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摘錄）
數十年來，歷史學家的注意力都放在長時段分期的研究，彷彿在政治波動與其劇目之下，他們要揭示的是穩定且難以打破的平衡、不可逆轉的過程、恆常的調控、經過數百年的持續後達到頂點並相互換置的趨勢現象、累積的運動和緩慢形成的飽和、因傳統記述的錯綜複雜而被成堆事件覆蓋的靜止且無聲的巨大基石。為了進行這種分析，歷史學家使用了部分塑造、部分接收而來的工具：經濟成長模型、貿易流量的定量分析、人口發展與消退的概況、氣候與其變遷的研究、社會學常數（constante sociologique）的標定、技術調整及其傳播與持久性的描述。這些工具讓他們得以在歷史場域中區分出不同的沈澱層；過去一直是研究對象的線性接續性（successions linéaires），現在被一系列深層的脫鉤（décrochages en profondeur）所取代。從政治的流動多變到「物質文明」的緩慢演進，分析的層次增多了：每一層次都有自己特定的決裂（rupture），每一層次都含有一個僅屬於它自己的劃分；而且隨著我們越接近最深層的基石，這些斷節（scansion）也會越來越大。在統治、戰爭與飢荒的混亂歷史背後，呈現的是看起來幾乎不變的歷史——亦即變動不大的歷史：例如航海路線的歷史、小麥與金礦的歷史、乾旱與灌溉的歷史、輪作的歷史、人類在飢餓與繁殖之間取得平衡的歷史。傳統分析會提出的老問題（不同事件之間有什麼樣的關聯？如何在它們之間建立必要的接續性？貫穿它們的連續性或它們最終形成的整體意義是什麼？我們是否能定義一個整體性〔totalité〕，或是必須僅止於重建連貫性？）如今已被另一種類型的詰問所取代：哪些層面必須彼此分離出來？要設置哪些系列類型？要為它們採用什麼樣的時間分期標準？從這個關係到那個關係，我們可以描述什麼樣的關係系統（等級、支配、分層、單義的決定因素、循環的因果關係）？我們可以為各系列建立什麼樣的系列？我們可以在多大範圍的年代圖表裡，確定不同事件的接續性？
然而，大約在同一時期，在這些我們稱為觀念史、科學史、哲學史，思想史及文學史的學科（它們的特殊性可以暫時忽略）裡，在這些無論標題為何、很大程度上都脫離了歷史學家的研究與其方式的學科裡，注意力反而從被描述為「時代」（époque）或「世紀」（siècle）的大型單位轉向決裂現象（phénomène de rupture）。在思想的巨大連續性下、在精神或集體心智狀態大量與同質的表現下、在一門自始就力求存在與實現的科學的頑固發展下，以及在種類、形式、學科、理論活動的持續下，我們現在力圖檢測這些中斷（interruption）的影響。中斷的地位和性質相當多樣。巴修拉（G. Bachelard）將其描述為知識論的契據與閾值（Actes et seuils épistémologiques）：它們中止了持續的認知累積，打破這些認知臻至成熟的緩慢過程並使之進入一個新的時刻，切斷它們的經驗起源和初始動機，淨化了它們假想的同謀關係；因此，它們規定歷史分析不再是對無聲開端的研究，也不再是無止盡地溯本清源，而是標定一種新的合理性類型與其多個影響。亦可稱中斷為概念的移動（déplacement）與轉型（transformation）：康居朗（G. Canguilhem）的分析可作為模型；這些分析指出，一個概念的歷史不僅是其逐步完善的歷史、不斷增加之合理性的歷史、抽象梯度的歷史，也是這個概念各種建構與有效性場域的歷史，是這個概念的連續使用規則、讓它持續並完成制訂之多個理論環境的歷史。康居朗也在科學史的微觀（échelle micro）與宏觀（macroscopique）之間做出區分，在此，事件與其後果的分類方式是不同的：因此，一個發現、一種方法的開發、一位學者的工作及其失敗都有不同的影響，而且無論是在這個或那個層次都無法以相同的方式被描述；因為無論是在這裡或在那裡，傳述的歷史都不是相同的。復現再分配（redistributions récurrentes）則針對單一相同的科學，隨著其當下的變化，彰顯了多個過去、多個連貫形式、多個重要性的等級、多個決定因素網絡、多種目的論：歷史描述因而必然會依知識的現實性來安排，隨其諸多轉型而增加，並反過來持續與自身決裂（關於此一現象，塞荷〔M. Serres〕才剛在數學領域中提出一項理論）。