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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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蒂．史密斯是將火燄化做紅蓮的女人，親身面對生命及其中散落的緣份；她所成的一生也是最壯麗，傳說著奇蹟的作品，更是宇宙中最公開的一份秘密珍寶。──張懸（創作歌手）

佩蒂．史密斯透過自己和攝影師羅柏的情誼，描繪出七○年代的紐約和整個龐克世代。我一邊播放聽了不下數百次史密斯的專輯《群馬》，一邊翻閱本書。「Jesus died for somebody’s sins but not mine……」她寫下這段經典吟...

第一章 星期一的孩子

★一九六七年春天，我想了想了自己的人生。我把一個孩子健康地帶到了世上，讓她生活在一個有教養的溫馨家庭。我已經從師範學院輟學，我既沒有自制力，也沒有生活重心，更沒有錢，走向將來該有的我一樣也沒有。我在費城一家課本印刷廠裡做著一份法定最低工資的臨時工。
　　
我的當務之急就是考慮接下來要去哪裡，以及要幹什麼。我堅持希望成為藝術家，不過我也知道自己絕對上不起藝術學院，而且我必須先謀求生路。我留在家裡什麼都做不了，既看不到前景，也沒有歸屬感。父母為我們營造的成長環境充滿了虔誠對話、憐憫，尊重個人意志，可是南澤西這個鄉下地方其實沒有甚麼藝術家。我的幾個朋友已經搬到紐約寫詩、念藝術去了，這讓我倍感孤獨。
　　
我在阿爾蒂爾．韓波的詩中找到慰藉，初次邂逅他，是我十六歲時在費城一個公車站對面的書攤上。在《彩畫集》封面上，他高傲的目光與我的相遇。他那種不恭的才情點燃了我，我就像對一位同胞、親戚，甚至是秘密情人那樣地接納了他。我連九十九美分也掏不出來，當場直接把書拿走。
　　
韓波掌握著一串神秘語言的鑰匙，那種語言我無法完全破譯，卻讀得如饑似渴。我對他的單戀，像我經歷過的所有事情一樣真切。在工廠裡，我跟一群現實又殘酷的文盲女性工作，因為他而不斷受到騷擾。就因為讀著一本外文書，我被懷疑為共產黨員。她們在廁所裡威脅我，鼓動我去譴責他。我就在這樣的環境裡強壓抑著怒火。我寫作和做夢都是為了他。他成為了我的大天使，把我帶離了工廠生活的單調和恐怖。他用雙手鑿刻了一部令我為之持守的天國指南。對他越瞭解，越使我的步伐增添了一分神氣，這也是不可能被剝奪的。我把我抄寫的《彩畫集》扔進一隻格紋旅行箱，我們要一起逃走了。
　　
我有個打算，我要找到在布魯克林普拉特藝術學院念書的朋友們。我認為只要置身他們的環境，我就能從他們身上學習。六月底，我離開了課本工廠，我把這看作一個出發的信號。在南澤西找工作很困難。我應徵了在哥倫比亞唱片公司設在皮特曼的印刷廠和卡姆登的康寶湯公司，但這兩份工作，想起哪一個來都令我作嘔。我的錢還夠買一張單程車票，我打算把城裡的書店都逛遍，這對我來說似乎才是理想的工作。做過女服務生的母親，給了我一雙白色高跟鞋和一身簡單包裹著的新工作服。
　　
「你永遠也當不成女服務生的，」她說：「不過無論如何我會支持你。」這就是她表示支援的方式。

