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有兩種聲音,一種是充滿時代精神,散發報紙氣味的官方語言,一種是被強行掩蓋的個人真實,像是女人的聲音,一如戰爭中不該有女人的臉......
2015諾貝爾文學獎系列作
百年第一人╳記者╳文獻文學獲獎
作品授權52個國家,翻譯成47種語言
俄文直譯繁中版2016年首度上市,由吳佳靜老師(政大斯拉夫語系)審訂
台灣版限量作者燙金簽名
因為她們是女人,不會是英雄,她們的聲音也不會被聽見
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系列作,為時代的苦難與勇氣發聲
2015是二戰終戰70周年,2015年ISIS持續恐攻,2015年難民潮中海灘的小男孩引起全球關注,2014年俄羅斯與烏克蘭爆發危機,普丁的強人政治再次受到注目。這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亞歷塞維奇別具意義。她的文字說出了時代真相,記錄了人民的苦難與勇氣。本書於1985年出版,但2002年才改寫完成,那些遭受譴責的片段終於得以完整呈現,說出時代的真相。
我們是女兵,也是女人
二戰期間,蘇聯發動一百萬女性上戰場,過去所有絕對男性的崗位上全都有女人的身影,她們是狙擊手、砲兵、坦克兵、通信兵、機槍兵、游擊隊員、司機、空軍飛行員、傘兵、醫生、護士、戰地記者。
談到戰爭,過去無數作品中充斥的是男性的聲音。但在這裡,不再有英雄,不再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壯舉、琳瑯滿目的勳章,或光榮與勝利,那些曾與男性並肩作戰卻緘默不語的女性,如今,透過她們的眼睛,戰爭有了不一樣的面孔。戰爭裡充滿的是髒污、跳蚤和流不完的血,但戰爭也是她們的青春、生活,甚至是初戀。
戰爭中沒有女人的臉,戰爭後沒有女人的聲音
雖然偶爾她們也想念長髮,想念裙子,甚至是一只耳環,但這統統不允許,在戰場上她們被抹去了女性的臉孔。像男人一樣與敵人廝殺。但戰爭後,她們卻被要求閉口不談戰場上的真相。
當戰爭結束後,她們試圖返回一般生活,卻發現被人以奇特眼光注目,因為她們是女人,不會是英雄,甚至可能是蕩婦。她們口中傳述的戰爭不被認可,她們被教導只能說出男性視角的戰爭面貌。在作者訪談過程中,曾有為女性透露前一晚她的丈夫還在「教導」她如何講述戰場上的故事。這本書的出現,她們的聲音終於可以揭開被遺忘的過去,那些黑暗面重創了蘇聯人的心靈,他們從小熟悉的「我們是勝利者」的定論,在這些殘酷真相面前無立錐之地。
透過戰爭我們看見人性
書寫的內容跨越1917年到今日,如同啟示錄般的文學,用多種聲音篇貼出時代全景,精確描寫人性與社會。不只是記錄事件和事實,也是記錄人類情感的歷史。我們因此了解在事件中,人們如何思考、理解、記憶,他們相信與否,他們面對哪些希望與恐懼。亞歷塞維奇說:假如我們不去記錄,在數十年後我們會很快地忘卻,或是拒絕面對。或許我們從來不明白何謂戰爭的真實,那不是英雄主義、家國光榮,或用戰爭換取和平所能掩蓋的,唯有透過如此貼近真實的文字,才能讓我們體悟戰爭的殘酷。今日在世界各地仍舊不時發生戰爭與恐攻,處於和平地帶的我們,唯有直視這些苦難,才能面對與理解,或許才能再次喚醒人性的良知,與了解生處和平地區的我們何等幸運。
作者簡介: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Алексиевич С. А.
1948年生,記者出身。父親是白俄羅斯人,母親是烏克蘭人。201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因為作品在國內被禁,電話被竊聽,被禁止參加任何公開活動,因此她2000年離開家鄉,受國際避難城市聯盟協助流亡歐洲其他國家。
其作品以新文體寫成,此為諾貝爾文學獎從未出現過的體裁。這樣的寫作技巧,來自俄國口述傳統。讓世人得以看見映射眾多情感的世界,透過拼貼許多聲音,使作品介於報導文學與散文之間,是一種記錄真相的文獻文學。
她每部作品都花費數年書寫,訪問數百人,對象跨越數個世代,從1917年到今天。可說是關於蘇維埃靈魂的長篇史詩。其描繪的人性拼圖和提出的問題,使其作品不僅是關乎蘇聯而是甚至於全體人類。
除了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與1999年赫爾得獎,其作品獲獎無數,《戰爭中沒有女人的臉孔:二戰中女性的聲音》獲得2011波蘭安格魯斯中歐文學獎、2011波蘭理查德‧卡布辛斯基獎報導文學類。《車諾比的悲鳴》獲得2005全美書評人協會獎、1996瑞典筆會圖霍爾斯基獎。《二手時間:最後的蘇維埃》獲得2013法國文學界四大獎──法國梅迪奇獎散文類、2013德國藝文界最高榮譽──德國書商和平獎。
相關著作
《我還是想你,媽媽:101個失去童年的孩子(諾貝爾文學獎作品,限量燙金簽名版)》
譯者簡介:
呂寧思
1955年生於瀋陽,現為香港鳳凰衛視資訊台執行總編輯、副台長,南京大學客座教授、西華大學客座教授。為復旦大學歷史系學士、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文學碩士、澳洲雪梨大學亞洲研究博士。曾擔任記者、節目主持人。三十年前翻譯過本書,因緣際會之下,數年後再次根據2013年俄語最新修訂版重新翻譯。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作者歷年獲獎紀錄:
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
2013年,德國書商和平獎
2013年,法國梅迪奇獎散文類
2011年,波蘭安格魯斯中東歐文學獎
2011年,波蘭卡普欽斯基報導文學獎
2007年,荷蘭國際筆會言論自由獎
2006年,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
2002年,義大利Sandro Onofri文學獎
2001年,德國雷馬克和平獎
2000年,德國年度最佳廣播劇獎
1999年,法國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世界見證獎
1999年,德國Alfred Toepfer基金會赫爾德獎
1998年,德國年度最佳政治書籍獎
1998年,德國萊比錫歐洲圖書獎
1998年,俄羅斯防衛公開性基金會年度最真誠人物獎
1997年,俄羅斯凱旋獎
1997年,俄羅斯西尼亞夫斯基文學榮譽與尊嚴獎
1996年,瑞典國際筆會瑞典分會圖霍爾斯基獎
1986年,蘇聯列寧共青團獎
1985年,蘇聯費定文學獎
1985年,蘇聯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文學獎
名人推薦:
◎政大斯拉夫語系劉心華教授總導讀
◎台大外文系退休教授歐茵西專文導讀
◎感動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王文靜/商周集團執行長
王聰威/小說家
王薇君/中華民國兒童權益促進協會理事長
冬陽/小說書評人
吳玉山/中研院院士、中研院政治所特聘研究員
吳維寧/以色列自由作家
何飛鵬/城邦出版集團 首席執行長
李彥龍/中山女高歷史教師
東年/小說家
南方朔/文化評論人
郝譽翔/台北教育大學語創系教授、作家
