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的辯證——以英國詹姆斯黨人1745年起義為主題的歷史小說探析╱邱剛彥
參、黛安娜．蓋伯頓《異鄉人》
司各特之後，以詹姆斯黨人1745年最後一次起義為背景的歷史小說主要有：詹姆斯．霍格的《女人的三種危難》；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的《誘拐》（Kidnapped, 1886）、《巴倫特雷的少爺》（The Master of Ballantrae, 1889）；約翰．布肯（John Buchan, 1875-1940）的《一位走失的老嫗》（A Lost Lady of Old Years, 1899）、《仲冬》（Midwinter, 1923）；尼爾．門若（Neil Munro, 1863-1930）的《新路》（The New Road, 1914）；禾奧萊．雅各布（Violet Jacob, 1863-1946）的《弗萊明頓》（Flemington, 1911）；娜歐蜜．米奇森（Naomi Mitchison, 1897-1999）的《初生之犢》（The Bull Calves, 1947）與D. K. 布羅斯特（D. K. Broster, 1877-1950）的《蒼鷺的脫逃》（The Flight of the Heron, 1925）。然而這些作品的普及度以及影響力，都不如當代美國作家黛安娜．蓋伯頓的暢銷書《異鄉人》小說系列（Outlander series）。截至2021年11月為止，蓋伯頓小說的全球銷售量已超過五千萬本（Diana “Global”）。此外，網路隨選串流影片公司網飛（Netflix）根據這部小說系列拍攝的電視影集《異鄉人：古戰場傳奇》（Outlander），收視率極佳，截至2022年4月已開播至第六季，被譽為英國版的《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Robinson）。因為蓋伯頓的《異鄉人》小說受到全球廣大讀者的關注，甚至有以《異鄉人》為主題之國際研討會（Outlander Conference Glasgow）。《異鄉人》小說系列的第一部《異鄉人》出版於1991年，受到熱烈歡迎，自此之後以蘇格蘭為背景的歷史愛情小說創作在美國迅速增長，而且這些作品中的百分之八十都以蘇格蘭高地為其故事的核心。此外，這些作品的男主角多是詹姆斯黨人。如此的創作手法主要是受到司各特與蓋伯頓作品的影響。隨著二十世紀90年代的光芒褪去，對數百萬美國讀者來說，具有蘇格蘭背景的浪漫小說仍然是了解蘇格蘭的主要信息來源（Hague 171）。
蓋伯頓計畫完成共十部的《異鄉人》系列小說，2022年之前已完成了十部中的九部。其中的第一部《異鄉人》（Outlander, 1991）、第二部《琥珀蜻蜓》（Dragonfly in Amber, 1992）與第三部《星月海洋》（Voyager, 1993），其情節發展與《威弗利》大致相同，皆以1745年詹姆斯黨人起義為故事的發軔。《異鄉人》所描述的是詹姆斯黨人起義前的軍備整備，《琥珀蜻蜓》描寫起義事件本身，而《星月海洋》則描繪起義後英國政府對於詹姆斯黨人的懲罰。
本文挑選蓋伯頓作品與司各特《威弗利》並置研究，除了因為它們皆關注詹姆斯黨人的1745年起義之外，主要的原因還有以下二點：第一、蓋伯頓小說是二十世紀再現此起義最具代表性的創作，最可展現當代人回顧末代詹姆斯黨人的視角；第二、蓋伯頓小說與司各特《威弗利》在創作手法上有高度的相似性。分析這些相似之處，將使蓋伯頓追隨司各特再現此段歷史的企圖呈現於當代讀者眼前。然而，作為讀者，我們或許也希望再次探研1745年的起義事件，究竟對於這兩位作家而言有何迷人之處或是重要性？以下先針對《異鄉人》小說系列的前三部進行內容概述，再與《威弗利》進行分析比較。