那是七月三日星期一的早晨。我演了一場淚眼婆娑的道別，徒步走到伍德伯里，搭百老匯巴士先到費城。我途經深愛的卡姆登，向一度繁榮、如今卻顯得悲情的華特．惠特曼飯店恭敬地點點頭。遺棄這座掙扎中的城市，讓我感到一陣劇痛，但那裡確實沒有我能討的飯。他們正在關閉大造船廠，很快大家就要重新找工作了。
　　
我從市場街出發，到內迪克連鎖餐廳稍作停留。我向點唱機裡投了二十五分的硬幣，點了妮娜．西蒙（Nina Simone）的雙面唱片，又點了離別前最後一份甜甜圈和咖啡。我走到菲爾貝特街，去了這些年裡始終縈繞腦際的那個書攤對面的巴士總站。我在過去偷過韓波詩集的地方停了下來，那個位置現在是一本破舊不堪的《左岸之戀》攝影集，裡面是粗顆粒畫面的五○年代末巴黎夜生活黑白攝影。那美麗的瓦莉．邁爾斯（Vali Myers），她野性的頭髮和煙燻妝的雙眼，她在拉丁區跳舞的樣子，都深深打動我。我沒有偷走那本畫冊，而是把她的樣子印在心裡。
　　
自從上次遠行後，到紐約的票價幾乎漲了一倍，這對我衝擊不小，我買不起車票了，我鑽進電話亭想著該怎麼辦。這就像一個真實版的超人克拉克．肯特時刻。我曾考慮過打電話給妹妹，我也知道如果就這麼回家很丟臉。然而就在電話機下面的擱板上，就在那本厚厚的黃色電話本上，躺著一只白色的女用手提包。裡面有一個盒式項鍊墜子和三十二美元，幾乎超過我之前一個禮拜的工錢了。
　　
我明知不應該，卻還是拿走了那些錢，我把手提包留在售票處，希望它的主人至少能找回項鍊墜子。墜子裡並沒有任何主人身份的資訊。如同這些年來我多次在心裡所做的，我只有向這位不知名的施主道謝。是她給了我這最後的一點鼓舞，一個賊的幸運符。就像有命運之手在推著我前進，我接受了那只白色小包的資助。
　　
二十歲的我搭上了巴士。我穿著工作褲、黑色高領衫和在卡姆登買的那件灰色舊雨衣。紅黃相間的格紋小旅行箱裡，裝著一些繪圖鉛筆、一本筆記本、《彩畫集》、幾件衣服和一些弟弟妹妹的照片。我這個人迷信。今天是星期一；我出生在星期一。今天是去紐約城的好日子。沒有人期待我的到來，一切又都在期待我。
　　
我毫不耽擱地坐上了從港務局到傑伊街和區公所的地鐵，然後到了霍伊特．舍默霍恩站和迪卡爾布大道。這是個晴朗的下午。我希望朋友們能收留我，直到我找到自己的地方。我找到地址上那幢褐色砂石公寓樓，可他們已經搬走了。新房客很客氣，他朝大樓邊間的一個房間指了指，說他的室友或許知道他們的新住址。
　　
我進了那個房間。在一張樣式簡單的鐵床上，有個男孩正在睡覺。他又白又瘦，一頭深色的亂髮，光著膀子，脖子上戴著幾串珠子。我站在那裡。他睜開了眼睛，衝我微笑。
聽說了我的困難後，他一下坐了起來，穿上他的綁帶涼鞋和白色T恤，示意我跟他走。
　　
我看著走在前頭的他；步態輕盈地領著路，有點O型腿。我注意到他的手，他用手指輕敲著大腿。我可從沒見過像他這樣的人。他把我帶到了柯林頓大道上的另一幢褐色砂石樓前，微笑著，向我行了一個小小的告別禮，然後轉身離去。

一天慢慢過去，我等待著我的朋友，他們沒有回來。那一晚，無處可去的我就睡在了他們的紅色門廊上。再醒來時，已經是獨立紀念日了，我的第一次離家遠行就這樣伴著熟悉的遊行、退伍老兵野餐和煙火表演。我聞到了空氣中的那種躁動不安。成群的孩子扔著鞭炮，在我腳邊炸響。接下來的幾週，我都將像這天一樣度過，尋找同類、棲身之所，以及那最迫切的一份工作。想找到一個富於同情心的學生，夏天似乎不是時候，沒有哪個人願意向我伸出援手。人人都在奮鬥，而我，這隻鄉下老鼠，只是一個尷尬的存在。我最終回到了城區，睡在中央公園裡離「瘋帽客」雕像不遠的地方。
　　
我在第五大道沿途的商店和書店裡都留了求職資訊。我常會在一家大飯店門口駐足，像一個外國觀察員，旁觀著特權階層普魯斯特式生活，看闊氣的黑色轎車駛進駛出，後車廂還裝飾著棕金相間的精美花紋。這是生活的另一面。巴黎劇院和廣場大飯店之間還有四輪馬車可以搭乘。我在扔棄的報紙上查看當晚的娛樂資訊。在大都會歌劇院對面看著人群入場，感受著他們的期盼。紐約是一個真正的城市，狡猾而性感。我被一小群兩頰緋紅的年輕水手輕輕推擠著，他們是去第42街找刺激的，那兒有成排的限制級電影院、花枝招展的女人、閃閃發光的紀念品商店和賣熱狗的小攤。我在電影院大廳徘徊，透過格蘭特生鮮酒吧氣派的窗戶，端詳著裡面那些穿黑衣的男人敏捷地舀起一堆堆的生蠔。
　　
摩天大樓都很漂亮，看上去不只是公司的外殼，它們是傲慢而博愛的美國精神紀念碑。每一段弧線都是精神煥發的，讓人感受到它不斷變化的歷史。在工匠和建築師的一磚一瓦下，舊世界與新世界比肩而立。
　　
我花了幾個小時從這個公園走到那個公園。在華盛頓廣場，仍能感受到作家亨利．詹姆斯和他筆下人物的氣息。一邁進那座白色拱門，迎接你的就是手鼓和木吉他、抗議歌手、政治辯論、行動主義者的傳單和被年輕人挑戰的老棋手。這種開放的氛圍是我不曾體驗過的，一種無意勉強任何人的單純的自由。