還有葛胡（M. Guéroult）曾分析的系統之建築術的統一體（unité architectonique），對這些統一體來說，描述影響、傳統、文化連續性是不恰當的，而是應該描述內部一致性、公理、演繹鏈、相容性。最後，最激進的斷節（scansion）大概就是理論轉型的研究所造成的斷裂（coupure），這種研究「建立起一門科學，方法是將它從其過去的意識型態中抽離，並指出這個過去是一種意識型態」。當然，我們還必須加上文學分析，如今被文學分析當作統一體（unité）的，不是一個時代的靈魂或敏銳性，不是「團體」、「學派」、「世代」或「運動」，甚至不是將作者生活與其「創作」連結起來的交換作用中由作者塑造的角色，而是一部作品、一本書、一段文本的結構。
因此，我們即將或正在向這些歷史分析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再是透過什麼樣的途徑來建立連續性，單一且相同的意圖用什麼方法來維持自身並為這麼多不同且接續的精神建構一個單一的視野（horizon），什麼樣的行動模式和載體意味著傳遞、恢復、遺忘、重複的作用，起源如何將其支配擴展到自身以外且直到這個不曾企及的實現——問題不再是傳統與痕跡，而是切割（découpe）與界限（limite）；問題不再是萬年不朽的基礎，而是作為各種基礎之基礎與更新的轉型。我們因而見到一個完整的問題領域展開了（我們已經熟知其中幾個問題），而且這個新的歷史形式試著透過這些問題闡述自己的理論：如何詳細說明能讓我們思考不連續性（閾值、決裂、斷裂、變動、轉型）的不同概念？用什麼樣的標準分離我們正在處理的統一體：什麼是一門科學？什麼是一部作品？什麼是一項理論？什麼是一個概念？什麼是一段文本？如何讓我們可以自處的層次多樣化，這些層次都有自己的斷節（scansion）及分析形式：什麼是形式化的合法層次？什麼是詮釋的層次？什麼是結構分析的層次？什麼是因果關係的分配層次？
簡而言之，思想史、認知史、哲學史、文學史似乎都在增加決裂並尋找不連續性的所有突兀；然而所謂的歷史本身就是短篇的故事（l’histoire tout court），它為了追求結構的穩定，似乎抹消了諸多事件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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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願這種交錯縱橫不會引起幻覺。當其他學科的研究正從一堆不連續性走向不中斷的大型統一體時，我們不要被表象矇騙了，認為某些歷史學科已經從連續走向不連續；不要以為在對政治、制度或經濟的分析中，我們會對總體的決定因素越來越敏銳，反而是在分析觀念與知識時，我們會越來越關注差異的作用；不要相信這兩大描述形式在未相互承認的情況下還會再次彼此交會。
事實上，無論是在此或在彼，所提出的問題都是相同的，但在表面上卻引發了相反的效應。這些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對文獻（document）的質疑。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很顯然地，一門如歷史這樣的學科自存在以來，我們就開始使用、查閱並質疑這些文獻；我們不僅思忖它們想要說什麼，也懷疑它們說的是否為真理、它們憑什麼可以如此宣稱，它們是可靠還是偽造的、是充滿訊息還是一無所知的、是確實無誤還是變造的。但是，上述每一個問題及整個重要關注都指向同一個目的：那就是從這些文獻——有時是隻字片語——透露的內容來重建過去，這個過去是文獻的來源，但如今已遠遠消逝在其後；文獻一直被視作一種現已沈寂的語言——它的痕跡很微弱，但幸好仍可辨識。