陳仁姮/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歷史學博士、交通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陳文茜/文茜的世界周報主持人
陳宜倩/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婦女新知基金會監事
陳明莉/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陳昭珍/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兼教務長
陳祺勳/個人意見部落格格主
陳樂融/作家、主持人
陳穎青/資深出版人
郭強生/作家、教授
張正/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
張翠容/香港新聞工作者
張鐵志/文化與政治評論作家
莊德仁/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博士,建國中學歷史教師
馮喬蘭/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游美惠/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黃益中/熱血公民教師、《思辨》作者
葉大華/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
詹宏志/作家、網路家庭董事長
蔡詩萍/台北之音台長、POP Radio節目主持人
蔡英文/中研院研究員
蔡康永/主持人、作家
歐茵西/台灣大學外文系退休教授、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系兼任教授
劉心華/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系教授
蕭道中/輔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賴盈銓/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薛化元/政治大學台史所教授
蘇淑燕/淡江大學俄文系系主任
◎好評再三
我第一次知道白俄羅斯記者作家亞歷塞維奇,乃因她得了二○一五年諾貝爾文學獎。那年,我很快找到她唯一的在台中譯本著作《車諾比的悲鳴》,訪談文字,鏤刻了車諾比核災此恨綿綿的後遺症。我被感動了,記者可以做的事,真的很多。
終於她的四本記者眼光下的「文獻文學」作品,可以一次呈現於台灣讀者的面前了,我對台灣出版界的誠意,尤其感謝。
所有的文字敘述,都有「經驗層次」與「剪裁選擇」的交錯,既是紀實也是創作。亞歷塞維奇讓世人看到了記者的良心,看到了寫作的能量,她在媒體日漸商業化、庸俗化的年代,點起一盞溫暖的燈!
──蔡詩萍/台北之音台長、POP Radio節目主持人
媒體推薦:
她的書具有危險的力量,記錄著二十世紀的暴力、愚蠢與殘酷,毫無冷場。
──德國國家廣播電台
亞歷塞維奇為歷史中的灰色地帶舉起一盞明燈。
──瑞典赫爾辛伯格日報
那有如複調音樂般的作品,為當代世人的苦難與勇氣樹立了一座紀念碑。
──二〇一五諾貝爾文學獎
得獎紀錄:作者歷年獲獎紀錄:
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
2013年,德國書商和平獎
2013年,法國梅迪奇獎散文類
2011年,波蘭安格魯斯中東歐文學獎
2011年,波蘭卡普欽斯基報導文學獎
2007年,荷蘭國際筆會言論自由獎
2006年,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
2002年,義大利Sandro Onofri文學獎
2001年,德國雷馬克和平獎
2000年,德國年度最佳廣播劇獎
1999年,法國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世界見證獎
1999年,德國Alfred Toepfer基金會赫爾德獎
1998年,德國年度最佳政治書籍獎
1998年,德國萊比錫歐洲圖書獎
1998年,俄羅斯防衛公開性基金會年...
章節試閱
我不想去回憶
這是一幢坐落在明斯克近郊的三層舊樓房,是戰後迅速出現的建築群之一,周圍早已長滿了優雅的茉莉花。從這幢房子開始的尋訪持續了七年,那是驚愕不斷又肝腸寸斷的七年,是為我自己打開戰爭世界的七年,那是一個我們要畢生去思索和解密的世界。
我體驗痛苦,品味仇恨,經歷誘惑,既有溫情又有困惑......我試圖理解死亡與殺人之間的區別何在,人性與獸性之間的界限何在。人怎麼能與如此瘋狂的想法共存:他們竟然有權去殺死同類?而且是理直氣壯地殺戮!我發現,除死亡之外,在戰爭中還有很多其他的事物,我們平常生活中的一切,在戰場上也都有。戰爭,也是一種生活。我和無數的人性真相發生激烈碰撞,疑團重重。我又開始冥思苦想那些早就存在、卻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比如我們為何對於惡行毫不奇
怪?莫非我們內心本來就缺乏對惡行的驚恐嗎?
長路漫漫,跋涉無盡頭。我走遍了全國各地,幾十趟旅行,數百盒錄音帶,幾千公尺長的磁帶。採訪了五百多次,接下去我就不再計算了。那些面孔逐漸從我的記憶中離去,留下的只是聲音。在我的腦海裡,那是一種和聲,是無數人參與的大合唱,有時幾乎聽不見歌詞,只聽見哭聲。我承認自己經常會猶豫,不知道這條路我能否撐得下去,能否披荊斬棘,但我還是要走到底。有那麼一些時候確實出現了疑慮和恐懼,想停下來或者打退堂鼓,但是我已經無路可退。我已經被憤怒牢牢抓住了,望著那無盡的深淵,就想一探究竟。現在我似乎已經悟出了某些道理,可是愈悟出道理,問題就變得愈多,答案則更顯不足。在踏上這條征途之初,我沒有料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
把我吸引到這兒來的,是出現在報紙一角的小新聞,內容提到不久前在明斯克的一間汽車工廠裡,人們歡送了已屆退休之齡的主任會計瑪麗亞.伊萬諾夫娜.莫羅卓娃。報上說,她在戰爭中曾當過狙擊手,十一次榮獲戰鬥獎章,狙擊紀錄是擊斃了七十五名敵軍。就一般人的想像,很難把這個婦女的軍人身分與她在和平時期的工作聯想在一起。看報紙上的照片,只是一名普通相貌的婦人,誰也想不到她曾經是個槍手。
這是一個瘦小的女人,像少女一樣把長辮子楚楚動人地盤在頭頂上。她坐在大圈椅裡,雙手捂住臉孔,說道:「不,不!我不想再回憶起那個時候,我做不到......到現在我還沒辦法看戰爭片。那時我還是個小女孩,一邊做夢一邊長大,一邊長大一邊做夢。但就在我做夢的年齡,戰爭爆發了。我甚至有些不忍心講給你聽......我知道我要講些什麼......你真的想知道這些嗎?我就像對女兒一樣問你......」
接著她又驚訝地問我:「幹嘛來找我?你可以去跟我丈夫談,他最喜歡說起往事了。指揮員叫什麼名字,將軍叫什麼名字,部隊的號碼是多少,他全記得。但我不行,我只記得我自己的事,記得我自己的戰爭。雖然生活在人群裡,但總是形單影隻,因為在死亡面前,人永遠是孤獨的。我能記住的就是那種陰森恐怖的孤獨感。」
她請求把錄音機拿開:「我得看著你的眼睛才能說,這玩意兒會妨礙我的。」
可是沒過多久,她就把錄音機的事給忘了......
