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史（三版）（上、下）

孔子
第一節　孔子之身世及時代
　　孔子名丘，字仲尼（西元前551-前479）。據舊籍所載，其先孔父嘉以公族為宋司馬。曾祖防叔避難奔魯，為防大夫。父叔梁紇為鄹大夫。凡此雖未必盡確，而孔子為殷遺民貴族之後則無可疑。然孔子早年喪父，幼而貧賤。其所受教育如何，已無法詳考。太宰稱其多能，達巷傳其博學，《史記》載其「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而當時亦有「知禮」之譽。《論語》又記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拒孺悲以瑟歌，反魯國而「樂正」。至其弟子所受之《詩》《書》六藝，政治、文學諸端，亦必為孔子之所嫻習。吾人當注意，孔子雖自謂「多能鄙事」，而其所學者殆皆當時士大夫持身用世之術。外此者所不屑為。故樊遲請學稼圃，孔子譏為小人。荷蓧丈人復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譏夫子。蓋春秋時代農工為平民之業，士大夫不事生產，殆略似歐洲古希臘之貴族。故孔子少雖貧賤，其所治則「君子之學」。且既為宋公族魯大夫之後裔，則此君子之學所由成就，不僅有得於家族之薰陶，並以門閥之故，得廣聞博覽之便利。孔子自稱能言夏殷之禮，之杞宋而知文獻不足。由孔子得觀書於杞宋，可推想其得觀書於周魯。孔子又明言其「及史之闕文」，則韓宣子之所觀，或亦孔子所曾入目。此外如入廟觀器，適周問禮，皆足示其治學之勤，子貢謂「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最能道孔子求學之實況。
　　孔子一生之事蹟，不外從政、教學與編書三端。其政治生活較為短促。最初蓋曾為貧而仕，任委吏乘田。後宰中都，進為司寇，遂預於大夫之列。任司寇時曾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以言折景公，並議墮三都，以圖削孟、叔、季三家之勢。及齊人饋女樂，君不致膰肉，孔子自知不能復見用，遂去魯適衛。此後更無從政之事。
　　孔子從事教學，發端似頗早。孔子自稱「三十而立」。《左傳‧昭公二十年》（前521）載孔子止琴張弔宗魯，時孔子年正三十。開始授徒或在此時。其弟子之賢者約七十人。其中出身貧賤者，似占大多數。如「顏子居陋巷，死有棺無槨。曾子耘瓜，其母親織。閔子騫著蘆衣，為父推車。仲弓父賤人。子貢貨殖。子路食藜藿，負米，冠雄雞，佩猳豚。有子為卒。原思居窮閻，敝衣冠。樊遲請學稼圃。公冶長在縲絏。子張魯之鄙家。雖不盡信，要之可見。其以貴族來學者，魯惟南宮敬叔，宋為司馬牛，他無聞焉。」蓋「有教無類」，孔子弟子固不必悉守「不徒行」之禮，保持士大夫之姿態。然七十子之門第雖卑，而所學則多為仕進之術，故顏問為邦，雍可南面。政事既設專科，師弟尤多以政事相問對。甚至子路謂「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無以折之，而僅曰：「惡乎佞者。」孔門學風，於此可以想見。
　　孔子著述之事，古今學者異說紛紜。吾人不必討論。孔子蓋好古敏求，得觀公家藏書，乃復加以整理，發明意義，而以之傳授於後學。《史記》謂「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此則事之可信者。抑又有進者，孔門教材之來源，並不限於官書。孔子不僅廣採眾說，且亦自有創見。孔子適周問禮，入太廟每事問。衛公孫朝問仲尼焉學，子貢對以「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足見孔子不僅取材於書史。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孔子謂「二三子以我為隱。」此足見孔子之教時越出《詩》《書》文字之外。綜孔子一生之事迹觀之，其最大之成就不在撥亂反正，而在設教授徒。章炳麟稱「孔子於中國為保民開化之宗」，其論至當。章氏以為「周官所定鄉學，事盡六藝。然大禮猶不下庶人。當時政典，掌在天府，其事蹟略具於詩書。師氏以教國子，而齊民不與焉。是故編戶小氓，欲觀舊事，則固閉而無所從受。故傳稱宦學事師，宦于大夫。明不為貴臣僕隸，則無由識其餘緒。自孔子觀書柱下，述而不作，刪定六書，布之民間，然後人知典常，家識圖史。」又謂「春秋以往，官多世卿。其自漁釣飯牛而興者乃適遇王伯之君，乘時間起。平世絕矣。斯豈草野之無賢才。由其不習政書，致遠恐泥，不足與世卿競爽。其一二登用者率不過技藝之官，草隸之事也。自孔子布文籍，又養徒三千，與之馳騁七十二國。辨其人民，知其土訓，識其政宜。門人餘裔，起而干摩，與執政爭明。哲人既萎，曾未百年，六國興而世卿廢。民苟懷術，皆有卿相之資。由是階級蕩平，寒素上遂。至於今不廢。」孔子之貢獻，此殆為最扼要之說明。