然而，歷史透過早已出現但大概尚未結束的變動，改變了它相對於文獻的位置：其首要任務不再是詮釋文獻，也不是確定其真偽與表達價值（valeur expressive），而是對其進行內部工作與深究：歷史將文獻加以組織、分門、別類、安排，分層、建立系列、區分有無相關性、標定各種要素、定義各種統一體、描述各種關係。因此，對歷史來說，文獻不再是一種惰性材料（matière inerte），歷史試著透過這種惰性材料來重建人類所做或所說、但如今只留下航跡（sillage）的過往事件：它試圖在文獻本身的構成中定義各種統一體、集合體、系列、關係。我們必須將歷史從長久以來感到自滿的形象（image）中分離出來，歷史過去一直藉此證明它在人類學方面的正當性：亦即歷史是千年集體記憶的論據，這種記憶會利用物質文獻找回記憶的鮮明度；歷史就是對文獻物質性（書籍、文本、記述、紀錄、行為、建築、制度、法規、技術、物件、風俗等等）的研究及實踐，這種物質性一直存於所有社會之中，無所不在，無論是以自發性的形式，還是以有組織的殘留形式皆然。對本身理所當然就是記憶（mémoire）的歷史來說，文獻並非是美好的工具；歷史，對一個社會來說，是把與其無可分離的大量文獻，賦予地位和闡述的一種方式。
扼要而言，傳統形式的歷史致力於「記住」過去的各種文物（monument），將它們轉成文獻，並讓這些痕跡發言，這些痕跡本身通常是非口頭的，或者是無聲地說出它們所說內容之外的事物；今日，歷史將文獻轉成文物，歷史在破譯人類留下之痕跡的地方、在我們試著透過對比來辨識它們的地方，展現了大量要分離、歸類、找出關聯、建立關係、建構集合體的事件。曾經有段時間，考古學作為一門探究無聲文物、惰性痕跡、無來龍去脈之對象及過去留下之事物的學科，因而比較類似於歷史，只有透過歷史論述的重建才有意義；如果玩弄一點文字遊戲，我們可以說今日的歷史比較類似於考古學——就是對文物做內在的描述。
這就產生了幾個結果。首先是我們已經指出的表面影響：觀念史中的決裂增多、狹義歷史的長時段分期出現。事實上，狹義歷史就其傳統形式來說，就是要定義各種事實或有日期可考之事件的關係（單純的因果關係、循環決定因素的關係、對立的關係、表達的關係）：系列的確立，就是要明確指出每一要素的鄰近關係。自此，問題就在於建構系列：定義每一系列的每一要素、確立它的界限、揭示其特有的關係類型、將之明確表達成法則，並進一步描述不同系列之間的關係，從而建構諸系列的系列或各種「圖表」（tableau）：由此產生更多的層樣、它們的脫鉤、屬於它們的時間與時間順序的特殊性；由此必須區分的不僅是重要的事件（及一長串的因果關係）和無足輕重的事件，還有層次完全不同的事件類型（有些是短期的，有些是中期的，例如技術擴展、貨幣短缺，其他則是長期的，例如人口平衡，或是逐步調整經濟以適應氣候變遷）；由此就有可能出現由罕見事件或重複事件建構的大型基準系列（série à repèreslarges）。在今日歷史中出現長時段分期並非是要回歸歷史哲學、世界上的重大時代或各文明命定的階段；而是在方法學上共同闡述各系列的結果。然而，在觀念史、思想史和科學史中，相同的變動卻會引發相反的效應：這個變動分解了由意識進展、理性目的論或人類思想演變建構而成的長期系列；它詰問有關匯集（convergence）與實現（accomplissement）的主題；它質疑整體化的可能性。這種演變會帶來不同系列的個別化，這些系列相互並列、接替、重疊、交織，而且無法被簡化成線性圖示。因此，出現的不是理性的這種連續時間順序，我們總是要追尋其難以企及的起源、回到其開創之初，取而代之的是有時短暫、彼此不同、背離單一法則的諸多尺度（échelles），它們通常具有各自特定的歷史類型，而且無法被簡化為一種正在獲取、發展和記憶的意識的一般模型。