以下摘錄自瑪麗亞.伊萬諾夫娜.莫羅卓娃(上等兵,狙擊手)口述。
「我的故事很簡單,一個普通俄羅斯姑娘的平凡故事,當時這樣的女孩很多。
我的故鄉在狄雅柯夫村,位於現在莫斯科的普羅列塔爾區。戰爭爆發時,我還不滿十八歲,辮子很長很長,都到了膝蓋。沒有人相信戰爭會打這麼久,人人都在盼望戰爭快點結束,馬上就能把敵人打跑。我進了集體農莊,然後修完了會計課程,開始工作。然而,戰爭還在持續著......
我的閨密都在議論:『我們應該上前線去。』空氣中已經瀰漫著火藥味,我們先報名參加了兵役委員會的訓練班,可能和誰搭檔都不知道。我們在訓練班裡學會了實彈射擊和投擲手榴彈。起初,槍拿在手上都覺得害怕,渾身不自在,無法想像自己會開槍殺人,只是簡單地想上前線而已。在四十人組成的班級裡,我們村子有四個女孩,都是好朋友,而鄰村有五個女孩,每個村幾乎都有一些人進來訓練營,而且清一色是女孩,男人們凡是能上前線的都已經去了。有時傳令兵會在深更半夜突然到來,讓我們去野外集訓兩個小時,甚至我們在田裡工作時就被叫去訓練(她沉默了一會兒)。我現在不記得我們是不是有跳過舞,就算開過舞會,也是女孩和女孩跳,村子裡已經沒有半個小伙子了。整個村子一片死寂。
不久,共產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共青團)中央號召青年挺身保衛祖國,因為德軍已經逼到莫斯科城下。怎麼能讓希特勒奪取莫斯科?我們不放行!不光是我,所有的女孩都表示了上前線的願望。我父親已經打仗去了。本來我們還以為,只有我們這樣的人才會積極要求上戰場,我們與眾不同......可是等我們到了兵役委員會時,看到已經有很多女孩在那兒了。我喘著粗氣,心咚咚跳得厲害,都快要噴火了。挑選非常嚴格。首先,必須得有健康強壯的身體。我擔心他們不要我,因為我小時候常常生病,用媽媽的話說,小身子骨很弱,所以其他孩子經常欺負我這個小不點。其次,如果想參軍的女孩是獨生女,也會被刷掉,因為不能把母親一個人留在大後方。可憐天下父母心,我們的媽媽也是淚眼汪汪地又罵又哀求我們不要來報名。幸虧我還有兩個妹妹和兩個弟弟,雖然年紀都比我小得多,但論條件,我是符合了。
最後還有一樁麻煩事:集體農莊的主席不放我們走,因為如果我們全都離開了,田裡的工作就沒人做了。總之,我們一起到了共青團區委,在那兒碰了一鼻子灰。於是,我們以本地區代表團的身分去找州團委,大家群情激昂、熱血澎湃,結果還是被送回家。後來我們決定,既然我們人在莫斯科,乾脆就到共青團中央黨部,直接去找第一書記,使命必達!那麼,我們當中派誰去報告?誰有這個勇氣?後來我們想,索性大夥兒一起去吧。可是,我們連中央黨部的走廊都擠不進去,更別說見到書記了。從全國各地來的青年都聚集在了這裡,很多人還是從敵軍占領區突圍出來的,想要為死難親人報仇。全蘇聯各區都有人來......簡單來說,那時我們看到眼前人山人海的情景,頓時不知所措了。
等到了晚上,我們總算見到了書記。他問我們:『你們連槍都不會拿,就想上前線了?』我們異口同聲回答:『我們已經學會了。』『在哪兒學的?學得怎麼樣?你們會包紮嗎?』『您知道,就是在兵役委員會舉辦的訓練營,地區醫院的醫生也教過我們包紮。』這下子書記不再說話,也不再小看我們了。我們手裡還有張王牌:『不僅是我們這幾個人,還有四十多個人在家鄉等著呢,她們全都會射擊,也具備急救知識。』書記聽了就對我們說:『回去等著吧,你們的問題會妥善解決的。』我們回村子時,簡直快興奮死了,我永遠都忘不掉那個時候......沒錯。過了整整兩天,通知書送到了我們手裡。
我們去兵役委員會報到,從一個門被帶進另一個門。我原來留著一條漂亮又驕傲的長辮子,但等我走出兵役委員會時,辮子已經不在了,我剪了一個女兵頭,原來的裙裝也被收走了。當時我來不及把裙子、辮子交給媽媽,我想她一定很希望留在身邊。我們當場換上了套頭軍服,戴上了船形帽,領到了後背包,然後被送上了運貨列車—載運稻草的列車,新割的稻草還散發著田野的清香。
貨車裡滿溢著快樂。真不幸,我們竟然還互相鬥嘴取樂,我記得當時很多人都在哈哈大笑。火車載著我們朝哪兒去呢?不知道,我們也不在乎。只要是上前線就行了。大家都在為祖國打仗,我們也要加入。我們抵達了謝爾柯沃車站,離此不遠處有一所女子射擊培訓學校。聽到我們要被訓練成狙擊手,大家都樂壞了,這可是正經事,我們要開槍了。
學習開始了,各種勤務及法規我們都得絕對服從:警衛、紀律、偽裝、化學防護等等。每個女孩都很努力,我們不僅學會了閉著眼睛填裝及拆除狙擊槍,還有確定風速、瞄準移動目標、測定距離、挖掘掩體、匍匐前進等等技術也全掌握了,一心只想著快點上前線,向敵人開火。在結業考核時,我的兵器作業和攻防戰術隊形作業都得了「全優」。我記得,最苦惱的是緊急集合,五分鐘內就必須整裝完畢。我們把長統靴按尺碼排成一、二、三、四號,好盡快穿上以免耽誤時間。在五分鐘內,我們必須穿好衣服、皮靴,並且排好隊。常發生這種情況,我們光著腳穿長統靴就去排隊,有個小丫頭險些把腳凍傷。班長發現後,訓了我們一頓,然後教我們怎樣裹包腳布。他在我們耳旁嘮嘮叨叨:『丫頭們,我什麼時候才能把你們訓練成戰士,而不是德國鬼子的活靶呢?』丫頭們,丫頭們......所有人都對我們憐香惜玉,這使我們感到很委屈,我們不需要他人的同情。難道我們不能和大家一樣,都是勇敢的戰士嗎?