　　故就孔子之行事論，其最大之成就為根據舊聞，樹立一士君子仕進致用之學術，復以此學術授之平民，而培養一以知識德能為主之新統治階級。然其所以能如此者，雖由其本人之敏求天縱，半亦由時代之影響。苟非時機成熟，雖有至理名言，其誰能領悟而接受。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卒於哀公十六年，正當春秋之末葉，由封建天下轉入專制天下過渡時代之初期。周禮已廢而未泯，階級方壞而猶著。孔子身受舊社會之薰陶，又於舊制度中發現新意義，即欲以其所發現者為改善及復興舊秩序之具。然當時之公族世卿既未必能用其言，遂傳其術於平民，使其學成者出仕公卿，取得致用之機會。當時必有平民之子弟欲自拔於畎畝市井之中而未得其途者，得孔子之施教，自踴躍以赴之。故孔子學術之主要內容為政理與治術。其行道之方法為教學，其目的則為從政。其學術大體取材於舊貴族之典常圖史，其設教之對象則大致為貧賤之子弟。章氏所稱仲尼蕩平階級之作用，非抑舊貴族而使下儕於皂隸，實乃提升平民而令上躋於貴族也。就此論之，孔子固不失為舊制度之忠臣，亦同時為平民之益友。孔門弟子多出身微賤，此為一重要之原因。
　　然以《詩》《書》六藝傳人以為仕進之具，雖由孔子而盛，其事則不始自孔子。章炳麟謂「儒有三科。」「達名為儒。儒者術士也。」「類名為儒。儒者知禮樂射御書數。」「私名為儒」「宗師仲尼」，故儒名不自孔立，其道至孔始大。孔子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區分。孔子未明言二者之所以相異。然觀其斥樊遲問稼為小人，則可推知君子不應圖衣食。觀其譏弟子之為家臣，則可推知君子當謹出處。蓋君子在孔子思想中為品性之名，亦為身分之號。德位兼備，乃為君子之極則。孔門之教，意在以德取位。儒而小人，斯大背設教之宗旨。就此而言，孔子之目的有二：一曰化德位兩缺之小人為有德無位之君子，二曰致有德無位之君子為德位兼備之君子。其理想略似柏拉圖之「哲君」。所可惜者，孔子陳義雖高，而弟子之能力行者極少。七十子之中有得於「德行」之教者多為高蹈之隱君子。有得於「言語政事」之教者不免干祿躁進，取位鮮出家臣邑宰，尚不如孔子曾至大夫之列。推其失敗之故最顯著者為歷史環境之限制。蓋當孔子之時公族雖微，而魯國政權已移入大夫陪臣之手。欲其破格授位，誠非易事。觀孔子自身屢遭讒沮，則其中消息已可窺知。況世卿雖衰，階級觀念依然存在。以力田學稼之細民而置身卿相，或未必為世俗所安。必至風氣大變之後，「君子儒」之地位始漸提高。子夏子思為國君師友，孟子薄齊卿而致仕，孔子之理想乃部分實現。然此重士之風氣，實為以大夫僭國之魏文侯所開。子夏親受孔子「勿為小人儒」之誡，而竟受其尊養，顯已有違夫子之教。其弟子李克復為之盡地力，更蹈「輔桀」之嫌疑。此後以平民致卿相者則「每下愈況」，不特非君子儒，乃多為善戰明法、合縱連橫之非儒。此皆由於世風之變，已超過孔子最初設教之範圍，仁義之言，不能適應七雄之局勢也。故就蕩平階級之功言，孔子不啻陳涉吳廣之發難，而首享其成者反為商、韓、蘇、張「異端」「邪說」之流亞。抑又有進者，孔子意在拔平民以上躋貴族，其思想又由「先王」之道陶融以成，故認定封建政治與宗法社會乃其實行成功之必要條件。於是一生言行頗致力於明權位，抑僭侈，重人倫諸端。如私家強盛則謀墮三都，簡公遭弒則請討陳恆。其他類此者不一而足。然而「逝者如斯」，史無停晷。孔子所欲改善保持之封建天下，卒迅速崩潰以去，則君子儒不能與游說功利之士爭勝，亦勢所必至也。上述之推論如尚無大誤，則孔子之政治理想雖對封建天下之季世而發，實未嘗得一全部實行之機會。其「君子儒」之理想，至為高尚美大。然而上不能令其弟子進於公臣，下又以屈節私家為恥。僭國執政之大夫陪臣，事實上促成門閥階級之破壞，有助於布衣卿相之出現，而孔子裁抑之。尊降柄移之天子國君，早已不能為行道之主體，而孔子擁護之。此種「知其不可而為之」之精神，乃仲尼所以偉大，亦其所以失敗。蓋「素王」之立功，實遠遜其德言之成績。若以現代術語明之，則孔子乃偉大之政治思想家而失敗之政治改進者。其所以賢於堯舜者正以其無堯舜所已得之位，而立堯舜所未有之學也。專制時代之君臣，雖推尊孔子，表章儒術。其實斷章取義，別具私心，存其仁義之言辭，略其封建之背景，忘其平階級之宗旨，遺其君子儒之教義。「儒臣」之仕進者豈但明目張膽，效法子張之干祿，或竟不免術近穿窬，為「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之「俗儒」。其能為「雅儒」之不誣不欺者已屬難能之上選。孔子欲化小人儒以為君子儒，後世乃每「並與仁義而竊之」，借君子之名以遂其小人之實。兩漢以後之儒，謂為荀學，尚不免有過譽之處矣。

