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鐵定賣座的電影 如果有錢拍電影，有個賣座的劇本，等著！說的是二戰期間，保加利亞人如何奮勇保護猶太人的感人故事。那場世界大戰，希特勒和保加利亞結盟，同為軸心國，但保加利亞人抵死不從，是唯一不贊成把境內猶太人送往死亡集中營的國家。
鏡頭可以從一位東正教神父站在火車頭前拉開，火車載滿猶太人，打算駛往煤氣集中營，光這個鏡頭就夠吸引讀者，再加上成堆的信件，從知識份子到販夫走卒，從教授到鞋匠，均為猶太人請命，希望不要傷害他們。
二戰開打初期，保加利亞採取中立態度，直到1941年納粹施壓，希望經過保加利亞征服希臘，當時蘇菲亞的保國皇室決定與德國同盟，因為得罪不起德國，否則下場會和希臘一樣。但是靠邊站，意味著將與保加利亞的猶太人為敵，這將是另一種壓力。因為猶太人早期就移民保加利亞，他們早在羅馬帝國佔領巴爾幹之前就來了，有些歷史證據顯示早在6世紀前猶太人就在黑海西岸與菲尼基人一起做生意。在保加利亞的Plovdiv市，考古學家發現羅馬帝國時代猶太人的會堂古址。
第一次十字軍戰爭時（1096-1272）, 一批Ashkenazi猶太人從中歐逃避迫害抵達保加利亞的蘇菲亞、Plovdiv和Danube城。之後，15世紀末，跟著來一批猶太人，是從西班牙來的，因為費迪南與伊莎貝王朝逼他們信基督教（他們是猶太教，不承認耶穌是基督）。於是他們四處逃亡，一大批來到保加利亞。這群西班牙猶太移民來了以後，把他們的文化、飲食、風俗習慣等都帶到保加利亞來了，包括一種叫Ladino的西班牙-猶太語言。如今，21世紀了，在保加利亞的小城鎮上還可以聽到這種Ladino話。事實上，保加利亞最早的報紙之一就是用Ladino文印刷的。他們在保加利亞發展屬於自己的文化、社會、政治生涯。
二戰末期，保加利亞的猶太人穿越社會各階層：有最有錢的，也有最窮困的。譬如首都蘇菲亞就有個有名的貧民窟叫Yutz Bunar，裡面都是猶太人。另外，每個大城市都有猶太人的會堂（例如：Plovdiv、Ｒousse、Vidin市），也有猶太人的墓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保加利亞與德國並肩作戰，猶太人從軍的不在少數，他們有高階的軍官，為保加利亞犧牲奉獻。1898年，保加利亞猶太人在Plovdiv舉行第一次大會，1901年發行第一份猶太報紙，除了出版品書籍、教育外，猶太青年男女開始組織社團，有名的體育聯盟Maccabi及Tsadikov合唱團就是其中的「成果」。
根據保加利亞1879年制定的憲法：保障人民宗教、種族的平等與自由，這種平等的精神是保加利亞英雄Vassil Levski在反抗奧圖曼時流露出來的。意思是保加利亞人、土耳其人、猶太人等等，管你是什麼人種，在信仰、國籍、公民權益上一律平等，包括法律之上也人人平等，這是Vevski死前寫下的遺言。其實，近代歐洲早就開始有這種平等的價值觀。在這種背景下，「反猶太」主義出現時，保加利亞的反應就不足為奇了。1940年保加利亞國會通過的「國土保衛法案」，大可與希特勒當時邪惡的「紐倫堡法案」相比較。
保加利亞的「國土保衛法」大大的限制了猶太人的公民權，包括他們的職業、大學教育、甚至限制他們不許與外族通婚。猶太人繳的稅比較重，也必須申報財產；他們的行動受限制，不可隨意遷徙；晚上五點以後不許外出。他們的土地、財產被政府沒收；男人不許從軍，並且隨時準備被遣送當苦力。1943年政府派人收刮猶太人的珠寶、銀行支票等有價值的財產，通通放進保加利亞國家銀行，由政府保管。