太好了,我們總算上了前線,就在奧爾沙一帶。我們被分在第六十二步兵師,至今我還記得師長是波羅特金上校。他一看到我們就火大了:『這不是硬把人家不要的小丫頭塞給我嗎?你們是女子合唱團,還是舞蹈團?這是打仗的地方,不是讓你們來這裡唱歌跳舞的!戰爭很殘酷......』可是接下來他就招待我們去他那裡吃飯。我們聽見他問副官:『我們還有配茶水的甜食嗎?』我頓時心裡一陣委屈,他把我們當成什麼人啦?我們是來打仗的,但他不把我們當戰士看,卻拿我們當小丫頭看。當然,在年齡上,我們確實可以做他的女兒。『要我拿你們怎麼辦,我親愛的孩子們?他們從哪兒招來你們這些小丫頭的啊?』他就是這樣對待我們,這樣歡迎我們的。而我們認為,我們已經是戰士了,而且也已經上了戰場!
第二天,師長要求我們展現一下射擊技術和原地隱蔽的本領。我們槍打得很好,甚至比男狙擊手還強,他們從前線被召回進行兩天訓練,對於我們這些女孩居然能做他們的工作大表驚訝。他們大概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有女狙擊手。射擊表演後是原地偽裝,上校走了過來,一邊走一邊觀察草地,然後站在一個土墩上—他一點都沒發現。這時『土墩』卻在他腳底下哀求起來:
『哎喲,上校,我不行了,您太重了。』瞧,是不是很好笑!上校簡直不敢相信我們能偽裝得這麼好。於是,他說:『現在我收回原先對女孩們的評價。』但他還是很為我們擔憂,有很長一段時間都不習慣。
那是我們第一天去『狩獵』(這是狙擊手的行話),我的搭檔叫瑪莎.柯茲洛娃。我們偽裝完畢後趴了下來,我負責觀察目標,而瑪莎持槍準備。突然間瑪莎捅捅我:『開槍,開槍呀!你瞧,那不是德國人嗎?』
我對她說:『我負責偵察,你開槍吧!』
『等我們弄清楚分工,他早就跑掉了。』她說。
我還是堅持己見:『應當先想好射擊要領,瞄準好目標,哪兒是乾草棚,哪兒是白樺樹......』
『你是在學校裡解方程式嗎?我可不會解難題,我是來射擊的!』
我看出,瑪莎已經快對我發火了。
『那好,你就開槍吧,怎麼不開啊?』
我們就這樣拌起嘴來。這時對面的德國軍官正在給士兵下命令。來了一輛馬車,士兵正在接力卸著貨物。軍官說了幾句話後就消失了,而我們還在爭執。後來我發現那個軍官又露面了,如果再錯過一次機會,就有可能被他跑了。於是,當他第三次露面時—短暫的一瞬,因為他立刻會消失—我下決心要開槍了。打定主意後,突然又閃出個念頭:『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哪,雖然是敵人,但畢竟是人。』於是,我的雙手不知怎麼發起抖來,恐懼地渾身開始打寒顫(就算是現在,有時睡覺時這種感覺還會回來)。我打了成千上百次的膠合板靶子,但要朝活生生的人體開槍這是第一次,果真不容易。透過瞄準鏡,我看得一清二楚,好像他就近在眼前,但是我內心很糾結,猶豫不決。最後我總算鎮定下來,扣動了扳機。只見那名德國軍官身子晃了兩下,就倒了下去。他是否死了,我不知道。但開槍之後,我抖得更厲害了,心裡害怕極了。我真的殺人了!必須習慣這個想法。是的,簡單說,就是驚心動魄,永生難忘。
我們回到營地後,女兵排專門召開會議討論我的行為。小組長克拉瓦.伊萬諾娃對我說:
『不能憐憫他們,應該憎恨他們。』她的父親就是被法西斯殺死的。那時我們常常喜歡圍在一起唱歌,而她總是請求說:『別唱了,女孩們,等我們打垮了這幫壞蛋,那時再唱吧。』
我們沒能很快適應,用仇恨去殺人,確實不是女人應該做的工作,不是我們該做的事。所以,我們必須不斷勸說自己、說服自己。」
幾天後,瑪麗亞打電話給我,約我一起去她前線的戰友克拉芙季婭.格利戈里耶夫娜.柯洛辛娜(上士,狙擊手)的家裡。那天,我再一次聽到這樣的故事......