我又累又餓，帶著僅有的那點家當流浪，像打零工的遊民一樣把東西裹在衣服裡做成一個包袱，就差用棍子挑著走了—我把旅行箱留在布魯克林。這是個星期日，我讓自己放了一天假，沒去找工作。直到天亮，我已經把科尼島來回走了一遍，一有機會就閉目養神。我在華盛頓廣場站下了F線地鐵，沿著第六大道走。在休士頓街附近，我停下來看男孩打籃球。也就是在那兒，我遇到了「聖徒」，我的指引者，一個徹羅基（Cherokee）人，一隻腳站在街上、一隻腳踏在銀河裡的人。他不期而至，就像一個流浪者有時會遇到另一個流浪者那樣。

我迅速注意到了他，裡裡外外打量他，覺得他還不賴。儘管我一向不跟陌生人說話，和他倒挺自然就聊了起來。

　　「嘿，姐姐。什麼情況？」
　　「你是問在地球還是宇宙啊？」
　　
他大笑著：「好吧！」
　　
他仰頭看天的時候，我打量著他。他的樣子像吉米．韓崔克斯（Jimi Hendrix），高，瘦，說起話來溫文爾雅，就是穿得破舊。這個人不造成任何威脅，沒有性暗示，不提生理層面，除了最基本的需求。

　　「你餓嗎？」
　　「嗯。」
　　「那來吧。」
　　
咖啡街剛剛甦醒。他在麥克杜格爾街上好幾個地方停下來，向正準備開門營業的夥計打招呼；我站在幾英尺外。「嘿，聖徒，」他們這樣叫他。然後他順道就問：「有吃的給我嗎？」
　　
廚師們跟他很熟了，把吃的裝在棕色紙袋裡送給他，他以自己從中西部到金星的旅行軼事作為回報。我們走到公園裡，找張長椅坐下，分享著他的收穫：幾條前一天出爐的麵包，還有一棵生菜。他教我把生菜最外面的幾層葉子剝掉，然後他把麵包一掰兩半。有的葉片還是脆的。

　　「生菜裡有水分，」他說：「麵包能解餓。」
　　我們把最好的菜葉堆在麵包上，開心地吃了起來。
　　「好一頓監獄早餐啊！」我說。
　　「是啊，不過我們是自由的。」
　　
這真是一語中的。他在草地上睡了一會兒，我只是安靜地坐著，一點也不害怕。他醒了以後，我們四處尋覓，總算找到了一塊沒長草的地方。他用一根樹枝畫了一幅天體圖，給我講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然後又講了人體內的小宇宙。

　　「聽得懂嗎？」
　　「這是常識。」我說。
　　
他笑了很久。
　　
接下來的幾天，我們都過著這種帶有默契的日常生活。到了晚上我們就各奔東西。我會目送他踢著腳步著走遠。他經常光著腳走，把一雙涼鞋搭在肩膀上。令我讚嘆的是：怎麼會有人，哪怕是在夏天，能有這樣的勇氣無聲地在城市裡赤足倘佯。

我們會各自找地方睡覺。從來不說自己睡在哪裡。早上，我會到公園裡找他，我們四處逛，像他所說的「獲得生命所需」。我們能吃到有餡的麵包和芹菜。第三天，我在公園的草地上發現了兩枚嵌在土裡的二十五分硬幣。我們到韋弗利餐廳喝了咖啡，吃了抹果醬的吐司，還分享了一顆雞蛋。五十分錢在一九六七年真值錢！
　　
這天下午，他又花很長時間為我重講一遍關於人和宇宙。儘管他看上去不如平時專注，卻似乎很滿足於有我這樣一位學生。金星，他告訴我，遠不止一顆星那麼簡單。「我在等著回家。」他說。
　　
真是美好的一天，我們坐在草地上。我猜我是打瞌睡了，醒來的時候他已經不在了。地上留著一截他在人行道上畫畫用的紅色粉筆。我把它裝進口袋裡，自己離開。第二天，我有一搭沒一搭地等他回來。他沒有出現，他已經給了我繼續前進所需要的東西。
　　
我不難過，因為每當想到他，我都會微笑。我想像他跳上了一節貨車車廂，駛向他所信仰的那個星球，以愛之女神來命名的星球。我不清楚他為什麼在我身上花了這麼多時間。我猜，是因為我倆都在七月天裡穿著長大衣，出於一種波希米亞兄弟情誼吧。