孔子
第一節　孔子之身世及時代
　　孔子名丘，字仲尼（西元前551-前479）。據舊籍所載，其先孔父嘉以公族為宋司馬。曾祖防叔避難奔魯，為防大夫。父叔梁紇為鄹大夫。凡此雖未必盡確，而孔子為殷遺民貴族之後則無可疑。然孔子早年喪父，幼而貧賤。其所受教育如何，已無法詳考。太宰稱其多能，達巷傳其博學，《史記》載其「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而當時亦有「知禮」之譽。《論語》又記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拒孺悲以瑟歌，反魯國而「樂正」。至其弟子所受之《詩》《書》六藝，政治、文學諸端，亦必為孔子之所嫻習。吾人當注意，孔子...

增訂版弁言
蕭公權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初成於1940年的夏天，五年後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三十餘年來，中外學子讀之、引之，莫不奉為經典鉅著。美國漢學家牟復禮（Frederick Mote）敎授窮十餘年之力迻譯此書，上卷已於去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印行，都七百七十八頁。書出未久已為彼邦學者購買一空，純學術性著作銷售如此，洵不多見，同時也可知此書的歷久不衰，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蕭先生在英譯本前言中提到：「原書是在很不利的情況下完成的」。所謂不利情況指的是抗戰時期，當時先生「飄泊西南」，「餬口四校」，在敵機轟炸的情況下完成著述的。這可說是蕭先生的「抗戰精神」―在極艱困的環境裡完成「任務」。
　　但此書的成功不能只靠「抗戰精神」，在抗戰之前，蕭先生早已具備著述的優異條件。我們讀此書，但覺脈絡通貫，內容豐富，行文潔美，議論公允，很難想像作者經營之苦心孤詣。「中國政治思想史」一題為西洋體裁，不見於傳統的著作之林，故作者必須自闢蹊徑。然若要開出康莊坦道，不入歧途，則必須於西洋政治思想史著作有所涉獵，以及於政治思想一概念有明確的認識。蕭先生早年留美，先後在密蘇里大學與康乃爾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都以政治哲學為專業，且從名師游。當時密蘇里大學哲學敎授佘賓（George H. Sabine）雖尚無赫赫之名，但後來於1937年完成《西洋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一書，名噪一時，而三年之後蕭先生也完成《中國政治思想史》，師弟東西輝映，而二書皆成經典之作，可稱美談。蕭先生在康乃爾的博士論文則是討論近代西洋政治思潮的專著，題目是「政治多元論」（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於1927年在倫敦出版，並列入「當代心理學哲學以及科學方法叢書」，復又經牛津大學指定為「近代名著」（Modern Greats），當代政治學大師拉斯基（Harold J. Laski）推譽此書之「學力與魔力均極雄渾，為政治學界五年來所僅見」。蕭先生以中國學者精研西方政治思潮，獲得西方第一流學者之敬重，可知他對這一門學問造詣之深。
　　蕭先生以此一深遠的造詣，回國敎授西洋政治思想史。同時以所學來整理中國政治思想史，並開課授徒。具備治學的觀點與方法之後，整理工作的重點主要是資料的搜集與選擇。但搜集與選擇的工作並不容易。在搜集工作方面，資料雖多，但散在群籍，非有明銳的觀察力與極大的耐心與勞力，難獲全豹。有些中國政治思想史著作之所以掛一漏萬，即因此故。至於在選擇工作方面，有二重困難，一為甄別政治思想史料，不與其他思想史料相混，此有賴於對「政治思想」這一概念能確實地掌握，譬如舖軌馳車，才有所準則。有些作者排列史料，上下幾千年，無論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種文獻少加分辨，於是猶如迷航，不知所至。而蕭先生於戰前在清華授課時，已將中國政治思想史資料作系統的整理，充分地搜集，嚴格地選擇，曾輯有《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線裝六冊，作為授課的講義，同時亦奠定了撰寫《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基礎。在這一基礎上，蕭先生運用他的政治學觀點，歷史的方法，在艱苦的後方―成都―完成此一七十餘萬字的巨著。