「我第一次開槍時怕死了,太可怕了。
我們臥倒後,我開始偵察。這時我發現有個德國兵從戰壕裡站了起來,我手指一勾,他就倒下了。結果您知道我怎樣嗎?我一個勁兒地打哆嗦,渾身發抖,幾乎都能聽到骨頭咯咯作響。我哭了。以前我是朝靶子射擊,根本不在乎,但是在這裡,我卻把一個活生生的人開槍打死了?我,殺死了某個跟我素昧平生的人,我對他一無所知,卻把他打死了。
然而,這種惶恐很快就過去了,經過是這樣的:我們開始反攻後,有一次行軍路過一個小鎮,大概是在烏克蘭。到達時,路旁有一座既像木板棚子又像房屋的建築,因為剛被大火焚燒已辨認不出來了。當時火苗漸熄,只剩下房屋架子。很多女孩都不敢靠近,但我不知怎麼就走過去了。在焦炭裡我們發現了骸骨,還有燒光了琺瑯質的五星帽徽,想必是我們的傷患或俘擄在這兒被燒死了。從那兒以後,不管殺死多少敵人,我都無動於衷了,那些燒焦的五星帽徽就像在眼前
一樣。
我從前線回來時,頭髮全白了,那時我才二十一歲,卻像個滿頭白髮的小老太太。我受過重傷,因為腦震盪,一隻耳朵聽力很差。媽媽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我相信你一定會回來的,我白天黑夜都在為你祈禱。』但我哥哥在前線陣亡了。媽媽痛哭著說:『無論是兒子或女兒,現在都一樣。不過,他到底是個男子漢,有義務保衛祖國,而你卻是個女孩子。我總在向上帝祈求:與其讓你受傷,倒不如被打死的好。我每天都要去火車站等你,有一次看到一個被燒傷破相的女兵,我渾身發抖,以為是你!後來我也一直為那個可憐的女孩禱告。』
我老家在車利亞賓斯克州,附近有各種金屬採礦場。不知為何總是在夜裡點燃炸藥,只要爆破聲響,我總是馬上就從床上跳起來,抓起外套就往外跑。這時媽媽會就把我拽住,緊緊摟在懷裡,像哄小孩一樣地哄我:『睡吧睡吧。戰爭已經結束了,你已經在家裡了。』媽媽的聲音讓我恢復意識,『我是你媽媽呀,是媽媽。』她輕聲細語地哄我,生怕大聲會嚇著我。」
屋子裡暖融融的,克拉芙季婭裹著一條厚羊毛毯,卻還是渾身發冷的樣子。她繼續說道:
「我們很快就成了戰士......您知道,那時候沒有什麼時間多想。
有一回,我們的偵察員抓到一名德國軍官,他說有件事他很疑惑:『在他的陣營裡有好多士兵被射殺,而且都是打在腦門上,還幾乎都是同一個部位。』他說,普通射擊手不可能專打腦袋,而且那麼準確。『請你們告訴我,』他請求道,『這位打死我這麼多士兵的射擊手是哪一個?我補充了大量士兵,但每天還是會損失十來個人。』我們團長對他說:『很遺憾,我不能指給你看,那是一名年輕的女狙擊手,已經犧牲了。』她就是薩莎.施利亞霍娃,是在單獨執行狙擊任務時犧牲的。讓她遭殃的,是一條紅圍巾。她非常喜歡那條紅圍巾,但紅圍巾在雪地裡太顯眼,結果暴露了偽裝。當這名德國軍官聽到答案是一名女孩時,震驚到說不出話來,他似乎一直認為那個狙擊手應該大有來頭。當我們把他押送到莫斯科之前,對他進行最後一次審問,他承認:『我從來沒和女人打過仗,我們的宣傳總是說紅軍裡頭沒有女兵,只有陰陽人。』他看來百思不得其解,我永遠忘不掉他當時的神色。
我們出任務時是兩個人一組,從早到晚埋伏在作戰位置上一動不動,眼睛痠痛流淚,手臂發麻,就連身體也由於緊張而失去知覺,真是難受極了。春天尤其難熬,雪就在你身體下面融化,整天就泡在水裡。感覺就像在游泳,但又經常被凍結在地面上。天剛破曉,我們就得出發,直到夜幕降臨才從前線回來。我們通常臥在雪地裡或爬到樹梢上,或是蹲在棚子裡或趴在毀壞的屋頂上,一連十二個鐘頭,甚至更長的時間。我們會偽裝好,不讓敵人發現我們的偵察位置。我們選定的監視點會儘量靠近敵人,與德軍塹壕的距離通常只有七百至八百公尺,近到五百多公尺的機會也不少。在寧靜的清晨,我們甚至能聽到他們的說笑聲。
我不知道當時為什麼一點都不害怕,直到現在也想不通。
我們開始反攻後,推進速度非常快。我們每個人都已筋疲力盡,後勤又跟不上來,幾乎是彈盡糧絕,連炊事車都被砲彈炸了個稀爛。一連三天,我們只吃硬掉的麵包乾,大家舌頭都磨破了,再也嚼不動那玩意兒了。我的搭檔死了後,我又帶上一個新兵到前線去。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在中間地帶跑來了一匹漂亮的小公馬,尾巴特別柔軟,悠然地到處遛達,就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連戰爭也不存在一樣。我們聽到德國人嚷了起來,他們也發現到牠了。我們這邊的戰士也吵個不停:
『牠要逃走了,能用牠煮一鍋馬肉湯就好了。』
『這麼遠的距離,衝鋒槍應該打不著吧?』
大家紛紛看著我們:
『狙擊手過來了,請她們開槍吧。女孩們,快開槍吧!』
我還來不及細想,就習慣性先瞄準後開槍。小馬腿一軟,橫倒下來,我似乎聽到牠在細聲細氣地嘶鳴,也許是幻聽,但我感覺到了。
事後我才想:『我為什麼這樣做?這麼漂亮可愛的一匹小馬,而我卻把牠殺了,要拿牠來熬湯!』當時,我聽到身後有人在哭,回頭一看,是那個新兵女娃。
『你怎麼啦?』我問她。
『好可憐,那匹小馬。』她眼裡噙滿了淚水。
『好一副柔軟心腸!但我們已經餓三天了。你會可憐這匹馬,是因為你還沒有親手埋葬過自己的戰友。你去試試吧,全副武裝一天趕三十公里的路,而且還是餓著肚子,那是啥滋味?首先要趕走德國鬼子,其次是我們也得活下去。我們會心軟,但不是現在,那是以後的事。』
說完話,我又轉過身看著那幫男兵,他們剛才還在慫恿我,大喊大叫地求我開槍,而現在才過了幾分鐘,就不再多看我一眼了,就像從來沒發現我似的,每個人都在埋頭做自己的事:抽菸、挖戰壕,也有人在磨利著什麼東西。至於我會怎樣,他們才不管呢,哪怕我坐在地上大哭。
在他們眼裡,我就像個屠夫,動刀動槍殺生是稀鬆平常的事!但事實上,我從小就喜歡各種小動物,上小學時,家裡人把生病的母牛宰了,我還為此哭了兩天。但是今天,我一言不發地『砰』一槍就殺了一匹孤苦伶仃的小馬,那是我兩年多來見過的第一匹小馬。
晚飯送來了。炊事員對我說:『嘿,你這個狙擊手真棒!今天菜裡見葷啦!』他們把飯盒留下就走了。我們幾個女孩坐在那兒,碰都沒碰一下飯盒。我明白是怎麼回事,噙著眼淚走出掩蔽部。女孩們跟著我出來,異口同聲地安慰我。然後很快地,她們就拿走各自的飯盒,吃了起來。這是怎麼回事,我永遠忘不掉那一晚。
