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教民榜文：六諭宣講的起源與發展
「勸諭保伍互相勸戒事件：『仰同保人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脩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格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
─﹝宋﹞朱熹，〈勸諭榜〉，《晦庵集》
第一節 明代六諭的緣起
紹熙元年（1190），朱熹（1130-1200）到任漳州知縣，隨即頒布〈州縣官牒〉，要求官員依令行事，意在整頓州縣事務，樹立規範。 其中，所發布〈勸諭榜〉，除試圖改正地方風俗，提倡人倫秩序，也推廣其教化理念。從朱熹的教化理念，可見其對士人與庶民有不同期待。如其勉勵士人「讀書窮理」、「修己治人」，但卻僅要求庶民百姓能做到「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脩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即可。此與儒家傳統有關，也正是朱熹「明德新民」的教化實踐方式。此外，朱熹也非常重視地方社會的禮俗教化，曾修訂呂大鈞（1029-1080）〈呂氏鄉約〉，以〈增損呂氏鄉約〉作為地方社會的禮俗規約，以期促進社會道德與社會互助。「鄉約」可說是藉由集會的方式，對民眾進行社會教育。最早可溯自北宋呂大鈞「呂氏鄉約」。至明清時普遍盛行於鄉里間。而後世的鄉約發展，亦受其影響甚深。 木村英一指出，明代六諭即源自朱熹任地方官時所作的〈勸諭榜〉。 就字句上來看，兩者確有相似之處，或可視為六諭較早的起源。
曉諭榜文：政令的傳布
關於「諭俗文」的研究，小林義廣〈宋代の「諭俗文」〉有較詳盡的討論，他指出早於宋代之前，唐代便有以皇帝名義發布諭俗文的實例，載錄於《大唐詔令集》中。而宋代則將此諭俗的主要職責轉移至地方官員身上。 熊慧嵐〈論宋代諭俗文─玉與守牧共天下〉則指出宋代的「諭俗」與「勸農」密不可分，地方官員常藉由勸農以諭俗。 至於地方士人所作的「曉諭榜文」，可溯自北宋陳襄（1017-1080）於皇祐年間（1049-1053）發佈的〈勸諭文〉：
「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載于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
陳襄認為禮義之俗的道理在於應遵守三綱五常，濟助鄉里鄰保，不為非作歹。同時，從陳襄《州縣提綱》所作的「治縣箴言」中，表明為政應「先教化而後刑責」， 即可反映其制定勸諭文的理念。朱熹曾在〈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中為其作注，並藉其內容彰明教化，導民向善。 陳宓（？-1230）也於〈安溪縣到任諭俗文〉指出，擔心地方教化之意未明，無以導其向善之方，故採用陳襄教民之訓勸諭百姓。 由此，顯見陳襄〈勸諭文〉既是宋代曉諭榜文的開端，也是影響朱熹制定〈勸諭榜〉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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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六諭宣講形式的變遷
嘉靖八年（1529），兵部侍郎王廷相（1474-1544）見民間天災旱荒嚴重，預備倉積糧不足，上奏請設義倉，認為義倉可以「寓保甲以弭盜，寓鄉約以敦俗」，又在談及義倉具鄉約教化的功效時提出：
「每月朔望日一會，在村鎮者以土地神為主，在城市者以城隍神為主，至期設神位香案，社首、社正率一會之人，詣神位前上香奠酒，行再拜禮畢，社首以下各序長幼，立於神位兩旁，社副出於社末，中立，向神讀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云：『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讀畢，再讀曰：『凡我同會之人，能遵聖教者，神必降之福，有違聖教者，神必降之禍，慎哉！慎哉！』」
說明每月朔望各舉行一次鄉約會講，並由社首率約眾一同誦讀太祖高皇帝六諭。職是之故，以致於戶部題准：「每州縣村落為會，每月朔﹝望﹞日，社首社正，率一會之人，捧讀聖祖教民榜文，申致警戒。有抗拒者，重則告官，輕則罰米，入義倉以備賑濟。」 因此，王廷相的上奏可說是推動六諭融入鄉約會講之關鍵。再加上嘉靖十九年（1540），監察御史舒遷強調鄉約的推行，並以「立鄉約以厚風俗」作為教化之道。 自此之後，以鄉約治民之法，便開始廣為地方官員及士大夫所推行。地方上的鄉約漸與六諭相互結合，也使得六諭宣講的方式產生轉變。
