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不再很希臘 —談加蘭娜基的小說 二○○六年的臺北書展在二月間熱鬧登場，四大主題國之一是希臘。我應主辦單位之邀參加了一場活動，和當今希臘最重要的女作家加蘭娜基（Rhea Galanaki）女士對話。坦白說，我對古希臘女詩人莎菩的認識比對加蘭娜基強多了，所謂「對話」云云，實在不敢當。但希臘古典的絢燦向來是我在文學上的最愛之一，所以是時當真「不揣簡陋」，斗膽就懷著朝聖之心和加蘭娜基女士見了幾面。登臺之前，我特地問她希臘古典文學對她影響有多大。

出乎我—也絕對出乎看官您—的意料，加蘭娜基兩眼一瞪，慢應道：「一點也沒有，陌生得很。」我當場聽傻了。讀書教學，只要涉及西方文學傳統，《舊約》之外，我一定從荷馬談起。如今居然有重量級的希臘作家明白表示對自己所出一無所知，而且這位作家還以「歷史小說」著稱於歐陸！較諸我們對孔孟或對唐詩宋詞的熟稔，我難免不興希臘人「去希臘化」之快而徹底之嘆。難怪幾年前我在梵蒂岡圖書館短期研究期間，有位賽普魯斯的希臘裔學者稱讚整座羅馬城就像個大博物館一般，而我急切地問她雅典呢？「不用去了，和你們的臺北不會有太大差別的！」 回頭想想，加蘭娜基女士的反應恐怕情有可原。

從紀元前七、八世紀開始，希臘的吟遊與悲劇詩人確實在史詩中與舞臺上畫出一片璀燦的星空，我們在點點的繁星裡看到伊斯奇勒士、索福克里士和優里皮底士等人，中間還夾雜著為數眾多的哲人如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等等。即使羅馬軍興，帝國建立，亞歷山大大帝早先打下來的希臘化文化仍然是地中海文明的霸權，連遠在巴勒斯坦的猶太與基督宗教都得用希臘文釋經、寫經或譯經。羅馬人征服了希臘後，文化上卻讓希臘同化了，連後來的拜占庭帝國都還保留著遠古的榮光。話說回來，雅典文明一過，希臘民主制度便臣服在軍事暴政之下，灼亮的文明光環確實也逐漸在暗淡之中。待十五世紀鄂圖曼帝國建立，把希臘人收編為土耳其的一部分，他們和荷馬及柏拉圖等上古傳統就正式說再見，而加蘭娜基女士正是這場文化斷裂後的現代希臘人的代表。

「再見」不一定景物依舊，反有可能物不是，人也非。 十九世紀初，希臘人開始追求獨立，連英國浪漫詩宗拜倫都趕來參軍助戰。但是一八三○年獨立後的希臘再非拜倫從經典中了解的希臘：拜占庭帝國雖仍使用雅典的希臘文，不過宗教上早已轉向聖子聖父，宙斯和維娜斯都從奧林帕斯山上謫降了，取代眾神而起的乃東方教會的神學大師如奧勒根或尼薩的額我略等等。在文學上，獨立後的希臘人彷彿真的像溫家寶批評臺灣的用詞：「數典忘祖」。他們不再沉緬於過往的光輝中，力求走出一條現代希臘的道路來。

現代希臘文也不是雅典的古希臘文，而是各地蜂出的方言，歧異之大可以連鄰人都覿面難通。所幸文學上大家仍然使用此時所謂的「純正希臘文」，雖然這種語言去荷馬也遠矣。除了克里特島之外，鄂圖曼帝國幾乎消滅了希臘文學，奮而再起的詩人吟唱亡國之痛，希望恢復古希臘的輝煌。但是天不從人願，一場像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語言辯論過後，希臘人棄雅典或典雅而就通俗之語，荷馬的跫音至此正式消失。