每天晚上,我們照例都要聊聊天。聊些什麼?當然是聊家庭、聊自己的媽媽,還有聊在前線作戰的父親和兄弟。我們還會暢談戰後要做什麼工作,談我們會嫁給什麼樣的人,丈夫是否會愛我們,等等。我們連長還故意逗我們說:『女孩們,誰都會覺得你們很可愛。但是打完仗,可能沒人敢要你們喔。你們槍打得那麼準,要是摔盤子準會摔中人家的腦門,還不把丈夫的命給要了!』
我和丈夫是在戰爭期間認識的,同在一個軍團裡。他受過兩次槍傷、一次震傷,但仍然堅持到打完仗,後來又在部隊待了一輩子。因此,我根本不用跟他解釋什麼是戰爭,我的脾氣他也完全有數。如果我大著嗓門說話,他或是不在意或是默不作聲。我也學會對他寬容。我們養大了兩個孩子,一對兒女,供他們讀完大學。
要再對你說些什麼呢?嗯,我復員後回到了莫斯科,從莫斯科回到自己家要搭車,走路有幾公里遠。現在通了地鐵,但當時還是一大片的櫻桃園和窪谷。當時有一道很寬的深溝,要回家我必須穿越過去。那天等我好不容易趕到時,天已經黑了,我不敢摸黑走過這條深溝,只能一籌莫展的站在溝邊上,心裡想著:『我是走回去車站等天亮再說,還是鼓起勇氣穿越過去?』現在想想,覺得真是好笑,死人、飄著各種氣味、觸目驚心的景象都在可怕的前線碰過了,如今一條深溝還有什麼好怕的?至今我還記得屍體味和菸草混合在一起的那種氣味,但說到底,我畢竟還是一個女孩子。
我還記得當我們從德國返回家園時,在列車上,不知誰的旅行袋裡竄出了一隻老鼠,一下子全車廂的女孩都嚇得亂了套,連睡上鋪的人都倒栽了下來。同行的大尉驚訝地說:『你們個個都得過戰鬥勳章,居然還會怕小耗子。』
回過頭來說,那晚算我走運,剛好有一輛運貨卡車開了過來。我想,這下子有車可以搭了。
汽車停住了。
『我要去狄雅柯夫村。』我大聲說。
『我正好也要去狄雅柯夫村。』車上的年輕人打開車門。
我鑽進駕駛室,他把我的皮箱拎到車上,又上路了。他瞧著我的裝束和獎章,問道:『你殺了幾個德國人?』
我告訴他:『七十五個。』
他嘿嘿一笑:『吹牛!恐怕你連一個德國人都沒有見過吧?』
我突然認出了這個小伙子是誰。
『柯爾卡.契紹夫?真的是你嗎?你還記不記得,我給你繫過紅領巾?』
戰前我在母校當過一段時間的少年先鋒隊(以下簡稱少先隊)輔導員。
『你是—克拉芙季婭?』
『是的。』
『真的?』他停下了汽車。
『快送我回家吧,幹嘛在半路上停車?』我眼裡含淚,他也是這樣。多麼意外的相逢啊!
到了村子裡,他提著我的箱子跑進我家,手舞足蹈地對我媽說:
『快,我把您女兒送回家啦!』
此情此景,怎麼會忘記呢?
我回到家,一切都得從頭開始學習。先要學會穿便鞋走路,我們在前線已穿了三年長統靴。
我們還習慣紮腰帶,筆挺站著,而現在的衣服卻像袋子似的套在身上,感到很不自在。我呆呆地看著洋裝和裙子,對此感到陌生,在前線我們都是穿著長褲,晚上把長褲洗乾淨後壓在自己身下睡覺,我們把這叫做『熨褲子』。其實,褲子常常無法乾透,穿上後碰到嚴寒的天氣,會立刻凍出一層冰殼。現在回到家,穿裙子出門是個大問題,感覺雙腳都邁不開。雖然已經穿上老百姓的便裝,但路上碰到軍官時,還是不由自主地會舉手敬禮。我們也吃慣了軍隊裡由國家提供的伙食,回來後要自己買麵包吃覺得很不習慣,而且還要按規定的份量去買,有時甚至忘了付錢。幸好女店員認識我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她也不好意思當面提醒,等我們第二天想起來時再去道歉、付錢,再額外買上一些用品。我們這些上戰場的女孩,要重新學習過所有的日常生活,找回平民生活的記憶,開始正常過日子。要跟誰學?鄰里街坊,當然還有媽媽。
戰爭打了幾年?四年嗎?這麼久......鳥兒、花兒,我全不記得了。這些自然景物當然還在,只是我的眼裡看不見。事情就是這樣奇怪,是吧?所以哪有彩色的戰爭片?戰場上的一切都是黑白的。要說有另一種顏色,就是紅色,那是鮮血的顏色。
太概在七、八年前吧,我們剛剛找到戰友瑪申卡.阿爾希莫娃。戰爭時,有位砲兵連長受了傷,她爬過去救他,一顆砲彈就在她前面爆炸開來,連長當場死亡,她的兩條腿也被彈片削掉了。當時她真是受盡折磨,我們為她包紮,竭盡所能地救她。等我們用擔架把她送到衛生營時,她卻向我們哀求:『女孩們,朝我開一槍吧。我不想這個樣子活下去。』她一直苦苦哀求我們。
後來,她被送往大後方的醫院後,我們又繼續挺進,等我們回來找她時,她已經音訊全無了。我們誰都不知道她在哪裡,情況如何。許多年過去了,無論往哪兒寫信詢問,都沒有回音。後來還是莫斯科七十三中的同學幫了我們一把,在遙遠的阿勒泰一個殘疾療養院裡找到了她,當時已經是戰後三十年了。這些年她輾轉於各地的療養院,動過幾十次手術,她躲著所有人,連親生母親都瞞著,不讓她知道女兒還活著......我們接她出來參加聚會,大家都哭成一片。我們後來又安排她與母親見了面,這是她們母女三十多年後的重逢。她媽媽差點就瘋了:『多麼幸運,我的心差點沒痛碎了。』瑪申卡反覆地說:『現在我再也不怕見人了,我已經老了。』是啊,這也是一場戰爭吧!
我還記得我在夜裡坐在掩體中,徹夜不眠,外面砲聲隆隆,是我們的砲兵在射擊。勝利在望,沒有人願意在這時喪命。我曾經宣過誓,軍人的誓言,如果需要我會獻出自己的生命,但現在我不這樣想了。從戰場上活著回來的人,靈魂都已遍體鱗傷。現在我常常想的是,傷了四肢、傷了身子都無所謂,但傷了心靈,那就會跟你一輩子了。我們離家從軍時,都是還不脫稚氣的少女,一群小毛丫頭,我們是在戰火中長大成人的。媽媽幫我量了身高,我在砲聲隆隆的戰場上長高了十公分......」
採訪完後,我跟她告別時,她笨拙地伸出滾燙的雙手,擁抱了我,又說了聲:「對不起。」
我不想去回憶
這是一幢坐落在明斯克近郊的三層舊樓房,是戰後迅速出現的建築群之一,周圍早已長滿了優雅的茉莉花。從這幢房子開始的尋訪持續了七年,那是驚愕不斷又肝腸寸斷的七年,是為我自己打開戰爭世界的七年,那是一個我們要畢生去思索和解密的世界。
我體驗痛苦,品味仇恨,經歷誘惑,既有溫情又有困惑......我試圖理解死亡與殺人之間的區別何在,人性與獸性之間的界限何在。人怎麼能與如此瘋狂的想法共存:他們竟然有權去殺死同類?而且是理直氣壯地殺戮!我發現,除死亡之外,在戰爭中還有很多其他的事物,我們平常生活中的一...