　　三十餘年來，此巨著之嘉惠學子毋庸贅言。以此書中某些章節為基礎撰成專著者，亦大有人在。今後必有更多的學子因讀此書而得益，謹略舉書中精彩之處，以供讀者參考。
　　（一）全書於政治思想的範疇內，上自文獻可徵之晚周，下迄辛亥革命，作極有系統的敘述與分析。二千五百餘年中，凡可述之政治思想靡有遺留，而所述論的詳略則視創獲性與影響力之大小而定，故通篇完備而勻稱。讀者讀畢此書，可於我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發展及其演變，有一通貫全局之認識。
　　（二）全書論及古來學者六十餘人，皆就原作取精用宏，就政治學觀點分類徵引，並加以綜合與分析，不僅使作者之政論「暢所欲言」，而且使其意義更加明晰。蕭先生夾敘夾議，何者為古人所說，何者為近人之說，何者為蕭先生之評論，皆交代得十分清楚，讀者一目瞭然。再者，各章之後註釋詳明，或考訂正偽，或另加解說，或標明出處，尤便於有心者作進一步的研究。
　　（三）全書既採歷史的方法，故對思想的時代背景特為留意。思想雖有其永久性，但政治思想必有時間性。所謂時間性乃指思想在某一時間裡的出現或實施。政治思想除理論一面外，尤有其實踐的一面，故不知歷史背景不能瞭解政治思想。從整體看，全書是在一演進的歷史間架上發展，自「創造」而「因襲」，由「因襲」而「轉變」，再由「轉變」而「成熟」。即從各個時期去了解政治思想的史之發展。再從某一時期看，因環境稍變，思想亦略有異同。例如孔、孟主張略同而途徑有異，即因歷史時代之故。蕭先生說：「二子之異，殆亦時代使然。蓋晚周養士尊賢，肇於魏之西河而盛於齊之稷下，二者孔子皆不及見，而孔子德位兼全之理想君子既無由實現，孟子乃承戰國之風，發為以德抗位之說，亦極自然之事也。」又如論墨學之衰滅亦極精闢：「墨家衰亡之最大原因，似在乎環境之改變，而墨徒不能修改師說以適應之。嬴氏統一封建易為郡縣。諸侯盡滅，皇帝獨尊。銷天下兵器以為鐘鐻金人。如是則尚同非攻之說無所用矣……墨家政治思想本鍼對晚周之歷史背景而產生，其不能昌明於一統之專制天下，誠勢所必至。至於思想內容之優劣，乃另一問題。」其他佳例尚多，自不必一一列舉。
　　（四）全書之中對臆說的批駁以及新見的提出也甚可觀。自晚清以來，國人每喜作比附之談，如以孟子具近代民主思想，以墨家有民選制度，以秦政為法制。此書莫不一一據實據理駁之，以正視聽。蕭先生平生治學素以平實謹嚴為尚，一壁於捕風捉影之厥詞痛加撻伐，一壁律己甚嚴，無確切的事實與理由不立新說，但每立一新說常是難移之定論。例如，從孔、墨的比較以顯示二者實有相似之處。蕭先生說：「述古學以自闢宗風，立治道以拯時弊。遊行諸國，終無所售，乃廣授門徒，冀其能行道而傳學。凡此皆孔、墨之所同也。其相異者一仕一不仕，一由少賤而自躋於士大夫，一則終身以賤人自處……吾人以為就大體言之，墨子乃一平民化之孔子，墨學乃平民化之孔學」。修正了孔、墨不同道的舊說。又如對兩宋功利思想的發揮，亦為前人所不及。蕭先生說：「宋代政治思想之重心，不在理學，而在與理學相反抗之功利思想」，然功利思想與理學同為「儒家思想之鉅變」，亦時勢所致然。兩宋功利思想以王安石為中堅，安石自是儒家的有為者，而不能以法家目之，本書的第十四章論之甚詳。晚近淺學之徒復有以安石為法家者，未久不攻自破，而蕭氏之說終不可移。
　　本書初由上海商務出版，因時局動盪，未嘗簽有任何契約。1949年蕭先生移講臺灣大學，曾允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重印，但也未訂版權契約，此後先生遷居美國，未再加以過問，而此書在臺二十餘年來一再重印，字體已模糊難認。今由蕭公權先生交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用五號字體重新排印，並參閱英譯本上卷校對，另增印「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緒論」為附錄。附錄之後增編「引用書目」與「索引」，以便讀者。本書完成四十年之後，以新面目與讀者見面，並列為《蕭公權先生全集》的第四冊。


