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能歌否： 九十二歲的獨唱會
「我又要舉行獨唱會了。聽到消息的不免要訝異慰勉一番。」這是我二十一年前寫的告白〈我七十歲，我唱歌〉，其實那時我七十一歲。我又寫：「倒是沒有人好意思問我為什麼還要唱，或乾脆勸我別唱了。」
今年，二○二三，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又要舉行獨唱會了。九十二歲。這次，真有人善意勸我別唱了。當年我「似乎不得不為這件事的正當性做一些辯護」，寫了兩千多字的理由。這次，沒什麼理由好說了。就說，我喜歡。我任性。為免過高的期待，在節目介紹中寫明了年齡，像藥品說明書上的「過敏慎用」。一個學生憂心忡忡地建議我後台請好護士，門前備好救護車。還好，我的各科醫生，從心臟到嗓音專家，都是愛樂者，他們會在台下。
二○○二年之後我沒有再舉行過獨唱會，是認輸了。沒有人能阻擋歲月。每一次獨唱會，都是我給自己的考試。希望分數再高一些。但終究是有極限的。我以為，那就是最終的成績了。
在那之後，二○○七年，七十六歲，在曹永坤先生的紀念音樂會上唱了幾首歌。二○一八年，八十七歲，在趙慕鶴老師的紀念會上唱了三首。正是趙老師，當我們一起慶祝他一百歲，我八十歲的生日時，問我；「怎麼不唱了？」我說：「都八十歲了，還怎麼唱？」他說：「為什麼不能？」這本來不該成為問題，無需回答的問題，被趙老師問起，我真答不上來。是的，他九十歲與孫子一起考大學，九十八歲獲得碩士學位。
去年十一月，九十一歲，我和學生蔡漢俞參加了聲樂家協會成立三十週年紀念音樂會「大手牽小手」師生同台，二重唱了三首中國歌。之前我還猶豫，但在我九十歲回憶錄《曲水流雲》的發表會上，聲協理事長裘尚芬當眾宣佈，公開點名，我只好答應。三首歌不算大事。不幸的是，其間染上新冠。又壓迫性脊椎骨折。做了非常痛苦的骨水泥手術，帶了三個月的鐵腰帶。上臺的時候步履蹣跚。真唱得不好。但聽眾們似乎很震驚。好幾個學生說聽哭了。我說：「該哭。我還在唱，你們怎麼不唱？」錄音的羅老師說，他在三樓聽得很清楚，如在耳邊。這給了我一點信心。這是兩千多座位的國家音樂廳呢。
於是想，身體狀況再好一點，應該還可以唱吧—誰想到這次演出前兩個月又不得不接受膽囊切除手術。二○○二年《馬勒的歌》獨唱會之後停了下來。沒有特別理由，也沒有宣誓退出。再唱，也沒有「誠信問題」。既不妨礙別人，自娛有何不可？
如果問，這種事，有意義嗎？有價值嗎？我不知道。除非聖人，有誰做的都是有意義的事？說是「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但我不信。我沒有多少日子可排遣。每一天都很寶貴。唱歌，可能是我還可以做的，未必全然無益的事情。
人各有所好。除了基本的生活，我一生很大一部分的時間，精力，金錢，都用在這些虛無的藝術上。欣賞，學習，體驗。盤點我的財富，可誇耀的，不是發光的鑽戒，帳戶的數字。在我冗長的記憶中，被我反覆嘮叨，津津樂道的，都是一些經歷。生活的經驗，以及生活之外，藝術裡的經驗。無論如何昂貴的實物，真實的價值也都只是在我們記憶中佔據的分量。例如辛苦跋涉走過的風景，沒有一寸地屬於我，卻構成我記憶裡的高光時刻。
再問，這麼老了，在家自娛便罷，何必上臺？的確，老音樂家的演出不多，歌唱家更少。最偉大的卡拉絲（Maria Callas），舞臺生命勉強算到四十二歲。五十四歲就過世了。一九九四年路德維希（Christa Ludwig）巡迴告別演唱經過台北，六十六歲。二○一六年在維也納聽花腔女高音古魯貝洛娃（Edita Gruberová），六十九歲；在米蘭史卡拉歌劇院聽多明哥（Plácido Domingo），七十五歲，改唱男中音。這兩位都是奇蹟了。最讓人佩服的是奧莉薇蘿（Magda Olivero）。九十六歲的演唱，仍然維持著最高水準。
鋼琴家的藝術生命長一些。肯普夫（Wilhelm Kempff）的故事我說過好多遍了。一九七三年我第一次到維也納。七十八歲的鋼琴家以七個晚上，演出貝多芬全部三十二首鋼琴奏鳴曲。那種震撼感動了我五十年。
幾年前聽波里尼（Maurizio Pollini）。有人說，這麼大年紀，真不該再出來了。落掉了那麼多音符。畢竟他是以技巧完美到近乎冷酷被人崇拜（還有詬病）的。