推薦序
■導讀 苦難與英勇的紀念碑
歐茵西/台大外文系退休教授
二○一五年十月八日,瑞典諾貝爾基金會宣布,當屆諾貝爾文學獎頒予白俄羅斯女作家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ksandrovna Aleksjeevitch,一九四八∼),稱許她豐富多元的書寫為當代世人的苦難和英勇豎立了紀念碑。她是第六位獲此殊榮的俄文作家。其他五位:一九三三年布寧、一九五八年巴斯特納克、一九六五年索洛霍夫、一九七○年索忍尼辛、一九八七年布洛茨基,僅《靜靜的頓河》作者索洛霍夫獲蘇聯官方認可,餘皆作品遭禁,或被迫流亡國外。亞歷塞維奇的
經驗相似,曾一再受阻於惡意審查。二○○○至二○一一年,移居西歐、北歐,獲英、美、法、德等地多項文學獎,西方讀者對她並不陌生。台灣因距離遙遠,一般對白俄羅斯所知有限。為便利讀者諸君瞭解本書意涵及作者思維,謹就若干背景略作補充。
白俄羅斯南方為烏克蘭,西鄰波蘭,西北與立陶宛、拉脫維亞接壤,北部、東部連俄羅斯,長期與俄羅斯歷史、政治關係密切。白俄羅斯語、俄語皆官方語言,俄語使用率較高。俄共革命後,一九二二年併入蘇聯,為加盟共和國。一九二九年起,實施農業集體化(即集體農場或稱集體農莊)。一九三九年九月,納粹德軍入侵波蘭,二次大戰爆發。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軍佔領白俄羅斯,向列寧格勒(今彼得堡)、莫斯科推進。一九八六年烏克蘭車諾比核爆,微塵百分
之七十散落白俄羅斯土地上。戈巴契夫時期(一九八五∼一九九一)政治改革,文化開放,亞歷塞維奇作品獲准出版,本書俄文版銷售逾兩百萬冊。一九九一年八月獨立,改名白俄羅斯共和國。十二月,蘇聯解體,與俄羅斯、烏克蘭聯合為獨立國協。一九九四年,忠於俄羅斯的魯卡申科(A.G.Lukashenko,一九六四∼)當選白俄羅斯共和國第一任總統,至二○一五年十月數度連任,迄今在位。
本書末附錄作者〈創作筆記〉,從一九七八年說起:「我在寫一本關於戰爭的書……」為什麼要寫?難道戰爭故事、戰爭電影還不夠多?死亡的描述還不夠驚人?「童年時期,在學校、家庭,在婚禮、洗禮、葬禮上,我便被長輩回顧戰爭的驚恐與憂傷包圍,死亡的問題在我腦際盤旋不去,從此沒有停止對它的思考。」亞歷塞維奇體認,死亡是生命最深刻、最根本的奧秘。書寫戰爭應有更寬闊的視野,不能只敘述戰事,唯有努力探索生與死的真相,才可能對世人有益。「我不寫戰爭,寫戰爭中的人。不寫戰爭史,寫戰爭中的感情和心靈。」有關戰爭的一切,一向來自男人之口,上過前線的女人何以緘默不語? 女人能看見男人看不到的東西,有自己的思想和語言,為什麼不能訴說自己的生活,表達自己的感情?所以亞歷塞維奇決定寫這場戰事,但要出自女性的角度,寫女人的故事。
完成一本書,亞歷塞維奇通常需要三至四年。為此書,整整兩年,她閱讀資料,跋涉全國各地,尋訪數百名從戰線歸來,如今(四十年後!)垂垂老矣的女人。數百卷錄音帶,收錄她們的血淚回憶。當年她們十五至三十歲,原是青春少女、普普通通的女人,平平凡凡地活著。情勢驟變,火車載走了她們,留下年幼弟妹和高齡父母。這些女人緊急受訓,學習裝拆狙擊槍、實彈射擊、投擲手榴彈、挖掘掩蔽體......,成為軍中各種專業人員:通信兵、狙擊手、工兵、步兵、護士、醫生、機槍手、偵察員、調度員、司機、飛行員、解碼員、高射機槍手、衝鋒槍手、裝甲車鉗工、偵查員、游擊隊員、 火車司機、掃雷員......。她們剪去長髮,取下耳環,穿上男性衣褲(包括男人內褲),蓬頭垢面,所有女人都失去了女性氣息,都男性化了。
春天,打完靶回營房路上,女兵摘下一束紫羅蘭,紮在槍桿上,遭營長大聲訓斥:
「妳是軍人,不是採花女!」傷兵越來越多,到處是死人,只能在樹林裡草草挖個坑,屍體放入坑裏,覆上泥土,沒有棺材,沒有儀式。戰爭是無時無刻都在埋葬死人。冬天,一批凍僵的德兵俘虜走過,其中一名士兵,一個年輕小男生,臉上淚水凍結成冰。「我推著板車和麵包去食堂。他的眼睛離不開我的推車……我拿出麵包,掰了一片遞給他。他拿在手中,不敢相信……。當時我的心裡是幸福的,為自己的不仇恨而幸福,也為自己的行為驚訝。」
這些女人常需背負傷兵,武器裝備當然不可丟失,重量超過自己體重一倍以上。「我穿著男人褲,戴著男人帽,用膝蓋跪著爬行,身上背著傷兵,不敢想還有可能直立行走。那年我十七歲,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十八歲。」 也常急行軍二三十公里,或深夜一個人在墳場上站崗。搶救傷兵時,有人自己嚇暈過去。進行截肢手術時,傷者用盡俄語所有罵人的話,照護者身上濺滿血跡。那幾年,前線女兵做牛做馬做男人。生理機能異變,視力衰退,關節腫脹,腎下垂,內臟
移位,沒有月信,戰後發現,失去了生育能力。
德軍占領白俄羅斯初期,解散集體農場,分給民眾土地,人們付地租,為脫離史達林體制高興。不久,德方便將佔領區視同殖民地,強暴、虐待、殘殺,不遺餘力。還燒毀房舍,帶走牲畜,許多村莊完全被毀。居民對德軍從擁護轉為仇恨,許多人進入森林,參加游擊隊。「草叢和樹葉上的露珠那麼晶瑩剔透,清澈明亮。大自然與人類社會的反差那麼鮮明。……我和媽媽學機床車工,十二小時站在機器旁,忍饑挨餓,只有一個念頭:上前線去。」「爸爸陣亡,哥哥也犧
牲了。死或不死,對我已沒有什麼意義。」「我不是女英雄,不想死。我怕黑、怕開槍,怕進入叢林,怕野獸。無法想像遇上狼或野豬,該怎麼辦? 小時候連狗都怕。在游擊隊學會使用手槍、步槍、機槍,還學會除了刀鏟以外沒有任何武器時,怎樣跟敵人搏鬥,也不再害怕黑暗和野獸了。」「兵役委員會貼出公告:需要司機。我就是司機訓練班出來的,學過六個月駕駛。訓練班有很多女生,我們組成整整一個汽車營。開車做什麼?就是每次戰鬥結束後去收屍。戰場上到處是散落的屍體,都是年紀輕輕的小夥子。有一次,發現一名少女的屍體躺在地上,所有人都沉默不語……」
一九四五年四月希特勒自殺,五月德軍投降,歐戰結束。戰後很長的時間,人們仍活在痛苦中,流不盡的淚……。「從戰場回來,我已成了另一個人,與死亡建立了一種非同尋常的、奇特的關係。」「在前線,見的死人那麼多,我們習慣了與死人為伍,在屍體旁吃飯、聊天。死去的人不在遠方,不在地下,像和平時期一樣,在我們身旁,與我們同在。」
戰場上,男人女人心中的信念首先來自對祖國之愛,相信那是偉大的東西,也相信史達林,為此英勇奮戰。然而,共產黨並不信任他們。一位受訪者說,勝利後,在前線四年的丈夫返家,只待了一夜,就被帶走。因為他曾經被俘,調查人員大聲喝斥:「你為什麼還活著?為什麼還活著?」史達林說過,軍人不能被俘,誰被俘虜,誰就是叛徒,叛徒是人民公敵。換句話說,被俘之前,必須自我了斷。她的丈夫關入了勞改營,七年之後才回來。「等了十一年。這段時間,我也被視為人民公敵,是叛徒的妻子。戰前我是教師,戰後到學校申請當清潔工,不被接受。我充滿困惑,只能沉默不語。現在我想問:我們數百萬士兵和軍官被俘,究竟是誰之過?即使今天,我仍恐懼害怕......」。書中另有多處,記述人回來了,卻立即被自己人槍斃……。
