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探汪精衛與汪政權
郭岱君（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
岩谷將（日本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副院長）
嵯峨隆（日本靜岡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榮譽教授）
抗戰時期最戲劇性的事件當屬黨國元老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汪精衛公開脫離抗日陣營，與日本合作，在南京另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重慶的國民政府對峙。
汪精衛名兆銘，字季新，號精衛，年輕時在日本加入同盟會，1910年，謀刺攝政王載灃，事敗被捕，在獄中寫下著名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民國成立後，歷任黨政要職一度是黨國最高領導，這樣一位熱情勇敢的開國元勛，卻在1938年底離開他參與創建的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唱和，成了侵華日軍的傀儡。
多年來，汪精衛一直戴著「漢奸」的帽子，他組建的政府被稱為「偽政權」，所作所為一概被視為投敵、傀儡、破壞中華民族的團結。然而，汪政權統治了中國三分之一的人口及地區，前後長達5年，其人、其事恐不宜被「漢奸」二字簡化。他為何從革命元勛變成「漢奸」？他為何堅決主張與日本和談？為何決心拋開一切與侵略者合作？汪政權實際作為究竟如何？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已有學者指出，海峽兩岸長久以來對汪精衛的研究存在若干不足之處，例如：汪精衛一生與日本糾葛密切，但學術界對汪精衛與日本的關係研究不夠深入，尤其是大量日文檔案資料未能充分使用。本研究針對這些偏失，試著探討汪精衛的行為、思念，以及他所建立的汪政權，希望還原當年的事實真相，並提出合理的觀察與評估。
一、汪精衛主張對日和議
首先，汪精衛從九一八開始，就對抗日戰爭缺乏信心，深感戰既不能和亦難，常言「不和不戰兩俱可虞」。1932年1月開始，他和蔣介石合作，汪主政、蔣掌軍，聯手處理第一次淞滬戰役（又稱「一二八戰役」）。1933年的熱河抗戰一爆發，汪精衛就宣布中國還無能力對日作戰，必須採取「交涉與抵抗並行之方針」。可見，他認為中國無力抗日，但與蔣介石立場一致，主張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盡量避免戰事擴大。
經過熱河、長城之役，落後的中國軍隊被日軍打得潰不成軍，國民政府苦無對策，只得與日軍簽訂《塘沽協定》，作出讓步。汪精衛更確定中國不可「不量力而戰」，必須避其鋒，以外交手段解決戰。
1935年6月，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致國民政府華北負責人何應欽「覺書」，要求中央軍及國民黨退出河北，蔣介石嚴詞反對，但何應欽抵不過日方壓力，並獲行政院長汪精衛同意，簽下《何梅協定》，屈從日本條件。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汪精衛對抗戰態度的分歧逐漸明顯。蔣介石相信持久戰、消耗戰必能拖住日本，日軍一旦陷入中國地廣人眾的泥沼中，必定進退維谷，最後勝利必屬中國。因此，蔣介石堅持，若要和談，日軍必須退回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絕不能簽下任何屈辱的合約，否則中國將永遠受日本的束縛，「民不成民，國不成國，存不如亡也！」
相對於蔣介石的堅持，汪精衛則認定中國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打贏這場仗，應審時度勢，不妨委曲求全，與日和談。他經常感嘆「此仗如何能打下去？」還數度致函蔣介石，主張對日和談。1937年淞滬大戰，國防最高會議上，對於是否對日絕交，汪精衛公開持反對意見。11月，德國大使陶德曼受日本之請出面調停，汪精衛主張接受日本條件停戰。12月，南京淪陷，國民政府的士氣跌到谷底，黨內一片主和之聲，汪精衛更加悲觀，認為如果再打下去，國民政府恐亡黨亡國，共產黨將坐收漁利。他向蔣介石建議，「以第三者出面組織掩護」與日和談。所謂的「第三者」，就是他自己。蔣當即拒絕：「此不可能之事也。」
1938年1月，汪精衛公開發表講話，質疑蔣介石的消耗戰、焦土戰，並呼籲朝野人要認清敵人的力量，了解國際情勢，更要清楚自己的力量」。3月22日，蔣介石和汪精衛討論日本請託義大利調停事，汪主和，蔣介石以日本條件嚴苛而反對，兩人意見相左，可能言語上發生衝突，氣得蔣抱怨「世人只知戰時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後痛苦更甚於戰時，何況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