第二個結果：不連續性（discontinuité）的觀念在歷史學科中佔有重要地位。對古典形式的歷史來說，不連續（discontinu）是既定的（le donné），也是難以設想的（l’impensable）：亦即那些以分散事件——決策、意外、倡議、發現等形式呈現的事物；那些為了讓事件的連續性出現，而必須透過分析來被規避、簡化、消除的事物。不連續性曾是時間上散亂的烙印，歷史學家必須將之從歷史中除去。但它現在卻成為歷史分析的基本要素之一，並在其中扮演三重角色。它首先建構了歷史學家有意識的操作（而不再是他無論如何都會從他必須處理的材料中獲得的事物）：因為他必須至少以系統性假設之名，區分可能的分析層次、每一層次特定的方法及適合它們的分期。不連續性也是歷史學家描述的結果（而不再是他分析過後必須消除的東西）：因為他要發現的是一個過程的界限、一條曲線的轉折點、一種調節運動的換置、一個擺盪的界限、一項運作的閾值、一種循環因果關係的失常時刻。最後，不連續性是一種不斷詳細說明的概念（而非忽略它，視其為兩個實證形態〔figure positive〕之間統一且無差別的空白）；根據我們賦予之的領域和層次，不連續性具有特定的形式和功能：因為當我們描述知識論閾值、人口曲線的轉折、或是以某一種技術替代另一種技術時，我們談的並不是同一個不連續性。不連續性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它既是研究工具，也是研究對象；因為它是它所劃定之場域的結果；因為它能讓領域個別化，但是我們只能透過比較這些領域來建立此一不連續性。因為它最終也許不僅是歷史學家論述中的一個概念，還是歷史學家暗中假設的概念：事實上，決裂做為對象，向歷史學家提供了歷史——以及它自身的歷史，如果不是從這個決裂開始，歷史學家還能從哪裡談起呢？新歷史最主要的特點之一大概就是這種不連續的位移：它從障礙變成了實踐；它融入歷史學家的論述中，在此一論述裡，它不再是必須簡化的外部必然性（fatalité extérieure），而是我們使用的操作性概念；由此出現了符號的換置，透過這種換置，它不再是歷史解讀的否定面（歷史的反面、它的失敗、它的權能界限），而是確定其對象並使其分析有效的肯定要素。
第三個結果：一個總體歷史（histoireglobale）的主題和可能性開始消失，而且我們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樣子被勾勒出來了，我們應該可以稱之為一般歷史（histoiregénérale）。總體歷史的規劃是尋求重建一個文明的整體形式、一個社會的物質或精神原則、某一時期之所有現象的共同意義、闡明其內聚力的法則——我們可比喻成一個時代的「面貌」（visage）。這樣的規劃與兩個或三個假設有關：我們假設在一個明確定義之時空領域裡的所有事件之間、在所有有跡可尋的現象之間，我們應該能建立一個同質關係的系統：能衍生每一現象的因果關係網絡，能指出這些現象如何互為象徵或全部表達出單一且相同之中央核心的類比關係；另一方面，我們假設一個單一且相同的歷史性形式包含了各種經濟結構、社會穩定性、心智狀態的慣性、技術習慣、政治行為，並讓它們都經歷相同的轉型類型；最後，我們假設歷史本身能以大型統一體——階段或時期——來表達，這些大型統一體本身就擁有它們的內聚原則。當新歷史對各種系列、切割、界限、落差、差距、時間順序的特殊性、殘跡（rémanence）的獨特形式、可能的關係類型提出疑問時，它質疑的正是這些公設（postulat）。但這並不是說它試著獲得多個並列且獨立的歷史：例如經濟史與制度史並列，制度史又與科學史、宗教史或文學史並列；這也不是說它只試圖在這些不同的歷史之間指出日期的巧合，或是形式與意義的類比。因此，問題出現了——而且這個問題定義了一般歷史的任務——那就是確定在這些不同的系列之間，哪種關係形式可以被合理地描述；這些系列能形成哪種垂直系統；從這個系列到另一個系列，其相關性和支配性的作用是什麼；各種差距、不同的時間性、不同的殘跡可能會有什麼影響；在哪些不同的集合體中，某些要素可以同時出現；簡而言之，就是不僅要確定哪些系列、還要確定哪些「系列之系列」——或換句話說，就是哪些「圖表」是有可能建構的。總體描述會將所有的現象集中起來，圍繞著單一一個中心——原則、意義、精神、世界觀、整體形式；相反地，一般歷史展開的卻是分散的空間。(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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