到了一九七六年，通俗希臘文的地位宣告確立，變成尤其是詩的文學語言，當然也是加蘭娜基女士的小說用語。 其實不用等到世紀之交的加蘭娜基，在她之前，舍菲利士（George Seferis）和艾爾提斯（Odysseus Elytis）早已用新興的語體寫小說，而且摘過兩次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卡山扎契斯（Nikos Kazantzakis）的《希臘佐巴》也不僅勝過《奧勒斯提亞》，廣為現代希臘人所知，幾乎也代表臺灣人所認識的希臘現代文學。二十世紀前期以來，希臘又像極了臺灣，各地女詩人輩出，緹兒多柔（Victoria Theodorou）、玻里朵瑞（Maria Polydouri）與寶珞波珞（Angelika Paulopoulou）等人都是幸運兒。

她們躲過軍事政府統治下的層層書檢，唱出了女性的情欲與愛恨，幾乎就是現代希臘詩壇的代稱。西歐或中歐興起的浪漫主義、象徵主義或超寫實主義等現代文學思潮，也取代了《詩學》和《伊昂》等古典文論中的名篇。希臘作家一再實驗，力圖在文學上現代化。 加蘭娜基女士是十九世紀以來這股潮流的弄潮兒，尤其代表後現代思想籠罩下的文壇新風，怪不得古希臘的風華她一臉茫然，甚至有點不屑一談。希臘人曾經當過殖民主，也曾讓人殖民過。對加蘭娜基這類小說高手而言，近代殖民和因此引出的認同問題，才是文化上真正應予關懷的對象。

加蘭娜基也寫詩，但是迄今為止最為人推崇的仍為小說上的成就，《佛利克大帥的一生》（The Life of Ismail Ferik Pasha）還曾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高度的肯定。此書寫獨立運動時代的一位傳奇人物，主角確有其人。他和加蘭娜基女士一樣生於克里特島，但早年被俘，遠送埃及，並且在此長大成人。所以儘管佛利克時而也會懷念克里特老家，最後仍然同化在穆斯林的文化之下，向來也以鄂圖曼帝國的子民自居。數十年後，佛利克憑才幹榮任帝國的軍事重臣，而諷刺的是，此時克里特剛好民變頻仍，佛利克奉命得帶兵平亂。真正的故事繼之展開，故土之情和文化選擇都變成了佛立克內心對立衝突的引爆點，令他在矛盾中掙扎不已，何況還要領軍「返鄉剿匪」，甚至和自己的親人對壘。

臺北書展當時，加蘭娜基女士曾對我說，她筆下的人物既為歷史實人，筆下的傳記體小說當然就是國族的寓言，目的再明顯不過：《佛利克大帥的一生》反映的乃長期殖民之後，希臘人的民族主義和文化認同之間的糾葛。加蘭娜基用虛構再現歷史，而且細加剖陳，知性的味道甚重。小說寫到收梢，她幾乎呼應了後殖民主義大師霍米•岑巴的混血論，認為鄂圖曼帶來的文化未嘗也不可以融進希臘的歷史遺澤裡，可以形成全新的文化現象與認同的對象。 胸懷如此，《佛利克大帥的一生》看待歷史的角度自然開闊，反倒讓我回省到也曾遭人數度殖民的臺灣。臺北書展結束前，我特地請教加蘭娜基有關希臘和臺灣在殖民上的共同性，問她若拿來寫小說，是否也會有一套解決臺灣認同問題的方案。

弔詭的是，《佛利克大帥的一生》裡胸有成竹的問題，加蘭娜基女士卻以不懂臺灣史為由而婉拒不答。她當然可以不答，回頭續談希臘的癥結，但是我們身在臺灣，卻不能渾噩而無睹於「數典忘祖」和「追求主體性」這兩個怎麼也逃避不了的歷史與文化難題。希臘四千年來的傳統，或許也會是臺灣四百年來歷史困境的鏡鑑。我起先驚訝於加蘭娜基女士像高行健一樣無所懼於「數典忘祖」的詈名，後來卻不得不佩服她不賴往聖先賢的文學自信。對她這一代的希臘作家而言，力圖振作現代希臘，開創出和傳統有別的文學新途才是寫作上的康莊大道。對加蘭娜基女士再言，當下恐怕也才是歷史真正需要的安身立命處。天空是不是很希臘，很古典，我看她一點也不在意。

—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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