緒論
一　中國政治思想史之起點
　　吾國歷史，世推悠久。溯其遠源，可至四千年以上。然研究政治思想史者，不能不斷自晚周為始。此實勢有必然，非敢數典忘祖。三代以前，社會淺演，書契無徵，固不待論。即夏商之世，文物制度尚在草創之中，學術思想殆亦方見萌芽，未能具體。況文獻不足，記載闕失，縱有學說，已難考見。孔子生春秋之時已歎二禮無徵。《洪範》九疇雖或為夏禹政治之大法，而文辭簡短。《商書》雖多為信史，而記載疏略。至於殷墟甲骨貞卜契券之文字，雖可據以推想古代之制度，而究非學術思想之紀錄。凡此皆歷史家與考古家之重要資料，而就政治學之觀點論，殊覺其鮮裨實用。故吾人今日欲取中國政治思想作較有統系之研究，至早只能以周代為起點。蓋吾國古代文化至周而盛。吾人雖不必從夏曾佑之說，謂「中國一切宗教典禮政治文藝皆周人所創」，然學術思想之為周人所創，則為至明顯之事實。
　　周代學術之大興，不在西周盛世，而在東遷以後之春秋末葉與戰國時代。政治思想亦於此時突然發展，蓋自孔子以師儒立教，諸子之學繼之以起。「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持故成理之政治學說乃風起雲湧，蔚為大觀。吾人今日雖不能依據史實確斷其驟盛之原因，然就當時歷史環境之大勢，與乎文化進步之通則，尚可作大致不差之推論。政治思想興於晚周之主因有二：簡言之，即社會組織之迅速變遷，與偉大思想家之適生其會而已。周室自平王之末，已趨微弱。諸侯強大，「秦、晉、齊、楚代興」，遂釀成春秋之局勢。封建制度既就崩潰，貴族之社會組織與生活亦同時發生變化。士族與庶人間之界限逐漸消失，貴族原有從政掌學之特權亦普及於平民。史家所謂王官失守者，殆非虛構。且列國並存，相爭雄長，同文壹教之術猶未用世，思想自由，學無拘禁。處士得以橫議，「邪說」亦可大行。而國君圖強，每重才士。魏之文侯（西元前445-397），田齊之稷下，尤為戰國時代之著例。當此「天下無道」（語見《論語》），社會蛻化之際，不僅爭亂頻仍，民生困苦，而舊日所以維繫人心保持秩序之風俗制度皆動搖崩壞，失其原有之效用。深思遠慮之士，對此鉅變之原因與影響，自不免加以疑問批評，而提出抗議或補救之方。政治思想，於是勃興。上述種種情形，春秋已見其端，至戰國而更甚。故思想之發展亦至戰國而始極。然社會環境僅為思想萌育之條件。苟無天資卓絕之思想家如孔、孟、莊、韓諸人適生此特殊之環境中，何能造成吾國學術史上此重要之「黃金時代」。故政治思想起於晚周，由於千載一時之機會。而吾人即以此時期為研究之起點，誠亦有其自然之理由也。