為了和與戰的問題，汪精衛與蔣介石多次爭得面紅耳赤，自盧溝橋事變到汪精衛離開重慶這1年多時間，汪勸蔣暫時委屈與日本言和多達10餘次。由於蔣對和議的堅持，汪的意見總是被壓制下來。
低調俱樂部
事實上，國民政府內認為抗戰前途堪憂的黨政高層不在少數，尤其是抗戰初期，開戰不到半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等大城市相繼淪陷，舉國一片悲觀與主和之聲，蔣介石也承認黨政高層「主和者尤多。」行政院長孔祥熙公開主張與日本議和，外交部長張羣對戰局也極為悲觀。有一些文人及黨政要員也對抗戰前途憂心。他們認為，中日國力懸殊，跟日本作戰猶如螳臂擋車，蔣介石和那些高喊持久戰、消耗戰的，其實是在唱高調，不切實際。他們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對日不宜操之過急，應保持低調，以免予日本軍閥擴大戰爭的藉口。這些人經常聚會，逐漸形成一個討論時政的小團體，成員包括胡適（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周佛海（國民黨中宣部代部長）、陳布雷（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主任、中宣部副部長）、熊式輝（江西省主席、國民黨政學系要角）、高宗武（外交部亞洲司司長）、蔣夢麟（北大校長）、梅貽琦（清華大學校長）、陶希聖（中央大學教授）、梅思平（原為中央大學教授，汪精衛重要幕僚）、董道寧（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蕭同茲（中央通訊社社長）、程滄波（中央日報社長）等。他們標榜說實話、不唱高調，戲稱是個「低調俱樂部」。
低調俱樂部雖是個非正式的小團體，但他們隱然視汪精衛為精神領袖，強調「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醞釀對日和議。幾位成員更因而攪動風雲，簇擁汪精衛掀起一場和平運動，最後離開國民政府與日本合作，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董道寧、陶希聖等正是這齣驚天大戲的主要角色。
高宗武、董道寧東京為汪探路
高宗武，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高材生，是個日本通，1932年，經黃郛、胡適推薦，以日本問題專家的身分受聘為國防設計委員會專員，後轉入外交部，29歲升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負責對日外交工作，受到蔣介石、汪精衛的重視，是當時國民政府裡最年輕的外交主管。之前，主和的周佛海、高宗武、陶希聖等曾多次透過汪精衛向蔣介石建言，認為應儘快以外交手段和日本交涉停戰。他們建議派高宗武和日方接洽，但都被蔣否決。
1938年1月，陶德曼調停無果，日本政府對蔣介石十分惱怒，1月11日東京御前會議決定，「如和談不成，應協助成立新興中國政權。」至於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帝國應採取措施使其消滅，或促使新興政權將其吸收合併。」1月16日，首相近衛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東京準備另尋有影響力的人士合作（通稱「第一次近衛聲明」）。
東京的聲明令重慶主和的人士大受鼓舞，此時正是南京淪陷後國民政府正處於士氣的低谷，於是，1938年2月，周佛海再度建議蔣介石派人到香港探尋和平停戰的可能性。這次，蔣介石同意了，指派高宗武和其部屬日蘇科科長周隆庠到香港，設立「日本問題研究所」。這個研究所名義上屬於重慶的「藝文研究會」，實際上是個祕密情報機構，主要是方便高宗武往來香港、上海，和日本人接觸，打探東京的動靜。
與此同時，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也悄悄從武漢到上海，會見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滿鐵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日本同盟通信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等，和他們交換對中日和議的看法。日方對董道寧帶去的訊息很感興趣，立刻聯絡參謀本部影佐禎昭（第八課課長，總管謀略、情報、宣傳），安排董去東京。1938年2月15日，董道寧在影佐禎昭安排下抵達東京，此行任務是「刺探敵國大本營最高當局對華真實態度」。董道寧見到了多田駿（參謀次長、前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石原莞爾（關東軍副參謀長、前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今井武夫（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這幾位都是日軍中少壯派的中堅分子，都是搞謀略、主張和平解決中日戰爭的「不擴大派」。