《異鄉人》的女主人公克萊兒．博尚．藍鐸（Claire Beauchamp Randall）曾是二戰的戰地護士，戰爭結束後與擔任歷史學教授的丈夫法蘭克林．沃夫頓．藍鐸（Franklin Wolverton Randall）到蘇格蘭北方城鎮印威內斯（Inverness）二度蜜月。蜜月過程，克萊兒在鄰近納敦巨岩（Craigh na Dun）之處進行藥用植物的採集，因巨石的特殊形象與其發出的奇特聲響而受到吸引。她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碰觸了巨石，隨即穿越時空至1743年的蘇格蘭高地，並與高地麥肯錫氏族（Clan Mackenzie）有所互動，逐漸成為他們的一員。克萊兒在《異鄉人》小說的第二部《琥珀蜻蜓》中回顧此經驗：「在一九四五年，我走進了巨石陣，穿越裂開的石柱，人卻來到山腳下，時光也倒流回一七四三年。」（《琥珀蜻蜓》上 90）克萊兒被當地人稱為「薩森納赫」（Sassenach），意指外地人或英格蘭人，因此她也就是小說標題所指稱流落異鄉的「異鄉人」。在此異邦，克萊兒為了躲避英格蘭軍官喬納森．沃夫頓．藍鐸（Jonathan Wolverton Randall），亦稱「黑傑克」（Black Jack），喪心病狂且幾近於變態的騷擾（黑傑克其實是克萊兒丈夫法蘭克林的先祖，他在蘇格蘭高地率領軍隊，負責監控各氏族的勢力），嫁給了麥肯錫氏族首領柯倫．麥肯錫（Callum Mackenzie）的姪兒傑米．麥肯錫．弗雷瑟（James Mackenzie Fraser），亦稱紅髮傑米（Red Jamie），但同時也陷入了高地氏族為協助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所謀劃的起義事件。
在《琥珀蜻蜓》中，由於克萊兒深知蘇格蘭將會因為起義失敗而付出慘痛代價，因此試圖說服傑米阻止起義發生。他們透過傑米在巴黎經商的表兄弟賈爾德．弗雷瑟（Jared Fraser）的安排，與詹姆斯黨人的共主查理王子見面，並設法阻斷詹姆斯黨人籌措起義所需之費用。然而當傑米回到蘇格蘭之後，卻發現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被查理王子納入麾下，使得自己成為政府眼中的叛國者。如克萊兒所說：「這結盟書一發布，上頭簽名的人就都給打上了反叛的印記，變成英國的叛亂分子。現在查理王子怎麼籌劃、怎麼籌資運作都不重要了，他已經浩浩蕩蕩往戰爭的海上駛去，而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我和傑米也被迫隨他一同出發。就像傑妮（傑米的姊姊）說的我們別無選擇。」（《琥珀蜻蜓》下 63）傑米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只好集結氏族成員加入詹姆斯黨人的行列。詹姆斯黨人起初在普雷斯頓潘戰役（Battle of Prestonpans）打贏了英軍，但傑米判斷他們最終仍會在克萊兒所告知他的卡洛登戰役遭政府軍擊潰，因此趕緊將懷有身孕的妻子送回她原屬的二十世紀，而自己則準備面對起義失敗之後的懲罰。克萊兒回到了二十世紀，生下她與傑米的女兒布莉安娜（Brianna Randall），並與克萊兒的丈夫法蘭克共同撫養這名孩子。