二　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按思想演變之大勢
　　西人論吾國文化者每謂其偏於守舊。學者遂或疑吾國之政治思想亦歷久頓滯，古今不變。其實中國政論變化之劇烈迅速，雖未足與歐洲相比，然吾人略加探索，即知其確經顯著之重要變化，且可循其變化起伏之迹，而將此二千餘年之思想史分為下列之四大段落：
　　（一）創造時期　自孔子降生（西曆西元前551）至始皇統一（西元前221）為時約三百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戰國時代，學者通稱之為先秦時代。
　　（二）因襲時期　自秦漢至宋元（西元前221至西元1367）為時約一千六百年。
　　（三）轉變時期　自明初至清末（1368至1898）為時約五百年。
　　（四）成熟時期　自三民主義之成立以迄於今。（三民主義之講演在民國十三年。其最初完成則在　孫中山先生倫敦被難以後居英之兩年中，即1896與1898之間。）
　　先秦為創造時期，其事顯明，無待贅說。然孔子自謂「述而不作」，門人復稱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墨子「用夏政」，6而其言每兼稱堯、舜、禹、湯、文、武。道、法二家，推尊黃帝。法家立言，且或以諸國刑書為依據。是諸子之學，悉有淵源，非盡出心裁，憑空立說。創造之名疑有未妥。吾人請釋之曰：創造者非無中生有之謂。春秋以前之人既有政治生活，豈無政治觀念？古籍如《詩》《書》所載天命民本，禮樂兵刑諸說皆經先秦各家所採用，而成為中國政治思想中之要旨。然此等舊說，原來既乏系統，含義亦較簡單。必分別經先秦大家之發揮董理，然後斐然成章，蘊蓄深遠，進為一家之學說。此融舊鑄新之工作，實無愧於創造。譬如工師建屋，木石磚瓦皆仰給於成品，固無礙於堂構一新也。復次，《漢書‧藝文志》有諸子出於王官之說。孔子從周，其教人之《詩》《書》六藝於諸子中殆最近官學。故章學誠謂「六經皆先王之政典」，「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以此類推，則先秦政治思想已具體於春秋戰國之前，儒、墨、道、法之學乃因襲而非創造。此論雖能成理，然不必與吾人之說相悖。請以儒家明之。孔子之政治思想雖以成王周公之制度為根據，然非墨守成規，舉先王之政以為後生之教。必於舊政之中，發明新義而自成一家之言，然後七十子乃心悅誠服，奉為宗師。若其僅傳周公之政典，「符節匢合」，毫無損益，則《詩》《書》六藝，當時既為官書，文武方策之政未經秦火，周魯所藏，得觀者豈僅孔子？《左傳》所載春秋士夫言談中能稱引《詩》《書》之文者不乏其例，何以儒家之學必以孔子為宗乎？吾人如謂孔子就文武之成規，加以自得之創造，而以之為設教立言之資，似較近情理而易通也。雖然，吾人認先秦時期為創造，尚有一最重要之理由，為上文所未道及而應注意者，則無論諸子學說之來源如何，其本身實「自我作古」，開後學之宗派。秦漢以至宋元之政治思想雖不乏新意義，新內容，而其主要之觀點與基本之原理，終不能完全越出先秦之範圍。必俟明清海通以後，外學輸入，然後思想為之丕變。故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者，春秋以前可以存而不論，先秦時期則不能不認為全部工作之起點。其所占地位之重要，可以不言而喻。總之，先秦思想，對春秋以前為融舊鑄新，對秦漢以後為開宗立範，創造之名，由此而立，或不至於大誤。
　　先秦之創造，不由憑空杜撰。秦漢以迄宋元之為因襲，亦非悉出模倣，步趨古學，而絕無進展與改易。始皇併吞六國，封建之天下一變而為郡縣，創二千年專制一統之政體。社會之環境既殊，則先秦百家競起，各創新學之盛況，自亦難於繼續維持。同時正以環境不同之故，秦漢以後之思想家雖因襲前人之觀念與名詞，而政治之對象既已迥異，則其所持觀念之內容，與所用名詞之含義，亦勢不能與古人悉合。故嚴格言之，秦漢以後之政治思想不必有變古之名，而每有變古之實。吾人以此期之思想遠不如先秦之富於創造精神，而思想家亦多無意於創造，因以「因襲」稱之，非謂此千六百年之政論悉守晚周之舊也。抑吾人更須注意，先秦諸子，各立門戶，辯生末學，相攻尤烈。如孟拒楊墨，荀非十二子，墨氏譏儒，莊生評騭諸家道術，此皆最著之例。當時雖意在尊師說，息異端，然不過入主出奴，各有是非，交相勝負。正如群雄角逐，未知鹿死誰手。及至秦漢各家後學相攻已久，接觸已多，於是互相折衷調和，而寖有學術混同之趨勢。放棄門戶之見者遂成雜家之學，堅持門戶之別者亦參採異端，以與師說相糅合。參合之限度不同，故學說之純駁不一。因此周末及秦漢學術每呈下述之二態。一為學派之名號猶昔，而思想之內容有異。二為一派之中間有分支，而數派之間反相混合。自此以後，先秦學派之能繼續存在者，雖尚壁壘森嚴，而所守者不過舊學之主旨。其變易之尤甚者或至體貌不殊，而精神迥別。然既仍互相爭辯排斥，則其求勝之心，無異於古人。政治統一之後，專制君主每欲致思想之統一。始皇「以吏為師」，武帝推尊儒術。此種「別黑白而定一尊」之辦法，未必遂能消減諸家爭勝之心，使其相攻，趨於和緩。故秦漢以後為學術內容調和之時期，亦為學術派別決戰之時期。秦亡後之千餘年中，各派相爭雄長，隨歷史環境之轉變而相代起伏。或先盛而後衰，或既廢而復興，或一時熄滅而不再起，或取得獨尊之地位而不能壟斷全局，或失去顯學之勢力而仍與主潮相抗拒。思想之內容雖隨時代而屢變，其大體則先秦之舊。絕對新創之成份，極為罕見。