一位女兵直言:「我想保衛的是祖國,不是革命理想的叛徒史達林。」她的朋友奧克薩娜來自烏克蘭,那裡原是土壤肥沃的穀倉,卻因農業集體化導致嚴重歉收,七百萬至一千萬人死於大饑荒,史達林坐視不顧,繼續強制徵收糧食,繼續以殘酷手段整肅異己。戰爭期間,蛤蟆、老鼠都沒了,被吃掉了。奧克薩娜的村子死了一半的人,她的親人都死去,只剩她一個人活下來。奧克薩娜吃集體農莊的馬糞,「馬糞熱的放不進嘴裏,冷的才行,凍的更好,聞起來像乾草。」
俄國反猶主義亦開始甚早,沙皇時代,猶太人即備受歧視。蘇聯時期,黑海岸奧德薩的屠猶事件,烏克蘭基輔附近巴比亞山谷的大屠殺,亂葬坑裡堆積數萬屍體,都令人難以理解,不寒而慄。奧克薩娜說,她父親是歷史老師,相信總有一天,史達林會為他的罪行付出代價。父親走了,懷著憾恨。
希特勒以獨夫野心挑起戰爭,納粹的種族歧視與對猶太人的殘酷虐殺,無疑是重大惡行。亞歷塞維奇呼籲悲劇莫再重演,她的悲憫是本書重要價值,讀者不能忽略。
對俄國人而言,二十世紀世紀德蘇之戰是他們的第二次衛國戰爭,第一次衛國戰爭是一八一二年俄法之役。兩次衛國戰爭,俄國人都全民堅毅,力抗外敵,是拿破崙和希特勒徹底失敗的決定性戰事。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與亞歷塞維奇的《戰爭沒有女人的臉》前後呼應,值得世人深思。
■導讀 苦難與英勇的紀念碑
歐茵西/台大外文系退休教授
二○一五年十月八日,瑞典諾貝爾基金會宣布,當屆諾貝爾文學獎頒予白俄羅斯女作家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ksandrovna Aleksjeevitch,一九四八∼),稱許她豐富多元的書寫為當代世人的苦難和英勇豎立了紀念碑。她是第六位獲此殊榮的俄文作家。其他五位:一九三三年布寧、一九五八年巴斯特納克、一九六五年索洛霍夫、一九七○年索忍尼辛、一九八七年布洛茨基,僅《靜靜的頓河》作者索洛霍夫獲蘇聯官方認可,餘皆作品遭禁,或被迫流亡國外。亞歷塞維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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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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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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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獲得了一枚小小的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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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味和死前的驚駭
馬和鳥兒
從戰場回來後,我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我了
我現在還記得這雙眼睛
我們沒有開過槍
一雙小皮鞋和該死的小村子
凱牌特殊肥皂和警衛室
我開拖拉車,還罵髒話
當然是需要軍人,可我也還想做美麗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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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的子彈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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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炸藥的籃子和絨毛玩具
阿母和阿爸
渺小的生命和偉大的思想
媽媽,爸爸是什麼樣子的?
洗澡的寶寶和像爸爸一樣的媽媽
小紅帽和戰場上的小貓
傾聽他們的沉默
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
在戰爭最後的那幾天,殺人總是叫人噁心
犯幼稚錯誤的作文和電影喜劇
祖國、史達林和紅色印花布
突然間,非常想活下去
作者後記 寫戰爭,更是寫人
附錄
各界推薦
國際好評
總導讀
導讀
我不想去回憶
再等等吧,你們還小呢!
誓言與祈禱
恐懼和一箱糖果
戰場生活和瑣事
只有我一個人回到媽媽身邊
我們的樓裡有兩場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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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獲得了一枚小小的獎章
布娃娃和步槍
血腥味和死前的驚駭
馬和鳥兒
從戰場回來後,我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我了
我現在還記得這雙眼睛
我們沒有開過槍
一雙小皮鞋和該死的小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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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拖拉車,還罵髒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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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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