除了克萊兒以外，潔莉絲．唐肯（Geillis Duncan）是另一名從二十世紀穿越至十八世紀的英格蘭旅人，她與克萊兒相同也和十八世紀蘇格蘭高地人有了孩子。羅杰（Roger）是潔莉絲和杜戈爾（Dougal Mackenzie，麥肯錫氏族首領柯倫胞弟）的兒子，與克萊兒女兒布莉安娜同樣誕生於二十世紀。羅杰與布莉安娜為交往中的男女朋友，他們對於詹姆斯黨人的歷史有極大的好奇心，兩人的觀點呈現二十世紀人理解1745年起義事件之視角。《異鄉人》小說系列的第三部《星月海洋》則是從起義的尾聲講起，傑米受了重傷且成為英軍的俘虜，但因為他先前曾經在普雷斯頓潘戰役赦免被俘虜的英格蘭軍官約翰．格雷少校（Lord John Grey），因此這次避免了遭受槍決的命運（與前一節所討論的《威弗利》主人公境遇相似）。傑米保全了性命而蓋伯頓的《異鄉人》小說也繼續往系列的第四部《秋之鼓》（Drums of Autumn, 1996）前進。由於自《秋之鼓》之後的系列出版已偏離詹姆斯黨人起義的歷史背景，因此不將其納入本文之討論範疇。
蓋伯頓的《異鄉人》小說系列與司各特《威弗利》有多處相似之處。第一、他們都將英格蘭人作為關鍵的主要角色（克萊兒．藍鐸VS愛德華．威弗利）；第二、這些小說的英格蘭女／主人公，都因為某些原因行旅至未曾到訪且陌生的蘇格蘭高地；第三、這兩位英格蘭人都與當地蘇格蘭高地氏族成員產生感情（克萊兒愛上傑米VS威弗利愛上弗洛娜）；第四、這兩位英格蘭人皆涉入詹姆斯黨人的起義事件。除了這四點相似之外，蓋伯頓的《異鄉人》還直接引用司各特長篇敘事詩《瑪米恩》（Marmion, 1808）的文字，用以嵌入她的小說中（《琥珀蜻蜓》下 144），由此可見蓋伯頓對於司各特作品相當熟稔。由於蓋伯頓的《異鄉人》小說系列前三部與司各特《威弗利》的相似之處頗多，前者可說是奠基在後者的基礎之上所完成的二十世紀版本。
蓋伯頓創作與司各特小說雖然多有相似之處，但前者的書寫在諸多方面有其獨到與創新之處，特別是當其批判查理王子的昏庸愚昧以及當權者引以為傲的「進步史觀」之時，其力道比司各特更為突出，且在評判歷史書寫時深具內省的特色。筆者從以下的幾個面向分析，以彰顯蓋伯頓小說的特殊性。
蓋伯頓小說與司各特作品的最大不同，在於前者精巧並具有高度創意的情節設計，使具備歷史知識的女主人公克萊兒穿越時空至十八世紀，且藉由她告誡蘇格蘭人起義失敗的後果，甚至讓她試圖阻止起義的發生（Hague 176-177）。由於克萊兒明瞭歷史上詹姆斯黨人失敗的緣由，她相信自己與丈夫或許能扮演翻轉歷史的關鍵角色：「一七四五年那場起事的成敗，完全取決於這名青年（即查理王子）的性格，而能否避免其發生，則可能得仰賴另一名青年，也就是傑米．弗雷瑟還有我的努力。」（《琥珀蜻蜓》上 112）她甚至向傑米表明阻止起義的唯一辦法―即謀殺查理王子：「如果他死了……現在，今天，或者今天晚上死了，沒有查理王子，就沒有開戰的理由，沒有人下令揮軍卡洛登，沒有戰爭。」（《琥珀蜻蜓》下 354）克萊兒同時也明瞭謀殺查理王子雖可阻止起義的發生，但同時也將會改寫歷史：「如果查理王子死了，卡洛登之役或許不會發生，一條人命，換來兩千條活命。但是……這條皇室血脈將不是死於戰場，而是遭人冷血謀害。」（《琥珀蜻蜓》下 356）雖然蓋伯頓向讀者提出如此大膽且看似可行的假設，但是她最終還是根據歷史發展的原始脈絡，嵌入了詹姆斯黨人1745年反抗政府的起義情節。因此在《星月海洋》中，蘇格蘭也因為參與起義事件而無可避免地受到英國政府嚴厲的懲罰。
本文稍早談及司各特在《威弗利》的〈後記〉中向讀者闡明關於起義的犧牲與失敗後的代價，蓋伯頓小說則讓讀者退一步思考若非因為查理王子的一意孤行，蘇格蘭是否有機會避開政治的漩渦，因而得以更完整地保存自身的文化與傳統？抑或是蘇格蘭之所以在二十、二十一世紀仍舊能夠保有強烈自我認同的意識，而沒有遭到英格蘭教育、經濟與社會的強勢同化，其實是因為在蘇格蘭人心中，查理王子所代表的斯圖亞特王朝是發跡於蘇格蘭本地的家族，因此他們擁護並願意依附於這個舊王朝的最後一位君王，並將他視為恢復蘇格蘭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重要象徵與希望。如克萊兒所提問：