猶太人被迫要別個「大衛之星」在身上，強迫他們效忠保加利亞王室 …… 保加利亞對猶太人的態度引起社會反感，作家協會主席公開寫道：「我們相當震驚！保加利亞並沒有被人侵略，也沒有受到屈辱，幹嘛要這麼做？保加利亞人在過去受過屈辱，我們的祖先都記得掛在脖子上的軛 ……我們有必要把過去的那種痛苦加到別人頭上嗎？那是一條危險的路！我們的行為否認了我們是個文明與自由的國家。」住在為碇市的一位律師也寫文章說：「歷史告訴我們，猶太人和我們心靈相惜，我們和猶太人已經是血脈相連、不可分割，這種關係是我們保加利亞國家的榮耀！」那段時間，各種工會都紛紛寫信給政府，表達他們對猶太人的關心與打抱不平。包括醫師公會、藝術家公會、律師公會、菸草工人聯盟、食品公會等。這些反應說明保加利亞人知道這些無辜的猶太人曾經犧牲生命，與保加利亞人並肩作戰一同打拼抵抗奧圖曼帝國，建立現在自由的保加利亞。保國最高宗教機構也表態指責政府態度是「合法的道德羞愧」。
1940年底，猶太人管制草案正式通過，1943年，內閣下令所有猶太人集中在Kyustendil市火車站，駛往波蘭集中營。事件發展至此，有一些人名開始浮現：國會發言人帕席夫，做過律師、法官，是著名的人道主義者。年幼時有許多猶太人的朋友，這些朋友後來都在被驅離的名單內，帕席夫開始遊說部長及高階長官，終於讓保加利亞停止驅離猶太人。在驅離紛擾的階段，另外一位東正教神父也是家喻戶曉、備受尊重。他跑到火車站去，對這一群警察說：「如果猶太人要上車，我也要上去！」他表示：汽笛一響，他就要躺在軌道上，寧願被壓死！
警察們都是東正教徒，不願意當眾對神父不禮貌，他們打電話到首都總部請求指示。不久，指示來了：取消驅離。一位今年80幾歲的老太太對記者說她很感謝那位神父，否則她就被送到集中營，成為600萬冤魂之一，她還說自己雖然當時年紀還小，但一直到今天，幾十年過去了，晚上還常做惡夢。當年保加利亞教會反對政府的反猶政策是有目共睹的。他們雖然教派不同，但雙方領袖在患難中相遇，東正教高層書面表示接納猶太人。
1943年四月，驅離猶太人計劃剛要施行，保加利亞國王Boris三世正式函告柏林，說他們無法驅離猶太人，因為保加利亞正在蓋公路，需要勞力。1943年Boris三世前往德國與希特勒會面，回國後不久突然逝世，傳說是因為不聽話、反對驅離猶太人遭希特勒報復毒死。
當年保護猶太人幾乎成了保加利亞的全民運動，許多政治人物也紛紛跳進來協助他們。他們發給歐洲猶太人到巴基斯坦的過境簽證，根據外交部資料顯示：他們一共發了15000個簽證。二戰末期，有統計說：保加利亞的猶太人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如果屬實，換句話說：保加利亞是二戰歐洲大陸唯一境內屠殺後，猶太人增加的國家。不過必須要提的是：當年德國把希臘、南斯拉夫的猶太人交給保加利亞處理，乃基於他們不是保加利亞猶太人，這些猶太人和保加利亞猶太人的命運大不同，約有一萬名從那些地方來的猶太人被送到Treblinka集中營處決。70 年後，保加利亞官方不迴避當年在希臘及前南聯時期對猶太人的殘忍暴行。
當年外交部長Nikolai Mladenov說：「搶救保加利亞猶太人，是我們保加利亞文明社會的表現，是許多個人行為的付出，一個個付出幫助需要的人。」以色列總理Shimon Peres說過：「保加利亞人謙遜有禮，必要時表現出他們的勇氣。」他公開對保加利亞表示感謝，「因為他們這群人，每天持續地以容忍與冒險來搶救另外一群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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