他們與董道寧見解相通，但因為第一次近衛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言猶在耳，現在回頭再與國民政府談判，等於打自己的臉。所以，他們私下提出以蔣介石下台、汪精衛取而代之的方式來解決這個難題。董道寧返回上海時，還帶了影佐禎昭致影佐日本士官學校學長何應欽、張羣的親筆信。
董道寧東京之行的報告連同影佐禎昭的兩封信，在4月初經高宗武呈送周佛海、汪精衛、蔣介石。與此同時，日本參謀本部決定派影佐禎昭到上海組織和平運動。
1938年6月，日本政府成立「對華特別委員會」，由陸軍、海軍、外交部代表組成，主要任務是配合軍事行動，展開對華謀略，分化中國內部，籌建在華占領區內的偽政權。土肥原賢二從中國戰場奉調回國，負責這個新機構，並在上海設立辦事處，稱為「土肥原機關」。6月初，徐州會戰結束後，日軍傾全力攻打武漢，蔣介石、李宗仁沿長江部署百萬大軍嚴陣以待，一場大戰即將展開。對抗戰失去信心的汪精衛、周佛海等更加焦急，倘武漢失陷，中國三分之二精華區盡落入日軍之手，中國焉有活路？汪精衛他們不能再等了，私下籌畫如何避開蔣介石和日本接觸，推動和談停戰。
6月14日，在香港的高宗武和西義顯經過多次討論，就和平運動達成初步共識，準備組織「第三勢力」，他們心中的「第三勢力」領袖直指汪精衛。
與此同時，周佛海賦予高宗武一個祕密任務：悄悄去一趟東京，確切了解日本政府對中日和平的態度及條件。
「扶汪代蔣」：東京誘降汪精衛
1938年6月23日晚，透過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協助，高宗武、周隆庠化裝成日本人，避開海關檢查，搭上日本輪船，前往日本。
行動如此神祕，是因為他們想瞞過蔣介石。其實，蔣介石消息靈通，高宗武和周隆庠出海不久，蔣介石就知道了。蔣在日記寫道：「高宗武荒謬妄動，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謂大膽矣！」
高宗武在日本拜訪了自由派的重要人士，包括西園寺公一（前首相西園寺公望之孫）、犬養健（眾議員，因反戰被少壯派軍人刺死的前首相犬養毅之子）、岩永裕吉（同盟通信社總社長），他們都反對擴大戰爭，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中日衝突。
重頭戲是與日本軍政高層的會面，包括首相近衛文麿、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參謀次長多田駿、內閣書記官長風見章、內閣參議松岡洋右，以及參謀本部的影佐禎昭、陸軍省中國課課長今井武夫等人。
高宗武表示，若要實現中日和平，日本必須放棄帝國主義，視中國為對等國家。如果日本拿出事實證明有此誠意，則中國內部以汪精衛為首的和平勢力，將可起而調解兩國爭端。
抬出汪精衛，正合日方心意。近衛聲明已是日本國策，而且，蔣介石對和談條件相當堅持，太難對付，日方正想找個人代替蔣介石，汪精衛恰合適，雙方一拍即合。
不過高宗武後來否認他曾提出「扶汪代蔣」，他只是表達汪精衛會起而推動和平運動，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實現和平；但日本人故意曲解他的意思，設了個陷阱讓他掉進去。
不論真相如何，高宗武這次東京之行，對此後日本對華政策影響深遠。東京根據高宗武帶來的訊息，制定了基本對華方針。7月12日，五相會議通過「適應時局的中國謀略」，幾天後又制定了「從內部指導中國政府大綱」，確定以政治誘降來推動軍事侵略，並把誘降對象從蔣介石轉為汪精衛、唐紹儀、吳佩孚這些「中國第一流人物」。
高宗武在7月9日回到香港，由於害怕蔣介石生氣，遲至7月21日才由周隆庠把東京之行的報告呈送周佛海、汪精衛、蔣介石。
汪精衛看到這個報告，大吃一驚。他雖主和，但不是他自己出馬，而是由蔣介石來談。他對幕僚表態：「我單獨對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決不瞞過蔣先生。」
蔣介石對高宗武擅到東京已是不悅，再看到日本要蔣下野、汪精衛出馬的文字，更是大發雷霆。他責備高宗武誤事，並懷疑日本最近態度上的變化，和高宗武日本之行有關：「倭閥對我變更態度者，其果誤認吾內部之動搖，而與高之荒謬赴倭亦有關係也。」蔣介石氣得要與高宗武斷絕關係，還下令停發高宗武的活動經費。
蔣介石懷疑高宗武赴日是汪精衛的指使，他和汪精衛、張羣討論高宗武的訪日報告時，「覺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蔣介石動怒讓高宗武十分不安，再加上肺病復發，高不得不滯留香港休養。周佛海派國民黨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梅思平到香港接替高宗武，繼續與日本聯繫。東京方面則對和平運動興致勃勃，土肥原賢二指派同盟通信社上海分社兼華南分社社長的松本重治為上海聯繫人。
此時，國軍在武漢會戰中節節敗退，國民政府在8月遷都重慶，固守西南，與日軍作持久戰。面對戰場上不斷傳來的壞消息，汪精衛心情沉重。他擔憂，日方願意和談，可是「我方大門關得緊緊的，無從說起」。汪精衛逐漸明白，通過蔣介石及黨內決議，很難實現他的和平主張，他開始思考其他方式謀和，並在國際媒體公開表達議和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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