你不知道真相。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確知。這樣你懂嗎？你不知道，因為你也無法說出事情的結局―根本沒有任何結局。你不能說「這件事」「注定」會發生，然後導致其他事。查理王子對蘇格蘭人所做的「那些事」，是必須發生的嗎？還是「有心」推動的結果，而查理王子真正目的就是像現在這樣，成為頭像，成為象徵的符號？要是沒有他，蘇格蘭會不會忍受英格蘭兩百年的統治，然後仍然……能維持自我認同？（《琥珀蜻蜓》下 386）
蓋伯頓藉此段落向讀者提示起義本身的不確定性，並揭露無法判定推動此事件的力量源自何處？它是否有其發生的必然性？雖然蓋伯頓向讀者提出這些頗發人深省的問題，但最終卻未表明個人的想法。而這些關於歷史是否具有必然性的問題，並未在《威弗利》中進行討論，司各特作品對於這段歷史的再現與詮釋，反映出他僅是接受了歷史已然發生的事實。
另外，關於查理王子的形象塑造，《威弗利》與《異鄉人》各自採取的視角也有相當大的差異。在《威弗利》，當美王子查理初次登場時，他被形容為「一個未戴假髮、露出滿頭金黃色頭髮的青年，他那英俊、端莊的臉上，神態威嚴、高貴，一群紳士軍人和高地首領圍著他，這時走出圈子。威弗利後來想到，儘管他身上沒有表示身分的標誌：胸前佩戴星章，膝上繫繡花襪帶，憑他那從容不迫、溫文爾雅的風度，他也能看出他的高貴出身和地位。」（《威弗利》289-290）在蘇格蘭人眼中，查理王子除了有英俊的儀表與瀟灑的風度之外，他的家族事業也廣受人民的支持：「蘇格蘭的名媛淑女也大都擁護這位勇敢而又年輕漂亮的王子的事業，因為他不像個工於心計的政治家，倒像個傳奇中的英雄，完全仰賴同胞們的擁戴。」（《威弗利》312）蘇格蘭畫家艾倫．拉姆齊（Allan Ramsay, 1713-1784）所繪製的查理王子肖像畫，或許最適合拿來理解司各特筆下的美王子形象。這幅畫作完成於1745年詹姆斯黨人起義前夕，是拉姆齊受到荷里路德宮（Holyrrod Palace）的邀請在愛丁堡所完成的畫作，它也是唯一一幅在英國境內所完成的美王子查理肖像畫。詹姆斯黨人設想當成功恢復斯圖亞特家族王位之時，這幅畫作將被帶到英格蘭，並被複製成版畫作為官方皇家肖像的基礎。
然而，蓋伯頓所描繪的查理王子形象與司各特所再現的樣貌大相徑庭。在《琥珀蜻蜓》中，查理王子被描述成一位僅有外貌但無高尚品格的領導：「美王子查理行為不當，對自己最忠誠的擁護者出言不遜、傲慢自大，對能幫助他的人視若無睹、口出狂言，侮辱不該侮辱的人，且從信中字句推測，查理王子恐怕還有酗酒的問題。」（《琥珀蜻蜓》下 20）在同部作品中，克萊兒還直指是因為查理王子本人的昏庸無能，而將擁護他的黨人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是查理王子自己選擇在卡洛登作戰，是查理王子頑固、短視、專制、藐視手下指揮官的諫言，堅持南侵英格蘭。……原本盼望潛伏於英格蘭的詹姆斯黨人也能投入斯圖亞特麾下，但南方一直無人前來馳援。查理王子被迫撤回北方，於是執拗地孤注一擲，把裝備簡陋、精疲力竭、飢腸轆轆的士兵拋進被大雨浸潤的沼地上，面對坎伯蘭軍隊憤怒的炮火。（《琥珀蜻蜓》下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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