難道波里尼自己不曉得嗎？當年的完美，不是他孜孜磨練出來的嗎？那種非人的精準，不是他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嗎？就像百米短跑選手，每百分之一秒的進步都經過千百次鍛鍊，誰比他們更自覺，更在乎那細微的變化？以波里尼唱片為典範的聽眾，失望於他現場的表現，難道他自己不曉得嗎？那他為什麼要出來呢？不缺錢，不缺榮耀，歷史地位無可動搖—也不會被所謂的晚年退步表現動搖。難道他只是捨不下掌聲？是的，即使不完美，絕大多數的聽眾仍然起立，噙著淚，不停地，不捨地一直鼓掌。
聽眾們感動的是什麼？是因為回想起當年被他感動的記憶？是因為感動於他的精神勇氣？還是，聽到了一些和從前不一樣的，沒有的東西？
我想，波里尼只因為一件事走上舞臺：他又在那些陪伴了他一輩子的蕭邦或貝多芬的曲子裡發現了一些什麼。那些因為他不再是從前的波里尼而失望的聽眾活該失望，他根本沒想重複從前的自己。技巧上有多少瑕疵不重要。聽眾應該聽的，是他想要傳達的，新的東西。
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晚年背痛。指揮時都穿著鐵馬夾。動作收縮到極簡。有人開玩笑說柏林愛樂被他帶領了幾十年，他不指揮也沒兩樣。其實，他晚年的音樂真的不一樣。
我和這些偉大的藝術家們相差何止三十里。沒有資格相提並論。這麼老了上臺，沒有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不敢再說給聽眾帶來什麼東西。只能說，為了自娛。說是自娛，也是自虐。整天浸泡在那些歌裡。一首首反覆鍛鍊。像一個為了能塞進細腰禮服的待嫁新娘。實在唱不好，只能忍痛割捨。氣餒懊惱。然而偏偏要自找苦吃，這就是任性。
人老了，反而和年輕人一樣有任性的權利。年輕人的任性還要被長輩管著，怕闖禍，怕學壞。我輩老者，闖不了大禍。壞不到哪裡。迷戀唱歌總比被詐騙好。老人不奢望還做什麼貢獻，把自己照顧好吧。
我的小孫子愛玩「穿越」時間，回到從前的遊戲。真有這種好事，我們老人家豈不該優先。我倒是對「返老還童」有新的理解。人生曲線由低而高，再由高而低。現在的我似乎又回到少年時的水準。連身高都如此—這些年我矮了好幾公分。一樣任性，一樣能力不足，眼高手低。同一首歌，那時我初識，摸索，練習，不得其法，且不自知。現在的我，唱過幾十年，一樣在摸索，更刻苦地練習。明知應該如何卻力不從心。當年，因為父母包容的誇讚而沾沾自喜。現在，需要聽眾包容的鼓勵，為克服了一點困難喜不自勝。
不同的是，我現在比當年努力多了。少年時順著時間之流，不很認真地撲騰幾下，也都有些進步。如今，我在逆流的沖刷下，用盡全身的力氣，立定腳跟都萬分艱難，卻輕易就倒退幾步。我真的在「拔河」，對手是宇宙最強的滔滔長河：時間。當然它不會把渺小渺小渺小的我當對手。我也終將敗北，一潰千里，像每個人一樣。但拔河，就是看你能撐多久。敢向時間挑戰，就很光榮。李白「與爾同銷萬古愁」的辦法是「呼兒將出換美酒」。我唱歌，忘記有愁。只愁唱得不好。
傻的是，我用以挑戰時間的武器，是音樂，所謂時間的藝術。我的樂器，是那飽受時間摧殘的肉身。我創造的，是即生即滅，無形無色，不佔據空間，只存在於時間的聲波。我站立的舞臺，沒有麥克風，沒有擴音器。沒有矯飾。赤手空拳，與聽眾素面相對，直接傳遞，任何缺點都無處隱藏，尤其在小廳。無論做了多少準備，成敗就在那一刻。我的聲音在時間上劃下一道痕跡。不能猶豫，不能收回，不能塗改，不能磨滅。獨唱，九十分鐘。是最真實殘酷的考驗。像極了，人生。
每個人都是孤獨的。通過藝術的分享，才不那麼孤獨。
我清楚記得十七歲在上海聽管夫人喻宜萱的獨唱會。那是我第一次的音樂廳經驗，點燃了我成為一個歌者的夢想。我記得在維也納聽到的第一場歌劇，第一場交響樂，第一場藝術歌獨唱會，和以後無數次感動的瞬間。正因為舞臺表演藝術的不可複製，每一次都是第一次與最後一次，才如此珍貴。音樂廳裡虛幻的真實，或許是這世界被虛擬的人工智慧全面接管之前，最後的陣地。
至少我是虔敬的。在台下，我享受過絕美的經驗。在臺上，我分享過雖不完美，但真誠的演出。如今的我，還是一個合格的歌者嗎？還能不能夠，成為某個聽眾心中的記憶？即使不那麼悅耳，不管為什麼理由？
二○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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