過附近的牧豆樹枝，偶爾打破緊繃的沉默。突然有人放聲大哭，坐在旁邊的夥伴立刻獻上擁抱與安慰；其餘的人則是重重嘆息，還有一個人氣沖沖走開想要獨處。我們感覺在那裡坐了幾百年。禿鷹繼續耐心地在上空盤旋，既被下方這些人類的心中小劇場牽連在內又漠不關心。牠們只知道我們壞了牠們的午餐計畫。
我想對其他人說些安慰的話，讓眼前的死亡變得平和與莊嚴。但這樣想很可笑。面對這種情況，你說什麼都很假。幾個月後，我演講完被一位聽眾堵住，批評我拍下那個女子的屍體有辱死者的尊嚴。我回答遷移者在索諾拉沙漠遭遇的死亡根本毫無尊嚴。這正是重點所在，正是「威懾預防」的真面目。這些相片本來就應該讓我們不舒服，因為此時仍然有人陳屍沙漠，卻沒有足夠的目擊證人。這才是不安的真相。這種不被看見是沙漠異質集合體製造的痛苦與死亡暴力的關鍵要素。帕奇拉特就指出，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裡，「權力藉由創造距離和隱藏而運作。我們對『進步』和『文明』的理解不僅和隱藏（但不消除）那些愈來愈被看成身體和道德上令人反感的事物密不可分，甚至已經和這種隱藏成了同義詞。」因此，這些照片既讓意在殺人的美國邊境查緝政策的人道衝擊浮上檯面，又堅實證明了我們無須遠赴「異地」也能「直面死亡與臨終」。死人就在我們自家後院，他們是主權磨坊的人類原料。想在死人被異質集合體抹除之前瞥見他們全憑「運氣」。
沙漠邊境穿越既殘酷又嚴苛，遷移者往往因為體溫過高、脫水、中暑和其他相關症狀而緩緩地痛苦地死去。將這些死亡描繪成其他樣子，不僅否認了沙漠裡的嚴酷現實，對親身經歷者也是幫倒忙。巴特勒提醒我們，美國民眾很少有機會看見這類照片，以免引發內部反彈或壞了國族主義者的事：「有些影像不會出現在媒體，有些死者的姓名不會有人提，有些失去不會被當成失去；暴力被散化、去現實化……我們加諸他人的暴力永遠只會選擇性地呈現在民眾眼前。」但我不曉得這本書的讀者看到女人屍體的照片會有什麼反應。是難過或嫌惡？得知美國邊境查緝內幕所帶來的衝擊是否更能促成政治行動？這些影像能否在情感上更有效地滲入美國民眾的意識？還是如詩人多爾帝提到卡特那張聲（惡）名遠播的〈禿鷹守著蘇丹挨餓小孩〉照片時寫到的，這些照片所描繪的暴力最多只成為一種令人讚賞的「美學」。
在那塵土飛揚的午後，我最後只這麼說：「至少我們比禿鷹快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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