明代「中」期的六諭
自明代中期里老制度崩壞，木鐸之教不行以來，陸續出現改以鄉約作為教化風俗的方式。 此時，鄉約中寓有六諭或透過六諭勸民教化的型態、先後出現的時間紛繁並陳，情況不一。如弘治年間，文林（1445-1499）任溫州知府時，曾推行鄉約之法，並試圖以此約束族人，頒行《教民榜》、《白鹿洞規》、《古靈先生勸諭》、《溫公居家雜儀》，以行教化之事。 但具體規範中仍以「每鄉每保各置木鐸一個，令耆民照依太祖高皇帝舊制」， 可知此時同為里甲老人「持鐸循道」的宣誦型態。其後，正德、嘉靖年間，其實已有不少早期鄉約的發展，如潞州仇楫、仇森、仇樸、仇桓、仇欄兄弟所行〈雄山鄉約〉、安陽高陵呂柟（1479-1542）〈解州鄉約〉、祁門人余光行於〈河東運城鄉約〉及安邑張良知〈許昌鄉約〉等。 其中，正德六年（1511），〈仇氏家範〉中曾以舉行《藍田呂氏鄉約》和刊印《太祖高皇帝訓辭》，家給一冊，諷誦體行，作為治家之法。 但未言明如何宣講六諭，僅知已於鄉約舉行之時，發給每戶一本《太祖高皇帝訓辭》，以規範族眾。
正德十五年（1520），王守仁（1472-1529）所頒〈南贛鄉約〉，明顯具有太祖六諭的痕跡，其內文指出：
「今特為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成，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雖未直接點出「太祖高皇帝」或「聖諭六言」之名，但仍將鄉約與六諭結合，期以發揮勸善規過的教化作用。 但其主要型態，仍是以《藍田呂氏鄉約》為本制訂而成。不過，王守仁〈南贛鄉約〉的推行，確是使其後鄉約發展越趨盛行的原因之一。 葉春及（1532-1595）曾謂：「嘉靖間，部檄天下舉行鄉約，大抵增損王文成公之教」。 明末陳龍正（？-1634）纂輯《陽明要書》時亦直言「鄉約莫詳於此」。 顯然王守仁〈南贛鄉約〉於明代鄉約發展中深具重要性。而王守仁的門生鄒守益（1491-1562）於〈敘永新鄉約〉中認為六諭有「遷善改過，潛移默化」的功效，並說道：「詢于大夫士之彥，酌俗從宜，以立鄉約。演聖諭而疏之，凡為孝順之目六，尊敬之目二，和睦之目六，教訓之目五，生理之目四，毋作非為之目十有四。市井山谷之民咸欣欣然服行之。」 說明此時已將六諭疏之為目，行於鄉約之中，並已開始對六諭進行初步的疏解。
至嘉靖四年（1525），呂柟行〈解州鄉約〉時所制定：
「諸耆老善人，每朔望或七八日到書院，可將《大誥》並律令及《藍田呂氏鄉約》、《日記故事》、近日本府發下《諭俗恒言》，摘其開心明目，關係身家風化，孝如曾參酒肉、伯俞泣杖，悌如田真荊樹，友如管鮑分金，化盜如陳寔、王烈等。類一一俗語講譬，令其歸里，轉化鄉村街坊及家人子孫。其年五六十歲以上者，令坐聽；三四十以下者，立聽。後講之日，令報化過人數及不改過之人，本職量行勸懲。若有不順梗化之人，定依《大誥》、律令，申稟上司究治。」
呂柟所作〈解州鄉約〉，已然開始實行鄉約會講，講解文本有《大誥》、《藍田呂氏鄉約》、《日記故事》、《諭俗恒言》等。其中較特別之處為述及《日記故事》中淺顯易懂之古代案例故事，意在通俗易曉，使百姓教化改過。惟仍未以六諭作為主要強調之內容。直到嘉靖三年（1524）浙江淳安知縣姚鳴鸞（1487-1529）才首度在政令中明確指出六諭，使民誦習之，並附有簡短的解釋。 而嘉靖六年（1527），安溪知縣黃懌制定讀約之法：
「聖諭及倣藍田呂氏古靈陳氏作鄉約一篇，頒示居民讀約法。首讀聖諭，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莫作非為。』次讀《藍田呂氏鄉約》，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次又讀《古靈陳氏教詞》，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載於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終讀《本縣禁約》：『一禁火葬，二禁賭博，三禁教唆詞訟，四禁投獻田地，五禁男女混雜，六禁僧道娶妻，七禁私開爐冶，八禁盜宰耕牛，九禁偽造假銀，十禁般演雜劇，十一禁社保受狀，十二禁教讀鄉談，十三禁元宵觀燈，十四禁端午競渡，是皆責之約正，用以督勸。』 」
此時明太祖六諭已明顯見於鄉約之中，連同宋代《藍田呂氏鄉約》、《古靈陳氏教詞》及該縣禁約，一併納入讀約內容，以教化鄉里百姓。同時，從文中得知，鄉約體例大多會將規範析為條目，再分別疏解其內容。
由前述可知，嘉靖初年以前，六諭大多附載於教民榜文或地方官員的勸諭之中，仍未將六諭在鄉約中進行宣講。相較之下，《藍田呂氏鄉約》、《古靈陳氏教詞》等宋代鄉約、勸諭之文，則時常出現在明初士人文集與地方志中，顯見應已備受明代前期士人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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