★
　　
為了找到工作，我變得更加不顧一切，開始對精品店和百貨公司進行新一輪的搜索。我很快明白，我的穿著不適合找這種工作。就連專營古典舞蹈服裝的「Capezio」都不要我，哪怕我舉止文雅，看起來還頗具「垮掉一代」芭蕾派頭。我在第60街和萊辛頓大道一帶到處遊說，還在亞歷山大信託中心留了求職申請，只是作為最後的一搏，我知道我不可能到那裡工作。然後我開始往市中心走，一心一意地想著出路。
　　
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我毫無心理準備地遇上一個時代的悲劇。約翰．柯川（John Coltrane），那個給過我們《至高無上的愛》（A Love Supreme）的男人，離開了人世。大量的人潮聚集到聖彼得大教堂想與他道別。幾個小時過去。在艾伯特．艾勒（Albert Ayle）那愛的哭喊中，人群黯然啜泣。死去的他就像是一位聖者，奉獻給我們能夠療傷的音樂，自己卻沒能獲救。我和眾多的陌生人聚在一起，經歷了痛失一個人的刻骨銘心，我並不真的認識他，卻從他的音樂裡得到救贖。
　　
後來我走到第二大道，那是詩人法蘭克．歐哈拉（Frank O’Hara）的地盤。粉色的燈光洗刷著成排的板材建築，那是紐約的燈光，是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們的燈光。我想法蘭克應該也愛過這黃昏的顏色。如果他還活著，他便會為約翰．柯川寫輓詩，就像他曾為比莉．哈樂黛（Billie Holiday）寫的那樣。
　　
我整晚都在聖馬克廣場關心發生什麼事。留長髮的男孩們穿著條紋喇叭褲和軍用舊夾克，以爵士樂口技亂喊，女孩們穿著染布衣服。滿街散發的傳單宣告保羅．巴特菲爾德（Paul Butterfiel）和鄉村喬與魚（Country Joe and the Fish）的到來。電動馬戲團（Electric Circus）敞開的大門裡鑽出響亮而刺耳的〈白兔〉（White Rabbit）。變幻莫測的藥物、蘑菇和印度大麻的土腥味將空氣變得濃稠。蠟燭燃燒著，大顆的蠟油溢到人行道上。
　　
我不能說自己適合這裡，但我感到安全。沒有人注意我，我來去自由。這裡有一支漂泊的青年團體，在公園裡睡臨時帳篷，他們是湧入東村的新移民。我跟這些人非親非故，但那種自由獨立的氛圍，我很能倘佯其中。我有信心，在這座城市裡，我不覺得危險，也從沒遭遇過危險。我身上沒有什麼可偷的，也不怕那些悄然潛行的男人。誰對我都沒有興趣，七月初在我遊手好閒的幾個星期裡，這點對我倒是挺有利，白天我盡情探索，晚上走到哪就睡哪。我睡過門房、地鐵車廂甚至是墓地。我在都市的天空下或在陌生人的推移中驚醒，該換地方了，該換地方了。
　　
日子實在太煎熬時，我會回到普拉特藝術學院去，偶爾遇見認識的人，我就能借地方洗個澡，睡一覺。要不然，我就會睡在一個熟悉的人家旁邊的門廳前。那並不怎麼好玩，不過我有我的咒語「我是自由的，我是自由的」，即使幾天過後，我的咒語變成「我餓了，我餓了」，我也不著急。我只是需要休息一下，並不打算放棄。我拖著我的格紋旅行箱，從這個門廊到下個門廊，努力爭取不被轟走。
　　
這是柯川離開的夏天。是「門」樂團演唱〈水晶船〉（Crystal Ship）的夏天。手無寸鐵的花童舉起了雙臂，中國試爆了氫彈。吉米．韓崔克斯在蒙特羅燒了他的吉他。AM電臺播了〈比利．喬頌歌〉。紐華克、密爾瓦基和底特律發生了暴動的1967年夏天。這是電影《鴛鴦戀》（Elvira Madigan）的夏天，愛的夏天。在如此輾轉變幻的荒涼氛圍裡，一次偶然的相遇改變了我的生命軌跡。