增訂版弁言
蕭公權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初成於1940年的夏天，五年後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三十餘年來，中外學子讀之、引之，莫不奉為經典鉅著。美國漢學家牟復禮（Frederick Mote）敎授窮十餘年之力迻譯此書，上卷已於去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印行，都七百七十八頁。書出未久已為彼邦學者購買一空，純學術性著作銷售如此，洵不多見，同時也可知此書的歷久不衰，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蕭先生在英譯本前言中提到：「原書是在很不利的情況下完成的」。所謂不利情況指的是抗戰時期，當時先生「飄泊西南」，「餬口四校」，在敵機轟炸的情...

【上冊】
新校本說明
出版說明
增訂版弁言
凡例
緒論

第一編　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創造時期
第一章 先秦政治思想之流派
第一節　歷史背景
第二節　地理分布
第三節　交互影響
第四節　時代先後
第二章 孔子
第一節　孔子之身世及時代
第二節　從周與正名
第三節　仁
第四節　德禮政刑
第五節　君子
第六節　大同、小康與三世
第三章 孟子與荀子
第一節　孟、荀之身世及時代
第二節　民為貴
第三節　定於一
第四節　一治一亂
第五節　禮
第六節　治法與治人
第七節　天人之分
第四章 墨子
第一節　墨子之身世及時代
第二節　兼愛交利
第三節　尚同
第四節　天志明鬼
第五節　尚賢
第六節　節用
第七節　非攻
第五章 老子與莊子
第一節　老、莊之身世及時代
第二節　反者道之動
第三節　無為而無不為
第四節　齊物外生
第五節　在宥
第六章 管子
第一節　管子之身世及時代
第二節　尊君與順民
第三節　以法治國
第四節　經俗
第五節　經產
第六節　經臣
第七章 商子與韓子
第一節　商、韓之身世及時代
第二節　勢
第三節　農戰
第四節　法
第五節　術