這是我遇到羅柏．梅普索普的夏天。

第一章 星期一的孩子

★一九六七年春天，我想了想了自己的人生。我把一個孩子健康地帶到了世上，讓她生活在一個有教養的溫馨家庭。我已經從師範學院輟學，我既沒有自制力，也沒有生活重心，更沒有錢，走向將來該有的我一樣也沒有。我在費城一家課本印刷廠裡做著一份法定最低工資的臨時工。
　　
我的當務之急就是考慮接下來要去哪裡，以及要幹什麼。我堅持希望成為藝術家，不過我也知道自己絕對上不起藝術學院，而且我必須先謀求生路。我留在家裡什麼都做不了，既看不到前景，也沒有歸屬感。父母為我們營造的成長環境充滿了虔誠對話...

這部書花了二十多年纔終於成形，佩蒂．史密斯在這段期間經歷了許許多多的傷逝：羅柏辭世沒幾年，音樂夥伴理查．索爾（Richard Sohl）、丈夫佛萊迪．史密斯（Fred ”Sonic” Smith）、弟弟陶德（Todd Smith）相繼驟逝，當時佩蒂已經遠離樂壇多年，帶著兩個孩子過著半隱居的主婦生活。在樂壇後進麥可．史戴普（Michael Stipe，REM主唱）、老友艾倫．金斯堡和偶像巴布．狄倫鼓勵之下，她重新站上舞台，又錄下了一張接一張震懾人心的壯美之作──上帝帶走了她最親愛的人，同時又還給這世界一位頂天立地的詩人歌手。而她必得花上這麼長的時間，纔能穿越失落的傷痛，尋得合宜的敘述方式。回望所來處，《只是孩子》也是一部獻給那些隕落星辰的傷悼之書。

2005年，法國文化部頒贈藝術文化勳章給佩蒂．史密斯，這來自韓波與波特萊爾故鄉的禮讚，於她再合適不過。2007年，佩蒂正式列名搖滾名人堂（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典禮最後群星大合唱的歌，便是她的「人民擁有力量（People Have the Power）」。近年她仍不斷巡迴演出、錄音，並且持續寫作。她的一對兒女，如今都成了厲害的樂手，經常和母親同台表演。

2010年11月7日，美國國家書卷獎頒給了《只是孩子》。在領獎台上，佩蒂．史密斯憶及她當年在史克萊柏納書店（Scribner’s）打工的日子：「我夢想能擁有一本自己的書，寫一本我能放在那架子上的書。」她眼眶泛淚地說：「拜託，不管我們科技再怎麼進步，請不要遺棄書本。在這有形的世界，沒有任何東西比書本更美麗。」

——她的確寫出了一本擔得起那夢想的，美麗不可方物的書。

（摘自那時，他們和世界都正年輕 導讀 / 馬世芳）

這部書花了二十多年纔終於成形，佩蒂．史密斯在這段期間經歷了許許多多的傷逝：羅柏辭世沒幾年，音樂夥伴理查．索爾（Richard Sohl）、丈夫佛萊迪．史密斯（Fred ”Sonic” Smith）、弟弟陶德（Todd Smith）相繼驟逝，當時佩蒂已經遠離樂壇多年，帶著兩個孩子過著半隱居的主婦生活。在樂壇後進麥可．史戴普（Michael Stipe，REM主唱）、老友艾倫．金斯堡和偶像巴布．狄倫鼓勵之下，她重新站上舞台，又錄下了一張接一張震懾人心的壯美之作──上帝帶走了她最親愛的人，同時又還給這世界一位頂天立地的詩人歌手。而她必得花上這麼長的時間，...

導讀：那時，他們和世界都正年輕　文 / 馬世芳
前言
第一章　星期一的孩子
第二章　只是孩子
第三章　雀兒喜飯店
第四章　神和形離
第五章　牽著上帝的手
致讀者的話
獻給羅柏的詩 四首　譯 / 林維甫

導讀：那時，他們和世界都正年輕　文 / 馬世芳
前言
第一章　星期一的孩子
第二章　只是孩子
第三章　雀兒喜飯店
第四章　神和形離
第五章　牽著上帝的手
致讀者的話
獻給羅柏的詩 四首　譯 / 林維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