第二編　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因襲時期
第八章 秦漢之墨與法
第一節　墨學之消沉
第二節　李斯
第三節　法家思想之餘波
第四節　法、儒之爭勝與合流
第九章 賈誼至仲長統
第一節　儒學之復興
第二節　賈誼
第三節　董仲舒
第四節　董子以後之天人論
第五節　桓譚至仲長統
第十章 《呂氏春秋》至王充《論衡》
第一節　道家與雜家
第二節　漢代之黃、老
第三節　《呂氏春秋》
第四節　《淮南鴻烈》
第五節　王充《論衡》
第十一章　王弼至葛洪
第一節　魏晉老、莊思想之背景及淵源
第二節　無為
第三節　無君
第四節　《列子》
第五節　葛洪
第六節　佛教所引起之爭論
第十二章　韓愈、柳宗元、林慎思
第一節　唐代儒學之復盛
第二節　韓愈
第三節　柳宗元
第四節　林慎思
第十三章　唐朝五代道家之政論
第一節　唐代道教之尊崇
第二節　元結
第三節　《无能子》
第四節　羅隱
第五節　譚峭
第十四章　兩宋之功利思想
第一節　宋代思想之大勢
第二節　李覯
第三節　王安石
第四節　陳亮
第五節　葉適
第十五章　元祐黨人及理學家之政論
第一節　司馬光
第二節　蘇洵、蘇軾及蘇轍
第三節　邵雍
第四節　二程與朱、陸
第五節　《忠經》

【下冊】
第三編　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轉變時期（上）
第十六章　明代專制思想之反動與餘波
第一節　劉基
第二節　方孝孺
第三節　張居正
第四節　呂坤
第十七章　王守仁與李贄
第一節　王守仁
第二節　李贄
第三節　西學之初來與失敗
第十八章　明末清初之反專制思想
第一節　專制之覆轍
第二節　黃宗羲
第三節　唐甄
第四節　顧炎武
第十九章　王夫之
第一節　制度論
第二節　民族思想
第三節　呂留良與曾靜
第二十章　太平天國
第一節　政治思想之消沉
第二節　太平天國政治思想之背景
第三節　太平天國之政治理想

第四編　近代國家之政治思想—轉變時期（下）
第二十一章　戊戌維新
第一節　戊戌維新之歷史背景
第二節　康有為之政治哲學
第三節　大同之理想
第四節　康有為之維新論
第五節　譚嗣同
第二十二章　梁啟超
第一節　身世與學術
第二節　世界大同與民族國家
第三節　民權與君憲
第四節　民治理論
第五節　進步思想
第二十三章　戊戌前後之維新思想
第一節　馮桂芬
第二節　張之洞
第三節　何啟與胡禮垣
第四節　嚴復
第二十四章　辛亥革命
第一節　革命運動之勃興
第二節　鄒容《革命軍》
第三節　同盟會時代之革命思想
第四節　章炳麟

第五編　近代國家之政治思想—成熟時期
第二十五章　孫中山（本編缺文）

附錄
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輯要凡例
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緒論
引用書目

【上冊】
新校本說明
出版說明
增訂版弁言
凡例
緒論

第一編　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創造時期
第一章 先秦政治思想之流派
第一節　歷史背景
第二節　地理分布
第三節　交互影響
第四節　時代先後
第二章 孔子
第一節　孔子之身世及時代
第二節　從周與正名
第三節　仁
第四節　德禮政刑
第五節　君子
第六節　大同、小康與三世
第三章 孟子與荀子
第一節　孟、荀之身世及時代
第二節　民為貴
第三節　定於一
第四節　一治一亂
第五節　禮
第六節　治法與治人
第七節　天人之分
第四章 墨子
第一節　墨子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